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知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孙子
“知”，是中国战略又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它将我们带入力量运用的战略决策领域之中，这个领域同时也是战略主体行为研究的领域。“知”决定了战略统帅的判断和决心，因而也就决定的对抗中“力”的施向，决定了“力”是否能够达到“胜”的结果。“知”，是中国“以智克力”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在战略统帅思维活动之中并贯穿于力量对抗战略指导的全过程，它与哲学认识论、人类思维科学以及力量对抗中“信息”的作用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一、何谓“知”？
“知”，就是我们常讲的“知道”、“了解”等意思。按照现代信息理论来解释，就是获得了想要得到信息。要是按照哲学理论来解释，这个“知”就复杂了，它涉及到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涉及到人类思维的发生机制，是指人对客观世界的感知和认识，以及客观世界在人头脑中的反映。由此，产生了哲学上的认识论，出现了许多抽象的“映象”、“感知”等概念。历史上关于“唯心论与唯物论”、“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争论，都与这个“知”字有关。就战略而言，这里所谈的“知”，不仅仅是对一般现象和一般情况的掌握，而是强调对事物本质的洞察，对认识对象及其相关要素全局性的掌握。
在中国战略中，“知”与“智”是联系起来看的，甚至可以这样说，在一些中国战略思想家的眼中，“知”即是“智”。老子曾经说过：“知人者智”。（《老子·三十三章》）我国著名《孙子兵法》研究专家吴如嵩认为，“孙子尚智，把智列为五德之首。古代，‘智’与‘知’是一个字，二者通用。因此，我们在分析‘智’的内容时，就应既包括智慧方面的才能，又包括知识结构方面的要求。”（《孙子兵法新论》，吴如嵩著，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110页）
还有，在中国战略中，“知”与“事”是两个对应的范畴。“知”是讲如何思考和制定战略，包含有“智”的意思；“事“是讲如何组织和实施战略，包含有“行”的意思。例如，在《淮南子·兵略训》一书中，将“权”分为“知权”和“事权”。据此，我们能够从这两者的对应关系中进一步掌握“知”的涵义。
二、不知者，不能胜
这里要说的是“知”的必要性。孙子所说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对这种必要性做了言简意赅的阐述，意思是：熟悉对方和了解自己，就可以百战百胜。反过来说，不熟悉对方，不了解自己，就会逢战必败。简言之，不知者，不能胜。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想掌握一个事物，要想征服一个事物，就必须首先认识这个事物。我们还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被蒙上眼睛，对对方的情况一无所知，他就无法战胜对手。还有，中国战略将“知”与“智”同等看待，这就是说，不知者，无智，无智者，当然无法战胜对手。
就战略而言，“知”与“胜”的必然联系所形成的这种必要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要想战胜对方，必须对双方的情况了如指掌，这样才能熟悉彼此力量对比的现状，正确判断彼此的强点和弱点，针对对方的战略企图，制定和实施自己的战略对策。第二，中国战略讲“易胜”。在实际的战略对抗中，不只是强调力量在整体上的优势，更加强调力量因时因地恰到好处运用而形成的局部优势。这就需要“知”，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信息”的作用，它能够使力量的“作用”放大，使战略决策者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
贾诩料敌知胜败
汉建安三年（公元197年）三月，曹操包围了穰城（今河南邓县），再次攻打张绣。不久，曹操得到袁绍有可能进攻许昌的报告，于是撤围退走。张绣要乘机出城追杀，谋士贾诩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追杀必败”。张绣不听，果然大败而归。贾诩又劝张绣赶紧再派兵追杀，并说一定能够取胜。张绣说“上次不听你的建议，招来了失败。现在已经败了回来，怎么能再追呢？”贾诩说：“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尽管去追。”张绣于是再派兵追击，果然获胜。回来之后张绣向贾诩请教：“开始我率精兵追击，你说必败，果然失败；后来你让我以败卒追击胜兵，你说必胜，果然必胜。这是什么原因呢？”贾诩说：“这个道理很明白。将军虽然善于用兵，但非曹操对手。曹操在军队刚撤退时，必然亲自断后，所以追之必败；曹操急于撤退，一定是国内发生了变故，同时他打败了我军，肯定会利用这个机会迅速往回赶，留下别的将领断后。这些将领虽然勇敢，却不是将军你的对手，所以用败兵追击也能取胜。”张绣听后十分叹服。
