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奇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
──孙子
“奇”,是中国战略的一个重要范畴。出奇制胜，是中国战略的一个重要思想。提到“奇”，似乎并不难理解，通常是指“稀有”、“罕见”、“怪异”等方面的意思。但细细琢磨起来，尤其是从战略角度分析和研究，“奇”字有着深层的涵义，反映着某种规律性的东西，体现了中国战略强调的某种超越常规和“反者道之用”的致胜理念。“奇”字有着一种超凡脱俗的魅力，在艺术上表现了一种美，在战略艺术上也表现了一种美。战略艺术上的这种美，是一种挥洒自如的驭力之美，是一种化险为夷的智慧之美。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以奇取胜的战例，使人拍案叫绝，赞叹不已。“奇”字包含有无穷无尽的致胜诀窍，能够为你创造出各种各样的致胜良机，尤其对于对抗中的弱小一方来说，它更是由被动转为主动的“一字真言”。而这个“奇”字，只有在中国战略中才能得到正确和全面的解读。
一、“奇”与“正”
正确把握“奇”的涵义，必须与“正”联系在一起来思考。这因为，“奇”与“正”是一对不可分割的对立统一范畴。没有“奇”也就没有“正”；没有“正”也就没有“奇”。“正”的意思是指“正面”、“阳面”、“守常”（即合乎常规），那么，与“正”相反的意思就是“奇”。理解了“正”的意思，自然也会准确把握住“奇”的意思，并且，从这种对比中加以理解和把握，能够进入到更深的层次上。所以，中国古人在谈到“奇”或“正”的时候，往往将两者联系在一起论述。
在把握“奇”与“正”的关系时，我们要注意到“奇”与“正”的不同作用。只有把握住这两者的个性，才能把握住这两者的联系。世界万物的辩证法原理表明，只有包括对立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只有包括个性的整体才是真正的整体。中国古代战略家对此有许多论述。例如，孙子说的“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孙子兵法·势篇》）还有老子说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老子·五十七章》）这里是说，在治理国家时用“正”，这体现在与民众的关系上；在捍卫国家时用“奇”，这体现在与侵犯者的关系上。
在战略实践中，“奇”与“正”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奇”，无所谓“正”，也不能产生和展现出“正”；离开了“正”，也无所谓“奇”，也不能出“奇”，如刘勰在《定势篇》中所说的“执正以驭奇”。在中国古代兵书《握奇发微》中有一段话比较清楚地讲述了这一道理：“知阵者之于战也，以正合，以奇胜。有正无奇，正而非正。有奇无正，奇而非奇。奇则出之以正，奇亦正也；正而出之以奇，正变奇也。奇正之道，虚实而已矣，虚实之道，握机而已矣”。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凡知道用兵战略的人，都寻求以“正”求合，以“奇”致胜。只有“正”而没有“奇”，“正”就不是真正的“正”。只有“奇”而没有“正”，“奇”也不是真正的“奇”。以正常的方式出“奇”，“奇”实际上是“正”；以奇特的方式出“正”，“正”也就变成了“奇”。奇正的道理实际表现在虚实上，虚实的道理实际表现在把握机遇上。在大量的战略运用实例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现象：当把“奇”显示出来之后，或者说被人们知道之后，“奇”也就不“奇”了，就变成“正”了，这就是中国战略所说的“奇示之后而谓之正”。还有，在人们都认为应当以奇特方式处理事情的时候，决策者却以正常的方式处理事情，也会达到出奇致胜的效果，这就是中国战略所说的“以正制正而为之奇”。
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以正制正而为之奇”的战略道理。在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率领八路军在一个名叫七亘村的地方成功地伏击了日军的运输部队。三天之后，刘伯承决定在原来的地方再次设伏。照常理讲，这是违背“战胜不复”的作战理论的，但是结果却大获成功，又歼灭日军三百多人。原因是什么？刘伯承是位出名的以智取胜的战将。日军认为刘伯承在七亘村设伏后的数日内绝不会还在原地重复设伏，因而没有丝毫戒备，中了八路军的圈套。这里的致胜道理就是正确把握住了“奇”与“正”的辩证关系。原来的伏击行动是“奇”，原来伏击任务完成后，“奇”则变成了“正”，这就是“奇则出之以正，奇亦正也”；接下来，用这个敌人已经知道的伏击行动再去伏击敌人，则产生了使敌防不胜防的“奇”的效果，这就是“以正制正而为之奇”。
