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变
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孙子
中国古代哲学家特别强调“变”这一范畴，并将其视为理解“道”和驾驭“道”的一种必然的体现和要求。如荀子所说，“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荀子·解蔽》）
在中国战略家看来，人们所认识和指导的对象都是变化的，正象孙子所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所以，中国战略特别强调“天道变化，消长万汇”，“用兵之术，知变为大”，“以变合于事”。（参见《虎钤经》）中国战略特别关注这个“变”字，在“变”中将自己掌握的各种战略方法灵活组合起来，在“变”中将对手的弱点暴露出来，在“变”中形成一种有利于自己战略平衡，在“变”中寻找出奇制胜的良策。“变”，是战略运筹的灵魂。“变”，是战略指导中永恒不变的一个原则。
一、“易”包含有“变”的思想
《周易》是一本非常著名的中国古书，人称它是中国的群经之首。我认为它更是一部传世的战略名著，这因为它内藏有极为高深战略理论。我们深刻理解中国战略关于“变”的思想，应当先从《周易》开始。
《周易》的“易”字，就包含有变化的意思，并且包含有深刻的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原理。对此，冯友兰有过专门的论述。他说：“《易纬·乾凿度》说：‘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第一个意义是：容易，简单；第二个意义是：转化，改变；第三个意义是不变。转化、改变是指宇宙的各个事物；简单和不变是指事物的道或遵循的原理。事物变，而道不变。事物是复杂的，而道是容易和简单的。”他接着谈到：“易有一个意义是转化、改变，合称变化。‘易传’强调：宇宙万物永远在变化过程中，泰卦九三爻辞说：‘无平不陡，无往不复。’‘易传’认为这句话是万物变化的公式。这就是万物变化的‘道’。”（《中国哲学简史》第200、202页）张立文先生指出，“《周易》作者以‘易’命名，其中含有变易之义。从形式上看，六十四卦任何一卦，只要变动其中一爻，便由此卦变为彼卦。因此，变的观念是《周易》的中心课题。”（《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论）第117页）
在《周易》这部书中，谈到了大量有关变化的思想，并阐释了其中的一些深刻道理。例如，“介于石，不终日”，意思是说石头是非常坚硬的，从表面上看是难以变化的，但实际上它每天都在变化着。“介于石”讲得是事物的坚固性和稳定性，“不终日”讲得是事物的变动性。再如，“履霜，坚冰至”。这里的“至”就是讲变化，而这种变化是在两个有着内在联系的事物之间产生的，这种变化存在着一种时间延续的过程。在这部书中还谈道，“坎不盈，祗既平”。这是强调变化总是朝向自己的对立面而转化。
综合《周易》中大量有关变化的思想，我们需要着重把握好两个方面：第一，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万事万物在天上的“象”，或者在地上的“形”，都是变化的，都通过变化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这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原理，承认世界是运动的和变化的。第二，通过变化，我们就能够找到通向胜利的道路，得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无论在战争实践中，还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有大量的实例可以证明这一点。在事情陷入僵局的时候，在问题无论解决的时候，我们想方设法使其“动”起来，“变”起来，在动态的变化中捕捉机会，寻找出路。通俗地说，只要“变”起来，事情就活了，路就通了。
二、化执为活
中国战略的这个“变”字首先表现在对战略原理和由此产生的战略指导原则的理解及运用上。中国战略既强调原理和原则的不变性，譬如“道”，同时强调在理解和运用这些原理上的变通性，主张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根据实际情况和变化了的条件，深刻理解，灵活运用，完善发展。也就是说，战略指导中有许多原理和原则，它们在运用过程中都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视情而变，适时而变。
