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黄光裕事件和严介和事件，沉寂未久的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又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一时舆情沸腾，唾沫横飞。
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财富，来路往往不正，这是一个世界现象。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这点上不仅未能免俗，而且后来居上，资本来到当代中国，从头到脚，每个毛孔流淌的血和肮脏更浓，更让人触目惊心。因此当代中国之资本原罪，完全可称之为中国式之资本原罪。
中国式之资本原罪，最大特色，即与其他时代其他国家之资本原罪的最大区别在于，资本往往与权力形成程度不同的共谋关系，分赃关系。个中缘由，主要因为人家是先经济后政治，即在市场经济充分发育的前提下，自然生长出与之完全协调的种种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资本无须也很少依附权力。中国不然。中国是先政治后经济，市场经济进程是在历史给定的、极其窄逼的空间中展开的，是在巨大的体制存量不可撼动、巨大的权力迷宫无法绕开的前提下展开的。而在传统信仰死掉之后，利益就成了权力新的信仰，我们便不能不面对世界上最没有节制、最为贪婪的权力。
众所周知，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迄今仍未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主要原因，就在于权力对于市场经济进程的干预。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越是针头线脑的产业、附加值低的产业，市场化程度越高，真正的民营企业越多，民营企业家的发家史也相对比较清白。越是主导产业、附加值高的产业，市场化程度越低，要么干脆形成为垄断产业，民间根本没有资格问津；要么有一定程度的市场化，但仅仅是下游和中游的市场化，产业上游尽归权力之手掌控，要素资源尽归权力之手调度。如此，则民营企业在相关产业中立足空间甚小，其所谓民营企业，不免相当多数是冒牌。细细点检，但凡属于主导产业、附加值高的产业，比较有影响的所谓民营企业家，或者不过是木偶，背后大有提线人在，而且提线人往往都是官场中的关键人物；要么寄身于官僚个人或者部门的庇护之下，向其缴纳数额巨大的“保护费”。总之是在这样的产业中，并不存在真正的民营企业和真正的民营企业家。其所谓民营企业，实质上程度不同地为官僚所主宰；那里的所谓民营企业家，实质上都是屈居产业中下游，为高踞上游的官僚打工。民营只是他们的外在形式，背后起作用的都是权力。
这就是当今中国市场化进程的真相。只有利益过于微薄、权力不屑于介入的针头线脑，和刚刚冒头、权力的哨兵尚未发现其寻租空间的新产业，譬如电动车产业，只是在权力的这些薄弱环节，市场化才有较大空间，民营企业才有比较健康地发展的可能。但凡附加值比较高的产业，市场化都必然遭遇权力的扭曲乃至阻遏，市场化都不可能不部分甚且完全变形。
从这样的背景，来考察所谓民营企业家的原罪，是是非非就不难一目了然了。但凡你要进军附加值比较高的产业，就不能不向权力俯首称臣，以巨额租金和自身尊严为代价，置换准入证，置换要素资源。趋利之心，人皆有之；相关产业的席位永远有限，想进军相关产业的人则近乎无限。这就注定了寻租成本的居高不下；注定了高踞产业上游的权力之手，与奔走于产业中下游的民营企业家之间绝对的不对等的地位，他们除了死心塌地地为权力之手充当苦力和打手，几乎就没有别的选择。他们光鲜的衣表和灿烂的笑容的背后，该有着怎样的辛酸和屈辱。
知名学者吴思近年在推销一个概念，叫做官家主义。所谓官家主义，说白了就是权力操纵一切的一种体系。在这种体系之中，权力是惟一的庄家。无论玩什么游戏，最终都只能庄家赢。所有的人在权力面前都是弱者，都是被盘剥的对象。
其实市场化在权力眼里也只是一种游戏，只有权力才能胜出的多种游戏中的一种游戏，相对来说最摩登最好听的游戏。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套用吴思的概念，这样的市场化，毋宁称之为官家市场化。官家市场化主导之下，中国只会与真正的市场经济愈来愈南辕北辙。
可见，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孤立地考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本质上是权力的原罪问题，是官家市场化的原罪问题。民营企业家固然要为其原罪承担其自身的责任，但若将其原罪仅仅归咎于民营企业家，则未免是一种浅薄或者怯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