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致
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
——孙子
“致”，是指一方力量如何作用到对方，指力量运用的过程和所产生的效果。“致”，不是谈力量的自身，也不是谈力量的外在条件，而是将双方力量综合起来谈，谈对抗双方的作用与反作用，谈双方如何运用力量获得预期的目标。在中国战略家们的论述中，“致”与“治”、“制”有近似的意思。
“致”，是中国战略的一个重要范畴，是前面所有战略范畴的综合反映，是一个总揽性的或者说归结性的一个战略范畴。在《李卫公问对》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这段话就说明了“致”在整个战略范畴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一、致人而不致于人
孙子有一句名言：“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孙子兵法·虚实》）这一句言包含有非常深刻的战略涵义，被许多中外战略家所推崇。战争或其他对抗，是对立双方的激烈较量，双方在对抗过程所追求的一个目的和所遵循的一个原则，归根结底无非是：控制对手，而不被对手所控制；战胜对手，而不被对手所战胜。这就是“致人而不致于人”。
“致人而不致于人”反映了对抗双方相互作用的深刻的辩证法原理，揭示了战争和其他对抗领域中特殊的对立统一规律。“致人”指得是“消灭敌人”，“不致于人”指得是“保存自己”。这方面的对立统一，反映了战争和其他对抗领域最本质的问题，形成了我们认识对抗领域中一切规律特点的逻辑起点。
“致人而不致于人”是要说明对抗双方以谁的意志为转移。对抗的任何一方，都有着自己战略目标和战略计划，都力求迫使对方按照自己的战略安排行动；而对方则采取相反的做法，使自己不受控制，并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这实际上是一个争夺战略主动权的问题。“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核心思想就是关于如何掌握战略主动权。
掌握战略主动权，要求战略指导者不为敌所动，要使敌为我所动。掌握主动，不为敌所动，就不能被动地跟着对方的步子走，而是要依据自己的意图，使对方跟着我们的步子走。我们要了解对方，有针对性采取行动，但更重要地是，要依据自己的目标，按照自己的计划走，同时使对方也不得不跟着自己走。掌握主动，不为敌所动，就要始终盯住自己的主要目标，正确处理好全局主动与局部被动的关系，不轻易地改变目标和决心，以不变应万变。这就要按照孙子所那样，“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切不可“以愠致战”。
“致人而不致于人”，掌握战略主动权，说到底是一个掌握战场行动自由权的问题。有了战场行动的自由权，你就可以实现你的战略意图，灵活运用自己的力量去摧毁对方的力量；没有战场行动的自由权，就只能被迫由对方战略意图所控制，自己的力量就会被对方的力量所宰割。因此，毛泽东指出，“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战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或被打败的危险。”（《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法国的一位名叫博福尔的战略学家也认识到这一点。他说：“战略的实质就是对行动自由的争夺”。（《战略入门》第138页）
在这里，我们需要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提出的一个重要战略指导思想，即“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句话讲得很通俗，但涵义却非常深刻，它形象地概括和表达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的具体运用原则。对此，需要着重把握两点：第一，以我为主，按照自己的战略要求打，坚决不按照敌方的意愿打。第二，对我怎么有利，我就怎么打，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打击敌方的短处。
掌握战略主动权，捻军歼灭僧格林沁
