在讨论当代中国变革的方向时，“民主化”无疑是人们最热衷于使用的一个概念了。这里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自近代以来，民主化为各国政治发展的大趋势。没有一个国家在讨论政治发展时可以回避民主化问题，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避免民主化的压力和挑战，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其次，中国政治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民主化的需求遽然增加。从执政党内部来说，在强人政治之后，党内民主的需要早就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无论是接班人问题、官员录用、政策的决定与实施、党内的政治参与等方面都需要实行党内民主。很显然，尽管党内民主的概念已经存在多年，但政治竞争（无论是选拔还是选举）还都没有比较高水平的制度化。从中国社会来说，社会力量的崛起、利益的分化、新媒体、全球化，所有这些因素也都在大大提升社会对于民主化的要求。
从国际环境来说，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大国。除了中国，几乎所有大国要不是已经民主化了，要不就是正在民主化。中国不仅在外交上遭受着作为一个被视为是“非民主”国家的压力，而且国际社会对中国内部社会的民主影响力也越来越高。只要中国是这个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外在世界对内部的影响不可避免。
实际上，对今天的中国来说，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民主化，而是要什么样的民主化和如何民主化。总体上来说，民主政治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民主有其共同的特征，但也有其文化的特殊性。从文化角度来看，民主是一国一个模式。民主最早从西方产生，然后传播到世界各国。在这一传播过程中，民主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发生各种不同方式的转型。凡是民主能够符合一个社会的文化的，其运作显得有效。但如果不符合这个社会的文化，民主运作就会出现很多问题，甚至造成政治瘫痪。从经验上说，这一现象不难观察到，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和社会。
如何理解文化对民主的影响？因为民主是其中一种“政治”形式，我们可以从不同文化对“政治”这一概念的认知来理解。不难看到中西方对“政治”这一概念的截然不同的理解。在西方，最典型的是古希腊对“政治”的理解。在提出“政治”这一概念的亚里斯多德那里，“政治”指的就是“城邦事务”。“政治”意味着在那些有资格享受参与城邦事务权利的平等人之间的谈判、妥协和合作。应当指出的是，当时的奴隶并非是城邦人的一部分。
西方社会尽管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变革，但“分权、参与和妥协”这些民主特点以不同方式延续下来。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国王”制度是处于分权状态的，国王要和其属下的大大小小的诸侯（往往是地方大家族）作谈判和妥协。到近代，西方实现了从传统的“国王”制度，向高度中央集权的君王制度的转型。有意思的是，尽管这一转型过程也是国家权力集中的过程，但这个过程的实现则是通过分权和参与的方式来实现的。无论是国家的统一，还是对外战争，君王都需要财力。这里，商人的角色变得非常重要。“纳税人”的概念，就是始于君王向制造财富的商人的征税行为。在这一过程中，商人用经济利益向君王获取政治权利。议（国）会成为商人或者商人的代理人和君王谈判及参与政治的制度机制。商人本来就具有妥协精神，商人进入“政治”领域更强化了近代民主的妥协性精神。
也应当看到，西方民主从精英（商人）民主到现在的大众民主，有了激进的变化。总体上看，妥协精神趋向减少。精英民主意味着参与政治的人往往属于同一社会阶层（尤其是商人）。但大众民主意味着谁得到选票，谁就能参政。也就是说，参政者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参政者之间的妥协变得困难。当不能达到妥协的时候，他们往往就诉诸于民众，其实只是民众的选票。从前在西方所谓的“忠诚的反对派”，现在更多的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极其分化的社会，情况尤其严重。民主政治演变成通过选票说话，选票行使权力。但因为社会是分化的，也是可以被分化的，政治也就演变成分化的力量，而非达成妥协和共识的地方。在选票主导下，钱的份量越来越重，经济控制政治，“一人一票”演变成“一元一票”，经济力量很容易转化成为政治权力。
亚洲并不存在类似于古希腊那种谈判、参与和妥协的民主文化。当“政治”来到亚洲之后，人们不知道如何行为。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实现民主的国家，但日本人绝妙地把自己的文化，和从西方引入的民主形式结合在一起。日本保留了天皇制度，成为国家的象征。在天皇制度下实行多党政治，无论什么党，都要效忠于天皇。日本在很长历史时期里能够实行一党独大的制度，和天皇制度分不开。这种制度设计，加上日本民族的单一性，保证了日本民主的运作。日本尽管存在着选举，但西方式的政治上的妥协精神很少见。自民党长期执政，是一种内部的权力分配。现在民主党从自民党那里分离出来，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的妥协尽管不那么强大，但毕竟在发展。因此有人说，日本民主党是亚洲第一个欧洲意义上的“忠诚的反对派”。台湾、 韩国和其它所有亚洲民主，除了选举，各党派都缺少政治妥协精神。各政党直接诉诸于民众，民主变成选举政治，而非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政治。
