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福亭，1924年生，山东金乡人。1945年参加工作。现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参加编辑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是《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央文献研究室方面的主编之一，《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毛泽东年谱》副主编之一。
他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和生平研究组组长，几乎参加和主持了新时期以来所有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工作。由他来谈毛泽东，当然是驾轻就熟的事。
访问人：您多年从事毛泽东著作和生平的研究，对毛泽东的文献和资料很熟悉，就您的研究，您认为毛泽东一生中有过几次重大的抉择？
赵福亭；这个问题很大，也难以有确切的定说，只能谈点个人的看法。
毛泽东是20世纪的伟人。就近代中国来说，从20年代到70年代，可以称作是“毛泽东时代”。在这个时代的中国历史舞台上，毛泽东唱了主角，每个历史阶段的关键时刻都留下了毛泽东的印记。这不是夸张，而是历史事实。毛泽东学生时代在湖南就是一位突出的很活跃的人物，有相当高的知名度，走上中国历史舞台以后，很快就显露出他那对中国命运有决定性意义的非凡之举。
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为独立的、统一的、人民生活有根本性改善的、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是多少仁人志士的梦想，而实现这个梦想的领头人是毛泽东。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为中国共产党提出一整套的理论、路线和方针，使中国革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你们提出的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有几次重大的抉择？我认为，可以说有五次。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重大抉择，对于推进中国革命运动，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第一次抉择：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访问人：那末就先请您谈谈第一次的抉择吧。
赵福亭：第一次，是20年代初毛泽东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毛泽东说他开始接触、学习马克思主义，书读得并不多，只从中汲取了“阶级斗争”四个字。这是极而言之了。他说从这里开始，就老老实实地研究中国实际的阶级斗争，进行许多寻找革命真理、寻找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尝试，他在青年时代就把中外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研究个透，独创性地从事各种社会活动，搞学生运动，搞自治运动，甚至搞新村式的试验。经过反复比较，他得出结论说，看来用老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办法是不行的，要搞俄国式的革命。
走俄国人的路，“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取这个恐怖的方法”。他说他一旦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为之奋斗终生，从没有动摇过。
访问人：毛泽东的这个抉择，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在这个过程中，他显示了哪些与众不同的特点呢？
赵福亭：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并被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接受的过程中，如前面所说，毛泽东与其他许多同代人相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掌握上，并不具备多大的优势，但他悟性高，能很快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并且运用得好。毛泽东是一个农家子弟，他所处的社会天地并不宽阔，但一上场就显示了他那才华出众的伟人气质。他在青年时代就曾说过，要救中国就要有“奇杰”，有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伦理学家。这表露了他的雄心大志，后来的历史证明，他就是这样的“奇杰”，这样的“大家”。
访问人：这么说，一定有好多的特点了。
赵福亭：是的。我认为最突出的特点有两个。一个是他有惊人的洞察力、想象力和独创精神。他的思想永远是开放的，永远站在历史发展的前沿，开拓新的思路，像他说的那样；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他具有极其强烈的创造精神，一接触新事物、新情况，就提出一种新观点、新理论，提出解决问题的新办法。
他青年时代就认为，对于任何问题，都要有“具体、鲜明、热烈”的创新观点。他说“在人类社会中，无论是一种运动，或是一宗学说，都要有这三个条件，无之便是因袭，不是创造，便是改良派，不是革命派”。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不具有创造性，不同实际相结合，即使他的马列主义学富“五车”，也是没有用的。
其次，毛泽东是一位大思想家，但不是空中楼阁的空想家。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就确认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毛泽东从学生时代起，就注重实际，注重调查研究，特别注重研究中国，研究东方。这也是他具有的第二个特点。
毛泽东从踏上社会那天起，头脑中就装着三个东西：一个是要强国富民。建立一个独立的强大的统一的中国，这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一个是要搞民众大联合，要依靠群众创造世界，早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就认识到孙中山辛亥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民众大联合，缺少工农两界群众参加；一个是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为解决中国的问题，要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来。这三条可以说贯穿在毛泽东一生的实践之中。
毛泽东坚持认为实践出真知。他的一句名言，也是他身体力行的，就是“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不迷信本本。他搞革命，同有些革命领袖人物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是从大量地研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开始，去找出在中国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和道路，而是在实际斗争中，像他说的老老实实地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去学习、去运用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升华成为新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日益地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
在中国革命的一些问题上，他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观点，他提出的主张、方法和政策，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相符合的，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虽然他所论述的问题，马列主义的本本上可能没有具体地阐述过。我们通常说的，毛泽东具有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主要地就表现在这一点上。这样说，并不是说毛泽东不主张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说怎样学、怎样用。应该说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是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他曾说我们党有一百个、二百个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主义，就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遵义会议前党中央的几届领袖中，一个主要的毛病就是教条主义，照搬别国的经验，这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第二次抉择：上井冈山，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访问人：您刚才讲的是毛泽东确立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时所具有的必然性和特点。毛泽东第二个抉择又是什么呢？
