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大战略理论当然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真正的理论，而且就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领域而言，它与理论资格被广泛公认的国际关系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说，即使仅仅大战略概念本身，就在本质上包含理论以及理论与政策的关系，这至少是因为在缔造战略时，决策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明示或隐含地依据"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理论假设，即他们的（哪怕只是隐含的）国际政治模式。
一
"战略史考察与大战略理论"是个分支，属于更大的主题即"历史与理论"，或"历史考察与理论研究"。不过，也许这个分支本身仍有疑问，亦即所谓大战略理论是不是真正的理论。当然，按照狭隘的科学主义信仰，被一些著名的大战略学者强调为艺术而非科学的大战略（或广而言之战略）（例如，见Paul Kennedy， John Lewis Gaddis， et al.， Studies in Grand Strategy (Syllabu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Yale University， Spring/Fall 2000；Williamson Murray et. al. eds.， The Making of Strategy: Rulers， States， and War (Cambridge， 1994)， Introduction. 参见Peter Paret， "Clausewitz，" in Peter Paret ed.， The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Princeton， N.J.， 1986)， chapter 7.）似乎并无真正的理论可言，因为用一位反复呼吁警惕这种信仰的杰出战略史兼战略思想家的话来说，"政治科学家……倾向于假定简约主义的、系统的和量化的方法才构成好的科学"，或者真正的理论，"尽管事实上物理科学家和生物科学家对此越来越少有把握"。（"他们试图在政治领域内应用从牛顿时期直到19世纪末在所谓’硬’科学领域造就了种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的方法。然而，政治科学缓于承认自己模仿的那些科学自那时以来一直并非静止不变。"John Lewis Gaddis， "History， Science，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Ngaire Woods， ed.， Explain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ce 1945 . Oxford， 1996， p. 33；又见John Lewis Gadd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The Cold War and After: Prospects for Peace， expanded edition ，Cambridge， Mass.， 1994， pp.382~388.）然而，如果按照其本来性质恰当地拓宽"理论"的定义，同时又不将严格意义上的理论与一般更宽泛的宏观思考混同起来，便能够认为理论就是以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和概念界定为基础、以事态内在机理之足够简洁和抽象的表述即命题(proposition) 为枝干的逻辑性组合体系。据此，大战略理论当然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真正的理论，而且就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领域而言，它与理论资格被广泛公认的国际关系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说，即使仅仅大战略概念本身，就在本质上包含理论以及理论与政策的关系，这至少是因为在缔造战略时，决策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明示或隐含地依据"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理论假设，即他们的（哪怕只是隐含的）国际政治模式"[Christopher Layne， "China’s Role i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Partner， Regional Power， or Great Power Rival?" in 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Honolulu， Hawaii)， The Asia-Pacific: A Region in Transition (2004).]。
