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专
兵静则固，专一则威，争决则勇，心疑则北，力分则弱。
──《淮南子·兵略训》
力量，要在时空中分布，要在不同的条件下存在，其表现出来的基本形态是“分”与“合”（或者说“聚”与“散”）。战略在组合或运用力量过程中的各种变化，无非就是这两种基本形态的转换。所以，中国战略有这种说法：兵以分合为变。
如果能正确把握好这两种形态的变化，就能够把握好特定情况下双方力量对抗形态，形成实际对抗过程中的我优敌劣的力量对比。这对于战略运筹尤其是在总体上力量处于劣势一方的战略运筹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力量的“分”与“合”是战略的重要问题。力量的“分合”观，是中国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我们常讲的“集中兵力”，就是把握力量“分”、“合”形态的一条基本的战略运用原则。中国古人将这一原则视为“专”。
在中国战略中，围绕着“专”而形成的“我专敌分”的思想，是着眼于力量对比和力量转化的战略思想。这一战略思想与众不同的是，将双方力量放在一起辩证思考，从双方力量对抗过程中相对应的辩证关系中改变双方力量的对比和达成双方力量的强弱转化。这一点，可以从孙子下面的一段话中得到说明。他说：“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敌寡”。（《孙子兵法·虚实》）
一、先从中国古代哲学范畴“聚”谈起
中国战略所讲的“专”与中国哲学与讲的“聚”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可以说，“专”与“分”，就是中国哲学上的“聚”与“散”在战略领域的具体展开和实际运用。
“聚”的本意是指众人的相会和汇集。《说文》解释说：“聚，会也。从*取声。”*，即三人，古以三为多数，三人即众人，故聚引申为众。众人相会，便是聚会。可见，“聚”的意思与“专”的意思是相同的。在中国哲学范畴体系中，“聚”与“散”是一对对立统一的范畴。“散”的本意是散布。中国古人曾说，“散者，言其分布。”“散”有杂乱、分派、分离、分散的意思。（参见《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第180页）在中国兵书中，运用到“聚”与“散”这对范畴，并且在一些论述中，用到了与“聚”意思相同的并与“散”相对应的“专”。例如，孙子说：“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孙子兵法·军争篇》）“凡为客之道，深则专，浅则散。”（《孙子兵法·九地篇》）
“聚”与“散”反映了事物聚合与离散的两种基本属性，反映了事物运动的两种基本形态。所谓聚合性是指事物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接近融合的趋势和功能。这种聚合性能够使同质或不同质的事物构成一个整体或一个新的事物。没有这种聚合性，事物之间就没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不可能产生整体大于个体相加之和的组合效应。所谓离散性是指事物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排斥的趋势和功能。这种离散性保持了事物个性即相对稳定的质的规定性，使事物具有解除旧的整体并构成新的整体的可能性。这种聚合性与离散性与事物变化中的平衡与失衡、稳定与不稳定状态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聚”与“散”的对立统一的关系中，展示了事物深层的本质特征，体现了事物的基本的变化规律。正如中国古人所说，“尽聚散之理，则能知变化之道，无幽而不通也。”（参见《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第184页）历史上许多哲学家，运用这一对范畴，解释生命现象，分析物理现象，揭示社会关系。
许多战略上高深原理，就体现在“聚”与“散”或者说“分”与“合”的互相演变过程。战略的学问是与“力”相关的，而这对范畴与“力”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即“聚”产生于吸引力，而“散”产生于离心力。谭嗣同在《仁学》中曾把产生“聚”的这种吸引力叫做“以太”。他说：“遍法界、虚空界、众生界，有至大、至精微，无所不胶粘、不贯洽、不*络、而充满之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声，口鼻不得而臭味，无以名之，名之曰‘以太’。……格致家谓之‘受力’、‘吸力’，咸是物也。”（《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293—294页）（参见《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论），第178页）战略家正是灵活掌握这两种“力”，改变着力量在时空中的组合，变化着力量的各种形态。