捻军歼灭僧格林沁是一个典型的成功造势战例。僧格林沁原来是蒙古科尔沁郡王，后来由于镇压太平天国北伐军“有功”，而被封为亲王。他骄横愚顽，残酷暴虐，是一个典型的蒙古贵族作派。他所率领的三盟骑兵，曾经是捍卫京城的主力，深受朝廷倚重。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僧格林沁奉命赴山东镇压捻军起义。面对这个凶悍的敌人，捻军凭借精锐的骑兵，采取了大规模运动作战的方式。他们日行一二百里，急如狂飙，拖得清军精疲力竭，一旦形势有利，便杀一个回马枪，给紧追其后的敌人以致命打击。对于捻军的这个战术，愚顽的僧格林沁根本就没有看出来，他还是继续采取穷追不舍的战法，跟在捻军后面疲于奔命。1864年冬天，捻军在邓州唐坡地方大败僧格林沁军队，僧格林沁率领数十骑逃入邓州城内，才免于被歼的命运。1865年1月，捻军在河南鲁山再败僧格林沁骑兵，阵斩僧格林沁的两员大将恒龄、苏伦堡，僧格林沁气得暴露无遗，杀了救援不力的将领富精阿以泄愤。接着捻军又是打败河南巡抚张之万于叶县，将围练大臣毛昶熙于汝宁，并乘机在汝宁扩军，接着便越过黄河故道，进入鲁西南地区。这时的僧格林沁已经急红了眼，一心要找捻军决战，为部将报仇，跟在捻军后面日夜穷追，一月之间，奔驰不下三、四千里。捻军利用僧格林沁急于求战的心理，故意避而不战，每天行军一二百里，拖着清军打圈子。捻军每人配备两三匹马，一匹马累了再换另一匹，交替骑乘，这样行军速度大大超过清军。为了引诱清军来追，捻军始终与敌人保持一二日路程，敌人追不上时，就停下来休息，待敌人追来时，又上马急驰。这样捻军可以得到休息，而清军却日夜兼程，疲劳不堪。开始时，僧格林沁还可以抖擞精神，伏鞍驰骋，到了后来，累得连马缰绳也举不起来了，便在脖子上挂条布带子，将手绑在上面，饿极了便下马在道旁喝几杯酒，然后又上马继续追。这样连续的追击，清军的骑兵都无法支持，步兵用两只脚跟着马匹跑，就更加疲惫了。不少人被拖死、累死，于是马、步脱节，完全失去了步骑配合的作用。而为了追赶捻军，僧格林沁还经常远远脱离大队，率领少数精骑紧追不舍。这就给捻军歼灭僧格林沁提供了机会。
1865年5月，捻军将僧格林沁引进了早已布置后的伏击圈中，在山东荷泽西北的高楼寨，将僧格林沁团团围住。当时数万清军被远远甩在了后面，僧格林沁身边只有几千骑兵和陈国瑞等几员将领。经过一番厮杀，除陈国瑞带伤逃走外，僧格林沁的骑兵全军覆没，僧格林沁本人也被杀死于麦田之中。
掌握战略主动权，在战略指导需要综合运用前面战略范畴所提出原则，如掌握先机，预有防备，“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善于通过积极迅速的机动和变化，改变对自己不利的被动局面。还有，就是毛泽东提出的要求，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这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
“致人而不致于人”，强调了战略的一种十分明确的目的性的要求，这就是要始终围绕着目标而考虑手段，要以果而论事，避免方法上的机械和呆板，防止因一些枝节问题而影响战略决心。
李世民坚定战略目标，掌握战局主动
隋末农民起义，在李世民等人的鼓动下，李渊乘机在太原起兵。在分析天下大势之后，李渊集团制定了北联突厥，东结李密，乘虚入关，据险养威，然后伺机夺取天下的战略。这是一个积极进取而又比较稳妥的战略决策，其中的着眼点，则在于首先夺取关中。关中是隋朝的都城长安的所在地，物产丰富，人口众多，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是“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的战略要地。夺取关中既便于代隋而立，也利于东向以争天下；李渊起兵河东，地近关中，便于入据；当时关中隋军兵力空虚，外无救援，又给了李渊以入据关中的良机。关中既是当时天下之要害，又是隋军兵力薄弱而为李渊兵力所能取得的地区。因而，李渊集团的这一战略决策是非常高明的。
公元617年8月，李渊开始进军关中。隋王朝镇守长安的代王杨侑看出李渊起兵的企图，派虎牙郎将宋老生率精兵二万屯于霍邑，左武候大将军屈突通率“骁果”数万扼守河东，以阻止李渊西进。这时，恰逢连日阴雨，李渊军不能前进，军队久驻，粮食不济，同时又听说刘武周将联合突厥乘虚袭击晋阳，于是李渊召集将领开会，打算北回太原。裴寂等人同意北还，他们认为，宋老生、屈突通连兵据险固守，不易马上攻下，李密虽然答应联合，但并不可靠；突厥可汗唯利是图，有联合刘武周进攻太原的可能；太原地位重要，将士家属都在那里，因而主张“不如还救根本，更图后举”。李世民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他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认为现在田野到处都是成熟了的禾谷，粮食可以就地解决；李密留恋粮仓（洛口仓），不会远离要地；刘武周虽然依附突厥，但彼此之间有矛盾，不会舍马邑而远袭太原；宋老生为人轻浮急躁，可以战胜。他还指出：起兵就是为了夺取天下，应当奋不顾身，现在遇到不太强的敌人就后退，参加起兵的人会离去，军队会解体；退守太原，一城之地，怎能保全自己呢？因而他主张按照原定计划，“先入咸阳，号令天下”。但李渊听不进去，下令退兵。当左军已经开始撤退时，李世民深夜去见李渊，哭谏说“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克，退还则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必然使自己陷于覆灭。李渊这才改变决心。李世民于是连夜追回了撤退的部队，继续向关中进发，并先后取得了霍邑之战、临汾之战、绛郡之战的胜利，很快进入关中。隋朝官吏纷纷献地来降。李渊军未经大战，即占领了长安，完成了第一步的战略目标，为最后夺取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掌握战略主动，曾国藩坚持安庆会战