关于这个问题，《兵经》一书有过比较全面的论述。书中谈到：“百篇所著，法法皆制胜之具，又必经纶能手，因时相机，着彼量己，凑乎一法，而后一法乃投。故学者须求能集材以乘会，毋徒记忆。”这段话的意思是，《兵经》百篇所写的都是制胜的原理和原则，高手在运用过程中，需要考虑时空条件，把握敌我情况，形成具体的对策和方法，才可付诸实施。所以，学习和运用兵法者，善于把各种战略原理和原则集中起来，融会贯通于自己的具体对策和方案中去，不能死记硬背、照搬照套兵法中的原则。在这段话中，我们要特别注意领会“集材以乘会”的意思，这里面反映了战略指导在认识和运用上由理论到实践、由抽象到具体的“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把所依据的原理和原则集中起来，通过变化，形成自己的东西，总结出实用的或者新的原则和方法。
《兵经》还接着谈到：“化执为活，人泥法而我铸法，人法法而我著法。善用兵者，神明其法。”这里意思是，人们都去遵循法则，而我却是制定的法则的。善于用兵的人，不仅是知道法则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能够洞悉法则里面深奥的道理。这段话中所强调“化执为活”非常重要。所谓“执”，就是死板教条；所谓“活”，就是变通灵活。这四个字，形象而准确地表达了“变”字内涵。“化执为活”的一条基本要求或者说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在于：战略指导者不仅要依据法则，更要创新法则。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理解本质，把握规律，不但知道“是什么”，还要知道“为什么”，做到“神明其法”。
中国古代战略思想家们认为，用兵之道来源于兵法，而兵法求学能够穷尽用兵之道。由于用兵之道出于兵法，所以人们不可以不学习它；然而兵法所得以流传下来的，只是一般的原则。它对于用兵之道不可能面面俱到、详尽说明，所以人们对于古兵法不能拘泥，不能执守不变。那些在兵法上没有或无法流传下来的东西，也许是用兵的奥妙之处。兵法有一定的理论，而用兵却没有固定的形式。在一天之内，一个战斗之中，分散与集中，占领与放弃，其变化是无穷无尽的，一转眼之间，作战的形势就发生变化了。如果拘泥于兵书，死守教条，去应付变化无穷的敌情，可能到手的胜利也会转为失败。因此古代善于用兵打仗的人，不是死守兵法上的原则，而以兵法为我所用，常常能依循着兵法而产生新的原则，这样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背离了兵法，而实际上是合乎兵法的。学习古代的兵法，而后加以灵活地运用它；取法他人的经验，而后自己发展变化它。别人用它是死板的，而我用它是灵活的；别人用它打败仗，而我用它打胜仗。表面上看起来像很笨拙，而结果却很巧妙；表面上看起来像很愚蠢，而恰恰是很聪明的。运用奇策而合乎战争情况的变化，取胜之后不把它告诉别人，那末人们也没有谁能知道取胜的原因。所有关于兵法的书，没有比得上《孙子兵法》的，孙子在兵法上用来教诲人的东西可以说是很完备了。那些不可言传身教的，即使是孙子也难以预言，只能靠人们灵活运用，自己寻求。所以孙子说：随机应变，这是军事家指挥的奥妙，是不可能事先言传身授的。奇兵和正兵的变化，是无穷无尽的。人们只知道我用以战胜敌人的作战方式，却不知我是如何灵活运用这些作战方式；所以每次胜敌，都不是重复老一套的方式，而是适应不同的情况，变化无穷。（参见《何博士备论》）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实例对我们理解“化执为活”非常有帮助。在战国时期的赵国，有一位将军名叫赵括。他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自幼喜读兵书，说起兵法来头头是道。当秦国举兵来犯时，赵王派赵括领兵迎敌。赵奢认为儿子并没有真正理解兵法的精粹，不可为将，故而竭力阻拦。赵王不听。结果赵国大败。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纸上谈兵”的典故。赵括是“化执为活”的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反面典型。所以，中国一些战略著作这样评论说：赵括读他父亲的兵书可谓详尽了，然而蔺相如却说他只能够读兵书，而不知随着战争情况的变化而灵活运用。谈论起兵法来，即使赵括的父亲赵奢也难不住他，然而赵奢并不认为赵括真有军事才能，预料他一定会使赵军遭到惨败。因为兵书对于赵括来说是无益的，用兵的奥妙在于各人灵活的运用，这一点，并不是兵书所能够传授的，也不是我们在未交战之前就能够预料到的。（参见《何博士备论》）