在中国古代哲学与“聚”有关的大量论述中，许多观点对战略指导有着极为重要启示作用。
《易经》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周易·系辞上传》）后人韩康伯注释时说，“方有类，物有群，则有同有异，有聚有分也。”（参见《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第182页）这里的意思是说，“聚”或者“专”是有条件的，要求参与的要素必须有相互吸引的质。用我们现在战略用语说，形成战略同盟，必须要有共同的利益。
中国古代哲学家郭象用“聚”来解释社会现象。他说，“千人聚，不以一人为主，不乱则散。”（参见《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第184页）他在这里强调了统帅的重要性，也同时给予我们战略启示：力量在“聚”的过程中，不仅要有集中统一的指挥，还需要围绕着一个“主轴”或者说围绕着一个“聚焦点”。
中国古人说过，“聚成形质”，（《正蒙·动物篇》）“显，其聚也；隐，其散也。显且隐，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荡所以妙乎神。”（《正蒙·大易篇》）（参见《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第188、189页）王夫之也说过，“聚则显，显则人谓之有，散则隐，隐则人谓之无。……其聚而出为人物则形，散而入于太虚则不形。”（《太和篇》，《张子蒙注》，卷一）“聚则积之大而可见，散则极于微而不可见。”（《大易篇》，同上书，卷七）从战略角度看，这段话给我们的启示是：力量是通过“聚”而构成相对稳定的“形”。战略家通过“聚”与“散”，调整力量“形”的“显”或“隐”，并通过“幽明”、“推荡”的变化展示出战略艺术的神妙。
张载说过，“形聚为物，形溃反原”。（《横渠易说·系辞上》）王夫之也有类似的论述。他说，“聚而散，散而聚。”（《乾称篇》，《张子蒙注》，卷九）“阳之静屈而散，亦谓之阴；阴之动伸而聚，亦谓之阳。”（《神化篇》，同上书，卷二）（参见《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第199页）这些话能够使人联想到战略在驭“力”时所强调的“张”与“弛”两个概念。发“力”时迅速“形聚为物”，发完“力”时迅速“形溃反原”，而这后面的“形溃反原”为再次“形聚为物”做好准备。没有“张”，不会有“弛”；没有“弛”也不会有“张”。这样，战略所追求的那种“弹性”才能够完美地体现出来。
中国宋明理学家王夫之说：“聚者暂聚，客也，非必为常存之主。”（《太和篇》，《张子正蒙注》，卷一）（参见《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第198页）这句话能够启示一个很重要的战略观点：力量在平时要处在一种“散”的状态，这个“散”不是指松散和无备，而是处在一种“弛”、“隐”的状态，处在一种调整或休整的状态。只有在需要时，才迅速将力量聚集起来。力量的聚集是有目的、有方向和有条件的。力量不能够经常处在紧张的聚集状态。所以说，力量的聚集是暂时的。
王夫之在论述“聚”与“散”的相对应的辩证关系时谈道：“聚于此者散于彼，散于此者聚于彼，浊入清而体清，清入浊而妙浊，而后知其一也。”（《思问录·内篇》（参见《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第199页）用战略的眼光来看，这段话表明这样一个意思：我方力量聚集就意味着对方力量分散；对方力量分散也就意味着我方力量的聚集。我们通过这段话，可以深刻理解到战略上“我专”与“敌分”之间的相对应的辩证关系。
王夫之还说道：“聚者聚所散，散者散所聚，一也。而聚则显，散则微，其体分矣。……使无一虚一实，一动一静，一聚一散，一清一浊，则可疑太虚之本无有、而何者为一。”（同上）这段话深刻地论述了“聚”与“散”的辩证关系，并且将这一对范畴与“虚”与“实”、“动”与“静”、“显”与“微”等其他范畴联系起来。就战略而言，这段论述能够使我们从中国战略范畴体系的整体上理解“聚”与“散”的内涵，理解这两个范畴在其对立统一关系中的不同功用，使我们在战略运筹过程中明白该“聚”则“聚”、该“散”则“散”的道理。