曾国藩在政治上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利益，是反动的，但在军事上确实有一套。他组织的安庆会战，是一次典型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成功战例。安庆会战是关系湘军与太平军最终胜负的一次战略决战。1859年，曾国藩第二次出山后制订了进攻安庆的战略，希望通过集中力量进攻安庆，迫使太平军前来进行战略决战，达到先取安徽、次取江浙、力争上游、以上制下的战略目的。因而太湖之战后，湘军立即长驱直入，将安庆太平军团团围了起来，准备实施既定的计划。
然而安庆会战的计划制订不久，曾国藩就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这种压力先是来自朝廷。1860年，太平军以围魏救赵之计，先攻杭州，随即回兵，攻破清军的江南大营，并乘胜追击，连下苏、常名城。苏南于是全入太平军之手。
江苏、浙江向来为财富之区，是清政府的主要赋税来源和粮食供应地，因而清政府十分重视苏杭的得失。早在太平军进攻杭州的时候，清政府即心慌意乱，急令曾国藩与杨载福水陆东下，以分散太平军的兵力。不久，清政府得到江南大营溃败、苏常危在旦夕的报告，再次命令曾国藩从安庆撤围东下，救援苏、常，并说“为今之计，自以保卫苏常为第一要务”，曾国藩进攻安庆，顿兵坚城之下，很难马上得手，即使能够很快攻下安庆，倘若丢掉苏、常，也是得不偿失的。为了促使曾国藩能够东援苏浙，清政府随后又赏给曾国藩兵部尚书衔，授以署理两江总督之职，令其兼程驰赴江苏上任。当清政府得知苏州已经落入太平军之手后，仍然认为苏州是“财赋之区，且系数省咽喉，自应以急筹攻复为策。现在贼势已直趋杭、湖，势将糜烂两省，尤为刻不可缓”，因而要求曾国藩如果安庆“指日可复”，可以先攻取再东援；否则，就应该马上撤安庆之围，大举东援，保浙复苏。
在这种情况下，安庆会战还要不要打，便成了关系到是否坚持以上制下战略的关键性的问题。面对来自清政府的压力，曾国藩没有丝毫的动摇。他决心置江浙于不顾，依然将战略重点放在安庆会战上。为此，他专门给朝廷上奏说：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自从咸丰三年金陵被陷，向荣、和春等都是率领军队由东面进攻，原来的打算是屏蔽苏浙，根据情况相机进取，然而却屡进屡败，至今也未能攻占金陵，反而又丢失了苏、常。究其原因，并不是因为兵力单薄，而是因为未得形势。现在东南大局已经溃乱，绝非一朝一夕所能挽回。要收复苏、常，南军必须从浙江入手，北军必须从金陵入手。要收复金陵，北岸则必须先克安庆、和州，南岸则必须先克池州、芜湖，这样才能取得以上制下之势。如果仍然由东路入手，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必然会重蹈覆，终究无成功之时。臣所部万余人，现在已经进围至安庆城下，深沟固垒。如果再行撤动，则多隆阿进攻桐城一军，也需要撤回。就是英山、霍山一路驻防的军队，也需要移防。各路皆退，势必对士气产生极坏的影响。到时候，不但湖北边境一线不能自保，就是河南等北边驻防各军，也将孤立无援。
因此他说，安庆一军，目前关系皖北之大局，将来即为进攻金陵之张本，是决不可撤的。针对朝廷对太平军的担心，他最后强调说，虽然目前太平军声势很大，但只要拿定主意，立稳脚跟，形势就会慢慢地发生转变。在曾国藩的坚持下，清政府不再坚持撤安庆之围的要求。
安庆会战的计划，曾国藩也遇到了来自湘军集团本身的压力。为了解安庆之围，1860年9月，太平军决定再用围魏救赵之计，发动第二次西征分兵两路，合取武汉，以解安庆之围。1861年3月，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率部自桐城出发，连克英山、蕲水、黄州，逼近武汉。当时湘军的主力都在安庆前线，湖北兵力极为空虚，只有湖广总督官文所率三千防兵驻守武昌，而且战斗力极差。听说太平军来攻，整个武汉三镇的官员富户逃徙一空。正在太湖作战的胡林翼也惊慌失措，骂自己是“笨人下棋，死不顾家”，害怕武汉失守，急得连日吐血。湘军内部也发生了意见纷歧，许多人包括胡林翼都要求撤安庆之围，回救武汉。然而曾国藩却仍然十分清醒和坚定，死死盯着安庆，不为浮议所动。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自今春以来艰难万状，逆党之救援安庆，其取势乃在千里之外。江西被陷一郡五属，湖北被陷二郡十一属，皆所以掣官军之势，解安庆之围。论者多思撤皖围之兵，回顾腹地之急，又有所谓弃皖南祁、黔等县，敛兵退保江境者。鄙意皖围驰，则江北之贼一意上犯鄂境，祁、黔退则江南之贼一意内犯抚、建，故始终仍守原议。
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说，太平军在江西、湖北攻城掠地，皆所以分兵力，亟肆以疲我，多方以误我。贼之善于用兵，似较昔年更狡更悍。吾但求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转旋之机只在一二月可决耳。