二
战略史考察与大战略理论的关系隶属于历史与理论的关系，后者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是人类的社会性思考的一个永恒课题。近2500年前，修昔底德就非常自觉地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考察中提炼他的理论性思考论断，即他所谓人性使然而经久地适用于未来的往昔道理，（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Rex Warner ，Harmondsworth， UK， 1976， p. 48.）同时非常自觉和辉煌地用这些论断实际引导或便利他的战争史考察，而从19世纪初期兰克创始现代历史学直至今天，历史与理论的联系更是始终不息地得到思考和讨论。在这些联系当中，理论对于历史研究和历史理解的功能，连同反过来历史研究和理解对于理论的合理构建和有效应用的功能，列于最重要的位置。
关于前一类功能，我曾在三年多以前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将它们概括为启示、"定焦"、梳理、总结和升华功能，连同对于被认识到的历史经验和教益的有力推广功能。（时殷弘：《历史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所谓启示和"定焦"，首先在于理论能够提示和突出那些按照理论逻辑必定存在的重要方面。它们的存在所以往往需要理论的提示和凸显，是因为它们很容易被多半集中关注具体的局部事态、从而不免视野较窄的历史考察者忽视，后者往往因此完全缺乏对于这些重要方面的起码意识。也就是说，用理论来对照，可以判断相关的史事叙述、阐释和理解是否足够周全。理论的启示和"定焦"功能还在于，它们可以提醒历史考察者去洞察和把握无数历史表象和局部机理下面的深层逻辑，而且使他们在这么做时一般便利得多。没有这种提醒和帮助，历史考察往往就将是过于经验式的和纯然"朴素"的，就很不容易、甚至极少可能拨开所有较大规模历史现象系统必有的高度繁杂的表象来洞察内在关键，而这样的"朴素"考察者当中那些具有较精细的智识本能和较多智慧的，则难免会由于大千世界的流动不息和自相矛盾而困惑。反过来看，例如，国际体系理论的启示和"定焦"曾帮助历史学家抓住近四个世纪里现代国际政治的若干基本要素，从而以不足150页篇幅，展示出一幅深刻但不失生动、简练但不失丰富的整个现代国际体系演变图景。（Gordon A. Craig and Alexander George， Force and Statecraft， 3rd edition ，New York， 1995， Part I.）理论的甚至更重大的启示作用还在于，它们有时可以提示人们从一整个全新的视角去考察历史，从而形成一种对历史的全新理解。这里的道理同其他学问领域的一样：视角的创新一般是最大的创新，提供了近乎全系统创新(systemic innovation)的很大可能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学启示作用就是这方面特别重大的典范。
理论的梳理功能在于，理论本身出自对大量具体事实的梳理，反过来又通过其概念、范式、命题和模式等，依照事物的共性和深层联系将纷繁的现象世界理出一个"智识秩序"，使之能够或容易被人理解和把握。每个有过在现代中高等教育体系中就学或教学经历的人都会懂得，这甚至对任何系统的知识记忆来说都是必要或近乎必要的。至于理论的总结和升华功能，则在于使历史考察能够或便于从庞杂的历史现象下面提炼出深层的机理，或者说"读出"其内在秘密。由此，历史的本质涵义从隐含的变成明显的，从自在的变成自为的。最后，理论还有其推广功能：理论性的模式、概念甚而术语大有助于历史经验和教益的推广，使它们得以广泛传播和经久延续，从而产生重大的实践影响，虽然理论在此过程中往往会"牺牲"掉它原有的一部分（甚而大部分）精细、灵活和非教条性质。因为，倘若没有理论性的模式、概念乃至术语的简化和凝固作用，那么许多史家（特别是现当代的史家）单纯通过"专业性"史述展示的历史经验和教益，是不仅普通老百姓、而且国务家和社会"精英"都不容易真正领会和牢记的，甚至往往干脆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一定程度上有赖于休谟《论均势》一文（David Hum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John Vasquez， ed.