在《何博士备论》一书中例举了大量事例来说明“化执为活”的道理。书中谈道：退走的敌军不要追击它，所以曹操击败了张绣，然而皇甫嵩却违背这个原则而击破了对方的军队；走投无路的敌军不要迫得太急，所以赵充国追击时缓缓前进，然而唐太宗却违背这个原则而使薛仁杲投降；百里争利，先头部队的将领就会遭受挫折，所以孙膑杀死了庞涓，然而赵奢却违背这一原则击败了秦军，贾诩违反这一原则而击败了羌人；遇到强敌就回避它，所以周亚夫不攻击吴楚叛军精锐部队，汉光武帝刘秀却违反这个原则而大败王寻、王邑，石勒违反它而击败姬澹；兵力少而分散兵力就会失败，所以黥布反戈导致了楚军的覆灭，然而曹操却用众少分兵的方法击败了袁绍，杀死了颜良；阵前易将是很危险的，骑劫取代乐毅，所以燕军失败，然而秦王却临时换上白起而击败了赵括；薛公揣测黥布反汉在军事行动上有三条计策，并且知道他一定会抛弃上策、中策而只采用下策；贾诩为张绣谋划，用精兵追击曹操的退军一定会失败，而用败军再次攻击获胜的曹军就一定会取胜；宋武帝预先估计到谯纵的情况，使军事行动出乎谯纵的预料，然后在他们意想不到的地方进攻；李光弼率军暂时出外，驻扎在郊野，忽然又带领军队回去，使得史思明的两个将领不战而降。这些用兵的范例都不是死守兵法所能够做到的，也不是兵书所能够教会的。善于用兵的人运用它，却如此的巧妙，这不在于一定要尊崇前人留下来的原则而拘泥固守它。
三、相对而变
中国战略不仅在“变”的必要性上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而且在如何“变”的方法论上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
首先要谈到的是“相对而变”的思想。这是中国古人从中国哲学朴素的对立统一规律上谈如何“变”。在中国的战略思想家们看来，事物是由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构成的，如“阴”和“阳”。这两个方面是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这种相互作用和转化要靠“变”，同时这种相互作用和转化又促成了“变”。在这一认识上的基础上，中国战略揭示了“变”在事物转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同时看到了“变”是由事物对立面相互作用引起的，只有静止的孤立的一面，就不会产生“变”。这就是“相对而变”。
中国古代哲学家对这种“相对而变”的现象做过理论上的探讨。一些著名的中国古代哲学家（如程氏兄弟）认为：有一才有二，产生了一和二；在一和二之间，便产生出三，由此出现无穷的变化。老子也说过：三生万物，此是生生之谓易。用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的观点看，道为一，阴阳为二，二气冲和，非一非二，便是三，于是产生一个新事物。这就是“万物生生”的道理。
“相对而变”的思想是非常丰富的，需要着重把握的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变”不是凭空生成的，它是有依据的，是有载体的。“变”存在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关系之中。如《周易》所讲，“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
其二，如果没有“变”，事物构不成对立统一的关系，也不存在对立统一规律，事物也不会在现实中存在。如《李卫公问对》所讲：“奇正者天人相变之阴阳，若执而不变，则阴阳俱废，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