因而他下定决心，即使是武汉落入太平军之手，围攻安庆的湘军仍然不可退。他看得很明白：即使是太平军有破湖北之势，却无守湖北之力，武汉即使是一时失去也会马上收复，而安庆一驰，却不可能再围了。他叮嘱曾国荃说，如果武汉能够保住，太平军必然会回头以全力来进攻围攻安庆的湘军；如果武汉有个三长两短，落入太平军之手，太平军也会以一部分力量守武汉，而以大部队回来攻打安庆，甚至会打下武汉后弃而不顾。去年以围魏救赵之计破江南大营，是太平军的“得意之笔”，今年肯定是“抄写前文无疑”，目标仍在安庆。所以无论武汉能否保住，总以太平军回来攻打安庆时湘军能不能坚持住，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如果安庆之围能坚持住，即使是武汉落入太平军之手，李续宜部队也会收复，“是乾坤有转机也”；如果安庆之围坚持不住，即使是武汉没有什么事情，太平军的声势也会大涨，“是乾坤无转机也”。因此，他对曾国荃强调说：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
在曾国藩的鼓动下，曾国荃所率领的湘军不惜一切，拼死不解安庆之围。陈玉成部攻武汉受阻后，不得不直接救援安庆，与湘军在安庆进行战略性的决战，最后不但未能解安庆之围，陈玉成也在转战途中英勇牺牲。从此，太平天国后期战争形势更加恶化。亲自参加过此役的洪仁玕事后沉痛地说：“我军最重大之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此城实为天京之锁钥而保障其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为攻我之基础。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守矣。”从洪仁玕的这段话可以看出，曾国藩专图安庆的战略确实是很高明的。
二、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
主动与力量优势有着密切的关系。主动权指行动的自由，而力量优势是指客观物质力量对比的结果。两者深刻反映了客观物质基础与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主动需要建立在力量优势的基础上。
毛泽东指出，“主动地位不是空想，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句话阐明了掌握战略主动权离不必要的物质条件，离不力量基础。以往战争的事实表明，掌握了优势力量的一方，通常处于主动的地位，往往容易掌握战略主动权。
力量的优势或者劣势，作为决定对抗双方主动或者被动的条件之一，决定了对抗双方采取何种对抗的形式，即“攻”或者“守”。这两种基本对抗形式，与“致人而不致于”及主动权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通常情况下，力量优势的一方，多占居主动地位，为了“致人”，多采取“攻”；力量劣势的一方，多占居被动地位，为了防止被对方所“致”，多采取“守”。换一个角度来解释，“攻”还是“守”，取决于力量对比的情况。“攻者有余，守则不足”。“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攻”与“守”这种两形式与主动权密切相关。“攻”是主动的行动，而“守”则是被动的行动。对此，司马光也做过较为完整的表述。他说：“阳动吐，阴静翕，阳道常饶，阴道常乏，阴阳之道也。”（《太玄经·玄告》）这句话的意思是，“阳”强调动而发舒，“阴”强调静而收敛；“阳”常表现为力量的充盈，“阴”常表现为力量的缺少。
主动权的基础在于力量的优势，但力量优势一方并不是在战场具体时空中就一定会掌握主动，这取决于运用力量的艺术。是否有主动权，力量是否得到随心所欲地运用，除了看力量本身之外，还要看力量是否具有“势”，能否充分利用当时当地客观条件。这些，反映在力量的“客观”与运用力量“主观”的结合上。
中国战略善于分析“攻”与“守”各自的利与弊，根据力量和相关客观情况，扬长避短，综合考虑这两种形式的运用，或者将这种形式结合起来运用，在被动中寻求主动，由被动转化为主动。《投笔肤谈》关于“攻”与“守”的利弊分析颇有道理：“凡以守待敌者佚，以攻待敌者劳，劳佚之相乘，而利归于守也。攻则力合而难敌，守则势分而难救，分合之相乘，而利归于攻也。守之顺者攻之逆，攻之易者守之难，攻守之相乘，而胜负之机不定也。故欲低昂之，不可不如持衡然。”这句话的意思是，从劳佚的角度看，守者佚而攻者劳，守者有利；从分合的角度看，攻者合而守者分，攻者有利。对于守者有利的方面则是对于攻者不利的方面，对于攻者有利的方面则是对于守者不利的方面。攻守各有利弊，胜负的结果难于从攻守的形式上来确定，关键是把握住攻守平衡，把握住攻守之间的辩证关系。
攻防结合，刘琦成功抗金