，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nglewood Cliffs， N.J.， 1986）而得到非常广泛信奉的"均势"概念和模式，也许是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又如，修昔底德在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史述中，非常明确地用利益、恐惧和名誉来理论性地概括国家间争斗的根本缘由，这经17世纪的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强调和演绎，（见《利维坦》第13章。霍布斯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第一位英译者）几百年来不知影响或塑造了多少国务家、政论家的国际政治观和对外政策思想！
三
谈过了理论对历史研究和理解的一般功能，就可以方便得多地展示大战略理论对战略史考察的作用，因为现在仅靠个案的例解就基本上足够了。美国著名战略理论家爱德华·勒特韦克在大战略理论的发展历程中有其重要地位，而他在这方面的首要贡献是他1976年发表的名著《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从公元1世纪至3世纪》。（Edward Luttwak，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from the First Century A.D. to the Third，Baltimore， 1976. 他的另一部大战略理论名著为Strategy: The Logic of War and Peace ，Cambridge， Mass.， 1987. 关于大战略理论缘起和发展的一番简说，见时殷弘：《国家大战略理论与中国的大战略实践》，《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3期，第二节）他不是一位专业的罗马史学者，《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一书可谓他"半路出家"、为写作该书而"恶补"罗马帝国史的结果。因此并不奇怪，英语世界最重要的罗马军事史家之一更可以对他的某些基本论断提出严重异议。然而，即使是这位权威的专业学者，也称赞该书是"被恰当地称作本世纪由一位并非罗马史专家的人撰写的罗马史最佳书籍"（Arthur Ferrell，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in Paul Kennedy ed.， The Grand Strategies of War and Peace，New Haven， 1991.）。激励和主导勒特韦克写作这部重要的大战略史（并且是迄今惟一著名的罗马帝国大战略史书）的，是他在写作之前肯定已有、而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发展和优化的系统的大战略理论观念。
这在虽然比较简短但异常杰出的该书导言中清楚地表现出来。它开宗明义地指出，由其异常经久和非凡力量表现出来的罗马帝国的"历史性成功"，主要归因于帝国初期大战略的基本特征。（"如果罗马帝国的力量出自战场上的战术优越，出自军事指挥才能的优越，或出自较先进的武器技术，那就几乎没有什么要解释的，虽然有许多要描述。然而情况并非如此。罗马的战术差不多总是对头，但并非显著地优越，而且帝国时期的罗马士兵，并不以其锐气和热忱著称。他不是一名决心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的武士，而是一名追求升迁的长期服役的职业军人。……罗马的武器远非普遍地更先进，而是往往劣于那么经常地被帝国打败的敌人所用的武器。帝国的世纪性生存也不可能是靠有幸连连获得伟大的将才来保障：罗马军队有许许多多能干的士兵和某些伟大的将领，但它的力量来自方法，而不是来自幸运的将才。"）其中最重要的，在于大战略根本目标具备优秀的战略性素质，即合理、明确、集中、有限和内在平衡。用勒特韦克本人的话说，"对罗马人而言，就像对我们自己来说，一个正在演进的文明的两大必需是健全的物质基础和适当的安全。对罗马人而言，就像对我们自己来说，战略性治国方略的难以捉摸的目的，在于为此文明提供安全，同时不损伤其经济基础的活力，也不损害一个正在演进的政治秩序的稳定性。罗马帝国的历史性成功--那由它独特的经久长存所表明--反映了这些互相矛盾的必需得到的高程度协调。"集中和内在平衡是关键，而其根本的内在基础是目的和手段之间高度合理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本质之一，也是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中一个复杂纷繁的战略体系不断成功的首要保障，在于战略上优秀的根本目标的始终不渝的统帅地位："战术优先事项、尚武理想和好战本能坚定地服从政治目的构成帝国战略成功的必需条件。"