其三，从对立面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角度看，“变”应当朝向有利己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化。《兵经》一书在对“转”字解释时谈到了这方面的意思。书中说：“故善用兵者，能变主客之形，移多寡之数，翻劳逸之机，迁利害之势，挽顺逆之状，反骄厉之情。转乎形并转乎心，以艰者危者予乎人，易者善者归诸己，转之至者也。”这里告诉我们，在对抗过程中，存在着“主客”、“多寡”、“劳逸”、“利害”、“顺逆”、“骄厉”等许多对立统一的关系。“变”，就是在这些对立面之间往返转换。“变”的基本原则，就是趋利避害，使自己变得有利，使对方变得不利。为了使对方在朝着不利方向转化，这需要在“变”得过程中，对方怕什么，就“变”什么；为了达成出奇制胜的效果，对方越是难以预料的，越是要朝这个方向去“变”。一句话，要善于反其道而“变”之，“绝不做敌人希望你做的事”。（注）这是拿破仑军事格言第16条说过的话：“绝不做敌人希望你做的事——这是一条确定不移的战争格言”。
燕军“因敌而变”呆板，做了对方希望做的事情
战国时期，燕军攻入齐国并围困了即墨城。燕军眼看胜利在即，但却做了一件敌人非常希望做的事情，结果功亏一篑。当时，齐军守将田单为了激励士气，就放风说：他害怕的事，一是看到燕军把俘虏的齐军士兵割去鼻子集中在城下，二是看到燕军在城外挖开齐人的祖坟。燕军听说后，真得采取了行动，割掉俘虏的鼻子，挖了齐人的祖坟，但结果却适得其反。燕军认为自己做了敌人最不希望的事，实际却做了敌人最希望做的事。是不是敌人所希望的或者所不希望的事，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认真分析。
其四，因敌而变。战争或其他方面的对抗是双方互动的过程，任何一方的变化，都要适应对方情况的改变。这就是敌变我变，因敌而变。中国战略非常强调这一点。孙子曾经谈到：“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兵法·虚实》）“践墨随敌，以决战事”。（《孙子兵法·九地》）这里面包括被动地“变”和主动地“变”两个方面：一是随着敌人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使自己的决策符合敌我双方的客观实际；二是预测和判断敌方变化的动向，顺势而为，将变化导向自己预期的方向。后一种“变”对战略指导者的要求更高，有些类似于我们常说的“将计就计”的味道。
因敌而变，司马懿灵活用兵
三国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司马懿奉命统军往辽东征伐公孙渊。公孙渊派大将率领数万步骑兵，在辽河东岸的辽隧渡口，构筑了二十多里长的防御阵地。魏军将领想发起进攻，司马懿不同意，说：“敌人构筑防御阵地，这是想把我军长期吸引在这里，以消磨我的士气。我们若是进攻这里的敌人，正好中了他们的奸计。我们若出敌意料，直捣襄平，一定能打败他们。”于是魏军多插旗帜，假装要进攻敌人阵地的南部，公孙渊将全部精兵调到南线准备迎战，不料司马懿率魏军偷偷向襄平方向进发。防守辽河的敌人只好脱离阵地，出来拦截，结果被魏军打得大败。魏军包围襄平后，许多将领要求攻城，司马懿仍不同意。他的部将陈珪问他：“上次孟达叛乱时，您率领我们八路并进，日夜不停，只用十五天时间就攻克了上庸，杀了孟达。这次长途奔袭，却不慌不忙，慢慢腾腾，我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司马懿说：“上次孟达兵少而粮食多，足用一年。我们的兵力四倍于孟达，但粮食却不够一个月用的。要用只有一个月粮食的军队去战胜有一年粮食的敌人，怎么能不速战速决呢？况且用四倍于敌的优势兵力去进攻敌人，即使损失一半能取得胜利，也应当打。所以才不惜伤亡，与敌决战。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敌众我寡，敌饥我饱，雨水又大，不利进攻，急着进攻又有什么用呢？从京师发兵以来，我并不怕敌人来进攻，而是担心敌人逃跑。现在敌粮将尽，而我军尚未合围。如果掠夺他们的牛马，抢夺他们的柴草，那是故意驱使敌人逃跑了。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多变的行动，应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而采取灵活的战法。敌人依仗人多势众和大雨绵绵，虽然已经饥困，但并不甘心失败。我们应当装出无能的样子来稳住敌人。如果贪取眼前小利而把敌人惊走，可不是好计谋。”待到雨过天晴，司马懿打造攻城器械，正式发起进攻。公孙渊粮食已尽，只好派部将王建和柳甫出城求见司马懿，请求魏军撤围，然后投降。司马懿看出公孙渊的缓兵之计，杀了王建和柳甫。公孙渊突围而走，司马懿率军追至梁水，杀了公孙渊，平定了辽东地区。