三、“知”，需要知什么？
要想达到“知”，需要掌握“知”的内容，需要明白自己究竟应当“知”些什么。在这方面，中国历代战略家们有过许多论述，归纳起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知彼知己，就是说，要了解自己的对手，同时也要熟悉自身的情况。这方面讲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做起来却非常困难。有些人明于知彼，却暗于知己；有些人明于知己，却暗于知彼。这样，就无法达成战略上所要求的建立在辩证统一认识上的“知”，容易犯战略上片面性的错误。还有，有些人认为自己既知了彼，也知了己，但实际上知得不够，知得不透，这也同时达不到战略上的要求。所以古人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
曹操知彼
曹操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和他的谋士们的过人之处之一，就是非常善于把握各种对手的心理与性格特征，善于利用敌人的心理与性格来进行决策。官渡之战，曹操的敌人主要是袁绍。曹操对袁绍有这样一段评价：“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非，适足以为吾奉也。”这一段分析可谓入木三分。野心很大而才智浅薄，外表凶狠而内心胆怯，猜忌刻薄，缺少威信，都是对袁绍个人品质修养的剖析。曹操以此为根据作出了可以战胜袁绍的判断。曹操的谋士郭嘉也指出，袁绍的性格特征是“性迟而多疑”。谋士贾诩也把曹操与袁绍作了对比分析，说“公明胜绍，勇胜绍，用人胜绍，决机胜绍。”精明、勇敢、任用人才，果断机智四个方面，曹操都大大胜于袁绍。
事实证明，曹操和他的谋士们对袁绍的判断完全是正确的。袁绍的心理与性格弱点，直接导致了他在官渡之战中的失败。官渡战前，刘备起兵占领下邳，屯据沛市，并与袁绍联络，准备合力反曹。曹操为了避免两面作战，抓住袁绍“性迟多疑”的弱点，断定袁绍既不会对刘备施以援手，也不会乘机攻击曹操的后方，因而先行击败了刘备。曹操的理由是：“刘备是人中之杰，现在不击，等到他羽翼丰满，就难办了。袁绍虽强，但遇事而多怀疑不决，何足忧乎？”不出曹操所料，当曹、刘酣战之时，袁绍的谋士田丰建议袁绍“举军而袭其后”，袁绍却以幼子生病，自己心中恍惚为由，拒不发兵，结果失去了一个极好的战机。官渡相持时，曹操军粮告竭，写信许昌请求接济，信落入袁军之手，袁绍的谋士许攸建议袁绍趁曹操后方许昌空虚，分遣轻军，星行掩袭。袁绍却怀疑地说：“曹操诡计多端，这封信只怕是诱敌之计吧。”于是又坐失了一个战机。袁绍志大智小、忌克少威的毛病也表现得很明显。他的手下不是没有精兵良将，不是没有深谋远虑的智囊，但都因为袁绍“矜愎自高，短于从善”，而拒人千里。如谋士沮授提出袁军的战略方针应该是充分准备，持重待机，逐次进兵。这是一个稳妥可靠的战略方针。但袁绍断然拒绝，他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竟然采取一线平推的方法。袁绍为人猜忌刻薄，只重用审配这样的阿谀奉承之士，更是导致了内部的不团结。官渡之战的关键时刻，谋士许攸的家属在邺城犯法，审配乘机陷害许攸，本来就积怨很深的许攸一气之下投靠了曹操，并献了偷袭乌巢、火烧袁军粮草重地的计策。曹操“得策辄行”，当机立断，亲自率领精兵，夜袭乌巢。乌巢被袭后，袁绍集团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由于袁绍听信馋言，将军张郃、高览一怒之下也都投降了曹操，导致了袁绍的最后败北。
第二，知彼知己，并不是双方的什么情况都要知道，关键是要围绕力量获取信息，知道双方力量构成和力量对比，判断出胜算把握有多少，得出能否进行较量的结论。《孙子兵法》的这样一段话：“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与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孙子兵法·谋攻》）孙子所讲的这五个方面的知胜之道，都是围绕着力量而谈的：一是要知道力量对抗的结果；二是要知道力量的多少；三是要知道力量中的精神因素；四是要知道力量的准备程度；五是要知道驾驭力量的君王与将帅的关系。关于第五个方面要多说几句。中国战略非常重视这种君王与将帅的关系，强调要充分发挥将帅的才智，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前线将帅的掣肘。就“知”而言，中国许多成功的战略决策，是从这种关系的分析中得出来的。如西汉时薛公回答刘邦时对淮南王英布的分析，曹操的谋士荀或对袁绍将帅的分析，等等。这因为，知“力”要知“将”，力量是由将帅操纵的。
李光弼深知敌将而擒敌将
安史之乱时，太尉李光弼所率唐军被史思明所率叛军击败，退守河阳。史思明声言，要渡过沁水，断绝唐军粮道。李光弼率唐军于野水渡临时扎营布防。到了晚上却又还军河阳，只留下牙将雍希颢率一千人防守营栅。临行前，李光弼对雍希颢说：史思明的部将高廷晖、李日越都是力敌万人的虎将，他们一定会来劫营。你留在这里，他们来了以后，不必与他们交战。他们如果要投降，就领他们来见我。李光弼的部下都觉得不可思议。这天，史思明果然对李日越说：“李光弼驻扎在野水渡，无险可守，你带五百铁骑夜袭他的营垒，取他的人头来见我。取不到他的人头你就不要回来了。”李日夜当夜掩至野水渡唐军营垒，却发现李光弼已经不在此处。李日越便对部下说：“我就是将雍希颢捉回去，也免不了死罪。”于是请求投降。李光弼对李日越厚礼相待，表奏其为右金吾大将军。高廷晖听说后也投降了李光弼。有人问李光弼为什么怎么容易就招降了两员大将，李光弼说：“史思明急于与我军决战，听说我军在野水渡野营，就会觉得很容易能攻下我军，就会命令李日越来袭劫我的营帐。然而我已离开此地，雍希颢是个无名牙将，虽擒不足为功。李日越怕死于军法，自然要投降。高廷晖才能比李日越高，李日越投降后封了高官，高廷晖也就会情愿来降的。”李光弼对于敌方将帅的心理状态了如指掌，所以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