在大战略手段方面，罗马帝国初期的一大特征是其高度多样性：金钱、"操纵性外交"、威慑、"强制性外交"、实战等等，它们的充分开发和协调使用是大战略的一项基本内容。与武力的军事使用即实战相比，罗马帝国远为更多地诉诸作为"武力的政治使用"的威慑和强制性外交，因为罗马人在布匿战争之后充分懂得"军事力量的最合意使用根本不是其军事使用，而是其政治使用"。在这方面，两大战略意识或传统的形成必不可少：第一，军事从属政治，为此认识并牢记"武力是权势的一种本质上有限的工具"，"权势的主导层面不是物质的而是心理的"；第二，念念不忘并审慎精明地从事战略行动的成本效益估算，为此尽可能"节省使用武力"，既在平时也在战时。总之，在目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各类手段以及手段相互间的关系这四大领域，罗马帝国初期大战略体系的根本是"每个成分的设计都反映总体的逻辑"。大战略理论对战略史考察的作用在《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中可谓一目了然：没有足够清晰、系统和连贯的大战略理论思想，就不可能有这部战略史杰作。
在此要拿来其例解作用的第二个范例，是迄今为止应当说最优秀的一部大战略史论著--1998年出版的《腓力二世的大战略》。（Geoffrey Parker， The Grand Strategy of Philip II，New Haven， 1998. 参见Geoffrey Parker， "The Making of Strategy in Habsburg Spain: Philip II’s ’Bid for Mastery’，" in Murray et al. eds.， The Making of Strategy.）该书作者杰弗里·帕克并非勒特韦克那样是以战略理论研究为主业的历史学"涉猎者"（尽管是杰出的"涉猎者"），而是研究哈布斯堡西班牙帝国的最权威史学家之一。他的《腓力二世的大战略》主要依据多国档案文件、包括哈布斯堡西班牙帝国政府在其鼎盛时期的绝大多数档案文件写成，而不像《罗马帝国的大战略》那样主要依靠古今往来史家的第二手著作。该书在其论述中，并无《罗马帝国的大战略》导言那样的、非常分明和集中地显示大战略理论与其罗马帝国根本表现的简要概说，虽然尤其在篇幅较长的导论和结论部分，他较多地铺陈了寓于西班牙帝国结构、体制、机制和腓力二世本人特质之中的复杂多面的大战略道理。然而，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在此要特别强调这么一个事实：帕克以其著作标题，加上该书的论述结构和全部内容，再清楚不过地宣告他发掘和展示的是大战略：欧洲现代史上最显赫的一个霸国的大战略，连同其失败机理和教训。同勒特韦克一样，他写作之前肯定已经有明确、系统和（也许是那些富有国家大战略意识的历史学家特有的）异常精细灵活的大战略理论思想，否则他不可能独一无二地写出一部腓力二世帝国大战略史，[就此可比较该书与英语国家内头号西班牙帝国史学家埃利奥特(J. H. Elliott)的名著Imperial Spain， 1469~1716 (London， 1963) 的第四至第七章。不过，埃利奥特也撰写过体现大战略原理及其实践复杂性的专门的大战略史论著，涉及哈布斯堡西班牙帝国在腓力二世之后的严重衰落以至基本败亡，那就是"Managing Decline: Olivares and Grand Strategy of the Spanish Empire，" in Kennedy ed.， 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不可能在如此的巨篇中始终像大军事史家迈克尔·霍华德呼吁的那样，把握"国际关系的战略维度"（Michael Howard， "The Strategic Dimens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idem， Causes of War and other Essays，London， 1983.）。