在正确把握“奇”与“正”的关系上，中国战略尤其强调“奇正皆得”。在中国战略家们看来，只有“正”而无“奇”，不能有效的攻击敌人，不能获得战果；只有“奇”而无“正”，不能掌握事物的本体和本质，也不能有效合理地达成战略目的。这两者都是不可取的。李靖在回答李世民时说：“凡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国之辅也。”（《李卫公问对·卷上》）因此说，中国战略的“奇”，绝不是单纯孤立的“奇”，而是在“奇正皆得”之后产生的“奇”。
亦奇亦正，奇正互变，唐军霍邑之战获胜
公元617年，李渊父子在太原起兵反隋，八月被驻守霍邑的隋炀帝将领宋老生所阻，不能前进。李渊用激将法诱激宋老生出城作战，并亲自与长子李建成率领主力部队部署于霍邑城东，为正兵；次子李世民率领偏师部署于霍邑城南，为奇兵。宋老生果然被激怒，指挥守军从东、南两门分道而出，并亲率主力向李渊父子发起猛攻，李渊不支，向后退却，李建成也不慎落马。宋老生以为有机可乘，挥军进逼，侧后暴露。这时，位于城南的李世民发现宋军的弱点，及时率领骑兵连续突击宋军阵后。李渊、李建成乘势回军反击，一战而胜，擒杀了宋老生。
亲自指挥过这次战斗的唐太宗李世民与卫国公李靖用奇正理论对这个战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李世民指出，这次战斗有一系列的奇正变化。李渊父子所部的右军是主力，是正兵；李世民所部的左军是偏师，是奇兵。但“右军少却，建成坠马”，使宋老生误以为敌军败退，有机可乘，这样，李渊所部无形中由正兵成了奇兵。也就是说，右军稍却的无意行动变成了有意诱敌的佯动，由正而变为奇。高明的是，李世民将错就错，及时发现宋军的破绽，及时地“横突之”，于是偏师变为主力，奇兵变为正兵。所以李靖感慨地说：“若非正兵变为奇，奇兵变为正，则安能胜哉？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而已。变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
从中国战略原理的更深层次上看，“奇”无所谓“奇”，真正的“奇”体现在一种没有奇正界限的“无不奇”亦“无不正”的境界之内。这个“奇”就活了，就有了神韵。在《李卫公问对》中李世民与李靖的一段对话中，谈到了这个意思。李世民问：“分合为变者，奇正安在？”李靖说：“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三军之士，止知其胜，莫知其所以胜，非变而能通，安能至是哉。”高明之“奇”，行于自然，果于不见；常中隐于不常，大事于不露之中。
二、“出其不意”即为“奇”
在战略实践中，如何把握“无不正”、“无不奇”？这需要有一个标准，需要有一个可操作的尺度。这个标准和尺度在上面李靖所讲的话里面已经提到了，即“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使敌莫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出其不意”。从这一基本标准出发，亦能够深刻揭示出“奇”的本质，或者说能够从本质上回答什么是“奇”。由此，人们可以从根本上把握住“奇”，避免从一般概念和形式上机械地理解和套用“奇”或“正”。
这样，“奇”的基本标准便可有一个大致定位，即以对方的主体感觉或意识变化为参照的定位。用一句形象通俗的话说：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凡是出乎敌人意料之外的就是“奇”。这个定位在战略实践中便于把握，可将抽象的战略范畴形象化和具体化，可以按照对方是否预料为基准灵活组合“奇”与“正”的变化，并由这种变化产生战略对抗的奇效。如李世民所说：“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以奇为正者，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以正为奇者，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李卫公问对》）