第三，要知力量对抗时空条件，要知道在什么时间对抗，在什么地点对抗，这因为，力量的实际的对抗性的接触，是在具体的时间与空间条件中进行的。对此，孙子说：“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孙子兵法·虚实》）可见，只知力量而不知力量运用的时间和地点，同样还没有达到战略上“知”的要求。
第四，“知”，需要知道对抗背后深层的动因和利益，只有这样，战略才能抓住对抗本质性的联系，把握住对抗的全局，预知对抗的结果。所以，孙子说，“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鬼谷子·谋篇》也说过：“凡谋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得其所因，则其情可求；见情而谋，则事无不济”。
第五，就现代战略而言，“知”不仅仅体现在我方对对方的所“知”上，还要体现在如何控制对方对我方的所“知”上。这因为，对抗的真正目的是征服对方的意志，这需要让对方按照我们的设想对力量的对比和对抗的结局作出判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威慑问题。
总之，“知”，要知其根本，知其实质，知其长远。土地革命战争初期，革命形势暂时处于低潮，红军力量弱小，有人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却响亮地宣布“星星之火，可心燎原”。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倾其全力进攻解放区，扬言三至六个月消灭我军。毛泽东又英明地预见，并指出，除了政治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必胜蒋必败的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又发生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知”，要善于从敌人表面的强大中，看到其外强中干的本质，这是正确的战略认识论。与之相反，有人在进行敌我对比时，只看军队数量而不看质量，只看武器优劣而不看民心士气，这样的对比是不可能抓住实质的。中国古代的淝水之战，秦军统帅苻坚夸口说自己的兵马多得投鞭于江，即可以阻断其流，以为仅凭兵力优势就可以打败东晋，结果终因内部矛盾重重、指挥失误而惨败。
四、实现“知”的若干要求
在我们知道了“知”的涵义、必要性和内容之后，现在要回答的是，如何才能达到“知”，或者说达到“知”需要掌握什么方法。这是一个战略思维的问题，它关系着对抗的胜负，直接决定着战略统帅素质的高低。根据中国古代有关这方面的战略思想，达到“知”，需要把握以下几个字。
（一）静
正如孙子所说，“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孙子兵法·九地〉）战略统帅在重大战略决策之前，一定要心平意静，不慌不乱，不急不躁，任凭波涛汹涌，胜似闲庭信步。在中国的历史故事中，曾经描述过这样一些战略家，他们在大敌当前，举棋对弈，非常镇静，表现出了一种临危不惧、临危不乱的大将风度。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思维正常运转，保持思路的清晰，才能够知彼知己，产生正确的战略决策。《大学》中有这样一段话：“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种“静”，要求战略家保持一种思维的常态，不为所动，不为所扰。这实际上与前面与说的“柔”有联系，可以说是“柔”在战略思维中的一种表现。保持这种思维的常态，需要非常高的战略修养。
（插图：郑成功对弈聆军情图，《中国军事通史》16卷）
“静”，需要战略指导者掌握情绪重心，掌握心理平衡。果断正确的指挥，建立在平衡心理基础之上，军事指挥员应根据战场和部队的情况，把握住自己的情绪重心。胜不骄，败不馁，激不怒，诱不贪，弱不卑，使头脑始终处于思维的最佳状态，并随着战场情况的变化而变化，避免因情绪波动造成指挥失误。
这种超乎寻常的心理平衡，反映了中国战略所要求“儒将”意境。这种意境很难用语言准确表达出来，我们可从陶潜的一首诗中多少体悟出一些，即：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二）算
从直接的意思上看，“算”是指“计算”、“盘算”，即对双方的力量以及相关的情况做出仔细的估量，从大量的数据分析中抓住特点，找出规律，达到战略所要求的“知”。从广义上看，“算”不只是一种量化的分析，而是指战略的运筹，指对整个战略对抗过程的设计，这里面内含着严密的逻辑推理以及由这种推理获得的战略所要求的“知”。就后者而言，这是讲战略所强调的计划性，它是人的才智的重要体现，是未来对抗在人脑中提前展现。