二、“专”的核心思想是“集中兵力”
这里的“专”，讲得是“专注”、“专一”。
我们要特别注意中国古人所说的“一”字。这个“一”字，形象地说明了“专”的涵义，反映了用兵之道，揭示了战略在把握力量形态方面的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念。这个“一”字包含有非常深的哲理，需要用心去悟。一旦搞明白这个“一”字，便可用兵如神，收发自如。周武王问姜太公：“用兵之道是什么？”姜太公说：“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黄帝曰：‘一者阶于道，几于神。’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成之在于君。”
就运用力量的战略而言，“专”的核心思想就是我们常说的“集中兵力”。中国古人有时也用“并力”一词来表达“集中兵力”的意思。如孙子说，“兵非贵益多，唯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这里讲的“并力”，就是“集中兵力”。关于“集中兵力”，中国古人还有更为形象的表述。《淮南子·兵略训》说：“五指之更弹，不若卷手之一至；万人之更进，不如百人为俱至也”。
“集中兵力”，是战略指导中一个基本原则。许多战略家们认为，战略的深奥之处，莫过于此。毛泽东说：“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无论那一个大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25页）法国拿破仑说：在战争中，胜利属于懂得怎样在决定性的地点集中最大兵力的一方。奥地利的卡尔大公说：在兵力对比完全相等的地方不可能取得任何良好的战果。克劳塞维茨说：在数量上的优势应该看作是基本原则，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应该首先和尽量争取的。即使不能取得绝对优势，也要巧妙地使用军队，以便在决定性地点上造成相对的优势。他认为集中兵力是克敌制胜的最重要而又最简单的准则，主张在决定性的地点（空间）和决定性的时机（时间）兵力集中。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说：不仅是一条原则，而且可以说所有的战争原则，都可以用一个名词来表述，这就是“集中兵力”。
桓温合兵胜，成汉军分兵败
东晋永和二年（公元347年）十一月，桓温率晋军讨伐成汉，派袁乔率二千人为前锋。次年二月，晋军进至青衣（今四川雅安以北）。汉主李势命李福、李权、咎坚三人率大军自山阳趋合水（今四川乐山南），与晋军相持。成汉军三位统兵将领之间缺乏配合，咎坚擅自率军单独行动，引军渡江向犍为方向开进；李福率一支军队进攻晋军于彭模，也遭到失败。当时晋军将领中有人提出分兵两路，异道并进。袁乔说：“现在我们孤军深入敌境，应当集中兵力，争取一战而胜。如果分兵，万一一路失败，整个作战任务都无法完成。不如全军挺进，丢下辎重，带三天干粮，抱定必死的决心，一定能够获得胜利。”桓温采纳了他的建议，轻兵疾进，直指成都。晋军先遇到成汉军的李权部，三战三胜，李权败回成都。咎坚军至犍为，听说李福、李权先后失败，便不战而溃。晋军乘胜进至成都。李势丧失斗志，连夜弃城逃遁，不久便投降桓温，成汉灭亡。此战晋军与成汉军一合一分，一胜一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吴汉先分而先败，后合而后胜
东汉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初，吴汉率步骑兵两万人进攻成都的公孙述，立营于锦江北岸，另派刘尚率军万余人驻屯于江南，二十余里隔江相望。公孙述派谢丰、袁吉率众十万余人进攻吴汉，另派万余人钳制刘尚，使吴、刘二军不能相救。吴汉兵败退入堡垒，被谢、袁围困起来。吴汉对将领们说：“我和你们跨越险阻，转战千里，深入敌人腹地。现在受到围困，与刘将军不能互相照应，后果不堪设想。我想偷偷冲出敌人的包围，与刘尚会合，合兵一处，共同抵御敌人。如果大家同心协力，大功可立；不然必定失败。成败之机，在此一举。”众将都表示听从指挥。于是，吴汉犒赏军士，饱喂战马，闭营三天不出战。同时多立旌旗，营中烟火不绝，以迷惑敌人。然后利用夜暗作掩护，悄悄行动，移军南岸，与刘尚会合。次日拂晓，敌人发觉了吴汉的行动。谢丰亲率主力攻击刘尚，吴汉、刘尚集中全力迎战，敌军大败，谢袁二人皆战死阵中。汉军乘胜进攻成都，公孙述负伤而死，余众投降。此战汉军先分而先败，后合而后胜，充分说明了集中兵力的重要性。