所以，孙子说：“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孙子兵法·始计》）纵观历史上的著名战略家，他们都注重在“出其不意”上做文章，他们许多成功的战例都体现出一个“奇”字。在这些战略家中间，有许多人曾经处于极其危险情况下，但是由于把握住了“出其不意”这一“不可先传”的战略秘诀，从而化险为夷，获得了巨大战果。也可以这样说，出其不意，是争取主动，摆脱被动的良策。在战略对抗中，无论对手如何强大，无论处在何种艰难的情况下，你只要记住一个“奇”字，只要把握住“出其不意”这个战略秘诀，就有机会和可能变被动为主动，创造战略奇迹，战胜自己的对手。
毛泽东在他指挥的无数作战有一得意之笔，这就是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北上，预定在四川泸州上游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由于敌人发现红军企图，调动川军南下堵截，毛泽东决定放弃原定计划，指挥红军一渡赤水，折向西北，准备改由宜宾上游渡过长江。这一企图也被敌人察觉。川军一面在长江两岸严密设防，一面以重兵尾随紧追，配合敌中央军和滇、黔军围歼红军于长江南岸。毛泽东审时度势，暂时放弃渡江计划，决定在川滇黔地区机动作战，创建新的根据地。当红军进至云南扎西集结时，各路敌军已经逼近，形势非常危急。此时，毛泽东突然率军调头，二渡赤水，连克桐梓、娄山关和遵义，歼灭和击溃黔军两个师又八个团，打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毛泽东出敌不意地杀了个“回马枪”，打乱敌军的部署，摆脱了危险局面，并由战略被动转为战略主动。之后，红军以部分兵力吸引敌军注意力，主力则于茅台及其附近三渡赤水，在川南摆出一个再次北渡长江的架式。敌军果然上当，赶忙分路围堵。红军以一个团的兵力吸引住敌人，主力则突然折向东北，四渡赤水，兵锋直向敌兵力薄弱的贵阳。这使坐阵贵阳的蒋介石慌了手脚，急调各军前来“救驾”。这便为红军尔后跳出敌军的战略包围圈，创造了有利战机。
三、出“奇”方能致胜
为什么“出其不意”能够获得出奇制胜的战果？为什么“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是“兵家之胜”的秘诀？我们下面要从理论上回答这个问题。
在前面谈到“力”时，我们知道力量是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的统一体，是主观要素与客观要素的统一体。力量作为客观的存在物，它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决策者和指挥者来调动，它的作用方向是由人的主观意志所确定的。“出其不意”就是影响力量的主观要素，通过影响决策者的判断和决心，使其力量难以发挥作用或者向错误的方向发挥作用，从而使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和由此形成的对抗态势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最后获得胜利。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力量的存在不等于力量的作用。也就是说，没有准备好的力量，只是存在的力量，而不实际对抗中的力量。这种没有准备的力量在实际对抗中是不堪一击的。“出其不意”能够捕捉或创造打击这种力量的机会，使出其不意者稳操胜券。关于这个道理，孙子有明确的表述。他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孙子兵法·九地》）
出“奇”方能致胜，成吉思汗夺占金国中都
公元1213年，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大军，向金国的中都（今北京）发起进攻，连克德兴、怀来（今河北怀来）、缙山（今北京延庆），进逼居庸关。居庸关有南北两个关口，北称北口，即今居庸关；南称南口，即今南口。两口相距四十里，其间有两山夹峙，中为深涧，悬崖峭壁，堪称绝险。金军依恃居庸关要隘，冶铁把关门封锢起来，并布铁蒺藜百余里，派精兵防守。成吉思汗率兵进至怀来，无法前进，便向曾多次出使金朝、对金情况十分熟悉的扎八儿询问破敌之策。扎八儿建议说：“从此地向北黑树林中有间道，可骑行一人。我以前曾经走过。若勒兵衔枚以往，终夕可至。”成吉思汗大喜，立即奇正互换，留下一部分主力于居庸北口与金军对峙，自率大军西行，绕出紫荆关，并遣出哲伯一部，以扎八儿为前导，从间道左袭居庸关南口。紫荆关位于紫荆岭之上，山路崎岖，易于防守，是太行山出入河北平原的重要关口之一。成吉思汗进展十分顺利，当紫荆关金军前出迎战时，他已越过通往紫荆关的隘道，并在五回岭大败金军，通过紫荆关进至中都西南。从小道趋居庸南关南口的哲伯部，“日暮入关，黎明，诸军已在平地，疾趋南口”。等南口金兵发觉，蒙军已冲至阵前。蒙军夺占南口之后，从南北两口进行夹击，一举夺取了居庸关。金国的中都失去屏障，被蒙军团团围住，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奇”为什么能够致胜，还需要从力量对抗时各要素相辅相克的关系中去认识。中国古人认为，“异”即为“奇”，“奇”即为“异”。由此，中国战略强调“以异为奇”，“以异相克”。实际上，在自然和社会中，许多成功的例子都证明了这种“以异为奇”、“以异相克”的道理。这是自然和社会中一条普遍的规律，并且适用于战略领域之中。
