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位先生（比如陈望道）将《共产党宣言》翻译进中国之前，中国人的字典里，“党”这个字除做地名和姓氏，恐怕只有一个具有贬抑色彩的解释[注1]。即使是在现在还在使用的组合词汇和成语中，“党”的含义仍然大多为贬义。比如“朋党”、“党争”、“党锢”、“结党营私”、“党同伐异”等等。陈望道为何要将由马恩领导的共产主义组织译成“共产党”并因为这个词汇的两个组成部分分别可以让人望文生义地产生出许多的非议来，我不得而知。但自从有了这个词汇，辞典中对“党”的解释便又多出一个绝对没有贬义的“政党”指谓来，却肯定是事实。
共产党从其产生的第一天就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某些朋党。但它作为一种“结社”活动却又无从摆脱某些历史的陈迹。毛泽东也讲过“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外无派，千奇百怪”的话，可见与“党”的根义相近的所谓山头、宗派、圈子是仍然存在且大行其道的。曾经作过毛泽东秘书并因此际遇得露峥嵘的陈伯达也说过：“要跟定一个人，还要有自己的人”[注2]，也是对“党内之党”的一种注解。
看来，营私（尤其是政治上的营私）必然要结党，而结党却未必都是为了营私。“党”字一词二用，真是有点含糊了汉语环境。我不由得怀疑当年的陈望道们，到底是词汇过于贫乏还是本来就对马恩建立的那个新生事物怀了类比、类推或疑惑之心。他不可能不知道，“君子不党”在中国算得上是士大夫们的一个响当当的信条。把“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称之为有嫌贬损的“党”，实在有违“信达雅”之道。当然，近代的“士大夫”们有相当的部分都加入了组织，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民盟、九三学社等，算是把那条古训推了一个半翻。
本文言说毛泽东对于“党内之党”的处理策略，就不得不面对“党”字所含的两种完全相悖的意涵。在解释上相互冲突着的这个中国字（这种文字现象并不是只有一个“党”字，比如“完”字也有这样的倾向），不仅仅会产生理解和解释上的尴尬，还不能不带来处理上的尴尬——比如对于毛泽东而言，他将如何认识和处理这种“党内有党”的人事呢？
一、党内山头的客观存在
一如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中，合作和冲突总会在相应条件下发生和转变一样，一个组织也不可能总是铁板一块。无论是利益还是观念上的不同都可能产生异议和分歧。从绝对的意义上讲，基于人性的本能而言，人和人之间合作是艰难的，冲突反而是频发的。
来自五湖四海的志士们也不可能没有矛盾。而具有共同利益、共同观念、共同对手、共同渊源、共同理想、共同目标、共同期望的一群人，使可能在这样的矛盾中进行自然或人为的组合。为了争夺和分配本来就有限的资源，“结党”以联合、配合和呼应作战的成算绝对比单枪匹马要大些。加上长期合作形成的默契和人情关联这种历史形成的“关系”，“山头”的产生便顺理成章。
宣誓效忠和培植亲信则是建立山头的二个人为的途径。这也就是陈伯达所称的“跟人”和“有人”。几乎每一个大员，都有过通过充分信任和倾心提携而获得“山头”下线的人事表现。光明磊落如周恩来，也有过通过支持毛泽东并“钦定”毛泽东为前委书记、支持冯白驹并树立其权威的方式而培植“地方势力”[注3]的历史表现。王明所把持下的中央也曾经有过通过支持毛泽东的肃反而排斥李立三势力同时拉拢毛泽东的组织行为。只是可惜，无论是周恩来还是王明，都没有驾驭“不能为人下”的毛泽东，这同时也是毛泽东后来遭遇了一些排斥的性格原因。
仅仅是在党中央内部，山头就曾经屡次出现。比如陈独秀、罗章龙都曾经有过以他们所影响的力量与主流中央相抗衡的历史，在主流的党中央之外，也确实存在过诸如“取消派”、“第三党”等异己名目。
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表现为大的组织版块的“山头”都是客观存在的。在相对封闭的状态下，相对独立的山头遥相呼应；在相对活泛的建国后，各个山头也不时发生分化和重组。