中国战略十分强调“算”，认为这种“算”是战略对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实际较量之前的“寂静战场”的较量。中国古人称之为“庙战”。孙子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孙子兵法·始计》）《淮南子·兵略训》说：“凡用兵者，必先自庙战，主孰贤？将孰能？民孰附？国孰治？蓄积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备孰便？故运筹于庙堂之上，而决胜于千里之外矣”。“故庙战者帝，神化者王。所谓庙战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时也。修政于境内，而远方慕其德；制胜于未战，而诸侯服其威，内政治也。”中国古人讲的“庙”，就是指战前运筹的场所。
（三）察
“察”就是观察、调察、侦察的意思。
战略要“察”的东西，不是一般的东西，而是决定事物发展方向的规律。记得我国老一辈领导人薄一波说过：“规律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通过实践，通过周密的调查，通过计算，掌握充分的材料，研究它的内在联系，经过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才能能动地制定出反映客观规律的计划。”(《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薄一波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835页)
规律就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注意到美国现实主义理论代表摩根索说过的一句话。他认为，国际战略家们要做的工作是，“在每种政治局势下，相互矛盾的趋势都在发挥作用。……因而学者所能作的最好努力，是追踪某一特定的国际局势中内在的不同趋势和倾向。他能够指出哪种条件可能使某一趋势胜过另一趋势，并最终估价出不同的局势和趋势实际占优势的可能性。”(《国家间的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摩根索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9页)
规律是内在的、共性的、反复出现的，它是通过大量现象综合反映出来。战略上要达到“知”，必须对周围的事物，对与战略决策有关联的各种现象和要素，进行认真细致的“察”。就战略而言，这种“察”绝不是一般性的观察，而是要用具有见微知著的战略眼光去观察，要能够透过现象抓住本质，透过偶然发现必然（偶然性在远离平衡态的情况下，有时起大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作用）。战略是一种驾驭全局的艺术，需要观察东西是大量的和极其繁杂的。所以，战略上要求的“察”，不是看到的越多越好，也不是看到了就算是完成了，而是要有一个战略上加工整理过程，使被“察”到的东西简明清晰。这就要求战略思维掌握一种简捷原则，尽量排除各种纷扰，割断无关的联系，使问题变得简单、明快，这样才能准确迅速地把握住规律。也就是说，战略要尽量避免把一些本来简单的问题搞复杂。正如中国古人冯梦龙所说：“世上本来没有那么多复杂难解的事情，都是庸人自寻烦恼。惟有心胸开阔、遇事通达才能内心清净。”(《智囊补》第78页)
毛泽东提出的“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就是非常好的战略观察方法。在中国战略中谈到的“以现占隐”、“以己度敌”、“反观而求”、“平衡推导”、“观往验来”、“察迹映物”、“投石问路”、“顺藤摸瓜”、“量池测水”、“按脉诊病”以及“用间”等，也是一些根据不同情况总结出来的可供战略借鉴的具体观察方法。
透过现象看本质，毛泽东准确预测二战形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1942年10月12日，德国军队在苏联对斯大林格勒正在凶猛进攻。这时，传来了苏联红军在这座被包围的城市的西北部工业区突破了德军包围线的消息。毛泽东在万里之外立即作出了卓有远见的判断：苏军将获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这一仗，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历史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一个月后，苏军转入了反攻。三个月后，德军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彻底失败。历史也证明了斯大林格勒确实是苏德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德军在此役失败后，从此一蹶不振。