在《淮南子·兵略训》中有一段话，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异为奇”的道理。这段话是这样说的：“今使陶人化而为埴，则不能成盒盎；工女化而为丝，则不能织文锦。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异为奇。两爵相与斗，未有死者也，*鹰至则为之解，以其异类也。故静为躁奇，治为乱奇，饱为饥奇，佚为劳奇”。这段话的大意是，如果把陶人化为粘土，他就不能再去制作盆盎了；把工女化为蚕丝，就不能再去织制文锦了。同类的东西不能互相克制，所以要用不同类的东西互相克制。两只鸟雀争斗，并不能致死对方，但老鹰一到，这些鸟雀便分开逃走了。这就是因为鹰雀不同类的缘故。所以说，安静对付躁动是奇，严整对付混乱是奇，温饱对付饥饿是奇，安逸对付劳累是奇。这种奇正相互作用的现象，就象水火金木互相克制一样。中国古代战略家们认为，善用此法，“以万物之胜胜万物”，就能做到“其胜不屈”。
要想战胜对手，必须善于示形和隐形，而做到这一点，则与“奇”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实际的战略对抗中，要想完全把自己的形迹隐匿起来是很难做到的。高明的战略家强调隐形于自然，追求的是“常中隐于不常，大事于不露之中”，以“奇”来示形，以“奇”来隐形，通过“奇”使对手“视而不见”或“常见而不怪”，使对手在不知不觉之中遭受失败。
四、兵以诈立
在战略运筹的过程中，“奇”与“诈”有着密切联系。“奇”是一种客观现象，是一种实际结果；而“诈”是一种影响对方主观意志的策略和方法。前者除了在超常状态下自然形成之外，在很多情况下要依靠后者来实现。高明的战略家，有时运用一些超常的作法形成“奇”，也有时运用“诈”针对对方主观意志制造某种超常效果，出其不意，出奇制胜。从这个意义上说，“诈”是一种主动的造“奇”战略艺术，它能够主动地造成一种出其不意的效果。
中国战略强调“诈”。孙子曾明确提出“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也就是说，用兵就必须从“诈”讲起，否则，用兵就只是缺乏智慧的力量机械碰撞。从中国古代战略家们对“诈”的解释来看，“诈”包括有许多内容，如发出错误信息、抛出顺详敌意的诱饵、采取一些疑兵的措施、干扰对方判断和决心等等。在中国战略史上，用“诈”的实例则更多，可以说俯拾即是。尽管如此，“诈”的实质和目的却只有一个，就是出其不意，出奇制胜。
“诈”表现在中国战略有关“误敌”的一些思想中。所谓“误敌”就是制造各种假像，欺骗和蒙蔽敌人。在《李卫公问对》一书中记载了这样的一段对话。李世民问李靖道：朕观千章万句，不出乎“多方以误之”一句而已。李靖考虑很长时间后说：诚如圣语。大凡用兵若敌人不误，则我师安能克哉。《兵经》一书也有过类似论述：“克敌之要，非徒以力制，乃以术误之也。或用我误法以误之，或因其自误而误之。误其恃，误其利，误其拙，误其智，亦误其变。虚挑实取，彼悟而我使误，彼误而我能悟。故善用兵者，误人不为人误。”
明修栈道误敌，暗渡陈仓出击
秦末农民战争中，刘邦率军攻破关中。项羽违背当初“先入关者王之”的诺言，改封刘邦为汉中王，将关中之地分为三部，以秦降将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企图以此三人控制关中，将刘邦困在边险之地，使其不能东进。刘邦因为势力尚弱，便忍气吞声离开关中，前往汉中。途中，刘邦烧毁了所过的栈道，以示无东向与项羽争夺天下之心。公元前206年，部分山东诸侯因为对项羽不满而起兵反楚，项羽无暇西顾，这给了雌伏于汉中的刘邦以乘隙东进的机会。为了进一步麻痹敌人，刘邦命人修复栈道，公开做出将从栈道出兵的姿态，汉军主力部队却潜出故道，突然袭击陈仓，给了毫无防备的章邯以晴天霹雳般的打击，连败章邯于好峙、废丘，又迅速略取了陇西、北地、上郡等地，迫降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从而迅速实现还定三秦的战略目的。
示弱误敌，出其不意，李愬雪夜下蔡州