在帕克笔下，腓力二世治下的哈布斯堡西班牙帝国被明确界定为历史上第一个全球性帝国（"日不落帝国"），这不单是因为它具有全球性的地理规模或地理分布，也是因为它始终怀抱世界统治（"普遍帝国"）幻想。（例如，"……王朝的臣民和支持者写的许多著作公开号召哈布斯堡建立一个’普遍帝国’。1548年腓力从西班牙至尼德兰的巡游，1571年勒班陀海战的胜利，1580年之兼并葡萄牙，无不激起了类似的文潮，极力主张哈布斯堡获取一个’普遍帝国’。90年代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两地都出现了又一场普遍主义文潮，直至其巅峰--托马索·康帕内拉于1600开始撰写的启示录式的《西班牙君主国》。帝国主题还出现在腓力及其宫廷指示制造的工艺品上面。1583年铸造的一种勋章使这一点更为简明：它正面是国王像，题铭’腓力，西班牙和新世界之王’，反面围着一个地球，题铭毫不妥协的格言’世界不够’……1585年的另一种勋章……题铭……下面的话：’因为上帝给予他（腓力）更大规模的世袭占有；以他的伟大权势，只要他想要，他就可以是柬埔寨和中国以及其他巨大行省的统治者。’"）腓力二世的大战略目的非常明确，并且始终不渝，那就是维护和扩展其全球性帝国，其中在"为扩张而扩张"的欲望之外，有着历史上常见的"为安全而扩张"的逻辑。腓力二世为追求其大战略目的，动员、运用和协调全系列的大战略手段，特别是那个时代里任何其他国家都无可攀比的强大武力、外交和宣称手段以及某种全球大战略视野和组织体制。这最后一点史无前例。在其权势顶峰或根本决胜时节1588年，即大举征伐伊丽莎白英国前夜，腓力二世的非常巨大的实力既令当时所有实在和潜在对手胆寒，也足以使后世史家惊叹。然而到头来，他的大战略虽有成功，但总体失败。最根本的是败在英荷两国手里：攻打英国的"无敌舰队"被风暴吞噬；颠覆独立的新教英国的种种企图俱告破灭；对荷兰造反的长期镇压耗费极大却劳而无功；大洋航运和海外贸易垄断体制被英荷两国商船和私掠船队撕碎。此外，"西班牙在德意志的势力于90年代达到最低点……虽然腓力的压力迫使纳瓦尔的亨利皈依天主教，但他仍然是西班牙的死敌……在西班牙国内，一场毁坏性的流行瘟疫打击了业已被连续歉收削弱的人口……王国或许10%的人口丧命，人们开始公开写’西班牙的衰落’"。
帕克对腓力二世失败原因的大战略阐释在一些重大方面独树一帜；由此，对帝国衰败经典一例和现代史上一大环节的历来大量研究和谈论得到了引人注目的发展。他一次又一次地昭示，腓力二世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其大战略目的的弊端：在现代早期，大帝国目标固有其一般根本无法逾越的历史性和结构性障碍；腓力二世大战略目的有其致命的国际政治效应，那就是"安全两难"的自招失败效应，它基于他对庞大帝国遭受损伤的恐惧，连同邻国对他的巨大实力和可能意图的恐惧；帝国权势过度伸展，由此不仅几乎年年为战，而且差不多总是打多线战争；不愿放弃败局大致已定的和损耗过大的局部事业，几十年坚持深陷在尼德兰；还有，某种意义上最重要的是以反宗教改革为魂的"救世式"战略文化--"致命地将这些（腓力二世失败的多数近因）结合起来的是一种救世式帝国主义，它驱使这位国王将宗教原则凌驾于常识之上。用腓力二世本人的话说，关键在于’对上帝的笃信’，那导致他’理解事物的方式有别于’其他人，使得他’藐视冒出来的困难和问题。’"（Parker， "The Making of Strategy in Habsburg Spain: Philip II’s ’Bid for Mastery’".）很大程度上由弊端甚重的大战略目的决定，腓力二世还有在大战略手段方面的种种弊端，其中特别引起帕克注意的，是在军事革命导致战争成本剧增这时代背景下的过度伸展和资源开发不足问题。不仅如此，他还以拒绝教条、注重偶然和个人特质的思维方式，用颇长的篇幅突出论析了两点：(1) 大战略实施中的偶然事态和事故性失误的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2) 大战略运行的高度复杂性和领导者素质的近乎关键的意义。可以说，正是它们，使得大战略成为活的政治，使得腓力二世的失败成为一个需要"究天人之际"的活的问题。
无论是《罗马帝国的大战略》，还是《腓力二世的大战略》，在此都主要被这么一种例解，表明大战略理论思想和理论意识对于优良的战略史考察的重大价值，甚而决定性意义，或者说理论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功能。然而与此同时，也需要指出一个可能的陷阱，即马汉式教条主义的风险。马汉的两部《海权论》（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opn History， 1660~1783. Boston， 1890；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 2 vols.，Boston， 1892.）无疑是战略史；而且，考虑到他非常强调并且长篇论说海权的要素囊括海洋国家的近乎所有权势资源（地理、军事、经济、政治体制、外交传统、政治和战略文化、民族性格等各类资源），（特别见第一部《海权论》内大篇幅的第一章）同时旨在揭示和分析英国世界优势的历史秘诀，因而完全可以认为它们是大战略史，尽管具体的海战史在其中占多数篇幅。