为什么说“集中兵力”是战略指导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并且集中反映了战略奥秘？。这要从强胜弱败的战争基本规律说起。战争对抗是力量与力量的对抗，具有力量优势的一方获胜。集中兵力，可以获得对抗状态时的力量对比的优势，或者说形成局部的优势。所以说，“集中兵力”，反映了全局与局部的辩证关系，体现出力量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组合的艺术。
在理解“集中兵力”的涵义时，我们要把握好以下几点：第一，力量集中在于点的聚集而不在力量的时空形态。力量的集中有多种表现形态，关键在于是否能将所有的力量集中在打击的目标上。第二，集中兵力是手段，歼灭敌人是目的。不能把手段误作目的，为集中而集中。第三，集中具有相对性，并不是把所有兵力都集中到一起。在具体对抗中，集中兵力的数量必须依据对方力量状况而定，必须以有把握歼灭敌人为原则，并非集中得越多越好。第四，要掌握“分”与“合”的辩证法，反对在集中兵力问题上的片面性。分有分的好处，合有合的好处，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置。例如，《李卫公问对》中说：“分不分为縻军；聚不聚为孤旅”。《兵经》中也说过：“兵重则滞而不神，兵轻则便而多利”。
三、我专
我专，是强调我方的力量要高度集中，这也是中国战略经常强调的“三军为一”。
实现“三军为一”的这种“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凝聚力上的“一”，将自己的力量内在地集中为“一”。二是时空分布上的“一”，将自己的力量通过合理的部署在时间和空间上集中为“一”。
凝聚和控制自己的力量，有许多方法。就有形的凝聚和控制方法而言，需要有一套有效的控制与管理方法，而这些方法又是与先进的控制与管理体制相联系。这方面的论述很多，我们从一些控制科学和管理科学的著作可以得到许多启迪。这里不再展开介绍。
关于无形地凝聚和控制自己力量的方法，是一门高深的战略学问，中国古代战略家们有许多论述。概括起来说，这些方法离不开“恩”与“威”两个字。《尉缭子》也将这两个字说成是“爱”与“威”，意思相同。《尉缭子》这本书说道：“爱在下顺，威在上立，爱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将者，爱与威而已。”《司马法》中有一段话颇有启示，“王霸之所以治诸侯者六：以土地形诸侯，以政令平诸侯，以礼信亲诸侯，以礼力说诸侯，以谋人维诸侯，以兵革服诸侯。同患同利以合诸侯，比小事大以各诸侯。”这段话的意思是：王霸治理诸侯的办法有六种：用调整封地的大小来控制诸侯，用政策法令约束诸侯，用礼仪诚信亲近诸侯，用馈赠财物悦服诸侯，用有智谋的人去扶持诸侯，用强大的军队慑服诸侯。还要以共同的利害来使诸侯联合起来，大国亲近小国，小国尊敬大国，和睦相处。
从战略指导的层面上看，做到“我专”，就要充分利用各种有利因素，最大限度地充实自己力量；建立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壮大自己和孤立敌人；不要把矛盾集中在自己身上，不要让其他不必要的因素削弱自己力量。对此，中国古代战略中总结了许多方法，如“无可无不可”、“中庸处置”、“不为天下先”、“坐山观虎斗”等等。在作战指导层面上看，做到“我专”，就要善于把握力量在时空中变化规律，处理好内线与外线、速战与持久关系，“以最大的兵力和最快的速度到达那里”。（注）“以最大的兵力和最快的速度到达那里”，是引用了一句外国的古训。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主席安德鲁·J·古德帕斯特在美陆军学院、海军学院和美陆军协会联合举行的学术讨论会的讲话中说：“以最大的兵力和最快的速度到达那里”，是内战时期内森·内德福德·福里斯特留下的古训，遵循它是再好不过了。
中国古代战争史中，朱元璋所采取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就充分体现了“我专敌分”的战略思想。在朱元璋夺占皖南时，休宁的儒生朱升来见朱元璋，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构想。这一战略构想指出：元朝虽然内部矛盾重重，但总的军事力量仍然庞大，北方的刘福通、长江上游的陈友谅，力量均比朱元璋强。东方的张士诚的力量也不在朱元璋之下。“高筑墙”和“广积粮”，则可以积蓄自己的力量，达成“我专”；“缓称王”，则可以把元朝的军事压力转移到别人身上，同时造成自己对手之间的矛盾，达成“敌分”。朱元璋采纳了这一战略构想，战胜了对手，建立了自己的王朝。
实现“我专”，并不只是将力量集中于某一空间，也包括力量协调一致的意思，也就是强调力量的“整体性”和“一体化”。孙子说，“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孙子兵法·九地》）