安史之乱后，唐代的一些藩镇仍然凭借自己的实力独霸一方，其中为害最大的是淮南节度使吴元济。朝廷虽然多次发兵征讨，大都以失败而告终。为了平定淮西，朝廷任命李愬为唐、随、邓三州节度使，负责指挥西路军。李愬上任之后，故意采取了一些示弱的措施，如听任军阵不肃、部伍不齐，散布不战言论等。他还公开放出风来说：“皇上知道我李愬柔弱忍辱，所以才让我来当统帅。打仗，那不是我的事情。”李元济果然上当，放松了警惕，将淮西军的主力都调到了其他方向，这给了李愬以极好的可乘之机。公元817年11月22日，天下起了大雪。早已做好准备的李愬亲率精兵，直扑蔡州城。次日凌晨，唐军到达蔡州城下，此时毫无防备的叛军士卒正在蒙头大睡。唐军神不知鬼不觉便进了城中。当部下向吴元济报告官军已经进城里，吴元济根本就不相信。等到他发觉情况不好准备反抗时，却大势已去，只好投降。至此唐朝历时三年的平定淮西之战宣告结束，随后平卢、横海、成德、淄青等藩镇也先后降服，唐王朝重归统一。
正确认识中国战略中“诈”的思想，需要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对其做一个正确的说明。
从字面上来解释，“诈”是欺骗的意思。在中国以儒教“仁义”、“诚信”为主体的传统思想中，“诈”是被排斥在大雅之堂之外的，甚至还被当作批判的对象。在中国战争史中，有许多宁可战败而绝不用“诈”的战例，这其中也包括宋襄公“成列而鼓”、“不擒二毛”的战例。但是，象孙子等许多中国古代战略家们却讲“诡道”，主张“兵以诈立”。他们不是机械地理解和套用“仁义”，而是在坚持战略目的之“仁”的前提下，强调力量具体对抗过程中的智慧较量，通过“诈”达成“出其不意”，从而麻痹或调动对方的力量，达到战胜对方的目的。应当说，孙子等战略家们正确地将中国传统思想的“仁义”与中国战略思想中的“诡道”统一起来，而这种统一恰恰又是在正确区分开战略目的和战略对抗的层次上实现的。所以说，我们不能将战略目的与战略对抗的具体方法混又一谈，不能将用于战略目的的道德伦理观念套用在具体的力量对抗艺术上。符合“仁义”目的的“欺骗”是善而不是恶，不应受到道义的遣责；不符合“仁义”目的的“诚实”是恶而不是善，反应受到道义的遣责。象宋襄公这种做法，就曾被毛泽东称之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五、“奇”存在于超常的范围之中
“出其不意”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是要“超常”，也就是超越常规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超常”也就是“奇”。在战略决策时，要观常人之未观，想常人之未想，要敢于和善于超越常规，要与众不同。正如《淮南子·兵略训》所说，“良将之所以必胜者，恒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难以众同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这样一个例子。苏联军队在向德国军队发动夜间坦克攻击时，突然打开许多大功率的探照灯，这是完全违背作战常规的。但这一违背作战常规的做法，却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对方在刺眼的灯光下无法射击，而苏军坦克却在灯光的引导下顺利攻占了目标。
强调“超常”用兵，除了上面所说的用“诈”欺敌在“形”上做文章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就是善于拓宽对抗时空范围和手段选择范围，尽可能在对方“不知道”或认为“不可能”的超常范围之中寻找制敌之策。例如，我们在激烈的对抗中，突然使用对方不知道的手段，使其不知所措——这也是我们常说的“杀手锏”效果。在激烈的对抗中，进攻一方选择对方认为“不可能”的方向和地点突破，使其防不胜防。在以往战争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突破马奇诺防线和麦克阿瑟仁川登陆。
这个道理很简单，对方“不知道”或认为“不可能”的那些地方，是疏于戒备的，我们在这些地方往往容易达成出其不意的效果。当然，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时，还要注意这样一种现象：有时候对方自认为很熟悉的地方往往有其最不清楚的一面（中国俗语叫做“灯下黑”），这是由于情况是在变化的，人的思维定势在这种变化的情况中有时起着误导作用。从辩证的角度来看，对方有时最熟悉的地方往往是他最为陌生的地方。有许多高明的战略家，就是利用对方的思维定势，选择对方自以为是的地方，出奇而制胜。中国有一个“晦天过海”之计，就包含着这一道理。
