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关于中国市场转型论争十五年文献述评
内容摘要 本文对市场转型理论及其后续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述评。文章首先对1989-1996年的文献进行简单描述，接着从理论争辩和经验研究的扩展两个方面对1996年以后的相关文献作了较详细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新的研究方向提出了三点建议：1、对"谁得到了什么及为什么得到"问题进行深入描述；2、分析国家、市场及二者的互动关系对个人生活机遇的影响；3、倡导对资源分配进行过程分析，包括空间上的和占有上的变动过程分析。
[题注]本文得益于臧小伟博士和吴晓刚博士分别在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所开设的课程。臧博士的中国研究课程帮助我梳理海外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脉络，吴博士的高级统计方法课程帮助我深入理解本文所及研究的统计分析结果，在此表示感谢。当然，文中的不足之处皆由本人负责。
本文所言的"市场转型论争"指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场由西方学者（包括相当一部分华人学者）发起和参与的就市场改革对中国社会分层的影响而进行的讨论。这场论争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9年由倪志伟（Victor Nee）在《美国社会学评论》①[本文的参考文献以海外文献为主，主要来自美国两个最主要的社会学杂志AJS （AmericanJournal of Sociology）、AS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和国际社会学学会社会分层分会的会刊《社会分层和流动研究》（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下称ASR ）中题为《市场转型理论——国家社会主义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转变》的文章所引起的论争。1996年由《美国社会学杂志》（下称AJS ）举办的"市场转型"研讨会对1989年以来的研究进行了汇总与讨论，标志着第一阶段的结束和第二阶段研究的开始。对1996的讨论会及以前研究中的主要作品已经有了中文介绍（边燕杰等，2002；周雪光，1999），②「本文所引文章有相当一部分出自华人学者之手，他们中有的既有中文作品也有英文作品，本文引用时均采用其发表作品的署名。」本文对此部分作品只作简要叙述，而主要对1996年（包括部分1996年的文章）以后的文献进行述评，并在此基础上对新的研究方向提出一些建议。
一、第一阶段：市场转型理论及其论争
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社会分层研究认为，中国的社会分层具有三个主要原则：单位化的社会、再分配体制和庇护关系（clientelism）（Hinton，1984；Kraus，1981；Oi，1985、1989；Schurmann，1968；Shue ，1980；Unger ，1984：121-141；Walder，1986；Whyte ，1985；Yang，1959）.即国家通过城市的单位组织，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将人们管理起来，物质供应通过单位体系来进行分配，这些分配通过与等级挂钩的工资制度（在城市区域）、工分制度（在农村区域）、身份体系和庇护关系①「对"庇护主义"模型而言，"权力通常是通过对机遇、物质和其他各种各样的资源的分配来实行的，社会中的精英对这些资源有着垄断性的影响，而非精英则依赖精英对资源的控制"（Oi，1985：238-266）.」来确定。
中国在1970年代后期开始的市场改革为上述社会分层秩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吸引了纯粹的中国研究者，也吸引了世界各国以学科取向为重的社会分层研究者。因为这些巨大的变化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去观察转型社会里社会分层的转变。倪志伟1989年在ASR 上所发表的文章就是这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尝试（Nee ，1989）。倪志伟的研究有三个主要的理论来源：（1）博兰尼的关于互惠经济、再分配经济和市场经济三种经济类型的划分（Polanyi ，1957、1965）；（2）吉拉斯的新阶级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里对生产资料进行控制的官僚阶层已经成为新的阶级②「新阶级理论能从莫斯卡（Gaetano Mosca）的精英理论和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关于共产主义国家中劳动阶层和新型共产主义官僚阶层的关系的描述中找到理论源头。」（Djilas，1957）；（3）萨列尼对中欧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Szelenyi，1978、1982、1983、1987）。
这些研究显示国家社会主义的再分配制度并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了这些国家的不平等，因为再分配阶级（redistributors ）所制定的政策和体制均对自身有利。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包括三个命题和十个假设。简单来说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再分配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的转变将有利于直接生产者（direct producers ）而相对地不利于再分配者（redistributors），直接生产者所面临的机会、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以及对剩余产品的支配权力都会增加；有利于市场资本（marketcapital ）、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 ）和文化资本（Culture Capital ）而不利于政治资本。紧接着在1991年，倪志伟对1989的一组多省份抽样数据的分析发现，有干部背景的家庭比普通农户在收入上仍具优势。针对这一情况，倪志伟（Nee ，1991）发表了他第二篇与市场转型有关的文章，提出"局部改革"的观点，认为上述事实并不和他的理论相矛盾，而是因为市场改革的片面化。