四、变生无穷
《孙子兵法》专门有一章谈到了“变”，其中写道：“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孙子兵法·兵势》）在《李卫公问对》一书中也有这方面的论述。当李世民谈到李靖的舅父韩擒虎时，李靖说：“擒虎安知奇正之极，但以奇为奇，以正为正尔。曾未知奇正相变，循环无穷者也。”在这两段话中，中国古人揭示了一个“变生无穷”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表明：在自然界中，物质的基本要素是简单的有数的，但通过彼此的组合，变化出无数新的事物，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态。在战略中也是如此，战略家掌握的无非只有奇与正两个方面，但可以变化出许许多多精彩的良策妙计，并且这种变化是没有穷尽的。
虚虚实实，变生无穷，张巡以“变”求胜
安史之乱期间，张巡率领官军在雍丘（今河南杞县）、睢阳（今河南商丘）等地与叛军相抗。张巡出身文官，却通晓兵法，他用兵虚虚实实，变幻莫测。守雍丘时，叛将令狐潮率4万之众围城，张巡士卒不满3千。几次战斗后，城中箭枝已经用完，张巡便命令做成大量草人，乘夜色缒下城去令狐潮以为是张巡派军来袭，便下令放箭，箭如雨注，大部分落在草人之上，叛军发觉上当时，张巡已得箭数十万枝。次日晚，张巡又让士卒缒放草人，叛军大笑，视若无睹，张巡便选派500勇士，缒下城去，直扑令狐潮大营，叛军措手不及，顿时大乱，狂奔10余里方止。守睢阳时，叛军尹之琦率精兵10万日夜攻城，张巡率士卒一日20余战，毫无馁色。一天夜里，张巡下令鸣鼓整队，做出要出城决战的样子，叛军闻声严阵以待。不料城中鼓声突然停止，再无动静。叛军等候良久，也未见城中出击，便松懈下来。张巡见状，立即大开城门，令部将南霁云率众直扑叛军大营，斩将拔旗，大胜而归。张巡又计划射杀尹子琦，但混战之中找不到他，便令人削木为箭，射出城外。叛军拾到，以为城中箭尽，急忙向尹子琦报告。尹子琦正在狂喜之时，张巡指点南霁云一箭射中了尹子琦的左目，叛军顿时大乱，仓惶逃走，两个月未敢再来攻城。
就战略而言，“变生无穷”告诉我们一个“变中有变”的道理。战略对抗是双方智慧较量的过程，一方的变化，很容易被对方发觉。高明的战略家，往往将自己的最终目的隐藏在数个环环相扣的变化之中，使对方无法察觉，防不胜防。高明的战略家，他不是看一步，而是看几步，当他发现对方变化时，不但要警惕对方的变中有变，而且要随变应变，随变隐变，诱敌就范。
《兵经》中所解释的两个字与我们上面所谈的意思相关。一个是“累”字。书中解释道：“我可以此制人，即思人亦可以此制我，而设一防；我可以此防人之制，人即可以此防我之制，而增设一破人之防；我破彼防，彼破我防，又应增设一破彼之破；彼既能破，复设一破乎其所破之破，所破之破既破，而又能固我所破，以塞彼破，而申我破，究不为其所破。递法以生，踵事而进，深乎深乎。”第二个是“叠”字。《兵经》的解释是：“大凡用计者，非一计之可孤行，必有数计以*之也”。“故善用兵者，行计务实施，运巧必防损，立谋虑中变，命将杜违制。此策阻而彼策生，一端致而数端起，前未行而后复具，百计叠出，算无遗策，虽智将强敌，可立制也。”这里要注意“累”字与“叠”字的区别。前者强调因敌变应变，趋变于无穷；后者强调变变相扣，百计叠出，趋变于无穷。后者象是我们常说的“连环计”，在战略指导上更具有主动性和艺术性。
五、随机应变
“随机应变”，是我们非常熟悉并经常使用的一个成语，它的意思也不难理解，主要是指处事灵活。结合战略上的“变”字来谈，我们需要理解和把握好“随机应变”深层的特定涵义和要求。
在战略指导过程中，再高明的战略家也不可能完全预见可能发生的变化，也不可能把各种可能的变化考虑在自己的预先方案之中。这就需要他具备一种随机应变的素质。这种素质具体表现在：当情况出现变化，尤其是带有危机性的变化，战略决策都必须迅速判明变化的原因和后果，抓住周围与变化原因紧密相关的各种因素，尤其是具有最本质联系的那些因素，调整甚至改变自己的原有决心方案，提出切实可行的处置对策。
随机应变，也就是因情而变，即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按照中国古人的话说，“因常而常”，“因变而变”，当情况需要稳定时，泰然处之；当情况需要变化时，迅速做出反应。王夫之有段话谈到这方面的意思。他说，“时有常变，数有吉凶。因常而常，因变而变。宅忧患者，每以因时为道，曰：此《易》之与时盈虚而行权者也。夫因常而常，气盈而放逸；因变而变，情虚而诡随；刚常必召变，而变无以复常。”（《系辞下传》，《周易外传》卷六）
