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度
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常行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至也。
────朱熹
中国战略强调“守度”，并将这一范畴与“执道”、“循理”、“审时”等范畴并列在一起来论述。“度”，作为中国战略的一个重要范畴，反映了一种如何在战略对抗中保持平衡、保持稳定的重要思想，体现了战略对抗过程中的对立统一规律；它能够使战略统帅在调动战略资源和选择战略时机时做到“恰到好处”，形成最佳的力量部署，达到最大的战略效益。它既是“常行之理”，又“精微极至”，前者强调了把握“度”的必要性，后者则强调了把握“度”的难度。事实也是如此，“度”在战略实践中既非常重要却又非常难以把握，无论在利用条件方面，还是运用力量方面，既不能不及，也不能过之，尤其在对抗的关键时刻，更不能有丝毫的差错。
一、什么是“度”？
“度”在中国古语中有多种解释。一种是“度量”的意思，如“寸寸而度之”；还有一种是“限度”的意思，如“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参见《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度”，是后一种“限度”的意思，这种意思是说，要注意事物变化中的数量关系及其可能达到的程度。
“度”是反映了事物内部结构变化及其如何把握这种变化的高深的原则和艺术。所以，我们需要从哲学的层面上把握“度”的涵义，从事物对立统一的规律上理解“度”的道理。
按照哲学辞典的解释，“度”是一定事物保持其质的稳定性数量界限。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度”。在这种“度”即界限内，量的增减不会改变事物的质。但是，量变积累的结果，总要超出这种界限，发生质变，破坏原来的“度”而建立新的“度”，使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客观事物是由复杂的矛盾关系决定的，在其发展变化中都有自己多方面的“度”。为了保持所需要的特定的质，需要有意识地把事物的量变控制在一定界限之内，而为了促进新质代替旧质，则应创造条件加大量的变化，使之超越限度，达到预期的目的。按照这个解释，“度”就是事物在向自己两端极限变化发展中的最佳控制点。
这种哲学解释，把握住了事物质与量的统一，或者说是从事物质与量的辩证关系上揭示“度”的内涵。但是，我们从战略上理解“度”，还必须将这种解释放在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中来理解，就是说，事物的对立双方都存在量变，而这种量变不仅导致自身的质变，更重要的是双方量变的互动中导致整个事物的质变。决策者需要从是否要求整个事物质变的出发点去把握住双方量变的对比点，而这个对比点就是我们战略上所说的“度”。也可以这样说，所谓战略上的“度”，就是战略决策者所寻求的事物对立统一关系的最佳点，这个点深刻反映了事物对立双方的辩证关系以及量变促成质变的辩证关系。
理解到这一点还不够，“度”还指事物外部条件对事物对立双方量变的促成度。这就要求战略决策者在调动战略资源和运用战略力量时，要把握住外部条件的变化。这些外部条件有时间和空间的，也有精神和物质的，还有其他等方面的。形象地说，“度”的这层意思，类似于中国老百姓所讲“火候”，把握“度”就是把握“火候”，“不到火候不揭锅”。
二、“度”的核心是一个“中”字
老子曾有这样一句名言：“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老子·五章》）通俗一点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得再多，说来说去，不如守住一个“中”字。而这个“中”字，就是最佳的“度”。
实际上，中国战略的“度”的核心就是这个“中”字，这里面有着非常深奥的辩证法思想，深刻反映了中国哲学的“中庸”思想。因此，深刻理解中国战略的“度”，还有必要了解中国哲学的“中庸”思想，尤其是其中的“执中”思想。
中国古人对“中庸”有过明确的解释，即“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常行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至也。”（《中国哲学辞典大全》章政通主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89年）应当说，这两个解释对“中庸”思想表述的比较清楚，即“中庸”就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中国战略特别强调不可偏执。孙子说，“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孙子兵法·九变》）在具体的战略指导上，做到不可偏执，就要充分留有余地，不可把事做满。如冯梦龙所说：“处在局内的人，常留有一块余地，就会退进在我。这是处事的良策。”(《智囊补》174)