他坚持，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完善，干部的权力必然会被削弱。倪志伟的研究引发了众多反对意见，直接①「所谓的"直接"在这里指的是他们直接地就倪志伟所使用过的变量和问题来提出反对意见。罗纳塔斯（RonaTas ）的研究是基于对匈牙利1989年前后的考察而作出的。」的反对意见包括：（1）"权力维持论"：在市场改革的同时，党的领导和城市单位制度仍然保持，政治资本的回报仍然维持（Bian，1996）；（2）"权力转化论"：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干部将再分配权力转变成为社会网络资源并最终转变成为私有财产（Rona2Tas，1994）.间接的包括：（1）"地方-国家合作主义模式（Local StateCorporatism ）"：中国财税制度的分税制改革准予地方政府保留除了上缴国家的税额外所剩的余额，在此一利益推动下，地方政府就像是一个拥有着许多生意的大企业，努力利用和整合自己权限下的资源并参与到企业的行为中去（Oi，1992、1995；Walder ，1995）；（2）"地方市场社会主义模式"（Lin ，1995）："地方"指的是当地的社会文化基础（社会网络是其轴心）"，市场"指的是经济系统的变化（市场机制是其核心）"，社会主义"意指不远的过去所留下的政治意识形态（社会主义为其核心），当倪志伟（Nee ，1989、1991、1992、1996）和戴慕珍（Oi，1992、1995）的研究都集中在经济机制并分析其制度性的后果时，林南（Lin ，1995）提出了一个强调社会文化力量的研究角度：内嵌于地方社会网络中的社会文化力量使得市场和集体机制形成了联结，使旧有的制度和正在发生的转型连在一起。②「上述的各种观点已经有了中文译本或述评，本文在此不做赘述。参见《国外社会学》1996年第5期的译文及述评，以及周雪光，1999；边燕杰等，2002.」
二、第二阶段：新制度分析
关于市场转型的第一阶段的论争使研究者认识到市场转型所带来的结果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这种多样性的结果是由于中国多样性的制度背景所决定的。1996年AJS 举行的关于"市场转型"讨论会中，参与中国社会分层讨论的研究者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共识，认为应对市场改革对社会分层的影响进行新制度主义分析。要了解社会分层的新制度分析，我们需要对新制度主义理论作一个简单的交代：新制度主义理论在近几十年对整个社会科学界都有着重要的广泛的影响，这些影响起源于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Coase ，1988；Davis etal .，1971；North ，1981、1990；North Thomas，1973；Williamson et al .，1991），其后扩展到政治学和社会学（Brinton ，1998；Kerckhoff ，1996）.事实上，对"制度"①「"institution"一词在中文世界多被翻译成为"制度".但是，在中文中，"制度"这个概念通常指抽象的、正式的规则（rules ）和政策（policy）.在英文里，"institution"一词除了正式的规则和政策之外，还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非正式的礼俗（norms ）和习惯（habit ）；二是各种类型的组织。国内社会学界早期将"institution"翻译成为"设置"（"Social Institutions"即为社会设置），本人认为更为准确。但由于近期的关于这方面的文献已习惯于用"制度"一词，本文也沿用这个概念，但认为有必要在此交待内涵上的区别。」的研究一直就是社会学的老本行。对社会学来说，新制度主义的核心就是一个以"约束性的选择"为核心的分析框架（a choice2within2constraints framework of analysis）（Brinton Nee ，1998；Granovetter，1985；Polanyi ，1957、1965）.②「要进一步了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和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文献，请参考拙文《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待发表）。」
总的来说，对社会分层的新制度主义分析强调社会分层机制的差异是由于其背后的制度框架的变化，这种制度框架的变化形成了多样的利益和机遇结构，从而影响了这些结构中的人努力实现权力和资源最大化的选择。正如萨列尼和考斯特罗所说的：
关于不平等的制度理论并不预设市场和再分配体制中何者天生就会导致不平等。相反，这个理论的前提是：不平等是各类市场和再分配体制作用的结果，这些作用以一个特定的历史接合点（historical juncture ）和一系列特别的财产关系、社会关系尤其是阶级关系[经济制度正是镶嵌（embedded）在这一系列的关系之中的]作为背景而产生的。（SzelenyiKostello，1998：305）
市场转型论争和新制度主义分析的提出吸引了众多研究者来关注中国社会分层问题，在1996-2004年期间，与此相关的文章及专著层出不穷。因篇幅所限，本文无法对所有相关文献逐一介绍，仅就这些作品在理论上的发展和经验研究上的完善所作的贡献进行述评。
（一）理论上的辨析
尽管市场转型理论提供了清晰的理论框架和可供检验的假设，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具体的方向，但是它仍然遭到众多的批评。这些批评多数指向市场转型这个概念的模糊性：首先，它混淆了制度变迁概念，转变的不是市场，而是界定市场的各种制度条件（Stark，1996；Walder，1996）；其次，它混淆了市场转型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后果（Walder，2002b）；再次，它预设了两个绝对的类型和这两个类型之间的对立及既定的转变逻辑：再分配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对立的，此消则彼长，而再分配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只是时间的问题（Zhou，2000a ）。
1.是市场还是制度？或曰什么样的转型？
市场转型理论的主要问题出自于其名称本身："市场"是什么市场？