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政治”的理解尤其特殊。在中国，什么叫“政治”？芝加哥大学教授邹谠先生（国民党元老邹鲁之子）在世时，为中国政治下过一个经典定义，即“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也就是说，中国传统中没有西方那种平等、谈判和妥协精神。中国传统政治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大家都接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文化，另一方面又显现出人人平等的理念，即人人都可以当皇帝。陈胜、吴广那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传统精神在中国根深蒂固，但在其它文化中非常少见。
中国传统是如何解决“政治”问题的呢？简单地说，如果西方使用的是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制），中国发展出的则是内部多元主义，即强调内部利益分配。内部多元主义有几个主要的方面。
第一就是尽量使得制度具有开放性。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文化里面，皇权具有高度的垄断性，谁挑战皇权，谁就没有好下场。但国家的治理权或者管理权，即传统的“相权”则是开放给全体社会成员的。从理论上说，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跻身于国家管理者群体。在中国的一些历史阶段，这种对国家实际管理的权力，甚至会超越皇权本身的权力。
第二就是政治“招安”制度。皇权对社会上其它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力量，在不时进行打压的同时，也实行“招安”。“招安”就是通过内部的利益分配，防止外部力量发展壮大，以至于出现外部多元主义。第三，社会阶层之间保持流动性。尽管社会是分阶层的和等级的，但阶层之间是流动的，用社会的流动性来缓解社会的等级性和人人平等这一理想之间的矛盾。第四，中国也有“造反有理”的传统。当统治者的行为不能为社会的大多数所接受时，就被视为其已经没有能力行使“天命”。这样，“造反”（即另一轮产生“胜者”和“败者”的运动）也就有了合理性。
这是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也是中国人对“政治”的理解。近代以来的革命是否改变了这一传统？革命的话语在不断改变，各种政治力量为了成为“胜者”，一直在使用最漂亮的革命词汇。但是，这种传统没有任何变化。孙中山先生实行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失败，就是因为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没有一丁点妥协传统。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战争也是因为没有这种传统。
今天的中国也不例外。当代政治呈现出类似于传统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无论是国家和社会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各社会群体之间，妥协精神仍然少见，对立精神则处处可见。因为民主理念的普及，中国也有很多向往西方民主者。不过，向往者的行为和其它社会群体并无任何区别，除了口号不同，大家的行为都一模一样。对社会大多数群体来说，他们并不相信如果向往西方民主者掌握了权力，中国的政治行为会有任何的变化。近代以来的历史已经为中国社会提供了足够的经验。
另一方面，也和传统政体一样，执政党也在加快内部多元主义的步伐。党权仍然处于垄断地位，但其开放性则也是越来越大。1990年代解决了企业家入党和参与政治问题。现在，随着社会改革力度的加大，社会群体参与政治的问题，也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那些传统的“民主党派”，则从意识形态上被规定为“参政党”，就是说，他们可以参与执政党主导的政治过程。
如果说中国有了一些类似西方的“政治”概念，那么就存在于党内精英之间。因为强人政治时代的结束，党内精英们有了比较平等的地位，他们之间逐渐地在发展出一些谈判、妥协和合作精神。就是说，执政党内部多元主义有了长足的发展。也正因为这样，党内民主变得重要起来。不管怎样，中共十七大已经提出了要“以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的政治发展目标。这基本上符合中国政治的实际发展情况。
如果内部多元主义的发展趋势能够继续，并且执政党也能发展出党内民主的机制，中国更有可能发展出一个一党主导下的开放型政治制度，形成一党长期执政，但政治过程有足够的开放性来容纳不同的利益。当执政党精英之间学会了如何谈判、协商、妥协和合作之后，中国才会从“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传统中解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