毛泽东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关键是他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第一，在敌人表面强大的现象中，他看到了敌人外强中干的实质。毛泽东将德军在侵略战争道路上各个时期的表现进行了对比，发现德军内部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它的力量在一步步衰竭。德军取得了西线的巨大胜利之后，被意外的成功冲昏了头脑，贸然进攻苏联，犯了“两线作战”的兵家之忌。德军进攻苏联时，在莫斯科城下损兵折将严重受挫，不吸取教训，反而分兵冒进，企图以新的攻势同时夺取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又犯了分散兵力的错误，结果对这两个地方都是久攻不克，屯兵高山与坚城之下，陷入了绝境。毛泽东透过德军逐渐衰竭的现象，看出德军进攻斯大林格勒，是它垂死前进行最后挣扎的实质。他说：“拿希特勒在第一阶段上的情况和第三阶段作比较，就可知希特勒是处在最后失败的门口了”。（《毛泽东选集》，合订本，842-843页）第二，从战场态势的现象中，看出战局变化的必然趋势。德军猛攻斯大林格勒48天而不能下，已成强弩之末。眼看冬季来临，后勤供应难以为继，严冬对战斗力的强大消耗将使德这军无法应付。而德军越过顿河河曲部的那些部队，态势更加突出孤立。毛泽东预言：“整个顿河的以西以南地带是他的最危险的地带，红军将在这一带转入反攻”。（同上，843页），后来果然如此。红军正是从这个方向进行反攻，全歼了德军的精锐第六集团军的。第三，从作战方法变化的现象中，看出法西斯军队的腐朽本质。德军主要靠进攻来维持士气，靠进攻的暂时胜利来欺骗士兵和国内人民。毛泽东说“象希特勒这样法西斯国家的政治生命和军事生命，从它出生的那一天起，就是建立在进攻上面的，进攻一完结，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同上，第844页）因而毛泽东从德军将要停止进攻转入防御的现象中，准确地判断出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将是希特勒灭亡的决定点。
这样，通过“察”，战略指导者就可以“见人所不见”，“知人所不知”，得到“独见独知”，成为“神明者”。如《淮南子·兵略训》所说，“良将之所以必胜者，恒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难以众同也”。“夫将者，必独见独知。独见者，见人所不见也；独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见人所不见，谓之明；知人所不知，谓之神。神明者，先胜者也。先胜者，守不可攻，战不可胜，攻不可守，虚实是也。”
（四）瞻
战略是掌握全局和长远的，它所要求的“知”，不能仅局限于对已经发生情况和即将发生情况的了解，而更重要的是瞻望未来。对于未来，战略上掌握的越多，知道的越多，战略决策就越高明，战略主动权就越容易获得。中国有句俗话说，“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不怕想不到，就怕不知道”。这句话虽然通俗但却很深刻，阐明了我们所说的这种前瞻性的“知”的道理。对此，一位名叫博福尔法国战略学家也这样说过：“传统军事战略中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总是这样一种能力，那就是能比敌人更迅速地把握战争艺术中的各种变化，并能够预知新因素将会产生的效果”。（《战略入门》第45页）
这种前瞻性的“知”，需要战略决策者结合自己所掌握的情况，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推测出未来对抗可能发生的主要情节，并在自己的头脑中勾画出大体的景象。毛泽东对此曾做过深刻分析：“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所以尽管描绘的东西不能尽合将来的事实，而将为事实所校正，但是为着坚定地有目的地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指导起见，描画轮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论持久战》）博福尔也这样说：战略计划对于每一个拟议中的行动，都必须计算敌方可能的反应，并做好防范的准备。战略的目的是要确保我们自己的行动自由。自然，战略对于导致最后解决的问题的一连串的事件都应有清晰的构想。（《战略入门》第10页）
（五）全
战略决策者在掌握情况时一定要全面，了解与战略相关的各方面的要素，观察这些要素内部和相互间的联系。只有这样，战略决策者的视野才能开阔，才能关照到战略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才能够产生与众不同的战略构想和战略方案。当然，战略上求“全”并不是面面俱到，而是择其要，寻其真。这个“全”只是局限在与战略相关的范围内。在战略实践中，这个“全”的界限很难把握。我们不仿从另一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求“缺”。减少了战略上“知”的缺失，也就等于在向“全”的方向靠近。所以，战略决策者不仅要明白自己应该知道些什么，还要清楚自己哪些应该知道的东西还没有知道。中国古人把这种要求称为“求阙”。曾国藩晚年的书房就命名为“求阙斋”。
这里所说的“全”，不仅有全面的意思，而且还有全局的意思。全面和全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全面掌握情况，才能上升到全局的高度；只有站在全局的高度，才能全面地掌握情况。这两者相比，全局是战略的本质要求，全面是条件，全局是目的。这里所讲的“全”，有着更为抽象的要求，它不是情况数量堆积和排列，而是“由大到小”、“由本到末”、“由一到万”的“执其大端”的“全”。