何谓转型及如何转型？对倪志伟来说，市场转型所指的就是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但是对苏联阵营国家的转型研究表明，转型经济体在转型之前并不是铁板一块、千篇一律的中央调控经济或再分配经济（Aslund，1992；Berend，1990；Kornai ，1992；Oi，1989；Prout，1985；Shue，1988；Szelenyi ，1989），并且其转型的结果也远不是单一的（Bryant Mokrzycki，1994；Burawoy Lukacs，1992；Kovacs ，1994；Stark ，1990、1992、1996）.从这个角度出发，魏昂德（Walder，1996）认为，变化的不是抽象的"市场"，而是界定市场的制度，包括资源配置、新兴的市场特性和相应的政治过程。他从市场转型理论的理论源头进行批评，认为博兰尼的再分配经济、市场经济两种类型的划分缺乏制度特征，"再分配"事实上是"国有制"的代名词；此外，倪志伟预设了一个从此类型（再分配）向彼类型（市场）转型的一个理想化过程，但事实上博兰尼也并没有就他的经济类型之间的转换进行过分析。如果把"再分配经济"理解为"国有制"的话，可以看到的国有制的转化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呈现了多种多样的变化。例如，斯塔科（Stark ，1996）用"路径依赖（path2dependence ）"的角度去分析东欧的产权制度的演变就发现一个纷繁多样的演变结果。倪志伟自己也同意制度分析的重要性，并在1996年的文章中倡导新制度主义分析。
新制度分析的问题在于：什么样的制度才是起关键作用的，这些制度是如何起作用的？
根据市场转型理论的逻辑，市场转型论争的一个理所当然的推导就是不同产权体制下有着不同的分配状况。如果说市场转型理论是正确的，那么从逻辑而言，政治资本在国有部门里的回报必然优于私有体制，而人力资本在私有体制里的回报则比在国有部门里优胜；在私有部门里，经济生产者比在国有部门里的生产积极性更高，因而其产出更大，效率更高。因此，学者最先关注的是产权（property rights ）制度。魏昂德和戴幕珍所主编的书（Oi，1999）综合了相当一部分对中国产权转变的经验性研究，他们认为，中国的产权转变由下述五个方面组成：公有财产（public asset）的外租和外借（contracting and leasing ）；公有财产的售卖和彻底私有化；公有财产向精英的非法转移；国家实体对私营企业的投资；新的家庭经济和其他的私人经济的兴起。书中的大部分作品（Chen，1999：49-70；Francis ，1999：226-247；Guo ，1999；Kung ，1999：95-122；Lin Zhang ，1999：203-225；Vermeer ，1999：123-144；Whiting ，1999：171-202）都认为产权的转变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尽管这种转变和理论上理想的产权形式有着较大差别。只有王大伟（Wank，1999：248-274）认为正是因为产权转变的这种不完全性安排（partial reassignment of propertyrights）反而比彻底而快速的私有化更有优越之处。彭玉生（Peng，1992）的研究同样指出产权理论可能夸大了产权归属对组织行为和工资决定过程（wage determination process）的影响，他比较了农村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城市国有部门的工资决定过程，发现农村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工资决定过程并没有体现出差别。因此，并不能将在城市里的研究结果简单地与农村区域进行类比。臧小伟（Zang，2002）结合市场转型理论文献和劳动力市场研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theory]）的文献，使用了一个更符合中国实际的概念——经济部门（economic sector ），并对国营部门（state sector）和私营部门（private sector）中工人的收入情况进行了比较，发现私营部门中工人的政治资本（以"是否党员"作为指标）与他们的收入并没有正面联系；人力资本则在私营部门中得到的回报较高；而在国营和集体部门，公司自身的行政级别（firm administrativerank）对员工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党员身份和干部地位的影响仍然存在。
2.市场转型还是经济发展？
"市场转型"也容易与经济扩张（economic expansion）或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概念相混淆。魏昂德在他1996年的文章中就提出这个问题：过去的中国农村研究中所讲述的变化是由于市场自身所带来的还是应该归因于伴随着农村市场改革而进行的急剧经济增长？他于2002年发表的两篇文章都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Walder，2002a ，2002b ）指出，中国改革不仅仅是计划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同时也是一个停滞的农业经济结构向一个多元的经济结构迅速发展的过程。"市场转型"描述的只是前者的变化：再分配精英对资源进行控制的范围减少，普通大众在再分配体系外获得资源的可能性增加；而第二个转变是关乎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转变，它们为人们带来了众多机会，包括工作机会的增加和人力资本回报的提升等等。只有在一个发展停滞的社会里，对市场转型的理解才可以只着眼于再分配制度向市场制度，或者说国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变；但是在一个发展迅速的社会，市场转型并不只是限定于上述制度变化，市场转型仍会因为其他因素而继续为政治精英提供回报。
他试图用几个具体到村这一层次的集体变量来区分经济结构转变和分配制度转型所带来的影响：他用工资劳力雇佣（wage employment ，即工资和奖金收入在村总收入中的比重），非农业经济的发展（non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非农收入占村总收入的比重）两个变量来测量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上的变迁；用私营企业经济（private entrepreneur economy，农户的家庭经营占非农收入的比例）和工资劳力经济（wage2labor employment ，工资收入在村非农业收入中的比例）来测量市场发展的质的区别，即产权制度的变化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此外，他将农村家庭分为四类：家庭成员中既没有干部成员也没有家庭企业的；有干部和没有家庭企业的；开办家庭企业但家庭成员中没有干部的；既有干部也有家庭企业的（Walder，2002a 、2002b ）.利用上述分类，他对1996年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干部家庭的净回报（net return）并没有因为私营家庭经济（private householdentrepreneurship）和雇佣劳动的扩展而减少，而私营家庭经济业主的净回报却随着雇佣劳动的扩展而减少（Walder，2002a ）.
