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9日(34岁)
9月9日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天，他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这天，毛泽东这个穿长袍、留长发，身子也显得特别颀长的书生，将率领三个团的兵力围扑长沙。此前，他已然是政冶家，但从这天起，握惯笔杆子的手抓起了枪，又走上了军事家的征程。此前，他也写诗，但从这天起，诗人毛泽东有了新的诗品，因为拿着枪的手再来写诗，便是用枪声来押韵了。在这条诗路上敲下的第一个诗韵，便是起义开始之际写下的《西江月·秋收起义》。里面说：“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也正是在9月9日这天，毛泽东遭遇了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被捕。在途经浏阳张家坊时，他被当地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了，在押送去团防局的路上，毛泽东机智逃脱，在一个水塘边的密草丛里躲到黄昏，才死里逃生。
不到一个星期后，毛泽东开始走上一条独特的革命新路——他把队伍引向了农村，这一路，走得很艰难；这一路更让中国共产党从弱小变得强大起来；这一路，毛泽东告别大城市，钻了整整18年的山沟，直到1945年……
1945年9月9日(52岁)
12天前到达重庆的毛泽东，在这一天专门会见了后来成为亲密诗友的郭沫若。鲁迅逝世以后，郭沫若显然成为了国统区进步文化人的一面旗帜。一个是开启白话新诗道路的泰斗，一个是重铸传统诗词辉煌的巨匠。诗人的对话，在国共重庆谈判的时节，却充溢着政治的格言。
正是在这天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了一句后来人们十分熟悉的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而郭沫若在这一天送给毛泽东的那块产自瑞士的欧米茄手表，他一直戴到去世。
关系着未来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庆谈判，虽然玄机四伏，但毛泽东依然没有忘记诗。事实上，在会见郭沫若之前，词坛宿老柳亚子便前来拜谒毛泽东了。临走还向毛泽东索诗留念，可毛泽东没有作答。诗人徐迟请毛泽东题字，并问到怎样做诗，还说有人讲诗应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未做声，题写“诗言志”三字相赠。快要离开重庆的时候，毛泽东给重庆文化人留下了他一生中写得最好的一首词《沁园春·雪》，并应柳亚子之请，题写在柳的纪念册上。
毛泽东走了，一首《沁园春·雪》却在重庆引起一场罕见的文化风云。
读了《沁园春·雪》，柳先生立刻写了一首有名的和词，说毛泽东“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在日记中，他直称毛泽东为有史以来词坛“第一作手”。与此同时，国民党宣传部门则发动了对这首词的批判，甚至动员笔杆子要写出一首超越《沁园春·雪》的作品，然后以国民党领袖人物的名义来发表。可策划半天，最终是没能拿出来，只得遗憾罢手。
于是，一首词让人们领略到了毛泽东不仅有统领雄兵百万的元戎之气，还有儒雅温恭的飘洒气派和文人作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给重庆留下《沁园春·雪》，无疑在政治的天平上，增加了文化人格的几多分量。
果然，四年后的9月9日，今朝的“风流人物”便齐聚在了古都北京(时称北平)。
1949年9月9日(56岁)
进了北平城的毛泽东，在这天正潜心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冶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所谓《共同纲领》，事实上就是一个即将加入世界“户籍”的新中国的“临时宪法”。
在这之前的所有奋斗，似乎都是为了这个新国家的诞生。这也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梦想。从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到毛泽东在这天修改的《共同纲领》，划出了从梦想到现实的历史轨迹。
于是，十天前，毛泽东早早地到北平火车站迎候一位客人。当列车进站停稳的那一刻，出乎在场许多人的意料，他又率先登上了车厢。这种礼遇，对中国共产党的任何领导人，都不曾有过。因为他迎来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从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宋庆龄便再也不愿来北京这个让她伤心的地方。在新中国就要诞生的时候，她应毛泽东之邀，高兴地来了，带着孙中山先生的遗愿高兴地来了。
开国时分，毛泽东更没有忘记那些牺牲的烈士。9月11日，他托回长沙探亲的朱仲丽看望杨开慧的母亲，还带去了书信，里面说：“皮衣一套，送给老太太。”杨开慧是无数没有看到新中国成立的英烈中的一个。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是毛泽东在进北平城不久写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两句。用它来体会毛泽东在9月9日前后的心境，或许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1956年9月9日(63岁)
仿佛是一种巧合，七年前的这天，毛泽东在修改文件，修改关乎国家未来的“临时宪法”；七年后的这天，毛泽东也是在修改文件，修改关乎中国共产党发展方向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
七天前，毛泽东还收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的出席八大的代表必须填写的登记表，他大概也是在这天，认认真真地在上面按要求写道：“姓名：毛泽东。性别：男。出生年：1893。民族：汉。籍贯：湖南湘潭县。现在职务：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
七年的路程，似乎都是凯歌行进。中国共产党把一个西方记者说“无论是猴子还是天使都没有办法治理的”破败凋敝的中国，改造成为了一个朝气蓬勃、万象更新的中国。到1956年的9月，迎来了不同寻常的收获时节，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思路在八大将确立新的方向。
在毛泽东修改的《政治报告》中便明确宣布：现在，革命的暴风骤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在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则进一步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
9月15日开幕的中共八大，还以它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上的几个“第一”载入了史册：它第一次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了党代会实行常任制，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5年；它第一次把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国防四个现代化写进了党章,后来交通运输的现代化改成了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它第一次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写进了党章。
火红的事业，火红的年代，蓬勃的活力，蓬勃的生机，当然还要配之以火红的诗情，蓬勃的诗句。于是，这年6月，毛泽东在武汉“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时，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1971年9月9日这一天，在毛泽东的感觉中，绝不会是火红的和蓬勃的。
当时，他一路南巡，于9月3日0时到达杭州。从1953年以来，毛泽东40多次到杭州，一共住了800多天，杭州被他称为“第二故乡”，这次来，也是要多住几天的。但是，在9月8日晚上，他得到消息说，有人在杭州装备飞机，有人指责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的专运营线上“碍事”。这种情况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尽管已经78岁了，但岁月没有消磨他那罕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敏锐直觉。本来，从8月15日离京南下以来，他沿途批评林彪集团的多次谈话，无疑也是一种政治智慧的体现。于是，为了防止不测发生，在9月9日这天，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把自己的专列立即转移到离杭州远一点的绍兴附近。
后来得知，正是在9月8日，林彪下达“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当晚,林立果等人在北京策划谋害毛泽东的三种办法，地点就选择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林立果的“联合舰队”成员于新野在9月8日晚上赶到杭州，向掌控杭州警备大权并直接负责毛泽东在杭州期间的警卫工作的陈励耘布置任务。随后，于新野又赶回上海，同王维国商量行动步骤。
9月10日，毛泽东即离开杭州，然后经上海一路返回北京。正是9月9日的决策，使林立果等人的谋害方案都没有得逞，否则后果是难以想像的。正像人们所熟悉的那样，接下来便是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
一场反对阴谋集团的政治斗争胜利了，毛泽东也经历了一场此前无法想像的遭遇。但是，在这一年，在这一个时期，毛泽东却没有写诗。因为这毕竟不是一段诗情的岁月。“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多少预示了毛泽东晚年非常看重的“文化大革命”是没有前途的。
转过年来的1972年初,毛泽东病了，病得很重。这是他晚年仅有的两次病情危重的一次。另一次是他1976年9月9日逝世之前。
1976年9月9日(83岁)
1976年9月9日0时10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与世长辞。
这天凌晨，对当时的湖南韶山滴水洞管理员廖时禹来说，有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9月8日上午，他们接到通知，说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晚上要来检查接待毛泽东回家乡休养的准备工作，但是，在深夜快12点的时候，他又接到一个电话，说张平化不来了。难道毛泽东不回来了?廖时禹心里直犯嘀咕。
事实上，在廖时禹放下电话不久，远在北京的毛泽东的生命便已走到了尽头。病重期间，像普通人那样的乡愁情思，促使他向中央提出回韶山滴水洞，中央也通知了湖南做好接待准备工作。可惜，这个最后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
在9月9日0时10分逝世前的24小时里，毛泽东是怎样度过的呢?