中国战略讲“随机应变”特别强调主客观的一致性。在中国古代兵书中记载了范蠡说过的一句话，意思是：布设右阵为牝，再设左阵为牡，行动的早晚要顺乎天时。这里讲的“牝”和“牡”是指变化所要求的对立统一性，而“顺乎天时”则是指主客观的一致性。通过这句话，我们能够发现，中国战略不仅是强调适合对立统一规律的“相对而变”，而且强调主观适合客观的“随机应变”。这样，中国战略所强调的“变”具有它的完整性，既包括事物内部的对立面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也包括事物内部与外部条件相一致的适应关系。
在理解“随机应变”时，要搞清楚其中的“机”为何意。对此，《兵经》一书对“机”字有专门的解释：“势之维系处为机，事之转变处为机，物之紧切处为机，时之凑合处为机。有目前即是机，转瞬即非机者；有乘之即为机，失之即无机者。谋取之宜深，藏之宜密。定于识，利于决。”这段话表明了这样几个意思：“机”是时间概念；“机”处在过程转变关节点上；“机”的变化很快，稍纵即逝。这就要求战略指导在随机应变时盯住事态发展过程上关节点，即盯住要害的时节，迅速正确地做出反应。
如果从“顺乎天时”的主客观一致的角度来看，我们还应超出时间概念从更广义的层面上去理解和把握“随机应变”。也就是说，这里所讲的“机”，不仅包括时间意义上的“时机”、“战机”，还包括除去时间之外的其他条件。凡是根据客观情况变化而做出的变化，都是“随机应变”的应有之义。《孙子兵法》有一章为“九变篇”。这里说的“九变”是“多变”的意思。孙子在这一章里专门讲“变”，强调的是“随地应变”。他所讲的不是时机而是作战地形。孙子讲到了五种作战地形，即“圮地”、“衢地”、“绝地”、“围地”和“死地”。他认为，用兵要根据地形的变化而变化，“圯地无舍，衢地合交，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然后，他总结道：“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
因地、因敌而“九变”，韩信三次江河作战获胜
韩信在楚汉战争中三次江河作战而三次变换战法，是因敌、因地以制敌的典型运用。韩信第一次江河作战，对手是魏王豹。公元前205年，魏王豹据河东（今山西南部）反汉，直接威胁荥阳正面的汉军侧背，并对汉军的基地汉中也构成了极大威胁。为了拔掉这根芒刺，刘邦派出韩信率兵击魏。魏王豹集结重兵于蒲坂（今山西永济），塞断临晋（今陕西大荔东）交通，企图阻止汉军渡过黄河。韩信针对魏军的部署，采取“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的战法，在临晋集结船只，做出要从此渡河的样子，暗地里却调动军队，出其不意地从夏阳（今陕西韩城南）用木罂（小口的木桶）渡河，奔袭魏军的后方安邑（今山西夏县南）。魏王豹仓卒应战，兵败被俘，汉军大获全胜。
韩信第二次江河作战，对手是赵将陈余。公元前204年，韩信率三万汉军越过太行山东进，赵将陈余集中大军于井陉口（今河北井陉东），号称20万，占据有利地形，准备在此与汉军决一死战。韩信探知陈余轻视汉军，便制订了出其不意、一举破敌的计划。夜半时分，韩信派出轻骑两千，各持红旗一面，由偏僻小路迂回到赵军壁垒附近潜伏起来。同时，正面以万人先出隘路，进至绵蔓水东岸，故意在赵军壁垒之西违背常理，背水列阵，以给陈余造成韩信不知用兵的假象。拂晓时分，韩信率领主力至井陉口，诱使赵军出击，接着又假装佯败而退，进入背水阵。壁垒内的赵军以为汉军已败，便空壁而出。埋伏在赵军壁垒附近的汉军乘机进入壁垒，将赵旗全部换成汉旗。汉军背水列阵，士有必死之心，赵军屡攻不下，正要撤退，突然发现自家壁垒上汉旗招展。进不能克，退无所归，赵军顿时大乱，汉军乘势发动全线进攻，赵军大败，陈余本人也被杀死。
韩信第三次江河作战，对手是楚将龙且。公元前203年，韩信袭破齐国的历下，进占齐都临淄，齐军败退高密，求援于项羽。项羽派出龙且率军20万救齐。齐楚联军与汉军夹潍水而阵。韩信针对龙且急于决战的心理，制定了诱敌半渡而击的作战方案。他秘密派出万人，用沙袋将潍水上游堵住，然后亲率主力渡过潍水，进攻齐楚联军，随即又故示不支，率军撤退。龙且求胜心切，挥军渡河追击，上游汉军突然决开沙袋，大水顿时将齐楚联军冲为两部分，韩信突然反击，全歼已渡河的楚军，接着又渡河追击齐军，再次大获全胜。