3.国家与市场：互斥还是共生？
市场转型理论的另一个备受诟病的地方是它的"国家与市场互斥预设（state2market antitheticview）"：国家对资源分配的影响日渐增大，必然削弱市场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反之亦然。
然而，这样的预设是站不住脚的。其实已经有许多研究辩称：无论是在第三世界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国家与市场都无可避免地相互影响。①「贝特斯对非洲农业政策的研究表明了市场是如何被作为一种政治控制的手段的：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产生了政治资源，而这些资源也被用来建立对政治的组织支持（Bates ，1981）.此外，对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在内的研究表明：国家和市场起码在三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的：首先，大型企业的行为是国际政治过程的结果；其次，公司的比较财富（competitive fortunes）建基于公司在政治上的讨价还价和斗争，而不仅仅取决于纯粹的价格和需求方面的竞争；再次，一个所谓的"市场"是由包括名义上属于'国家'和名义上属于"市场"的社会设置（institutions）共同组成的（Moran ，1991：239-249）.」市场与国家互斥预设引致了众多批评：边燕杰和罗根（Bian，1996）的文章提出了"再分配与市场改革共存（the coexistenceof redistribution and market reform ）"的观点。白威廉和麦谊生（Parish，1996）认为不仅经济市场在改革之后实现了开放，政治市场（political market）同样也在发生变化。群体在这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中的讨价还价能力决定了他们的收入。
他们认为起码存在着三个政治市场：第一个包括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管理者与国家官僚体系之间正式和非正式的讨价还价过程（bargaining）；第二个是国家官僚体系和国有企业之间的政治市场；第三个则是选举政治可能在农民和地方官员之间所造成的新的讨价还价关系。林益民（Lin ，2001）认为，公司之间的比较性优势在两个正在出现的市场——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中形成：经济市场（economic markets）包括物品、服务和生产要素（资金、劳动力和土地）在经济行动者之间的交换；政治市场包括对国家所控制的资源、机遇和对社会共享债务的减免等所进行的交换。边燕杰和张展新（Bian Zhang，2002）则强调国家与市场互动中的两个方面：首先，市场化是一个多面的、历史的过程；其次，党和国家实行转变的目的是保持其自身利益和影响。吴晓刚和谢宇（Wu Xie，2003）的分析则微观和具体得多，他们批评对国有部门和市场部门个人收入的比较研究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两个部门之间并非相对静止，而是流动的。他们试图将政治与市场的互动体现在人员在国有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流动中去，他们对1996年全国抽样数据的分析表明：在市场部门中，对教育的较高回报只限于那些"近期进入者（later entrants）"——一开始在国家部门工作，后来才转到市场部门工作的人。而"早期的进入者（early birds ）"——从一开始就在市场部门工作并一直留在那里的人——的收入则并没有体现出和国家部门工人的差别。因此，对教育的较高回报并不应该归因于市场化本身，而应归因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劳动力的流动过程有助于解释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差别。
周雪光提出了"市场-政治共生模型（a market2politics coevolution model ）"（Zhou，2000b ）.他认为，国家在设定市场所运作的制度性规则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一方面，市场的扩张并不是一个自我演进的过程（a self2evolving process ），而是受到社会背景和历史变迁进程所制约；另一个方面，国家总是积极地根据自身利益和偏好来主动地影响市场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支配国家和市场互生的机制有三个：首先，已有的再分配经济制度和新兴的市场制度之间的竞争，这是市场转型理论已阐述过的；其次，政治竞技场里的利益争斗：任何经济制度上的变化都取决于政治竞技场中的利益分配，相对那些伴随着市场出现的新利益而言，已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既定利益也得到了相当的回报，这既包括政治权威、政策制定和实施权力的获得，也包括保护和发展他们利益的组织能力（organizingcapacity）的提高；再次，在这个共生模型中，国家的角色处于中心位置：包括市场在内的经济行动是在政治权威所设定的框架之内运作的。尽管从市场制度逻辑出发，市场制度的比较性优势将促使国家和国家政策倾向于市场制度以及与之相联的利益并最终为后者所掌控。
但是，国家也具有一些独特的利益需求，这些需求并不是和市场必然联系的，如对政治稳定性、合法性和历史传统的考虑同样会促使国家倾向于限制市场。这个现象在发达的市场国家并不罕见，更遑论中国有着如此独特的历史背景、与旧有制度所相联的既得利益是那样的强大。
在2000年的AJS 上，以周雪光（Zhou，2000b ）为一方，倪志伟和曹洋为另一方（Cao ，2000），展开了直接的辩论。后者批评前者的"国家与市场共生"模型具有强烈的"模型不确定性（model indeterminacy）"，因为该模型并没有清楚地说明国家政策或者市场安排为什么或者在什么意义上是国家与市场互动的产物。倪志伟和曹洋举例说，这个模型并不能解释例如"国家为什么重新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这样的问题，尽管这个措施有可能是为了留住较高素质的人才以免他们被市场机遇所吸引而形成流失，但也可能是国家为了提高行政官僚运转的效率，而不是起因于和市场经济的竞争。换句话说，一个试图综合国家、市场及二者的互动如何影响社会分层结果的模型，应该能提供一个清晰的因果逻辑及其适用条件，并且能解释独立于这因果逻辑之外的社会过程的相对意义何在。可以说，倪志伟和曹洋对周雪光的理论模型的批评对试图进行理论综合的努力提出了要求。
（二）经验研究上的延伸