然而，尽管它们塑造了包含诸多真道理和具有极大政治-战略影响的海权论，因而是理论杰作，但它们不是好的历史学著作，特别是因为它们通过史料和史例的拨弄导致了严重夸大制海权对英国赢得各场重大战争的意义。（Philip A. Crowl，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Naval Historian，" in Paret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pp.444~477， esp. pp.449~455.）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就在于以理论替代认真求实的历史研究，或者说战略理论取代认真求实的战略史考察。马汉是教条主义者，相信"不变的科学战略原则"，并且在目的主义的支配下，自觉和不自觉地用他心中已有的理论整个主宰尚需独立地加以研究的史事，以便他所见的将英国世界优势的历史秘诀当作"科学的铁律"，教给他同代和后代的整个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无论是大战略理论的研习者还是战略史的考察者，都需要警惕马汉式教条主义的这种用理论取代、拨弄和扭曲历史的风险。
四
与理论对历史研究和理解的功能反向对应的，是历史研究和理解对理论的合理构建和有效应用的功能。一般来说，这个问题的大致解答和表述比前一个问题容易多，因为它更接近人的一般经验即常识。不说自明，理论出自实践，关于社会的理论出自关于社会的实践，而历史考察就是关于往昔社会实践的考察，它因而可被认为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理论的本原。然而进一步思考，就会涉及一个并非那么不说自明的问题，那就是我在一篇已发表的短文中谈过的历史理解的潜能与局限。（时殷弘：《历史研究的巨大潜能与局限》，《世界知识》2003年第5期）
当时首先谈论的，依然是就战略领域说刚才所说的一般经验或常识性道理，即实际上只有通过历史（战略史）的考察、探究或研习，才能构建、理解或高效应用战略理论或战略观念。2000年起，跻身于近20年来最好的战略史家之列的保罗o肯尼迪和约翰o刘易斯o加迪斯合作，在耶鲁大学主办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战略讲习班"，目标是培养下一代的领导人才。该讲习班的《课程任务声明》说："培育战略领导人的最好办法，当然也可以说我们理解战略领导的最好办法，是学习在历史上大战略如何被缔造，如何被贯彻"；"只有历史研究，才产生对于什么是大战略、大战略如何运用以及战略家在具体的环境中如何思考和行动的正确理解。"[Kennedy， Gaddis， et al.， Studies in Grand Strategy (Syllabus).]这后一句话，确实表达了他们作为战略史家、同时也是在大战略理论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见时殷弘：《国家大战略理论与中国的大战略实践》，第二节）的人物的差不多全部最根本的体会。事实上，在此要补充说，这也是例如俾斯麦的首席同事、19世纪欧洲最了不起的战略家之一老毛奇的很大部分最根本体会。老毛奇认为历史研习有巨大的效用，确信"只要怀抱正确的纵深意识来研究历史，战略便能大得益于历史。"因此，军事史研究被他规定为普鲁士参谋本部的核心职责之一，没有被丢给某个下属机构，而他本人亲自撰写了论述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经典专著。（Hajo Holborn， "The Prusso-German School: Moltke and the Rise of the General Staff，" in Paret，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诚如一些怀疑或轻视历史理解之重要性的"纯理论家"或"纯感性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历史的当今适宜性有限。每个时代在其环境、问题、人物和在所有这三者的结合方面都是独特的，都有自己的特点。历史绝非简单运动，甚至某种意义上不可预料；更何况有的时候，世事会有巨大和急剧的变化，即飞跃或灾变，它们似乎将现今与历史割断。（Peter Paret， "Introduction，" Ibid.）甚至高度重视历史教益的老毛奇，也确信（可以说比绝大多数人更深刻、更有理由地确信）"历史研习对于一名军官来说固然重要，但它并不等同于战略。’战略是一套专门的权宜之计；它不止是知识，还是知识应用于实际生活，连同按照不断变化着的环境形成一种原创性的想法。它是在最困难状况压力下行动的艺术’"（Holborn， "The Prusso-German School: Moltke and the Rise of the General Staff".）。忽视或严重低估历时当今适宜性的有限，就会跌入另一个陷阱："历史教条主义"和墨守陈规的陷阱。