实现“我专”，不仅要排除一切干扰因素，还要排除一切对局部有利但对全局不利的各种诱惑性很大的因素。真正的战略家，不仅善于获取，同时还必须善于拒绝和放弃，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集力于一点，并力于一向。正如孙子所说，“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孙子兵法·九变》）
努尔哈赤的“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明朝末年，后金势力兴起于东北，给明政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明朝政府派出11万大军，号称47万，兵分四路，合兵进攻赫图阿拉，企图一举荡平后金势力。其具体部署是：总兵马林率1.5万人，出开原，经三岔儿堡入浑河上游地区，从北面进攻；总兵杜松率3万人担任主攻，由沈阳出抚顺关入苏子河谷，由西面进攻；总兵李如柏率2.5万人，由西南面进攻；总兵刘綎率1万余人，会合朝鲜援兵共2万余人，经宽甸沿董家江（今吉林浑江）北上，由南面进攻。另外，总兵官秉忠率兵一部驻辽阳为机动部队，总兵李光荣率兵一部驻广宁，保障后方交通；主帅杨镐坐镇沈阳指挥。
后金首领努尔哈赤探知明军行动之后，针对明军分兵四路的部署情况，确定了“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集中兵力、逐路击破的作战方针，将大部兵力集结在都城附近，准备迎战。二月二十九日，刘綎军先头部队自宽甸北上，西路杜松军已出抚顺关东进。后金军发现明西路军进展过速，孤立突出，决定以原在赫图阿拉驻防的500兵马迟滞刘綎，乘其他几路明军进展迟缓之机，集中八旗兵力，迎击杜松军。三月初一日，杜松军突出冒进，已经进至萨尔浒附近，并分兵为二，以主力驻萨尔浒，杜松自己率领万人进攻吉林崖。努尔哈赤看到杜松孤军深入，又兵力分散，一面派兵增援吉林崖，一面亲率4.5万人进攻留守萨尔浒的明军大营。萨尔浒只是一处丘陵起伏的漫岗，无险可守。明军只是临时挖堑树栅，环以战车，布列火器，构成简单的防御体系。当后金军发起进攻的时候，明军从高处不断发炮，但因山势平坦，无法阻止后金军的铁骑，大营很快被其冲破。努尔哈赤旗开得胜，随即回军驰援吉林崖。
与萨尔浒激战的同时，后金军也与杜松在吉林崖展开了厮杀。明军得知萨尔浒失败的消息，军心开始动摇。努尔哈赤率领的援军赶到后，又将明军团团包围起来。此时天色已晚，明军点燃火炬照明以便进行射击，后金军利用亮光由暗击明，集矢而射，杀伤明军甚众，杜松本人也死于阵中。努尔哈赤乘机发动进攻，明军突围逃跑，后金军一路追杀，直到20里外，明军被全部歼灭。
杜松军被歼后，南北两路明军顿时形孤势单。马林所率北路明军听到杜松战败、努尔哈赤转军北上的消息后，不敢再进，命令部队就地驻扎，自己率主力驻尚间崖，依山结阵，其他两位部将潘宗颜、龚念遂各率万人分屯距大营数里的裴芬山和斡珲鄂谟，三营鼎足而立。三月初三，后金军骑兵首先攻击兵力薄弱的龚念遂部，接着又以步兵正面冲击，攻破明军车阵，龚军很快全军覆没。随后后金主力进攻尚间崖，马林率军迎战，后金军一部迂回马林阵后，两面夹击，大败马林，夺占了尚间崖。接着后金军又集中全部兵力，向裴芬山的潘宗颜部发动攻击。潘宗颜拼死抵抗，又充分发挥了火器的威力，给后金军以很大杀伤，但寡不敌众，潘宗颜中箭阵亡，后金军趁明军失去指挥之机一举攻占裴芬山，全歼明军。至此北路明军亦全部覆没。
刘綎所率的南路明军由于山路崎岖，行动困难，未能按时进至赫图阿拉。加上不知西路、北路都已经失利，刘綎仍然按原定计划，向北开进。而努尔哈赤击败马林后，立即移兵南下，迎击刘綎。为了全歼刘綎军，努尔哈赤事先以主力在赫图阿拉南的阿布达里岗布置好埋伏，另以少数士兵冒充明军，持着杜松令箭，诈称杜松已迫近赫图阿拉，要刘綎速进前去会合。刘綎信以为真，立即下令轻装急进。三月五日，刘綎先头部队到达阿布里达岗，陷入了后金军的埋伏之中，刘綎拼死搏杀，但已不可挽回，先头部队全军覆没，刘綎本人也死于乱军之中。后金军乘胜出击，击败了刘綎的后续部队。
杜松、马林两路明军相继失败的消息传到沈阳，统帅杨镐慌忙下令刘綎和李如柏回师。此时刘綎早已兵败身死，李如柏军因为畏敌如虎，行动迟缓，反而侥幸逃脱了被全歼的命运。他接到了撤军命令之后，更是胆战心惊，在虎拦岗遇到20名后金军，竟然以为是后金主力，于是狼狈逃窜，自相践踏，死伤1000余人。
至此，历时5天的萨尔浒之战，以明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总兵力上并不占优势的后金，却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后金军在作战时都是集中兵力打敌一路，所以每战都能保持绝对的优势，从而变被动为主动，变劣势为优势。