市场转型理论另一个遭受批评的地方是它的适用性："缺乏对适用范围的一个详细的说明——也即理论假设所适用的（applicable）社会经济结合点（socioeconomic conjunctures）（Szelenyi Kostello ，1996）。事实上，要理解市场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后果，研究工作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我们要描述改革后发生了什么变化；第二，我们要分析这些变化的肇因是什么。尽管这两个阶段的工作并不能截然分开，但它们在逻辑上确实存在着先后。市场转型理论带来的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很容易地就颠倒上述二者的次序。
经过众多研究者的共同努力，由市场转型理论所引发的众多后续研究逐渐将问题进一步细分，指标也更加具有操作性。这些研究为初入门的社会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良好典范：理论是如何被一步步如抽丝剥茧般通过深入的经验研究去加以改进和完善的。
1.不同的工作组织
工作组织对于个人生活的重要性是中国人在计划经济年代的共同记忆"，进一个好单位"曾经是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理想。由此而生的一个理所当然的问题是，中国的市场改革将会给这些身在不同工作组织中的个人带来什么样的际遇？要探究事实真相，就必须对工作组织进行划分并了解组织所属的个体的际遇。工作组织可以根据产权特征来划分，正如前文产权制度研究所分析过的那样，这些组织可根据产权属性分为：国营的、集体的、私营的、混合的。同时这些组织也可以根据其他指标来划分，如魏昂德（Walder，1992）认为工作组织与政府的讨价还价能力和利益发放的能力可以根据下述几个指标来区分：一是预算层级（budgetary rank），包括部级、市级、区局级、城市公司和街道；二是组织的规模（workplacesize，指该组织的雇员人数）；三是所属的经济部门（包括：制造业、服务业、商业、教育行业、政府部门）.预算层级越高，组织的规模越大，所属的经济部门越关键，该组织与政府的讨价还价能力就越强，对其所隶属的个体利益发展的能力也越强。周雪光则将工作组织分为政府机构（government agencies ）、事业单位（public organizations）、中央企业（central government2owned firms）、地方企业（local government2owned firms）、集体企业和私营P 混合型企业。他研究的一个主要发现是：尽管集体企业相对于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而言更加接近市场，但是，集体企业雇员的收入却低于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的雇员（Zhou，2000a ）.这个发现是市场转型理论无法解释的。
2.不同的市场类型或进程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结果并不是单一的，它有可能产生很多不同的类型和阶段，每一个类型或阶段都有其市场特性（market characteristics）.因此，市场转型理论所要进一步阐述的是不同市场类型、不同市场发展阶段里的个人生活机遇，或者说不同的市场特性对个人机遇的影响。萨列尼和考斯特罗（Szelenyi Kostello ，1996）提出了三个划分市场类型的指标：商品市场（commodity market）：商品价格越受供求关系决定，商品市场的发展程度就越高；劳动力市场（labor market）：劳动力的价格越受供求关系决定，劳动力市场发展程度越高；资本市场（capital market）：国家干预的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越少，资本市场发展程度越高；这几个指标的不同发展程度结合成不同类型的市场。舒晓灵和边燕杰（Shu Bian，2002）则借用上述三个指标来描述市场化（marketization ）进程，但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商品市场指的是非国有企业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劳动力市场指的是非国有企业雇员占总雇员人数的比重，资金市场指的是外来投资占总体投资的比重。
倪志伟提出了相类似的几个衡量指标来标示包括市场特征在内的制度环境：产品市场（production market ：镇所属的私营和集体公司的总数；劳动力市场（labor market）：担任村外非农工作的人数和村总人口的比值；政府所寻求到的非农工作（government findsnonfarm job ）；社区收入（community income）：所在社区（在倪志伟的研究里指的是村庄）的家庭的户均收入（Nee ，1996）。
此外，有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区域市场的某些独特的结构特征，例如赵力涛（Zhao，2004）试图证明，在一个由众多小型企业组成的经济体中，人们的生活机会更为平等。相反，一个由几个大型企业为主体所构成的经济体则更有利于政治精英和教育精英。这个发现可以理解，因为相比较而言，前者资源较为分散，后者较为集中；在前者，人们获得资源的途径也因此相对较多。
尽管上述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对市场转型的更加细致的认识，但也可以看出，目前研究者对市场转型的主要特征尚未形成共识。
3.时间上的限制
相当多的研究者将改革开放后的时间进行划分，以求去检验市场转型理论的适用性。如萨列尼和考斯特罗（Szelenyi Kostello ，1996）就认为市场转型和不平等的关系会随时间的变化呈现U 型曲线。他们将1978-1985年划分为第一阶段，1986年后为改革的第二阶段；并认为不平等在起初的时候出现下降但在其后又逐渐回升。边燕杰和罗根（Bian Logan，1996）的研究支持这个论断，他们对天津的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从1978年到80年代后期呈下降趋势，而于90年代初开始回升。
由时间问题引出的另一个关注是：如果对政治资本的回报和对企业家身份的回报是正处于消与长的对比过程中的，那么，在多长时间内，对企业家身份的回报将会高于对政治资本的回报呢？当这个过程所需的时间越长，就越需要对政治地位在代际之间的传承、政治地位所获得的回报是如何在其亲属和被庇护者中进行转移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Walder Zhao ，2002）.基于这个认识，有相当一部分研究开始使用历史事件方法（event history approach）来做研究工作转换（Zhou ，2001；Zhou et al .，1997），以求通过这些个人变量来反映制度上的变迁过程。
4.不同的区域