赵福亭：这应该说是上井冈山了，走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个抉择也有一个过程。毛泽东在1920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就曾设想过中国革命和俄国不同，不能先总解决后及一般。他说，俄国那时有主义（布尔什维克），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可靠的党众，可以一举成功，而中国不具备这些条件，不能先抓全国的最高统治集团，不能先总解决，要从基层做起，从各省做起，然后来个总解决，总革命。
青年毛泽东想试一试，他搞过自治运动，但由于条件不具备，用的又是资产阶级的老办法，结果失败了，只好“另辟途径”。但有一点蒙生的看法是可取的，这就是从一省做起，从条件具备的地方先解决而后及于全国。
后来，毛泽东参加了以广东为根据地的大革命运动，这可以说是从一省做起的。但那是以城市为中心，党的组织和领导的重心在城市不在农村，没有认识因而也不可能发挥农民这个主力军的作用，没有找到能够发挥农民主力军作用的革命场所。
在中国大革命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有一个质的飞跃。这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个是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毛泽东在1925年“五卅”以前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样，对农民问题认识并不深刻，“没有人研究过”，“党里也很少有人注意”，那时也说农民重要，但重要在哪里？关键问题何在？并不十分清楚。农民问题的概念很宽泛，有好几个阶层，依靠谁团结谁，才能真正把农民的作用发挥出来。
这些问题从理论上讲清楚的，在中国应该首推毛泽东。他说，所谓农民问题，主要的是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群众，贫农是革命的中坚，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他把农村各阶级、阶层讲得清清楚楚。这个分析和认识十分重要，否则阵线不清，无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
另一个是中国各派军阀的统治因帝国主义分割而不统一。这种各派军阀分割斗争的局面，给开展革命斗争以很好的条件。中国共产党人对军阀统治的认识比较早，打倒军阀一直是个大目标。但中国各派军阀割裂统治所造成的极其反动极其混乱的局面，必然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而成为推进中国革命斗争的重要条件，这一点也是毛泽东最先阐述清楚的。他早在1923年《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就作过专门的论述。
毛泽东抓住农民和军阀统治不统一这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也就是最基本的国情，就找到了革命军的主力所在，找到了革命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中国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而反动统治薄弱的地方也在农村，所以，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战场在农村而不是城市。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是与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不同的另一条道路，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创造出来的一条新的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
访问人：这个抉择的意义的确非常重大。如果没有它，中国共产党也许还会在黑暗中摸索。但是对这个抉择产生共识，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赵福亭：可以这么说。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但起义的目的还是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没有直接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包括当时党的领导核心和相当多的高层领导人都是这样看和这样做的。
毛泽东提出并付诸实施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被全党认识并接受有一个过程，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得以统一。
1933年中共中央机关迁到苏区以前，党中央执行的基本上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方针，排斥毛泽东，批评毛泽东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说以农村包围城市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是“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等等，致使中国革命遭到极大挫折。
第三次抉择：北上抗日经营北中国
访问人：在贯彻农村包围城市道路问题上，还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条件吗？
赵福亭：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仅仅开创并确立了这条道路，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形势，没有革命的客观条件，还是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作出的对中国革命有重大影响的第三个抉择，就是北上抗日，经营北中国，在北中国求发展。抓住北上抗日，在当时的中国，就是抓住了革命的契机，掌握了能够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从而引导革命走向胜利。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固然有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北上的原因，但是即使不被迫长征，照中国当时政治发展的总趋势也有一个要考虑在哪里可以得到发展革命势力，逐步走向胜利的问题。我认为，那时北上抗日，把革命领导重心转移到北中国是一个具有决定中国命运的大的战略方向的问题。
访问人：关于抗日，应该说不是毛泽东的发明权，只强调毛泽东的抉择，重点是在北中国抗日，在北中国求发展上？
赵福亭：是的。你们都清楚，1931年，特别是1935年以后的中国。日本侵略军妄想霸占中国，妄想由东北而华北，进而灭亡全中国。在这种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只有领导全国人民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才能号召群众，组织群众，发展革命势力，中国人民才有出路。那时，中国阶级关系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工、农、小资产阶级坚决抗日，固不必说，民族资产阶级也起而抗日，国民党内部的英美派、各地方实力派，特别像东北军、西北军中，抗日的声浪日益高涨。毛泽东抓住这个革命的大好形势，大好时机，领导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两项决策：一个是政治上有可能也有必要“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组成一个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个是军事上要“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武装保卫中国”，“猛烈扩大红军”，使红军成为中国人民的抗日先锋队，提出并确立作战指挥上的各项基本原则，分步骤地巩固发展苏区、扩大抗日力量。