在有关“度”的问题上，我们要注意的是“中庸”里有关“中”的思想。据有关资料考证，中国最早期的“中”思想，反映在尧在给舜传授统治术的时候。当时，尧对舜说了四个字，“允执其中”。（《尧曰》）这四个字得到后来孔子的推崇，并对其做过具体的阐释。他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中”是什么？是个很“空”很抽象的东西，很难说清楚，它是不及和过头两个极端之间的一个适中的地方。把握“中”，需要首先把握住两个极端，然后再由两个极端向中间去寻找。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做到不偏不倚，既不太过，又不不及。从表面上看，这并不复杂，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在实践中很少有人能够把“中”理解和把握得的很到位，这因为，在人的本性中有一种追求极端的自然倾向，往往在处理一些事情上不是太过就是不及。中国古人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易传》和《老子》等书中都说“太过”是“大恶”。
在中国古代的“中庸”思想中，“中”与“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是对事物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而“和”则是所要追求的目的，体现了“中”之“用”。所以，中国古代经常将“中”与“和”联在一起使用，称谓“中和”。对此，《中庸》一书有这样的解释：“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与“和”之间具有非常深刻的辩证关系。只有把握住“中”，才能达到“和”。从哲学的对立统一关系上讲，只有把握住对立双方的最佳接触点，才能实现统一。从国际关系理论上讲，只有把握住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才能实现国家间的合作。
接下来又会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把握住“中”，才能达到“和”？这要从中国古人关于“和”与“同”辩证思想谈起，而这一思想也是“中庸”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冯友兰有过精辟的论述：“和是调和不同以达到和谐的统一。《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了晏子的一段话，其中区分了“和”与“同”。他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由这些作料产生了一种新的滋味，它既不只是醯（醋）的味，也不只是醢（酱）的味。另一方面，同，“若以水济水”，“若以琴瑟之专一”，没有产生任何新的东西。同，与异是不相容的。和与异不是不相容的，相反，只有几种异合在一起形成统一时才有和。但是要达到和，合在一起的各种异都要按适当的比例，这就是中。所以中的作用是达到和。一个组织得很好的社会，是一个和谐的统一，在其中，各种才能、各种职业的从都有适当的位置，发挥适当的作用，人人都同样地感到满意，彼此没有冲突。正如《中庸》所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第三十章》）这种和，若不只是包括人类社会，耐用弥漫全宇宙，就叫做“太和”。易乾卦《彖辞》说：“大哉乾元！……保合太和，乃利贞。”（《中国哲学简史》205 ）
关于对“和”与“同”的认识，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孔子说过的一段话。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这段话对我们从战略上把握“中和”思想有很大的帮助。这里，孔子谈到了两不同的对象，涉及到两种不同的对立统一关系，具有两种不同“中和”含义。就战略而言，对于同盟者，要求同存异；对于敌对者，要执异寻同。对于前者，是统一前提下的对立；对于后者，是对立前提下的统一。针对这两种不同对象，具有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中和”要求，因而需要战略上采取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中和”对策。