有许多山头因为其首脑和体系的薪火相传而长期存在。比如由井冈山、江西福建苏区、第一方面军、一一五师、东北野战军而一脉相承的毛林体系，由鄂豫皖、川陕、第四方面军、一二九师、二野一脉相承的刘邓体系，由洪湖苏区、二六军团、第二方面军、一二零师、西北野战军一脉相承的贺王体系……
按高岗（他自己也因陕北和东北的高氏王国而有“五虎上将”[注4]）的说法，井冈山是一个大圈子，延安是一个小圈子。而长期白区工作的刘少奇和周恩来各有各的圈子，比如刘的华北区和华中区，周的长江局和南方局。彭真、薄一波、安子文、林枫甚至被称为刘少奇的“四大金刚”[注5]。建国后，因为某位颇重“乡情”的领导人的高升而成建制提拔的现象也被视为山头，比如所谓的上海帮、北京帮、天津帮之类。
不仅仅军队和地方会有山头，特情系统（如邓发、康生、李克农、罗瑞卿、谢富治所在的社会部、公安部系统）、文人系统（如分别由周扬、丁玲领导的山头）、外交系统、秘书群落也会产生出山头。到了领袖们的第二代长大成人后，“太子党”也曾经涂抹过颇为多彩的风景……
以文革中的中央政治局而论，就曾经先后活跃过林彪为教父的武人集团，江青为核心的文人团伙（即所谓四人帮），周恩来为首的老臣集团，华国锋为首的新秀集团（外国人称为文革受益者，也有人称之为小四人帮）。
毛泽东所主持下的整党或整风，无时不以“宗派主义”作为整顿目标之一。在著名的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平定对“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进行了区分。
可以说，“党内有党”是一种客观存在。
二、山头主义的两面性
毛泽东自己也有过属于自己的山头。无论是“邓毛谢古”还是“罗明路线”还有军中的罗嗦明路线即萧劲光，都曾经被视为毛泽东的嫡系。遵义会议后周恩来亲自为萧劲光、刘晓等平反的事实也证明，周恩来知道谁是“毛泽东的人”[注7]。
在一个系统内“自己人”越多，办事效率可能会越高。这是“山头”的积极作用。这也是战争中的某些名将总希望有一个与自己能配合得好的政委做搭档而上级也确实会考虑他的要求的原因。许多支部队都是因为将帅不合而军令不伸。皖南事变如果不是因为项英与叶挺之间的矛盾也不会有那么大的被动和损失。在战争环境和特别需要临机决断的场合，是特别需要上行下效的“子弟兵”的。
但毕竟“圈子”这种共同体注重的是体内和谐而对非自己人充满着敌意和防范。这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影响大局。尤其是在尾大不掉时，山头就会成为组织的毒瘤。
根据“山头”在特定时期的不同作用，毛泽东采取了相应的策略。
三、毛泽东山头治理的主要策略
1、利用圈子
（1）放虎归山
“圈子”具有一定的地缘性质。一个已经适应了某个地方并在本地建立起了相应的圈子效果的人，在这个地方会产生放虎归山的加倍或乘数效果。
毛泽东充分认识了这种效果，而在战争中放手使用有关将领以产生奇效。
鄂豫皖是四方面军同志建立的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又先后将李先念、郑位三、张体学、戴季英、徐海东派往这一地区建立战略支点，为以后的新四军五师和数块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末，四方面军大将王树声也被派往这一地区。到了解放战争中，以四方面军为主编成的一二九师（当时称晋冀鲁豫野战军）又被作为奇兵挺进大别山，再次开发这一地区。
闽浙赣苏区是方志敏建立的，其红十军还被扩充为第十军团上调中央苏区。后来，以寻淮州为司令员、粟裕为参谋长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再次开向这一地区并执行调敌任务。粟裕与这一地区的渊源和人脉让毛泽东不时地期望利用他的“山头”潜能。抗日战争后期，粟裕与叶飞先后渡江挺进浙东。解放战争中，毛泽东数次策划以粟裕率领“叶王陶”再次以蛙跳式战法进军闽浙赣，再次实施大跨度的外线战法，既调动了敌人，又建立起了下一步的战略支点。
（2）爱屋及乌：
当一个重要人物被认可后，他所在的圈子也大受其益，他手下的亲信也同时成为毛泽东的亲兵。这是毛泽东化别人圈子为自己圈子的绝妙手法。
延安整风中，毛的手下大将不仅有刘少奇，还有刘的亲信彭真。
林彪成为副统帅和接班人之时，他手下的黄吴李邱悉数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江青得宠后，他的四人帮中使有了四位政治局委员（包括二位常委）。