中国在市场改革之后所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区域之间的巨大差异，而这些区域差异体现在经济发展程度、制度变迁程度、经济增长模式等各个方面。因此，某一特定的区域往往被视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典型案例来加以比较研究。通过对这些区域的研究，研究者希望发现能够加以抽象的规律和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原则。例如，倪志伟（Nee ，1996）将中国的部分省份划分为四类：沿海再分配地区（河北、山东和上海）、沿海合作主义（江苏、浙江）、沿海自由放任经济（福建和广东）和内地。这四个类型结合了地理划分（沿海和内地）和制度转变（再分配、合作主义和自由放任经济）两方面特征。对这四个地区居民的收入测量显示：市场转型理论只有在沿海自由放任经济地区才部分地成立，而在其他地区，干部的优势仍然很明显。也有相当多研究用民俗学方法集中研究某一省份或某一地区。如王大伟（Wank，1999）以厦门为个案的研究表明，私营经济的兴起并没有导致庇护关系的终结，相反催生了庇护关系的商品化形式（new commercialized forms of clientelism ）.怀廷（Whiting ，2001）的研究则集中在长江三角洲一带，包括上海的松江、江苏的无锡和浙江的温州。前两者的经济以集体企业为主，而温州则是私营小商品和手工制品经济。她的研究反映了在这两种区域经济类型中，政府行为，尤其是对企业的剩余索取方式上的不同。①「类似的研究还有许多，如Walder，1998.」
5.不同的社会行动者
市场转型理论大致将社会行动者划分成两大阵营，一是掌握再分配权力的政治精英，二是直接生产者。但这个划分过于笼统，形成了进一步细分的空间。事实上，政治精英和直接生产者都是由众多群体组成的，这些群体在经济改革之后命运各异。倪志伟1989年的文章所用的数据来自福建省的郊区农村，数据所对比的群体是农村干部、私营企业主和普通农民。有相当多的研究试图对社会行动群体进一步细分。
其中一部分从政治精英的性质出发，如魏昂德、李博柏和特雷曼的一篇文章就提出了"精英二元主义观点"，认为中国官僚阶层应该分为行政官僚和技术官僚（cadres and professionals）：行政官僚需要强调政治上的忠诚，而技术精英需要强调的是专业上的卓越（Walder，et al 。，2000）.另外一些研究则就再分配者层级进行划分，如白威廉和麦谊生（Parish，1996）就强调需要将"行政官员"和一般办事人员区分开来，因为只有前者才掌握再分配权力。而且，农村行政官员的角色也变化很大，有的可能像一个社区志愿者那样只是业余时间担任行政职务，而有的则可能是全职工作者并掌握一定的权力。周雪光（Zhou，2000b ）则进一步将干部分为上层和下层干部②「周雪光认为中国的官僚层级可分为四级：部级、局级、处级和科级。他将处级及以上的级别定义为上层级别，科级及以下定义为低层级别。另外，在技术专业系统，也分四个层次：高级工程师、工程师、助理工程师、技工。」、上层专家、下层专家、办事员、服务人员、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倪志伟和曹洋的研究提供了另一项类似的划分标准：党政干部（党政机关、群众组织③「在倪志伟和曹洋的文章中，其英文原文为"mass organization"，应该是指工会、妇联等组织。」中科级以上的干部），行政人员（非营利组织④「其英文原文为"nonprofit organization"，结合中国的情况，指的应该是事业单位。」中科级以上的负责人），管理人员（managers，公有制企业中科级以上人员和私有制企业中的管理人员），专业人员（专家和技术工人，包括中级到高级专业资格），企业主（拥有或合伙拥有商业机构），普通白领雇员（低层的行政、管理、专业和技术人员，办公室工作者），体力劳动者（所有的体力劳动者，包括技术和非技术工人）（Nee ，2002）。
此外，有的研究者也将农村家庭分为四类：一类是干部家庭，一类是干部企业主家庭（家庭中既有干部也有企业经营者），一类是企业主家庭，一类是普通农户（家庭成员中既没有干部，也没有企业经营者）（Walder，2002b ；Zhao，2002）。其分类目的是通过对比这些家庭的收入来分析具有干部身份的家庭成员对家庭收入的贡献。
6.不同的"所得"：收入、工作机会和不同特性的资产（assets）
上述种种在细分和可操作化方向上所作的努力主要集中在自变量上。相对自变量而言，因变量上的具体化工作进展缓慢。
"收入"仍然是众多研究用来测量回报的主要指标。在1989年的研究中，倪志伟就已经宣称他的研究中的因变量——"家庭收入（household income）"——的全面性，指其包括了各种来源的现金收入（cash income ）：农业，副业，非农业，家庭成员在外工作的收入等。但是后续的研究者仍然质疑用现金收入来测量农村家庭，尤其是农村干部家庭的所得是否确切（Wu，2001：7）.熟悉中国具体情况的人都知道干部的许多好处并不体现在货币收入上，而在于例如提供住房、免费物品发放、资源获取的便利等等方面。因此，一些后续研究加入了一个新变量：干部是否利用职权替家庭成员寻找就业机会。但这仍然无法比较准确地描述干部的获得。
魏昂德在这方面做了进一步努力，他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路向，即政治精英对不同资产（assets）的机会是有分别的（Walder，2003）：在农村改革的早期，农业上所产生出来的资产对大多数普通农民有利，从而降低了农村干部的相对机遇；而后期在农村工业化的过程中，生产性的资产（production assets ）对干部更加有利，因为这些资产无法加以分配（dividable ）.他还对财物进行了分类：集中性财物（concentrated assets ）和分散性财物（dispersed assets）；流动性财物（liquid assets ）和有形资产（tangible assets）（见表1）。
三、新的研究方向
在2002年，国际社会学学会社会分层分会的会刊《社会分层和流动研究》第19期再刊出了一个与市场转型有关的研究合集。主编雷切特（Leicht，2002）提出了新的发展方向，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1）一个更系统化的，包括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及后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要想弄清楚政治资本在后社会主义经济不断市场化过程中的重要性，就有必要弄清楚政治资本在已建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回报模式。（2）对前政治精英在市场转型中整体地位变动的研究。当社会转型来临时，任何一个在转型前具有比较优势的阶层都会努力去保存其优势，其策略及其采取这些策略的原因就非常值得研究，这给社会科学研究者一个机会去类比封建社会中的优势群体——封建地主阶层是怎样消失于历史长河的。（3）必须考虑转型经济中市场所包含的众多制度变量，包括农业商品市场、期货市场、自然资源市场、房地产市场、保险业、税收、娱乐事业和大众传播工具等等的变化。在一个变动的分层系统中，这些多元的市场构成必然影响人们争取自身利益和地位的选择。（4）应该多关注和收集生命历程（lifecourse）变迁的数据。目前的多数研究是公式化的：干部地位+人力资本+回归模型=对收入的某时某地的测量。所以，尽管关于市场转型的研究已有一定数量，但我们仍然对转型社会中那些努力挣扎、趋利避祸的个体缺乏具体而深刻的认识。（5）对转型社会的分析应该结合不断增长的全球化市场经济。在全球化市场经济中的独特地位必然产生独特的机遇结构。例如，中国作为全球产品加工厂的地位为农村人口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那么，其他转型社会在全球化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如何？这些地位如何影响这些转型社会中的人们？（6）市场转型研究需要更多关注地方社区、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和市民社会的发展。尽管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已经为历史所证明，但是这并不表明新自由主义就是正确的——无论就经济方面还是就其他各个方面而言。地方性知识、独特的社会交往模式应该为全球性的、急剧的新自由主义社会实验提供反省和出路。