三、“守度”与“持衡”
“度”与“衡”也是两个紧密联系的范畴。“衡”在中国古代是指马车上的横木，还包括用秤称东西的意思。按照现在的解释，“衡”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平衡”。这个概念在辞书上也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对立的各方面在数量或质量上相等或相抵”；另一种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力作用于一个物体上，各个力相互抵消，使物体呈相对的静止状态”。“衡”离不开“度”。这从常理上不难理解，保持平衡，无论是使“数量与质量相等或相抵”，还是将“各个力相互抵消”，都需要把握住“度”，既把握住量变的限度，同时还要把握住对立双方力量接触时的相互作用点。
“守度”也就是“持衡”。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社会领域，如何“持衡”，是一问题带有普遍性的学问和艺术，它对包括人类在内的万事万物有一种内在规律性的要求，反映了我们前面所讲的“道”的某种要义。如何“持衡”，在战略对抗中则更为重要，它关系到战略的重心和战略的稳定。因此说，“守度”具有多重目的性，既要达成“中和”，也要实现“持衡”。就战略而言，“持衡”，不只包括保持平衡的意思，也有为了某种战略目的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打破平衡的意思。
在中国古代战略著作中，有一些篇章谈到了“持衡”问题。例如，《投笔肤谈》一书的第四篇就讲到了“持衡”。在这一篇的一开头说道：“持衡者，持攻守而校其优势，如衡之低昂无差也”。这里是从攻与守这两种运用力量的不同方式对抗中谈如何把握平衡，如何把握“度”，而这种把握，就象用秤去称东西那样，没有高低偏差。
从物理学的观点看，保持平衡，是一个如何使自身与周围受力点相协调以求稳定性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如何掌握重心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如何“守度”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在陆军指挥学院毕业时写过一篇文章，从战争战略的角度的做过简要的论述。这篇文章发表在该学院《指挥学报》1986年创刊号上。现将该文转引如下：
当一支军队战败时，可形容其失去了重心。
当一支军队遇到打击而阵脚不乱时，可形容其保持了平衡。
当一支军队即将战胜另一支军队时，也可形容战场失去了平衡。
运筹帷幄，调兵遣将，改变部署等一切作战行动，其目的无不是求得自身平衡，破坏敌方平衡，打破敌我平衡。可以说，战争艺术也就是一种平衡术。
众所周知，掌握平衡的关键是掌握重心。敌变，我变，重心也要变，一个人的指挥艺术高低，可以说取决于他把握作战重心技能的高低。那么，作战中应把握哪些重心？又如何把握重心呢？
第一，掌握情绪重心，掌握心理平衡。苏东纽斯在评价凯撒时说过：“他那合乎实际的想像力和十分平衡的心灵，经常能作出闪电性的决定。”果断正确的指挥，建立在平衡心理基础之上，军事指挥员应根据战场和部队的情况，把握住自己的情绪重心。胜不骄，败不馁，激不怒，诱不贪，弱不卑，使头脑始终处于思维的最佳状态，并随着战场情况的变化而变化，避免因情绪波动造成指挥失误。
第二，把握部署重心，掌握态势平衡。作战态势的平衡，可分为静态平衡和动态平衡。不同状态的平衡其重心也就不同。当作战行动在一定空间相对固定时（如防御、集结等），应掌握静态平衡，根据自身受力的方向和大小，确定重心位置（通常靠后）。正确部署兵力，左右照应，主次兼顾，富有弹性，保持承受敌方压力的最佳状态。当作战行动在一定空间相对变化时（如进攻、追击等）应掌握动态平衡。根据自身用力的方向和大小，确定重心位置（通常靠前）。始终保持最大的势能，形成连续打击敌方的最佳态势。
第三，把握双方交战的重心，掌握敌我之间的平衡。战争犹如一架天平，而作战双方是这架天平两端的砝码。双方都力图使用各种手段增加自己的砝码，减少对方的砝码，使胜利偏向己方。战争中交战的重心偏向优势一方并随着战争进程不断变化而变化。当双方激烈抗争，交战重心适中，双方保持相对平衡时刻，就是作战达到高潮顶点的时刻。此时，那怕很微小的失误，都可能引起重心的偏移，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后，曾抱怨说：当时如果再多几十根铁钉（当时炮弹内的杀伤物），胜利就是我的！可见，把握平衡术，就是善于合理使用自己的力量，在关键时机打出手中的王牌，使战场重心向己方倾斜，去赢得战场的主动权。
四、“守度”，就是“恰到好处”和“顺其自然”