四、敌分
力量对比是相对。在双方力量对抗的过程中，力量的“专”与“分”，也是相对而言的。我“专”而敌不“分”，不能达到真正的“我专”；相反，“敌分”则“我专”，分散敌人的力量，也等于是集中了自己的力量，形成了对抗状态下的或局部的力量对比优势。所以，《淮南子·兵略训》说：“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则镏铢有余；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则数倍不足。”
实现“敌分”，关键一条是如何依照自己的意图调动敌人，这也是中国战略中所讲的“动敌”问题。在战略上，掌握自己的力量易，而调动对方的力量难，而这恰恰表现战略家战略艺术的造诣。
如何分敌之力。孙子有详细的论述。他说：“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孙子还说：“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本待之。”（《孙子兵法·兵势》）他还说：“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孙子兵法·虚实》）
理解孙子以上的论述并不困难，关键要把握住“利”与“害”两个字。这两个字与上面所讲的“恩”、“威”两个字的基本涵义是相通的，都是反映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的规律，即“趋利避害”。对抗的一方，是不能够直接调动对方力量的，但可以间接地调动对方的力量，这就要通过“晓之以利”或“示之以害”的方式来进行。这因为，对方是根据自己的利害得失来确定自己力量调动的方向和方式。中国历史上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例如：秦国献商於六百里地，破坏齐楚联盟；孙膑围魏救赵，按照自己的意图调动了对方力量。这里面包含有利用矛盾、制造矛盾、转移矛盾、转化矛盾等战略技巧。在调动对方力量方面，除了示害分敌之力之外，还包括击害分敌之力，这就是中国战略所说的“攻其所必救”。正如孙子所说：“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孙子兵法·虚实》）
攻其必救，太平军捣毁清军江南大营
1858年，清军围困天京。太平军在陈玉成、李秀成的指挥下，取得了不少胜利，但清军江南大营对天京的威胁始终没有解除。解除天京之围，成为太平军面临的紧迫战略任务。1860年1月，干王洪仁玕与李秀成共同制订了一个围魏救赵的作战计划。李秀成亲率所部自浦口渡江至芜湖，会同李世贤部奔袭杭州，清军猝不及防，杭州很快就被太平军攻占。浙江是清军财赋之地，清廷听说杭州失守后严旨催促江南大营发兵救援。江南大营的清军不敢不从，派出1万多人急救杭州。李秀成见敌人已经中计，在清军到达的第二天，金蝉脱壳，急行军赶回南京，与各路太平军一举将江南大营摧毁。
趋利也好，避害也好，要成功地实现“敌分”，必须要关注“形”字，这因为，“利”或者是“害”是通过“形”而显现。
首先，要后敌而动，隐己形，而显敌形，见敌之形后，再确定动敌之策。就象《淮南子·兵略训》所说的“后则能应先”。“敌先我动，则是见其形也”，“形见则胜可制也”。“视其所为，因与之化；观其邪正，以制其命；饵之以所欲，以疲其足，彼若有间，急填其隙。极其变而束之，尽其节而扑之。”
其次，要掌握示形的艺术。分敌之兵，要造成敌人视形不明，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信息不明，从而导致敌人不得不多处防备，分散敌人的兵力。孙子说，“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孙子兵法·虚实》）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敌人信息不明，便处于一种力量无法聚集或不知向何处聚集的“分”的状态，敌虽众，也不必忧虑。对此，孙子也有过论述：“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故曰：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孙子兵法·虚实》）