同样是面对滔滔的江河，根据敌人的不同特点，韩信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战法。第一次，针对魏王豹用兵有合无分、过于集中的弱点，韩信采取的是声东击西、攻其不守的战法；第二次，针对陈余轻敌的心理，韩信采取的是奇正并用、反常用兵的战法；第三次，针对龙且急于求战的心理，韩信采取的是诱敌追击、半渡而击的战法，如此用兵，确实是“无成势，无常形”。
六、不变之变
在中国战略思想家们看来，在把握“变”的过程，最高的境界是能够理解“不变之变”，达到一种更高的“不变”层次，这也是我们常说的“以不变应万变”，“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能够随机应变者固然是高明的战略家，但能够以不变应万变者则是更高明的战略家，因为后者比前者思考得更深，看得更远。
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看来，“不变”就是“常”的意思。因此，充分理解“不变之变”这一战略思想，应当把握好中国哲学“常”与“变”这一对范畴的辩证关系。中国古人总是将“常”与“变”联系在一起来认识。例如：在关于“变”的概念上，中国古人谈到，“变者，改常之名”；在事物的稳定性与流动性的辩证关系上，中国古人谈道，“常中有变”，“变中有常”；在事物运动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关系上，中国古人谈道，“变不失常”，“常以处变”；在事物发展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上，中国古人谈道，“执常以迎变”，“要变以知常”。（参见《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论）第115—117页）综合起来说，离开事物稳定性的“常”，就无所谓流动性的“变”。离开事物运动必然性的“常”，离开事物运动的规律性，就是一种无序盲目的“变”，就象董仲舒所说，“天之道，有序而时，有度而节，变而有常。”（《天容》，《春秋繁露》卷十一）离开事物一般性的“常”，不清楚事物变化的内在要求和基本的原则，缺少变化所依循的“主线”，也就不知道特殊性的“变”，也就不会“变”。
“不变之变“这一战略思想，充分反映在中国“保己全胜”的战略谋划中。这种谋划强调立足于自身，立足于长远，力求形成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万全之策。这样，就能够达到《孙子兵法》中所要求的：“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孙子兵法·军形》）“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孙子兵法·九变》）这种思想也被有些中国战略家们称为“无为而应变”。如《淮南子·兵略训》中说道，“静以合躁，治以待乱，无形而制有形，无为而应变，虽未能得胜于敌，敌不可得胜之道也。”
由“变”到“不变”，看起来自相矛盾，很难理解。实际上，这里面包含有深刻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包含有深刻的“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对此，《兵经》有过这样解释：“事幻于不定，亦幻于有定。以常行者而变之，复以常变者而变之，变乃无穷。可行则再，再即穷，以其拟变不变也。不可行则变，变即再，以其识变而复变也。万云一气，千波一浪，是此也，非此也。”这句话的主要意思是：在事物有包含有“不定”与“定”双重性。符合常规的是一种不变东西，改变过去常规就是变化。当变化的东西成为可行的东西时，则处于相对固定状态，成为一种不变的东西。相对固定的东西如果不可行了，不适合事物发展的潮流了，它就要变化，又由“不变”而转化为“变”。千变万化的云彩有一种不变的物质，那就是气；千变万化的波涛中有一种不变的东西，那就是浪。云与气，波与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构成了“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