从9月8日零时起，便开始腹部人工辅助呼吸，血压高压到180，低压到80。11点左右，心律失常。下午4点，插上鼻咽管。晚上8点半，神志模糊。就是在上下肢插着输液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插着鼻食管的情况下，毛泽东这一天看文件、看书11次，加起来有两小时50分钟，平均每次不到16分钟，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托着看的。同书和文件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毛泽东，最后一次阅读，是9月8日下午4点37分。7个多小时后，刚刚跨进9月9日的门槛，他的心脏便停止了跳动。
一代伟人，也是旷古奇人的生命，便定格在了这一天。
毛泽东（1893-1976）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湖南湘潭人。1893年12月26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爆发后在起义的新军中当了半年兵。1914～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毕业前夕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
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1923年，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24年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
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他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朱德任军长。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
1930年5月，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同年8月，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任总政治委员。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选为主席。1933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30年底起，同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领导集团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将毛泽东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他们执行不同的战略和政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1934年10月，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
长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结束长征。12月，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甘肃境内，先后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同年12月，同周恩来等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成为由内战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局转换的枢纽。1936年12月，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年夏，写《实践论》和《矛盾论》。
抗日战争开始后，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努力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大块的抗日根据地。这些抗日根据地大部分是在华北山区，但也有的是在河北平原和苏北平原。1938年10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发表《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1942年，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纠正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1943年，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生产运动，渡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同年3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
1945年，主持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战略。毛泽东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他从七届一中全会起至1976年逝世为止，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蒋介石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现实，他提出“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1945年8月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表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国内和平的愿望。
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积极防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同周恩来、任弼时转战陕北，指挥西北战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以他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1949年4月渡长江以后的作战，推翻了国民党政府。1949年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作重要报告，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各项基本政策，号召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月1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规定了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0年6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同年10月，迫于美国军队攻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威胁中国东北部的形势，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抗美援朝战争。1950～1952年，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其他民主改革，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1953年，按照他的建议，中共中央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任职到1959年。
1956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接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同年9月，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这个方针后来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因而导致了以后的一系列指导工作上的错误和挫折。1957年2月，他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同年7月，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主持召开庐山会议。他本想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在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后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从1960年冬到1965年，在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初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得到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在这期间，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初步纠正了农村工作中和其他方面的“左”的错误。
但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1963～1965年，发动农村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50年代开始，他领导中共同苏共领导人奉行的大国主义和干涉、控制中国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66年，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因受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操纵而变得特别狂暴，大大超出了他的预计和他的控制，以至延续十年之久，使中国许多方面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不让江青、张春桥等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
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和中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并且开始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
毛泽东在他的晚年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不可争论的功绩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仍然受到中国人民的崇敬。中国共产党在他逝世5年以后，对他的全部革命活动和革命思想以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形式作出了全面的评价。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他的主要著作收入《毛泽东选集》（四卷）、《毛泽东文集》（八卷）。（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