结合上述文献回顾和所提出的研究方向，本文认为目前对转型中国的社会分层研究可以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谁得到了什么及为什么得到（who gets what and why ）"经验上而言，对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经济改革的社会后果。有趣的是，众多研究者都把精力放在了关于市场如何定义，市场转型如何定义，政治资本、人力资本如何定义等问题上，却忽略了正在发生的多样性的变化。市场转型理论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清晰简明的理论和假设的同时，也限制了这些研究在探求事实真相上的步伐（Zhou，2000a ）。
让我们超越市场转型理论及其所引发的论争，从更综合的角度出发，援引伦斯基在他的名著《权力与特权》中具有概括力的陈述（Lenski，1966），即社会分层的核心问题可以归结为"谁得到了什么及为什么得到".我们可以缘此总结并超越市场转型论争的以往研究，看哪些问题被解决了，哪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首先，就"谁（who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身在农村的社会行动者大致上有那么几类：农村干部、农村企业主和普通农民，他们已充分获得了社会分层研究者的注意。但是，原属于农村居民但长期生活在城市区域的，包括了农民工和一些在外经商的农民，却并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对数量庞大的进城农民工群体所进行的研究数量不少，但是多为现象描述；而对在外经商的农民的研究则屈指可数。就城市而言，研究更多地集中在传统组织中的工作人员。市场改革后产生的大量的西方"中产阶级"意义上的白领管理人员并没有获得很好的关注。那些改革初期获得成功的白手起家、富家者的命运如何、目前的大资产拥有者的群体特征如何等问题都还没有出现有份量的研究。
其次，就"得到了什么（what）"问题而言，我们的认识仍然乏善可陈。本人认为魏昂德在2003年的文章所提出的"不同的社会群体在不同性质的资源上的机遇不同"论题值得进一步用经验事实来证明。例如，农业资源和工业资源对不同人群的回报就很值得研究。对政府部门来说，从工业资源中获得税收容易得多，因为税基容易确定，收税方法容易控制；相反，从农业资源中获得税收则相对困难，一是税基确定困难，二是税收对象群体过于庞大，交易成本过高。又例如，可以对传统资源和新兴市场资源进行划分，可以看到不同群体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些角色为改革前后的群体角色对比提供了参照系。如，由互联网而衍生的资源很明显是新兴市场资源，农民在这些新兴市场资源上所获得的直接甚至间接收益都可谓微乎其微。而国家对新兴市场资源的掌控一开始是比较弱的，引申出来的问题——国家是如何调整政策来重新获得对这些资源的控制——就很有趣。
再次，我们对"为什么（why ）"，即社会分层成因的分析仍然缺乏深刻认识。新制度主义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向：哪些制度特性有利于哪些人群？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在分析产权制度问题，市场转型理论和新制度主义分析提供给我们的研究大多数仍然是不同的产权组织对个人机遇的影响。但是我们的认识不应该仅限于此，姑且不论产权的界定在中国的现实依然可打折扣，即使中国的经济转型中也并没有出现过在苏联国家所进行的大规模产权转型。因此，过分强调产权制度的重要性可能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方向。本人认为，对产权制度的研究充分体现了研究者对中国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一特征的关注，然而中国的转变不仅仅体现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上，也体现在一个亚细亚模式（AsianMode）向一个未知目标的转变上。
根据格鲁斯基（Gruskey ，2001）的观点，亚细亚模式有四个特征：（1）一个数量庞大的农民群体聚居在以农业为主的村落；（2）缺乏一个合法制度（legal institutions）①「这个"合法制度"所指不仅是法律，也是一种习惯和规则及对产权的一种习惯性忽视。」来确认私人产权；（3）国家精英阶层通过地租或者税收来获取农业生产的剩余，并将其花费到他们自身目的上去；（4）精英人员在构成上的一个持续性的更替。②「所指的是亚细亚生产模式中有规律的改朝换代。」第四个特征已不复存在了，但前三个特征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边燕杰（边燕杰等编，2002）曾将中国的制度背景概括为："渐进改革，公有、私有二元经济的共存和相互交叉、渗透；地方政府直接参与市场经济，既当"裁判员"又当"球员"；地区发展不平衡和市场经济多元化、特区化；国有企业单位制度的削弱与新生经济内部单位制的上升；农民工进城促使城镇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这些独特的背景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亚细亚模式的前三个特征。从第二个特征，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根据产权制度而做出的假设在中国屡遇尴尬。从第一个特征，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城市所得出来的研究结论不适用于农村。从第三个特征，我们应该关注国家与农村的利益分配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影响农民生活机遇的重要因素。
（二）互动的国家与市场以及个人机遇
市场转型论争和新制度主义分析的各方，应该对国家和市场所存在的相互影响不抱异议。