南宋时期，宋将刘琦率一万多人坚守顺昌城，击败金兵十多万人，创造了一个战争奇迹。刘琦成功的秘诀是，将进攻与防御有机统一起来，坚持寓攻于防的积极防御思想。当金兵先头部队抵近时，刘琦并不是坐以待毙，而是主动出击，通过设伏、夜袭等方式获得许多战果，钝挫了敌军的锐气，激励了自己的士气。金兵大部队到后，集中了三万多人开始攻城。刘琦先通过坚守防御大量消耗了敌人。待时机成熟，他命人把城门四面打开，先用强弩压阵，然后挥军掩杀，金兵溃败。刘琦探知敌军移兵至二十里外的李村，又派了五百精兵，趁雷雨之夜，再次偷袭敌军成功。顺昌兵败，使敌军恼羞成怒，金军统帅亲率十万大军来攻。当时正值盛夏季节，金军的北方士兵很不适应。刘琦先是采取了一些投毒制敌方法，削弱敌军的战斗力，然后利用有利的气候条件，组织部队轮番出击，最终迫使敌军放弃进攻，撤围而逃。
在总体力量处于劣势情况下，通过局部主动转化为全局的主动，是中国战略的一个重要特色。毛泽东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他指出，中外历史上有许多战役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的。都是先以自己的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的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主动。
在战略被动的“守”中寓有主动的战役、战斗的“攻”，是中国战略的另一个重要特色。它充分体现中国“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中。除了“寓攻于防”之外，“积极防御”战略思想还体现在“攻”与“守”的关系处理与转化上。中国战略认为，攻是绝对的，守是相对的；消灭敌人是第一位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所以，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
我们应当特别注意中国古人在战略上所讲的“攻防包容”与中国古代哲学所讲的“阴阳调合”之间的联系。例如，朱熹说过，“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错综无穷是也。”（《朱子语类》卷九十四）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联想到中国战略所强调的“攻中有守”、“守中有攻”。另外，许多中国古代战略思想家用“阴阳调合”理论来解释战争中的攻守现象，或者将战争中的攻守现象上升到哲学上的“阴阳调合”层次来理解。中国古代著名的战略思想家范蠡曾经运用“阴”、“阳”范畴来说明“守”与“攻”的辩证关系。他说：“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用阴，先则用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后无阴蔽，先无阳察。用人无艺，往从其所。刚强以御，阳节不尽，不死其野。……宜为人客，刚强而力疾。阳节不尽，轻而不可取。”（《国语·越语》）范蠡以阴阳相对性和互变性作为理论基础，来说明日月的盈虚和战争的变化。他提出被动的防御用阴道，主动进攻用阳道，但防守不能过于阴蔽而不动，进攻不要过于阳察而显露。当对方“阳气”即力量未耗尽时，不能死战；当对方的“阳气”即力量耗尽时，而我阴气聚集时，可发起进攻，夺取胜利。在这里，范蠡扩展了阴阳范畴的解释范围，从日月的困还、盈匡，战争的攻守、蔽察，以及敌我双方力量对比中概括、上升为富有哲学意味的阴阳互变性，用以指导具体战争的战略战术，同时亦发展了阴阳的对应性和包容性。
关于攻守之间的辩证关系，国外一些战略思想家们也有大量类似的论述。例如，法国的战略学家博福尔这样谈道：“作战的目的就是强迫敌人在对他不利的条件下接受会战。1、当我方的资源优于敌方，且我方的打击能力适当时，战争应取攻势，其目的是为寻求决定性的会战。就是使用直接手段的攻势战略，其目的是集中最大的量的资源，以摧毁敌人的主力。2、如果我方的优势并不那样明显，或者是由于当时战术条件的限制，攻势行动很少可能产生决定性的结果，则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A、先用防御行动消耗敌人，随之进行反攻。这就是直接的攻守并用战略。B、在主力行动之前，先用一种牵制性的攻击使敌人丧失平衡，这就是使用间接手段的直接战略。3、如果可动用的军事资源不足以获得理想的结果，则军事行动只能起辅助作用。这时的行动部署将是一种间接“调式”的总体战略，决定胜负有赖于政治、经济和外交行动的适当配合。在这种情况下，军事力量可用于有限的作战做局部性的力量比试，或用于以游击战术消耗敌人。“（《战略入门》第62页）
三、致人更重要的是攻其心
中国战略强调，“致人”更主要的是致于心而非致于力，这因为战争的最终目的是征服对方的意志，摧毁对方力量是达成这一最终目的的手段。
战略追求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战略领域中并没有被人们完全认识清楚。一些人常常从力量对抗的有形结果上认定战略目的，为了改变力量对比而运用力量。实际上，战略追求的目的不仅仅是改变力量对比，其最终目的是征服对方的意志，迫使对方服从。中国古代战略家们是从战略的最终结果上认定战略目的，是为了改变对方的意志而运用力量。中国古代战略以“攻心”为目的的运用力量的指导艺术，远远要比其他国家以“制力”为目的的运用力量的指导艺术要高明得多。