毛泽东全面洞察中国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国内存出现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论调。毛泽东认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也就是说，研究中日战争要从其实际情况出发，一切只看表面现象或通过简单类比而得出的结论，都是难以成立的。
毛泽东从四个方面对中日双方的战争实力和潜力进行比较，并预测其发展的可能性。一是敌强我弱。日本是一个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较强的帝国主义国家，而中国是一个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较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决定了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中国抗战要速胜是根本不可能的。二是敌退步我进步。日本妄图通过侵略扩张来强化其带有封建性帝国主义特色的天皇制度，其所从事的战争是野蛮的战争。而中国人民的战争是反侵略的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必然唤起全国的团结，尤其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已经觉悟了的人民群众，有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这是中国必胜的主要根据。三是敌小我大。日本是个小国，其人力、物力和军力都相对不足，难以支持长期的战争，而中国则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具有较多的回旋余地，利于持久。四是敌寡助我多助。日本从事侵略战争，失道寡助，必然遭到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和广大人民的坚决反对。而中国所从事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必将赢得世界范围内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毛泽东认为，以上四个特点在抗日战争中是贯穿始终的，相互消长的，只要中国人民坚持持久抗战，便能逐渐转变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并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在此基础上，他还正确预测出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即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为我军制订了抗日战争正确的战略战术。
诸葛亮的隆中对是“知”全局的典型。诸葛亮说：曹操力量太强，所以“不可与之争锋”；孙权虽弱根基牢固，人才济济，“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荆州是战略要冲，而其主刘表不能守；益州为天府之国，而刘璋闇弱；汉中殷富，而张鲁不得人心。刘备虽然眼前力弱，但是帝室之胄，有号召力。根据这种形势，诸葛亮为刘备制订了夺取荆州、益州，外结孙权，内修政理，相机进占汉中，以求三国鼎立的战略计划。
要想“全”，仅靠一个人的智慧是不够的。高明的战略家，善于发挥集体的才智，依靠集体的智慧达到战略上要求的全知。中国人重“名”，战略统帅，要有“名分”，这包括他的出身、地位、名望，但这些人并不完全是一名出色的战略家。这种缺憾由他的谋士群体的智慧来弥补。中国的战略是一种建立在群体谋划基础上的。这是中国战略的一大特色。
战略决策需要多方面的知识，需要多方面的人才，集中集体的智慧。在《六韬·龙韬》中讲到统帅决策部门即“王翼”的构成，其中说到：“凡举兵帅师，以将为命。命在通达，不守一术。因能受职，各取所长，随时变化，以为纲纪。故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应天道。备数如法，审知命理，殊能异技，万事毕矣。”书中接着谈道“以应天道”的这种“七十二人”的“王翼”的构成：腹心一人。主潜谋应卒，揆天消变，总揽计谋，保全民命；谋士五人，主图安危，虑未萌，论行能，明赏罚，授官位，决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历，候风气，推时日，考符验，校灾异，知人心去就之机；地利三人，主三军行止形势，利害消息，远近险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讲论异同，行事成败，简练兵器，制举非法；通粮四人，主度饮食，备蓄积，通粮道，致五谷，令三军不困乏；奋威四人，主择才力，论兵革，风驰电掣，不知所由；伏旗鼓三人，主伏旗鼓，明耳目，诡符节，谬号令，*忽往来，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难，修沟堑，治壁垒，以备守御；通材三人，主拾遗补过，应偶宾客，论议谈语，消患解结；权士三人，主行奇谲，设殊异，非人所识，行无穷之变；耳目七人，主往来所言视变，览四方之事，军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扬威武，激励三军，使冒难攻锐，无所疑虑；羽翼四人，主扬名誉，震远方，摇动四境，以弱敌心；游士八人，主伺奸候变，开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术士二人，主为谲诈，依托鬼神，以惑众心；方士二人，主百药，以治金疮，以痊万病；法算二人，主计会三军营壁、粮食、财用出入。