“度”的核心是一个“中”字，强调的标准是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在具体的战略实践中，我们把握“度”，很难去精确地量化“太过”的一端，或者去精确地量化“不及”的另一端，而是从整体上迅速把握住两端中间的最佳点。这种整体上迅速把握能力，取决于战略决策者的素质，来自于他的一种战略上整体和谐的灵感，也就是说，他所做出的战略决策和采取的战略行动，从整体上看非常得体，在整体结构上非常到位，与周围各要素的联系也非常顺畅和简捷，形成了一种既不能多一分也不能少一分的整体完美感。这种完美感，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恰到好处”。
冯友兰在解释《易经》时具体地阐述了这一点。他说：“事物若要臻于完善，若要保住完善状态，它的运行就必须在恰当的地位，恰当的限度，恰当的时间。《易》的卦辞、爻辞，把这种恰当叫做‘正’、‘中’”。（《中国哲学简史》第202页）
我还想借用一个大家熟悉的其他方面的历史故事来说明这一战略要义。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位名叫宋玉的人曾经这样描写过一位美女：“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登徒子好色赋》，《文选》，卷十九）这位美女无论从她的身材还是她的容颜上看，都符合了中国古人所说的“中”的要求，长得“恰到好处”。
对于“守度”来说，“恰到好处”是一种要求，而“顺其自然”则是一种更高的要求。这里所说的“自然”，也就是古书《兵经》中所说的“自”字。该书在解释这个字时说：“性无所不含，狃于事而出，久则因任自然。故善兵者，所见无非兵，所谈无非略，所治无非行间之变化。是以事变之来，不得安排计较，无非协畅于全经。天自然，故运行；地自然，故专凝；兵自然，故无有不胜。是以善用兵者。欲其自然而得之于心也。诗曰：左之右之，无不宜之；右之左之，无不有之。”
“顺其自然”，是一种和谐，是一种中国古人所追求的“天人合一”、“身心合一”更高层次的和谐，正如老子所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达到了这种和谐，自然也就把握好了自身与周围各种相关要素的“度”，自然就会处于一种最为“适中”的位置和状态。当然，在别人看来，这种把握，是没有任何人为的做作的痕迹，没有显示出任何刻意的趋向，一切都好象是客观使然，一切都在情理之中。理解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与“庸”字联系在一起。“庸”讲得是自然平常的意思。中国古人将“中”与“庸”联系在一起，并不是简单的文字叠加，而是有着深刻的寓意。应当说，顺其自然地“守度”，这是一种很高的战略境界，是孙子“善战者，无智名，无勇功”所要求的战略素质在另外一种形式上的体现。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具备了这样的素质，战略决策者的“守度”则变得举重若轻，游刃有余。
“顺其自然”，是一种动态的“守度”。战略决策者用动态的眼光而不是静态的眼光注视着周围的各种联系，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地调整“度”的“刻度”，保持自己的重心，保持自己的平衡，始终使自己处在最佳的位置上，就像骑手和冲浪者一样。
这需要与中国古人所讲的一个“空“字联系起来看。这就是孔子谈“中”时所说的“空”，具有某种抽象的含义。在谈到“持衡”的问题时，《投笔肤谈》的作者还特别说明，这里所讲的“持衡”，是根据一句“鉴空衡平”古语而来的。这里所讲的“空”，是指一种自然而然的定位，它不是有形的而是无形的，不是固定的而是随机应变的，它表现出主观与客观高度的统一。关于这种“无形”和“机变”，在《投笔肤淡》的《持衡》篇还专门谈道：“然此特论其形与机变耳，攻守实要于无形也。攻者攻其心，守者守其气，则不滞于形，而神于机变，此持衡之至要也。”
在现实中，很精确地把握“度”是困难的，这要有一种技巧，有一种弹性。更准确地说，我们在“过之”和“不及”两端把握的中间位置，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段”，有一定的幅度和范围。只有这样，我们“守度”，才能围绕“中”的最佳位置保持一种灵活性，才能恰到好处，顺其自然。
做到这一点，则需要我们采取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做什么事情不可过于“执着”，以免走向极端。对此，中国思想家们有过专门的论述。孔子说：“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微子》）他认为虞仲、夷逸这些人，过着隐居缄默的生活，保持清高的节操，退隐得合乎时机，这当然也好。但他自己却不然，而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更为灵活的态度，即所谓“无可无不可”。孔子还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孟子对孔子的这一思想大加称道，说这是“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公孙丑上》）