在对方认为“不可能”的方向进攻，邓艾偷袭阴平小道
公元263年，魏国三路大军并进，发动灭蜀之战。钟会所率领的中路主力攻占汉中后，在剑阁遇到姜维所率蜀军主力的强有力阻击，久攻不下，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加上粮草告竭，钟会准备退兵。关键时刻，魏军西路军统帅邓艾提出了绕过剑阁防线，从阴平小道以奇兵冲击蜀国腹心的作战方案，并为钟会采纳。于是邓艾选取精兵万人，轻装从阴平出发，沿着山谷小路，一路凿山开道，通过无人之地七百里，长驱直入，出现在蜀国空虚的后方，并在绵竹击杀蜀军守将诸葛瞻，兵锋直逼成都，蜀后主刘禅走投无路，只好投降，并令剑阁前线的姜维放弃抵抗。至此建国43年的蜀汉政权被魏灭亡。
在敌人认为“不可能”的时候追击，苏定方擒敌数万
唐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行军总管苏定方奉命率回纥等兵追击西突厥沙钵罗可汗。时逢十月，部队在行军中遇到大雪，平地积雪二尺，难以行动。将士都要求暂停追击，等天晴后再行动。苏定方说：“敌人认为天下大雪，我军无法前进，一定会停下来休息。我们马上向前追，就能追上。如果停下来，让他们跑远了，就追不上了。要省时间立大功，就不能等到天晴。”于是催动人马冒雪前进，昼夜不停，追至金牙山时，突厥果然没有防备。苏定方纵兵急袭，擒敌数万。
在具体的战略指导方面，要想出“奇”，就必须有开阔的视野，拓宽战略对抗范围，扩大战略接触面。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寻找到更多的对方“不知道”和认为“不可能”的地方。这就要求战略指导者，不仅要考虑到内部的因素，还要考虑要外部的因素；不仅要考虑到自身的力量，还要考虑到各种相关的或可以借用的力量；不仅要考虑使用常规的手段，还要考虑使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不仅要考虑主要方向，还要考虑其他方向；不仅关注现有的领域，还要注意开拓新的领域；等等。毛泽东特别强调这一点。他的人民战争思想和统一战线思想就是强调从更大范围寻找胜敌的良策。
所以说，在战略指导上出奇制胜，需要坚持这样一条定律：要善于从原有的框架中跳出来，尽可能想得远一些，多一些，大一些。不仅要在双方设想的对抗领域之内寻找对策，还要注重在双方设想的对抗领域之外寻找对策。要善于在对方“不知道”或认为“不可能”的地方下手。
在出奇制胜方面，许多战略指导的技巧表现在力量的机动上。这因为，适时快速的机动，可以迅速改变力量对抗时空条件，把力量调集到对方“想不到”或认为“不可能”的时间和地点，出奇而击之。毛泽东在指导红军反“围剿”作战时，强调了红军的机动性，通过“走”使内线战场与外线战场紧密衔接起来，扩大与敌周旋的范围，捕捉到了有利战机，创造了许多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迹。
中国古人讲道：守常为正，变通为奇。要想做到出奇制胜，就要强调一个“变”字。通过各种各样的变通，改变原有的结构、布局或方式，形成一种对方“不知道”或认为“不可能”的态势，创造出“奇”的制胜条件。而这种变通，要靠力量的快速灵活的机动。
出奇制胜的游击行动。这种行动特别适合小的挑战公司，因为它们既没有足够的资源，也没有足够的市场透明度来对行业的领导者发起完全的攻击。这一行动的基本原则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选择性地获取销售和市场份额，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也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只要能够出其不意地攻击竞争对手，或者抓住机会“骗取”竞争对手的顾客。其方式主要有：1、追寻那些对主要竞争对手并不很重要的顾客。2、追寻那些对竞争对手品牌忠诚度最弱的顾客。3、对竞争对手鞭长莫及且资源分布很稀薄的地区集中资源和精力。4、运用一些策略，如定价方面不经常的随机性降价（以获取大宗订货或控走竞争对手的关键客户），对竞争对手进行小型、分散、随机的攻击。5、出其不意地采取一些临时但是集中的促销活动抓住那些如果不采取促销活动就会选择竞争对手的顾客。6、如果竞争对手采取了一些不符合道德规范或者不合法的竞争策略且这些策略给竞争对手带来了好处，那么，就控告它违反了反托拉斯法、侵犯专利或者进行不公平的广告行动。（《战略管理》第十版，第1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