（3）息事宁人
张国焘的四方面军残部来到延安，除了对个别将领进行了严厉的清算（比如何畏继张国焘而叛逃、某位副军长自杀、黄超李特被处决），大部分将领都得到了安抚。率队闹事要回鄂豫皖打游击的许世友、王建安等都得到使用，而徐向前、李先念、王宏坤等高级将领也各安其位。这种自事宁人的作法，让能打恶仗的四方面军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并唤发了他们的积极性。
2、分化圈子
（1）掺沙子
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挖墙脚、掺沙子、扔石子是他处理圈子的三大常规策略[注6]。向对方看上去铁板一块的某个的机构派出显然不是对方派系的人员，既可以起到监视之效，也能就近给予改造。文革中，毛泽东向林彪阵营派出了诸如纪登奎、李德生、熊向晖等沙子。而在井冈山时代，毛泽东派给王佐、袁文才、李文林、董振堂等部的，则总是关于做政治工作的何长工和关于军事培训的陈伯钧。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二人还被派向了张部做沙子（派何是无心，因为他在九军团；派陈是有意，他被派向了红九军）。陈伯钧也因此在第四方面军有了一段抗争和受委屈的历史[注8]。
（2）抽梯子
从外围入手，把对方阵营的主力调走，或对对方的亲信进行瓦解，是毛泽东的常规策略。在对待刘党和林党中，这一策略都曾经反复使用。
在中央苏区，面对在宁都起义的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人，苏区决策层采取了将其三个旅分别分配到一军团、三军团并抽调相关力量混组五军团的作法，也是这样的抽梯子的战术。从理论上说，这肯定是防范起义部队哗变、贴近改造起义部队的适用作法。但这也肯定会引起起义者的不满。季振同的被处决，也与苏区（当时是由周恩来主持）的这一策略有关。
（3）挖墙脚
红四军建立后，毛泽东力主把他赏识的林彪继王尔琢之后提升为朱陈所部二十八团的团长，而林彪明显属于“毛党”。
（4）扔石子
扔石子可以理解为敲山振虎，即通过文件或指示给对方以警醒，给对方首脑以警告，并对对方阵营中的意志薄弱分子以威慑。
（5）调虎离山
与放虎归上相对，调虎离山则是一个颇能削弱圈子的策略。彭德怀刚刚在第一野战军建立了莫大的功业，正待巩固其新“西北王”的地位，就被调到了朝鲜战场，指挥自己并不熟悉的四野部队。这为防止西北帮雄起预伏了手段。
徐向前先任一二九师师长，抗日战争中刚刚在冀南和山东建立一些功业，就被以养病为名调回。解放战争中再次作为兵团司令（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使用，又到了一个自己不熟悉的地方。待把华北的部队带熟，再次被提示养病。建国后又做了总参谋长，总之是难以成为一方诸候。于是，这位四方面军的干将，再也没有机会再现当年独当一面的雄风。
3、摧毁圈子
（1）擒王术：江西苏区时期，毛泽东的个人威望还没有稳固地建立。为了彻底地击败地
方实力派对前委的抵触甚至对抗（甚至“暗杀”），毛泽东以肃反为名将李文林打成“党内的小党”AB团的总团长，并借苏区中央局之手将其处决。这一恶性杀戮虽然充满了争议，却为树立毛泽东的权威做了有嫌恐怖的铺垫。
（2）冷板凳：林彪叛逃并身败名裂后，李德生曾经有过惋惜：“假如林彪向毛泽东检讨，
毛泽东可能只会把他挂起来而已”[注7]。这里所说的挂起来，即如当年毛泽东对李立三、张国焘、王明等所采取的策略，即“中央委员照当”，再弄一个不冷不热、不轻不重的位置干着。
（3）捉放曹：当年康熙大帝对太子用捉放曹的绝技。其要旨是关你一段、冷你一段煞煞
你的威风和锐气。毛泽东对彭德怀也是这样。庐山会议后N年，毛泽东对彭大将军说自己可能错了，并任命彭任大三线副总指挥。这个时候的彭老总，已经再也没有了庐山时的势力和锐气。彭氏山头已经荡然无存。
注释：
雷国珍、吴珏编著《毛泽东大成智慧》，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99—102页。
待补
2006年1月19日、2月8日草稿提纲谢绝转载（此篇为计划中“反思毛系列”的最后一篇此后进入到修改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