实施攻心战略，要依靠实实在在的力量，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当然，在运用力量方面有各种各样的形式，除了实际运用力量之外，还包括潜在或者说无形地运用力量。如何通过实际运用力量征服对方的意志，是一个实际的对抗问题，其道理前面已经谈过，无需再多解释。如何通过潜在或者说无形方式运用力量征服对方的意志，则是一个高深的战略对抗问题，其道理比较复杂，需要在此展开论述。关于这个问题上，我想着重通过《鬼谷子》的攻心战略来加以说明。
（插图：淇县鬼谷子塑像图）
在中国历史上，鬼谷子是一个神秘人物，《鬼谷子》是一部奇书，这使得中国传统战略思想具有一层神奇的色彩，而恰恰在这种神奇的色彩背后蕴含着中国战略思想的博大与精深。如果认真研读《鬼谷子》，我们会发现，这部书并不象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部关于如何“游说”、“狡辩”的肤浅之作，而是一部深刻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并具有哲学方法论意义的战略论著。鬼谷子所培养的纵横家，绝不是一些简单的说客，而是一些战略家，这因为，他们要征服的对象是帝王，是一些战略决策者，纵横家们必须具有比征服对象更高的战略知识和战略素养。《鬼谷子》战略思想也不是一般的战略思想，有其独特之处，其核心是“攻心”，并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战略对抗过程中“为什么要攻心”，“攻谁的心”，“通过什么途径攻心”，“攻心战略的哲学依据是什么，以及“如何打动对方之心”等问题。
《鬼谷子》一开篇就谈道：“粤若稽古，圣人之在天地间也，为众生之先。观阴阳之开阖以命物。知存亡之门户，筹策万类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朕焉。”（《鬼谷子·捭阖第一》）这段话强调要把握事物变化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从“阴阳”、“存亡”等一些范畴入手，从本质上运筹和策划一些战略性的问题。这段话的涵义是很深的，并且有非常高的战略层次，耐人寻味。我们特别要注意，这段话中提到的“达人心之理”，深刻反映了中国古代战略思想“攻心为上”的要义，明确了战略所追求的心理和意志征服之目的。
中国古代战略家为什么强调“攻心”？关于这个问题，《鬼谷子》中有明确的回答，即“心者，神之主也。”（《鬼谷子·捭阖第一》）具体展开来说，中国古人这里所说的“心”，是指人们的思想、动机和意图，而这个“心”决定或者说主宰着人们的行为，包括人们对力量的运用。显而易见，在战略对抗过程中，我们如果能够影响对方的思想，左右对方的动机和意图，便能够掌握对方的行为，调动对方的力量，甚至借对方力量为我所用。
在《鬼谷子》的攻心战略中，还明确回答了攻谁之心。这就是攻王者之心。在纵横家们看来，帝王拥有至上无上的权力，掌握国家的全部力量，他们处在战略决策者的地位上，如果能够改变他们的的思维和意志，就能够轻而易举地甚至兵不血刃地改变战略对抗的过程和结局，达成自己的战略目的。所以，纵横家集中研究帝王们的心理变化特征，寻找攻取帝王之心的策略和方法，并且在实践中有许多成功的运用。在此我们能够发现，纵横家们有一种“一国之内攻帝王之心”的战略气魄，这种气魄要比那种“三军之中取上将之首”的气魄还要大得多。所以，历史上的纵横家们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文雅书生，也不能认为是一般的外交官，而是一批有宏韬大略的大战略家。
中国古代攻心战略思想，强调抓住战略对抗的最本质的因素和最终的目的，尽可能避免力量正面的碰撞，以最少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略效益。这反映了中国古代战略的先胜、易胜思想。《鬼谷子》中许多论述也表明了这一点，例如：“‘主兵曰胜’者，常战于不争，不费，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鬼谷子·摩篇第八》）“事贵制人，而不贵见制于人”。“圣人之道，在隐与匿”。（《鬼谷子·谋篇第十》）“经起秋毫之末，挥之于太山之本”。（《鬼谷子·抵*第四》）
《鬼谷子》的攻心战略明确地回答了怎样攻心和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攻心。归结起来，可用一个“说”字来概括，就是通过语言力量来调整或改变对方的思维与决策。应当说，攻心战略有多种多样的方法和手段，包括有形的，也包括无形的；包括物质方面的，也包括非物质方面的；包括直接施加影响的，也包括间接施加影响的。《鬼谷子》所强调的这个“说”字，所使用的攻心之术，是一种侧重于无形的、非物质方面的和间接施加影响的战略征服之术。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极为高明的战略征服之术，用《鬼谷子》的话来说，这叫做捭阖之道。