要抗日，要革命，就要有一个地盘，有一个革命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江西是呆不住了，到哪里能够迅速地开展革命斗争呢？我前面说过，日本是从北中国大肆侵入的。从中国的全局来看，这个革命的主要战场，只能在北方，在能够直接对日本作战而又靠近苏联当时可能给予支援的地方。选择这样的地方，还要考虑到：第一物产比较丰富，能解决吃穿用的问题，第二人口比较众多，可以扩充红军，可以发展革命力量。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提出北上抗日．后来又有东征和西征，其目的都是为着找一个能够发展革命势力，能有一个“在发展中求巩固”的地方。如果在一个敌情、地形、人口、气候、粮食等都难以解决的、难以存在的条件下（如张国焘主张的那样）革命势力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提出并确定在陕甘宁，特别在华北大大发展革命势力的主张，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在这样的地方就可以对日直接作战，政治上占有极大优势，而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能够最大限度地号召群众、组织群众，有条件发展革命武装，壮大革命力量。事实证明毛泽东北上抗日这个抉择的无比正确性，西安事变表明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内各实力派都赞成抗日，从而形成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接着卢沟桥事变，全国全民的大规模抗日战争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抗日问题上，毛泽东提出并坚持三个战略性的决策，即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日的持久战，坚持红军游击战的战略地位。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了这三条，在抗日战争中人民革命力量大大地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从而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一个大胜利。
第四次抉择：和蒋介石统治集团最后决战
访问人：审时度势，抓住革命形势，革命机遇，在这方面毛泽东确有过人之处，下面请您说一说另外两个抉择吧。
赵福亭：毛泽东的第四个抉择：就是确定中国人民与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最后的大决战。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很高，中国共产党是积极主张和平民主团结建设新中国的。但蒋介石亡共产党人之心不死，借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机会，积极准备内战。其实毛泽东早就看穿蒋介石的用心，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是要打内战的，这是蒋党反动本质决定的。到1946年，蒋介石已经拥有420万军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120万。蒋介石有美国庞大的军事、经济援助，有新式的武器装备，而人民军队则是小米加步枪。那时，蒋介石气势汹汹，扬言要在三个月至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怎么办？是打还是退让妥协？当时国内国外也确实有些人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处于劣势，面对强大的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反动集团，能不能取胜，打了个问号，有些悲观和信心不足。
而毛泽东则像柳亚子说的表现出一种“弥天大勇”，提出要同蒋介石斗一斗，来一个历史性的大决战。毛泽东的这个决策，是不是有点冒进和冒险呢？不是，是有根据的。毛泽东深知，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的磨难，积累和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又有一支坚强的人民军队，而蒋介石统治集团则腐朽无能，彻底地脱离了人民大众。在解放战争开始，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提出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就是因为他通晓中国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能把握中国政治形势发展的全局，从而作出大决战的这个抉择。为了保证大决战的胜利，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作出一系列的正确的战略决策和各项具体政策。他以那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中外少有的军事指挥才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不到4年的时间，就摧毁了蒋家王朝，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结束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各族人民的历史。这一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使中国人民一洗百年来所蒙受的屈辱，抛掉那种悲惨的生活，而走向光明的未来，“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第五次抉择：快点跨入社会主义
毛泽东的第五个抉择，可以说要中国快点跨入社会主义，找出一条与苏联不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抉择是前面说到的四大抉择之后的必然结果，也是毛泽东努力去实现强国富民愿望的继续。新中国的成立，人们欣欣鼓舞，但面前摆着的是一个烂摊子，要改变这个贫穷落后的面貌，是困难重重的。民主革命中遗留的问题还很多很多，而蒋介石反动派和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不甘心他们的失败，还要妄想卷土重来，在这种情况下，新生的人民政权能不能站住脚，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建设好这个国家，人们心目中也有一个问号。
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决心用社会主义的办法，走出一条新的路子来。先解决民主革命遗留的问题，开展土改、镇反等项大运动。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毛泽东的一个重大决策就是在我国国内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敢于迎战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勇敢地担当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大任，从而也就大大地显示了百年来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显示过的国威，中国人民扬眉吐气了。
在几大运动胜利之后，接着搞三大改造，到1956年，把中国还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改变为国家所有的全民所有制，农民、手工业个体私有制，也基本上转变为集体所有的公有制。我们的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社会性质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这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毛泽东也作了相当大的努力，提出许多有远见的主张，如要处理好十大关系，特别是处理好经济发展中的农轻重的关系等。
但是毛泽东在寻找中国建设的道路上，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方面，要求过急过快，搞了大跃进，出现失误。毛泽东晚年违背了他一贯坚持的好作风，调查研究少，有时真实情况了解不到，处理问题不够实事求是，不够谦虚谨慎，骄傲了，甚至听不得不同意见，再加上把他熟悉的搞阶级斗争，搞群众运动一套办法，继续推广到建设中去，后来又搞了“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遭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人们对毛泽东这位伟人非常敬仰，但对他晚年犯的错误也甚为惋惜。
最后，说到毛泽东的一生，他有过失误，但他还是一位伟人，人们称他是“绝代风骚”，不为过誉。前面说的几个重大抉择，表明他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战略家，面对中国革命有决定性意义的，还在于他的理论贡献，他在理论方面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就民主革命来说，我认为他的理论贡献，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即一条道路，两条路线，三个法宝。这就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土地改革的总路线，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此外，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也都为我们党留下极其宝贵的思想财富。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毛泽东的评价是非常恰当的：“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二十世纪一大半的中国历史，理所当然地应当用重笔写下毛泽东的光辉名字。【1992年8月5日于北京前毛家湾（摘自《说不尽的毛泽东》 名人学者访谈录访问人：张素华、边彦军、吴晓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