调动和分散敌人，要讲求一个“顺”字，即“践墨随敌”，“顺详敌意”，“乘其所之”。这因为，只有“顺”着对方所想、所求或者所虑的方向走，才能使对方按照你所示的利害去考虑他的利害，才能将你所示的“形”认为是他的正确判断，这样，对方在按照你的要求做出判断之后，其力量才能按照你的意愿进行调动，正如孙子所说的那样，“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乘其所之也”。“能因敌变化者，谓之神”。在这些论述中，还包含中利用敌人的矛盾和猜疑去分散敌人的意思。
公孙衍巧示形破解敌联盟
公元前322年，齐湣王约请燕、赵、楚三国之相会于卫，欲结成四国联盟，孤立魏国。魏王听说之后十分恐惧，因为四国结盟，将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对魏形成威胁。他急忙请来魏相公孙衍商量对策。公孙衍说：“大王请给臣一百金，臣有办法破坏他们的计划。”魏王立即应允。公孙衍探听到四国相会的具体日期后，便带着五十两马车，大模大样地先期来到了卫国。公孙衍用一百金买通了齐王的随从，赶在燕、赵、楚三国之相的前面，单独拜见齐湣王。并与齐湣王东拉西扯，从容地谈了很长时间。此举果然引起了燕、赵、楚三国的猜忌与怨恨。他们对齐王说：“大王约定我们三国前来商定如何对付魏国，魏相公孙衍来，却同大王长时间交谈，这是大王想与魏联合共谋我们三国吧？”齐王连忙解释说：“魏王听说寡人来到卫国，特派公孙衍到此慰问，我并没有同他谈什么重要的事情。”然而三国并不相信齐王的解释，四国联盟之事也就由此失败。
着眼全局分敌，毛泽东成功“钉”住傅作义
从全局考虑，把敌人留在原地不动，使敌人在整体上难以集中起来，也是战略上达成“我专敌分”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在指挥平津战役时，成功地抑留住敌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就地消灭，保证解放战争全局的胜利。当时，其他战场与平津战场存在的因果关系是：淮海战役中敌军虽然败局已定，尚在垂死挣扎。我军在淮海战役的最后胜利，将引起敌军全局动摇，可能会促使平津敌人向西逃往绥远，或由海路或陆路向南方撤退。同时，我军正在围攻归绥和太原，攻下二城，华北敌军将更形孤立，也可能受刺激下决心早逃。尤其是辽沈战役我军大获全胜，正准备入关作战，敌如发现我军入关，更会惧歼速逃。毛泽东着眼于这些联系，采用其它战场留下一部分敌军，暂不作最后歼灭的布署；撤围归绥，缓攻太原，在报纸和电台发布假消息，表示东北野战军主力尚在沈阳、锦州未动。这样，就使华北敌人临危而不知，心存侥幸，等待观望，甚至错误判断东北野战军需休整三个月后才能入关作战。与此同时，毛泽东又采用敌之局部牵制敌之整体的措施。张家口是敌人西逃的门户，我军包围张家口之敌，北平傅作义必派主力救援。我再抓住援敌，就能拖住敌之大部不能撒手东逃或南逃。果然，我军包围张家口后，敌即令其主力第35军急援，结果该部被我包围于新保安，北平之敌又不得不再次派兵接应。我对新保安之敌围而不打，使其日夜呼救，既拴住了张家口之敌，使其不能单独逃跑，又拴住了北平之知，使其不得不救新保安。这样全部敌人被紧紧地钉在了华北，而不得脱身。
五、扬长避短
“我专”而“敌分”，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而且表现在质量上；不仅表现在“形”在时空中的组合状态上，而且表现在力量内部“长”与“短”的“扬”与“避”上。自己不能够扬长避短，不能算真正的“我专”；不能阻止对手扬长避短，不能算真正的“敌分”。所谓“专”，除了在数量上集中自己的力量之外，还要集我之所“长”；所谓“分”，除了在数量上分散对方的力量之外，还要扬敌之所“短”。
中国古代战争史中有一个例子能够很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东汉王朝曾经出动二十万军队攻打羌旅军队，旷久无功。虞诩献计说，我军是步兵，敌军是骑兵。步兵不如骑兵机动速度快。在边境地区作战，我军兵力虽多，难以发挥优势。我们如果用供养二十名士兵的钱买一匹马，把二十万步兵变成一万骑兵，就可以抑敌之长，避己之短，获得胜利。朝廷采纳了虞诩的建议，没有多花一分钱，却使战场形势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把二十万步兵转变为一万骑兵，改变了力量的质，提高了机动速度，从而抑敌之长，避己之短。从表面上看，力量的数量虽然减少了，但却由“分”达成了“专”，能够并力于一向，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什么才是我之“长”？什么才是敌之“短”？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数量对比的计算问题，而是要认真分析双方力量诸要素的属性，寻找到那些能够彼此相融相克的重要因素。所谓的我之“长”，就是那些能够最有效化解对方某些要素的要素，而对方的这些要素则是他的“短”。关于这个意思，有句古语解释得非常形象，即“金火相守则流，火木相得则炎”。（《投笔肤谈·物略》）