“变”与“不变”的辩证思想，深刻体现在上面所讲“定”与“不定”、“此”与“非此”的辩证关系上。把握这些辩证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理解中国哲学所说的“中”。程颢说：“中则不偏，常则不易，惟中不足以尽之，故曰中庸”。“中”是由对立面相互作用、相互转化产生的，它是“此”也“非此”，它包含“定”也包含“不定”。“中”反映了事物内部与外部各相关要素最本质的共性的内容，具有普遍指导性。用哲学的思维来理解，“中”作为一种“不变”之物，是一种抽象之物，抽象程度越高，包容性就越广，适应性就越强，应付各种变化的能力也就越大。但是，由于这种“不变”的抽象之物距离变化的具体形态较远，因而运用“不变”应付“万变”，需要有一种“变化”的态度。在战略领域，这种“不变”的抽象之物通常指战略指导的原理和原则。我们要将“不变”的原理和原则紧密结合实际变化使用，形成具体可行的应变方案。这就是说，“变化”本身包含有“不变”的成份，但“不变”使用价值体现在“变化”上，并且，将“不变”应用于“变化”的本身就是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变化的过程。
对于战略指导者来说，达到“以不变应万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要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善于抓战略各要素之间最本质的联系，认识并把握住其中的相对稳定的“不变”成份，从本而治，从根本上找原因，从根本上寻对策，无论情况怎样变化，紧紧抓住根本不放。第二，治其机先，把可能变化的提前考虑进来，依据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战略原理和原则，思考和制定能够适应多种不确定性情况的“适中”之策，做到有备而无患。第三，立足于自身，着眼于长远，做好充分准备，保持强大的能够应付各种复杂情况的强大力量，使自己始终处于“不可胜”的战略主动地位。第四，在具体的战略指导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短变与长变、战略之变与战术之变、偶然性变化与必然性变化的关系，该变则变，不该变时则不变。战略上要关注本质性的大变忽略非本质性的小变，坚持“以不变应万变”的主动性变化；不为小变而大动，防止单纯因变应变的被动性变化。
七、变的时空要求
“变”在具体的作战时空中表现为一个“动”字上。“动”，指的是军队的机动，这将导致作战力量时空转换和战场态势的改变。中外战略家都十分重视这个“动”字。毛泽东说过：“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位叫科林的学者在其《战争的变化》一书也说到，“运动是拿破仑战争的灵魂，正好象决定性会战构成他的工具一样”。
在这个“动”字的基础上，中国战略十分强调一个“速”字，强调“兵贵神速”。只有动得快，变得快，才能抢占先机，才能在关键的时空段内集中优势的力量，才能达成出其不意，战胜对手。这个“速”字，就是对“变”的时空要求，它是战略家们需要认真思考和掌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运用原则。掌握了“速”，“变”才有活力，许多战略上精彩场面才能够导演出来。
关于“速”的重要性，中国兵书中有许多论述。《六韬》中说：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兵经》中解释说：“势已成，机已至，人已集，而又迁延迟缓者，此*军也。士将怠，时将失，国将困，而拥兵境上，不即决战者，此迷策也。有智而迟，人将先计；见而不决，人将先发；发而不敏，人将先收。难得者时，易失者机，迅而行之，速哉！”
在《孙子兵法》中还有关于“速”的形象描述，如“始知处女”，“后如脱免”。（《孙子兵法·九地》）意思是，在不动静止时候，要像大家闺秀一样；一旦行动起来，就像免子奔跑一样快。
在这个“速”字的基础上，中国战略提出一个更高的时空要求，这也是一个极有战略价值的战略思想，即“势险节短”。孙子对此表述如下：“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 弩，节如发机。”（《孙子兵法·兵势》）孙子讲的“疾”，就是“速”的意思。只有行动迅速，才能够形成“势险节短”，才能使你的力量通过运行的速度获得更大的“势能”或“动能”，出其不意和攻其不备地战胜对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