为什么通过一个“说”字能够达成攻心的战略目的？这个问题在《鬼谷子》的捭阖之道中能够找到比较清楚的答案。在《鬼谷子》一书中有这样的表述：“口者，心之门户也，心者，神之主也。”（《鬼谷子·捭阖第一》）这句话明确回答了“口”与“心”的关系。接下来，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句话：“此天地阴阳之道，而说人之法也，为万事之先，是谓‘圆方之门户’”。（《鬼谷子·捭阖第一》）这句话强调了“说”在“阴阳之道”所具有的“万事之先”之地位，阐明了“说”在决定事物变化中所具有的通达“门户”之作用。从现实中看，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在战略对抗过程中，力量及其相关的各种要素是客观存在的，但它们组合和运用的方式和方向，要受战略决策者的思维来支配，也就是说，要受到人的“心”来支配。战略决策者思维的形成与改变，取决于他所接触到的大量信息和材料，其中包括周围人的提示和建议。所以，通过“说”去影响战略决策者的思维不仅完全可能，而且还是一个重要渠道。
我们需要注意《鬼谷子》中有关“门户”的说法。可以这样说，“门户”是《鬼谷子》捭阖之道的一个核心思想和最为形象的概括。通过“门户”的说法，我们可以对捭阖之道做这样形象的理解：所谓“攻心”，就是开启和进入对方的心理“门户”；所谓“门户”，实际反映的是一个“口”字，进而反映了一个“说”字；有关人的心理变化乃至万事万物变化的深奥辩证法原理，都可以通过“门户”得到说明，如“进出”、“关闭”“缓急”、“虚实”等。当然，对于《鬼谷子》的“门户”之说，不能就事论事地理解，也不能直接、简单和机械地套用，应从哲学方法论的高度去思悟，这需要对“道”有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因为“道”就是决定捭阖变化的精髓之所在，就是左右“门户”变化的“门轴”。关于这个“道”，《鬼谷子》一书大量提及到，并且阐释了道家有关“道”的要义，说明了“道”在捭阖较量中的作用。在中外战略史中，利用“门户”来说明战略理论和战略决策的例子不少，例如，前面谈到的德国的“史利芬”战略计划，就曾经用“旋转门”的比喻来说明其“以迂为直”、“以柔克刚”的深刻道理。
对于《鬼谷子》攻心战略的这个“说”字，我们还应当结合现代“信息”这一概念来理解。实际上，语言就是信息，“说”就是传递信息的一种方式。按照现代的观念，信息也是一种力量，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是一种“软对抗”、“软杀伤”的力量，它可以单独或者与有形、“硬对抗”力量结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对方的意图，达成预期的战略目的。信息时代，我们经常会听到“虚拟”的提法，如“虚拟经济”、“虚拟对抗”甚至“虚拟战争”。《鬼谷子》攻心战略所描述的就是一种“虚拟战争”。战略决策者形成或者改变自己的战略意图，其中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就是对战场态势的感知和对战争结局的判断。这种感知和判断基本上可通过两种方式获得：一种是有形力量实际接触，实在的展现战场态势和战争结局；另一种是通过语言描述即利用信息这种无形力量虚拟战场态势和战争结局。《鬼谷子》攻心战略就是运用语言或其他信息手段，向对方的战略决策者虚拟地展示一种对抗的场面和结果，从而达到影响对方战略决策的目的。当然，我们在运用攻心战略时，要建立在对方可信的基点上，还这一基点又与实力基础有着密切联系。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防止忽视实力的倾向，要注意无形力量与有形力量有机结合，要将无形隐于有形并示之于有形，否则，攻心战略便会失之根基，成为一种“空谈战略”、“冒险战略”。
《鬼谷子》攻心战略大量涉及到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这对范畴，并运用这对范畴来阐述一系列与“说”有关的观点。这就使得《鬼谷子》不是一般的理论著作，而是一部包含有深邃思想的奇书。在这些深邃思想中，既有战略层次的高论，也有哲学方法论方面的见解。
在《鬼谷子》的作者看来，“阴”指得是“隐匿”、“高深”等不可见和不可测的一个方面，而“阳”则相反，指得是“暴露”、“张扬”等可见和可测的一个方面。“阴”与“阳”并不难理解，我们从这两个字的字意上也能够大致把握住其中的涵义，但是，把握“阴”与“阳”的辩证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导出各种各样的战略对策，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鬼谷子》攻心战略就是基于“阴”与“阳”的对立统一关系及其两者互动变化，提出一系列攻心的原则和策略。