细细品味，古代圣人们关于“度”、“中”的态度，就是强调不要片面，不要偏激，不要太趋向和执着于某一端。这种不偏不倚，表现出非常全面而又灵活。这种不偏不倚，需要很高的战略素养才能理解和掌握，否则，就会导致一种机械性的认识和行为。对于这一点，冯友兰曾有过深刻的论述。他说：“中”的观念在《中庸》里充分发展了。“中”很像亚力士多德的“黄金中道”的观念。有人可能把它理解为做事不要彻底，这就完全错了。“中”的真正涵义是既不太过，又不不及。他还说：“‘易传’和《老子》一样认为，要取得胜利，就一定要注意不要过分地胜利；要避免丧失某物，就一定要在此物中补充一些与它相反的东西。所以《系辞传·下》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中国哲学简史》第203—204页）
五、“守度”的战略艺术
“守度”，是中国战略的一个重要思想，有着非常高的价值。掌握这一思想，能够使我们辩证处理战略上的各种对立统一关系，使自己的决策和行动“处于度之内”，做到“柔而不可卷也，刚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陵也。”。（《淮南子·兵略训》）在《投笔肤谈》的《家计》篇中，具体谈到了“守度”思想的战略运用。书中说道：“夫兵有营阵，有战守，有攻御，有彼己。善用兵者，审虚实之势，较轻重之权，量缓急之宜，度先后之节。不虚营而实阵，不重战而轻守，不缓御而急攻，不先彼而后己。”在这里，作者例举了一系列对立统一范畴，强调了如何把握两者之间关系和其中的“度”。
“守度”，体现中国传统思想的深层底蕴，展示了中国战略许多高深的道理和巧妙的艺术，表现出中国战略与众不同的独特魅力。在中国战略史中，有许多成功的实例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范蠡辅佐越王勾践灭吴，是很好地把握住强弱转化的“度”的典型事例。范蠡是越王勾践的主要谋士，也是一位对于赢缩转化之度极有体会的战略大师。他曾经有一段关于用兵的名言：古之善用兵者，羸缩以为常，四时以为纪，无过天极，究数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意思是：古代善于用兵的人，以天地的赢缩作为法则，以四时的推移作为纲纪。不能过了天道的限度，到适度的地方便停止。天道是十分盛大的，日月的运行就是其中的法则。公开行事者以此为法，秘密行事者依此而行。阳到了尽头就是阴，阴到了尽头就是阳。太阳到了尽头又会从东边出来，月亮满了就会开始亏损。
越王即位三年，想兴师伐吴。此时吴国刚刚战胜了楚国，势强气盛，而越国明显处于弱小的地位，因而范蠡坚决反对。他说：“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骄，不劳而矜其功，天时不作而先为人客，人事不起而创为之始，此逆于天而不知于人。王若行之，将妨于国家，靡王躬身。”越王勾践不听范蠡的告诫，果然遭受了会稽之耻，国破身危。越王问计于范蠡，范蠡说：现在的关键，是保住越国不被吞并，因此只好卑之以辞，尊之以礼，奉送珍宝美女。如果吴王仍不答应，只好再退一步，由勾践自己亲自做吴王的奴仆。于是勾践在范蠡的陪同下，到吴宫做了奴隶，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三年之后，终于被吴王放回。勾践又问计于范蠡，范蠡说“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现在应该处之自如，休养生息，积聚国力，而不应轻举妄动。勾践接受了范蠡之计，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使越国的势力得到恢复与发展。周敬王三十八年（公元前482年）春，吴王夫差率全国精锐部队北上会诸侯于黄池，国内空虚，越王勾践想立即出兵攻吴。范蠡认为时机未到。他分析说：“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精兵从王，国中空虚，老弱在后，太子留守，兵始出境未远，闻越掩其空虚，兵还不难也。”劝勾践暂缓出兵。数月之后，吴军已到黄池。范蠡找到勾践说：“臣闻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弗及”，“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主张立即兴师伐吴。勾践听从他的意见，果然灭了吴国，雪了会稽之耻。