在中国，变化的市场特性对个人生活机遇的影响越来越重要，例如国际市场上资金的流动、国际经济氛围的变化、当地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发展方式等都与个人的生活机遇密切相关。但是，国家对个人生活机遇的影响也不见得会削弱，尽管其覆盖面有可能会变小或根据需要进行转移。即便在发达国家，国家对个人机遇的影响也仍然相当巨大。例如，在美国，国家的税收政策和雇佣政策对社会分层状况就有着直接联系（Baron ，et al .，1996）.因此，问题关键在于国家与市场互动的机制是什么？换句话说，国家如何根据自身的需要对市场提供影响，市场又在哪些方面使国家不得不为其所用？于此，笔者引入一些相关研究文献，对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作些建议。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政治社会学的一个主题就是"国家回归（bring the state backin）".具体而言就是：60、7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行为主义（behavioralism ）和多元主义（pluralism ）抛弃了对国家的分析，当前的研究策略应将国家研究再带回来。该主题有两个主要方向：一是历史制度主义方向，将国家看成是一个统合的行动者（aggregated actor），将其置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置于国家设置（state arrangements）、国家权力的把持者（the holders of stateps power）、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 ）和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互动中来进行分析（Skocpol ，1985）.①「推动这个主题的主要研究者是斯考契波（Theda Sckopol ），在很长时间里，她在1985年发表的章节（Sckopol ，1985）"Bring the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 （把国家带回来：当前研究的分析策略）"成为政治科学和社会学中引用率最高的作品之一。」另一个方向是由列维倡导的"把人带回到国家中来（bring people back into the state）"（Levi，2002：33）.她认为，国家本身并不是一个行动者，行动着的应该是代表国家的人群。
笔者认为，对国家的实证研究应该对这两个方向进行综合：首先，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有其功能和需求；其次，代表国家的不同人群也有着其自身的需求，但是作为国家在不同层次上的代理人，国家的整体功能和需求对他们有着同样约束力。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利益取向可分为两种：一是对政治合法性的索取；二是对经济剩余的索取。①「对国家的利益取向有着众多的相关叙述，例如吉登斯（Giddens，1985）就将国家所需的资源划分为"权威型资源（authority resources ）"和"分配型资源（allocative resources）"；又例如蒂利（Tilly ，1990）通过"威压（coercion）"和"资金（capital ）"两个方面去描述欧洲各国的国家形成。」这两种利益取向的中国式话语是"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抓"等。国家的这两种需求同样体现在各层次的国家代理人身上：对地方官员来说，政治上的安定和经济上的发展是衡量他们政绩的两大指标。在资本主义国家，达到上述两个目标的解决之道是自由市场和选举民主；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两个目标在某种程度上是矛盾的：一方面，为了获得足够的政治支持，国家利用计划经济体系和组织化的社会来控制资源的分配权；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控制压抑了市场的发展，极大削弱了国家可索取的剩余资源，从而降低了国家利用资源分配来争取政治支持的能力。这种矛盾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在改革时期的中国，国家和市场的互动对个人生活机遇的影响可以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为了扩大剩余资源索取的来源，国家引进市场机制发展经济，但也不得不放弃中央集权式的控制。
这个过程为人们带来了众多的机会，但同时也加剧了竞争和社会的分化。其次，市场为人们提供了众多机会的同时，也降低了人们对国家的依赖，这为国家争取政治支持增加了压力。作为相应的反应，国家一方面需要不定期地对市场进行干预，这些干预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个人的机遇和选择；另一方面，市场的发展增加了国家可支配的剩余资源，从而提高了国家利用福利政策或各种形式的补贴来获取政治支持的能力。可以想象的是，这种能力的提高对弱势群体是有利的。②「一个例子是近期对农村实行了一系列政策，包括费改税、粮食直补等。」
（三）对资源分配的过程分析：地点上的变动以及占有的变动
新制度主义分析的核心就是分析影响个体选择的制度和结构因素。对于社会分层研究者来说，处于关键位置的制度自然是资源配置的渠道。但是，已有研究对资源配置问题仍然停留在一些类型化的认识上，如市场或国家、私有或公有制。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些基于新自由主义而作出的类型化认识和假设越来越与不断变化的现实脱节。笔者认为，对当前中国资源分配的分析必须着眼于变化的过程。过程，意味着变化与运动，引用博兰尼的话应该更能表达对资源配置的"过程"分析的含义：
经济就是一个制度化的过程（an instituted process ）……过程意味着对变动的分析。这个变动所指的是场所（location ）或占有（appropriation ）上的改变（或者二者同时）。换句话说，物质因素可能会通过改变它的地点或改变掌握它们的"手"（by changing"hands"）来发生变动。再说一次，这两者可以单独发生也可以同时发生。这两种运动可以说穷尽了经济活动作为一个自然的、社会的现象所表现出来的可能性？？场所的变动包括生产的变动，与之相伴随的是交通（其本质是物质的空间转移），而占有的变动包括对商品的流通和管理权限的变动。（Polanyi ，1965：248）
时下的中国，资金和廉价劳动力在沿海地区的集结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推动力，这种经济增长过程意味着物质资料在地点（location）上的巨大变动，同时也意味着在不同的人群之间的转移。对这个过程的分析应该进入有志于社会分层研究的研究者的视野。
参考文献：
边燕杰、卢汉龙、孙立平编，2002《，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北京：三联书店。
周雪光，1999《，西方社会学关于中国组织与制度变迁研究状况述评》《，社会学研究》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