“我专敌分”，强调的是力量对比中形成的有利态势。在理解“我专敌分”中扬长避短的问题时，一定要着眼力量对比，要从力量对比中掌握双方的“长”与“短”，要从力量对比中寻找“专”、“分”之策。一方面，双方的“长”与“短”，只有在双方力量的比较中才能确定，只是在双方力量相互作用时才能显现。当一方存在某些弱点，但另一方确没有办法针对这些弱点去制服它，那么，这一方的弱点对于另一方来说，就不是“短”，另一方也不具备制服这一方的所“长”。另一方面，双方力量对比是一种综合性的对比。就某一方力量而言，它的力量包括许多组成部分，包括许多因素，这些部分和因素中，有些是强项，有些是弱项。对方的力量也同样如此。扬长避短的关键一点是，如何设法将自己的强项集中起来，并且有意识地针对对方的弱项发挥作用。这要求战略家在扬长避短的问题上善于从力量对比（或者说对应）过程中真正地发现和确定“长”与“短”，并且要用综合意识去集中自己的所“长”击敌之所“短”。也可以这样说，在双方力量对比过程中，使自己力量之“长”能够与对方力量之“短”对应起来，才能实现扬长避短，才能实现完整意义的“我专敌分”。
抓住敌人的致命弱点，汉军调动曹咎就范
公元前204年，楚汉战争期间，项羽因为后方受到彭越的袭扰，被迫先回师攻打彭越。临行前，项羽留下大将曹咎防守战略要地成皋，并告诫他说：“守住成皋便可以阻止汉军东进。小心坚守，即使汉军挑战，也不要出击，只要能阻其东进即可。我15日之内一定会击败鼓越，回来与你会师。”曹咎英勇善战，但脾气暴躁。最初的时候果然按照项羽的批示坚守不出。汉军针对曹咎的性格，不断派人挑战，并加以百般侮辱。曹咎经受不住刺激，一怒之下，率部出击，汉军运用半渡而击的战法，大破曹咎于汜水之上，曹咎兵败自杀，汉军乘机夺取了成皋，并推进到广武一带，完全占据了主动权。
在力量对比过程中分析双方的“长”与“短”有非常大辩证性。往往在一些人看来是“短”的方面，有时在对付“长”的时候，并不是“短”而是“长”。我想有用一个历史典故来说明这个意思。南唐有一名很有学问的人名叫徐铉。他奉命到宋朝谈判。按照惯例，宋朝应派一名使节去将他迎来。究竟派谁去呢？徐铉的学问太高，宋朝很难找出能够与他抗衡的人。在众官为难之时，宋太祖发话说：找十名不识字的人，列出名单呈上来。众官不解，但照此做了。宋太祖在名单上随便勾了一个人，便说：就派他去。这个人接到徐铉后，与其同行赶路。一路上，徐铉高谈阔论，滔滔不绝，而这个人支支吾吾，所答非问。结果，徐铉自己感到无趣，话越来越少了。用史书上的话说，这是“以愚困智”。(《智囊补》6页)
“长”与“短”是有条件的，或者说，一方力量的所“长”或所“短”，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显现。譬如，一支部队善长于山地作战，那么，它只有在山地条件下才能展示其所“长”。所以，在扬长避短问题上，战略指导上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创造有利于发挥自己所“长”的条件，改变有利对方发挥所“长”的条件，通过条件的变化实现“我专敌分”。引敌至无用之地，使敌丧失作战能力，是一种改变条件实现“敌分”的策略。
我国历史上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史书上有这样记载：元军包围了南宋襄阳。守城的宋将张贵便做了100多艘无底的船。船上插着旗帜，船的两侧还站着两名士兵引诱敌人。元军士兵攻来后，不知虚实，争着往船上跳，结果被淹死了上万人。(《智囊补》291页)还有一个例子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事情。在一次战斗中，我方军队挖了一条一人多高的堑壕。在我防御的时候，士兵每人带一条凳子进入堑壕，站在凳子上射击。日军攻来时，这些士兵带上凳子后撤了。日军士兵不知堑壕深浅，纷纷跳了下去，结果爬不上来，也无法举枪射击。我方士兵趁机杀了一个回马枪，抓了许多日军俘虏。
做到扬长避短强，就可以实现一种体现在“质”的方面的无形的“我专敌分”。在以往的战争中，弱小的军队击败强大的军队，有时是通过集中兵力形成局势优势的有形的“我专敌分”的方式进行的，有时则利用特定的条件通过扬长避短的无形的“我专敌分”的方式进行的。关于后一种方式，具体展开说，在力量数量或对比形态上处于劣势的一方，能够战胜对方，就是采取各种方法扬长避短，在特定的条件下改变了敌“高”我“低”的不利力量对比。也就是说，采取扬长避短达成“我专敌分”的一方，从表面上或从数量上看处于劣势，但实际上或者说在质量上并不是弱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