灭吴之后，勾践大赏功臣，封范蠡为上将军，然而范蠡却“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以处安”，便装上轻宝珠玉，与家人泛舟五湖，不辞而别。后来到了齐国，被推举为主持政务的相国，后来又隐居海滨，经商致富。所以司马迁说他“三迁皆有荣名”。范蠡临离开越国前，曾给另一位勾践的谋士文种写了一封信，说“飞鸟打光了，弓箭就没有用了；兔子打光了，就轮到猎狗被煮着吃了；敌人的国家灭亡了，我们这些谋臣也该倒霉了。您也赶快走吧。”文种没有听，果然被勾践赐死。
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战略之道与处世之道其实是相通的。老子曾经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又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其中的精微之处，都在一个“度”字。
马陵之战，孙膑的战场指挥非常成功，其实战前齐国“阴结韩之亲，晚承魏之弊”的战略“守衡”策略同样是十分高明的。《战国策·齐策一》记载：公元前342年，魏国派兵攻打韩国，南梁告急，韩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召集大臣筹谋策划，问大臣们说：“援救韩国，究竟是早出兵有利，还是晚行动有利？”张丐说：“晚出兵，韩国战败就会投向魏国一边，不如早出兵。”陈臣思不同意张丐的意见，说：“早出兵并非上策。目前韩、魏鏖战方酣，尚未兵疲力竭，我若出兵援韩，是齐代替韩同魏打仗，不但付出代价太大，力量削弱后还要听从韩的摆布。魏军这次作战，志在破韩，若韩一旦面临灭亡，必然还会求救于齐，不如先暗地里与韩结好，待魏的力量耗尽之后，韩不能支持下去的时候，再乘虚攻魏。这样不仅可以争得战场上的胜利，而且还能够加重我国在中原诸国中的实力地位，一举而名利兼得。”齐王听了十分赞同，于是私下答应了韩国使者的请求，同时却又按兵不动。韩国自以为有了齐国的帮助，信心倍增，一连五次向魏军发动反攻，但连连受挫，于是又向齐求救。齐国看到韩、魏消耗得都差不多了，便出兵攻魏，在马陵大破魏军。魏破韩弱，两国之君都只能都只能北面向齐国称臣。
汉光武帝正确处理周边战事，把握住战略重心，也是一个典型的“守度”的实例。东汉建武二十七年，臧宫、马武上书献灭匈奴之策，汉光武帝诏报曰：“《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外边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参见《后汉书》，卷十八，《臧宫列传》）东汉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经过多年战乱，国力十分虚弱。在这种情况下，光武帝牢牢把握住军事行动的“度”，将战略重心放在国内，拒绝对周边用兵，开边拓土，这是十分明智的。
以上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中的一些正面的“守度”实例，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反面的“守度”实例来理解中国战略关于“度”的思想。
汉武帝时期，汉王朝凭借强大的国力，先后对匈奴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反击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极大地削弱了匈奴的力量。然而五次战役之后，汉武帝对匈奴又进行了六次战役，一次小有斩获，两次无功而返，三次全军覆没。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汉王朝虽然在五大战役中取得了胜利，迫使匈奴远走漠北，不敢再到长城内外袭扰，但同时文景时代所积储的国力也大量被消耗掉，原来丰盈的国库变得空虚起来，军力的损耗也很大，如第五次战役出发时精骑十万，“私负从马”四万，胜利归来时，官私马加起来也不足三万。长期的用兵，消耗了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而重要的是，与对匈奴战争的同时，汉武帝还进行了平西南夷、平南越的战争，还亲率十八万骑巡边。为了让李广立功绝域，还派他率六万人，随带运粮牲畜十四万头，仅仅为了获得天马而远征大宛，以致百姓疲敝，民穷财尽。在汉武帝身上，雄才大略和穷兵黩武只有一步之差，表现在一些重大战略决策上的“失度”，或者说用兵“过度”。只是汉武帝能够晚而改过，加上文景两代祖先为他储备了雄厚的国力，昭宣二帝继承他临死前制定的“思富养民”的政策，才使他避免了重蹈秦始皇的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