在实施攻心战略时，《鬼谷子》特别强调掌握主动权，强调制人而不制于人，正如书中所说：“事贵制人，而不贵见制于人”。“制人者握权也，见制于人者制命也”。《鬼谷子》这一思想与“阴”、“阳”有关，其思想的核心则是“道阴”两个字。为了制人而不制于人，《鬼谷子》特别主张“道阴”，正如其所说：“故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天地之化，在高在深；圣人之道在隐与匿”。（《鬼谷子·谋篇第十》）这就是说，在攻心时，要设法隐蔽自己的意图，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之中顺从自己。这里所说的“道阴“思想，与中国古代道家“守柔”、“守弱”的思想是一致的，并且也与道家形变思想有着密切联系。只有“道阴”，才能“隐形”，才能“无形”，才能“以无形求有声”。（《鬼谷子·反应第二》）
不同的“阴”与“阳”的互动关系，决定着不同的战略对抗方式，而捭阖之道则在这种互动关系占据特殊位置并发挥特殊作用。在这方面，我们要特别注意《鬼谷子》书中的这样一段话，即“以阳动者，德相生也；以阴静者，形相成也。以阳求阴，苞以德也；以阴结阳，施以力也；阴阳相求，由捭阖也”。（《鬼谷子·捭阖第一》）这段话的意思是：对“阳”者，要以“德”相示相劝；对“阴”者，要以“形”相诱相迫。“阳”者制“阴”者，采取“德”的办法；“阴”者制“阳”者，采取“力”的办法。实际上，征服对方的战略方法虽然有许许多多，大致上都不会脱离“苞以德”或“施以力”这两种基本形式，而能够将这两种形式综合运用达到“阴阳相求”双向互动作用的则只有捭阖之道。
依据“阴”与“阳”这对基本范畴，《鬼谷子》提出了一系列辩证的攻心战略思想。例如：在“动”与“静”的辩证关系方面，提出了“人言者，动也；己默者，静也”。（《鬼谷子·反应第二》）在“内”与“外”的辩证关系方面，提出了“夫情变于内者，形见于外”。（《鬼谷子·揣篇第七》）在“正”与“反”的辩证关系方面，提出了“忤合”之说（《鬼谷子·忤合第六》），提出了“欲闻其声反默，欲张反敛，欲高反下，欲取反与”。（《鬼谷子·反应第二》）
由此可见，《鬼谷子》具有深刻的辩证法思想，恰恰又是这一思想奠定了《鬼谷子》的战略地位。我们理解《鬼谷子》的攻心战略思想，除了上面所说的“阴阳之变”外，还应注意到以下两个方面的哲学方法论思想。第一是“度权量能”，这反映了《鬼谷子》认识论方面的哲学方法论思想。《鬼谷子》所说的不是一般范围的认知，而是战略范围的认知，强调要“量天下之权”，正如书中所说：“古之善用天者，必量天下之权，而揣诸侯之情。量权不审，不知强弱轻重之称；揣情不审，不知隐匿变化之动静。”（《鬼谷子·权篇第九》）在“度权量能”时，要“见天时之盛衰，制地形之广狭， * 险之难易，人民货财之多少，诸侯之交孰亲孰疏、孰爱孰憎。”（《鬼谷子·飞钳第五》）第二是“顺时应势”，这反映了《鬼谷子》主客观相一致方面的哲学方法论思想。书中提到，“深隐而待时”（《鬼谷子·抵 * 第四》），“道数与时相偶者也”，“情合者听”（《鬼谷子·摩篇第八》）等等。
《鬼谷子》的攻心战略，强调以“说”的途径达成左右对方之目的，并且指出这种“说”要以理解和掌握深刻的辩证思想为基础，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样才能“说”动对方，怎么样才能通过“说”使对方信服你，服从你，按照你的意愿和思路走。这是《鬼谷子》攻心战略的一个最为直接和最为关键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鬼谷子》攻心战略紧紧抓住“利”与“害”两个字，主张通过晓以利害的方式，打动对方之心。《鬼谷子》的作者认为，“利”与“害”是通过人们的“所好”、“所欲”或“所避”、“所惧”反应出来的。攻心者应当紧紧抓住对方这种心理特征来实施自己的攻心术。《鬼谷子》书中这样谈道：“以飞钳之辞钩其所好，以钳求之。”（《鬼谷子·飞钳第五》）书中还说：“微摩之以其所欲，测而探之，内符必应。其应也，必有为之。”（《鬼谷子·摩篇第八》）。至于抓“利”与“害”为什么能够打动对方之心，《鬼谷子》一书也有比较形象和明确的交待。书中这样说，“故观 * 飞蠕动，无不有利害，可以生事变”。（《鬼谷子·揣篇第七》）这句话的基本意思是说，任何行为者都以利害得失为依据来确定自己的行为。这句话揭示和阐明了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特征以及这一本性特征在决定人类行为过程中所体现的基本规律。由于“利”与“害”是涉及人类本性特征和人类行为基本规律的两个范畴，因而围绕这两个范畴所讨论的问题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些思考和见解，必然是一些“大问题”和“大思考”。这正是我们说《鬼谷子》不是一般的奇书而是一部战略著作的原因。
总之，《鬼谷子》是一部值得深入研究的战略著作，它里面包含的内容还有很多，并且有许多地方还很难理解，需要进一步整理和挖掘。不过，这部书所提出的攻心战略思想，虽然时隔久远，但却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攻心战略，作为现代不战而胜战略的一个重要组合部分，将是我们战略研究值得密切关注的新领域，将是我们通过潜在性间接性运用综合力量以有效达成战略目标的新的对抗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