要想“全”，需要用系统方法。这方面的论述很多，大家也都熟悉，不再赘述。以下关于系统的几个新的观点，有助于我们进行全面的战略思维。这些观点是：异质对系统的功能和动态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系统的控制不一定来自内部，它们可能部分地，甚至完全地来自系统以外。只有把一个系统放在它的周围关系之内，才能认识它。应更多关心的是过程，而不是端点，过程比端点更为重要。了解一个系统实际上如何行为，什么过程实际上确定了它的结构和轨迹，比论证它的端点是什么更有意义。非平衡范式并不排斥平衡，而是把平衡或“点稳定状态”只作为一种特殊的情况。
战略上运用系统方法求“全”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如何把认知对象构成一个整体，或者说用一种整体感去全面观察自己的认识对象。在这方面，美国一位名叫安图利奥·埃切维里亚的学者提出的战争的多维分析方法，对我们很有帮助。他把战争视为“各维”相互作用和不断变化的过程。他所说的“维”，不是指几何学及空间理论中所指的长、宽、高等维度，而是指与战争密切相关的政治、社会、技术、作战、后勤等诸因素。作者谈到：战争本质并不受制于线性系统的局限性。战争具有“双重”性质。首先，它具有几个内在的常数——模糊性，对抗性，偶然性，不确定性，阻力，危险性，很难对其进行数学计算。这些无法估量的因素源于敌对双方的相互作用、近乎实时和连续的行动以及战争逐步升级的趋势。战争内、外特征的结合使得战争成为一种相关与非相关变量的构成的混合体，在多维范围内这种不可预见的相互作用只会产生多种结果。为理解这种相互作用，军事理论必须采用多维分析的方法。这并非是对各维的简单相加，而是通过变换角度、交换位置等多种方式来检验不同时期各种事件相互作用的效果。这种思考过程可以将人的智能发挥到极限。而信息时代技术的进步，能帮助我们建立计算机模型从尽可能多的维来模拟绝不可能按原貌反映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中的不确定因素。所以，多维性必须包括指挥官的直觉和眼力。总之，我们绝对无法以此来精确地预测战争的前景，只能是概略地加以描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就作战的多维相互作用本质作出阐述或把战争看作是一个内涵丰富、相互作用、不断发展的统一体的理论。军事理论家通常以一种割裂的方式来对待战争。通过把战争划分为几个必要的部分并加以分类来进行分析。这种分析涉及范围很广，从政治与战略的复杂关系直到战争的实际实施，从常规战争、核战争到其他样式的战争。当然，这些分析对我们认识战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正如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所指出的，这种分析是不完善的，它们以一种分解状态来阐述战争，从未将战争视为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
（六）断
战略涉及的范围非常广，需要掌握的信息量也非常大。战略决策者常常苦恼的是，不是不知，而是知之太多、太杂，难以定下决心。这需要战略决策者能够迅速在大量的所知中得到真知，迅速判断出自己哪些应该知，哪些不应该知，哪些应该知得多，哪些应该知得少，是否是真的知道了，而是没有知道，然后，果断地定下决心，采取行动。这就是战略上强调的“断”。缺少这种“断”，就会在战略决策的重要时机产生犹豫，发生动摇──这恰恰是战略上的大忌。正如吴子所说：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
果断决策，刘秀西征告捷
东汉光武帝西征隗嚣时，部队进至漆（今陕甘邠县一带），将领们劝刘秀不要远入险阻，刘秀犹豫不决，不知如何时好。这时正好马援到了军营，刘秀便问计于他。马援分析说：隗嚣军已呈现出崩溃的势头，若继续前进就能打败隗军。马援在光武帝前堆成山川形势，向光武帝指划地理形势和行军道路、敌我位置等。刘秀十分高兴，说：“敌人的情况这下子一眼就看出来了。”第二天天亮，便命令部队前进，果然一举打败隗嚣。
就战略的特性而言，它是一门临机发挥的艺术，需要“断”。一位战略家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够将自己平时培养而成的战略悟性，把自己深厚的知识积累，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灵活地结合起来，形成正确的判断和决策。战略没有一定之规。根据具体情况，不失时机地作出正确(那怕是大致的)的抉择，恰恰是战略的精髓。
“断”，需要战略决策者不要过分拘泥于细节，不被一些枝枝叉叉的东西所干扰，迅速抓住关键问题和主要线索，进行自己的决策活动。我们可以举一个商业竞争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日本企业管理中有这样一条经验：为了使管理售货员从求全的担心中解脱出来，先要求他们做出是否有七、八成把握的整体判断，然后，对没有把握的问题用“不确定点”形式标定下来，分别估计每一个“不确定点”出现正面或反面结果的可能性，并估测出反面结果会对整体成效产生何等影响。如果发现“不确定点”出现的反面结果不会对整体成效产生多大影响，管理者就应该把这个“不确定点”抛开，大胆地做整体判断。不过，战略决策也不应忽略一些要害的偶然性问题，因为在远离平衡态的情况下，这些偶然性问题会起大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作用。
“断”，需要战略决策者具备快速反应的素质。当今时代，快速的社会节奏和变化使人们难以做出预测和反应，应付偶然、不确定性的素质显得更为重要。在现代战略决策领域，增强决断能力，提高决策速度，已成为一项至关重要的事情。为此，许多人正在用“平行处理”方法来代替传统的“顺序决策”。
（七）悟
所谓“悟”，是指产生的直觉、潜意识的悟性和灵感。中国战略特别强调“悟”，这因为战略是要把握那些深层的本质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很多方面只可思，不可感，无法用逻辑推理和量化分析完全认识它们，只能靠人们头脑中的一些超常的思维方法去洞察。作为一名真正的战略家，一定要有一种战略悟性，一定要有一种战略感觉。
理解“悟”，需要理解中国古人所讲的“玄道”。“玄道”就是体认、领会，专门认识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客体。在《抱朴子内篇·畅玄》中对“玄道”有过一段这样的解释：“夫玄道者，得之乎内，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思玄道之要言也。得之者贵，不待黄之威。体之者富，不须难得之货。高不可登，深不可测。乘流光，策飞景，凌六虚，贯涵溶。出乎无上，入乎无下。经乎汗漫之门，游乎窈眇之野。逍遥恍惚之中，倘佯仿佛之表。咽九华于云端，咀六气于丹霞。徘徊茫昧，翱翔希微，履略蜿虹，践跚旋玑，此得之者也。”
可见，“悟”是一种超常的思维方法。这种方法不是书本上可以学到的，它必须以丰富的经验为基础，但它又不是停留在一般的感觉经验上，而是超越了一般感觉经验，突破了惯常的思维限制。“悟”靠灵感而非逻辑，重直觉而轻论证。它超越感性经验而作抽象的把握，颇有些神秘，也颇有些模糊，然而战略决策者只要能做到使自己的直觉观察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就可能准确预测和正确决策。对此，外国的拿破仑有同样体验。他说：一个通过别人的眼睛来看事物的人，永远不能合理地指挥一支军队。战争中的成功要靠慧眼，并在战斗中寻找心理性的时机。在奥斯特利茨会战中，我要是提前6个小时发起进攻，我就会失败。意志、性格和胆量，使得我所以成为我。可见，自我的直觉和时空的把握是拿破仑指挥的精髓。
理解中国战略思维的“悟”，需要同中国传统思维的“心”联系在一起。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学，强调收放于“心”，认为“心”中所有，必有所悟。俗话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岳飞说过，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不过，我们要将中国传统思维中关于“心”论的唯心成分区分出来。就“心”而言，中国古人将“心”分为“本体之心”和“认识之心”。陆九渊所说的“心”，正是“本体之心”与“认识之心”的统一体。他所说的“心之体甚大”，是指“本体之心”，此“心”虚而无形，无所不在，至灵至妙，其用不穷，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本一是客观的，是超自然的，是用“心”可感觉到的，这是“心即宇宙”。这种关于“本体之心”的说法，带有唯心论的色彩，应当摈弃。
五、战略思维的逻辑顺序
战略上“知”的过程，也是战略决策者思维的过程。尽管战略思维涉及的范围很宽泛，直觉的成份也很重，但也不是漫无边际和杂乱无章的。战略思维有着自身的逻辑顺序。
第一步，正确地了解和把握形势的变化，认真分析战略环境各个要素，将战略的各种外部条件搞清楚，对自己面临的现实或潜在威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第二步，正确判断自己的对手和盟友，知道自己与谁对抗，知道有谁会同情自己和支持自己。并且，根据利益导向，判断如何能够左右对手的决心，影响对手的意志，争取更多的朋友。
第三步，进行对抗双方力量对比分析，知道彼此的强点和弱点，知道对抗的胜算的把握。
第四步，考虑能够影响对手或朋友利益及决心的主要手段，寻找战胜对手的最佳途径。
第五步，考虑运用手段战胜对手需要那些条件，如何创造这些条件。这些条件包括战略造势、力量准备、时机和空间选择等等。
第六步，综合以上分析，总结特点，发现规律，提出战略指导的总体思路和基本原则。这就是战略的真知，是尔后制定战略方案的依据和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