然而，在此更需要强调的是历史理解和历史研习的巨大潜能。历史的当今适宜性固然有限，但关键问题在于所要的适宜性是什么。如果从历史中要的是直接的、可以原封不动地搬用的教益，那么严格地说人类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东西，没有这样的便利。有如英语国家当前研究克劳塞维茨的头号权威彼得o帕瑞特所说，历史的真正适宜性在于它"作为对于先前已逝事物的有教养的记忆，是个不应被轻易抛弃的教益源泉……现今总是有其历史的方面"。历史理解提供的最伟大的价值在于：它能够通过澄清往昔和理解其部分含义（注意，理解全部含义是不可能的）来帮助思考当今和未来。特别就战略史的考察和研习而言，它的当今适宜性或巨大潜能，包括在构建战略理论方面的，很大程度上在于加迪斯的一项深刻见识--通过对乔治·凯南与亨利·基辛格的战略观念进行研究和比较得来的深刻意识，即"存在一种超越时间和环境的战略’逻辑’，存在一种思维方式，它能够使一个环境中形成的思想成为对另一些大为不同的环境非常相干的。"（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 New York， 1982， p.308. "无论是看他们对利益的界定、对威胁的认知和反应的方式，还是看他们的公开辩解，乔治·凯南在40年代末期提出的遏制方略和亨利·基辛格在70年代初期提出的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他俩的确相识，并且无疑注意对方的著述，但没有证据表明在尼克松政府期间，基辛格在规划政策时自觉地汲取了凯南的思想。他们相同的方略看来出自他们共同信奉美国对外政策中的’现实主义’传统--一种思想倾向，牢固地扎根于对欧洲外交史的研习，扎根于对50、60年代学术精英和决策精英的一定程度的超脱，而且最重要的是扎根于一种强调在目的与手段之间确立一致关系至关重要的战略意识。正是在这最后一点上，甚于任何别的，凯南与基辛格之间的联系有了主要的立足基础：他俩都懂得存在一种超越时间和环境的战略’逻辑’，存在一种思维方式，它能够使一个环境中形成的思想成为对另一些大为不同的环境非常相干的；它能够使两个富有思想的人--他们担任公职的时间隔开四分之一个世纪--多少成功地将类似的战略应用于大为不同的形势。"--着重标记系引者所加）
五
一定意义上"超越时间和环境"的战略逻辑和战略理论，只要是略微复杂的，就只能依靠对于具体"时间和环境"中的战略行为的具体考察得到，也就是只能依靠广义的历史考察得到。正如前面援引的肯尼迪和加迪斯的话所说，"只有历史研究，才产生对于什么是大战略、大战略如何运用以及战略家在具体的环境中如何思考和行动的正确理解。"在这方面，加迪斯本人通过他1982年发表的名著《遏制战略史》（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例解。所谓特别好，是指该书大概比任何大战略史书都更能证明，越是精微复杂的大战略理论性机理，就越有赖于真正的历史学术研究来揭示。或者说，大凡足够精微复杂的大战略理论道理，一般若不诉诸真正的历史学术研究便无法揭示，因而大战略理论本身应有的精致性也无法达到。一句话，大战略理论构建之依赖战略史考察，在前者的精致有赖于后者的精致这一点上表现得最为强烈。
《遏制战略史》一书旨在从战略视角集中和统一地考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80年代开始时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发现和解释其演变的内在脉络，揭示它们包含的种种大战略机理，并且从大战略角度评介其理念、纲领和实施。它所研究的，是一个（由于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档案文件解密和公布制度）可供历史学家使用的档案史料比在其他战略史问题上更丰富、更详密的主题，也是个特别有当代史性质、因而使当代史史学家能够因为"身处其境"而具备相应的认识优越性（当代史研究虽然有某些天然不利，但也有一种关于先前时代的研究比不上的、特殊的学术可靠程度，那就是当代史史学家身处其境甚至亲历其事，能对当代事态具备比较细腻真切的感觉、体会和理解，以致有可能特别准确地把握事态的"精神"和内在"灵魂"，而这是一般仅依靠客观地研读往昔时代文献的历史学家难以做到的。一般来说，体会和理解当代的时代环境、气氛、流行心理、风尚、政治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要比理解较早时代的同一些因素容易和可靠）的主题。这就导致加迪斯有可能比他的一般考察其他主题的大战略史同行能做得更精细、更准确。他将充分利用大量原始史料的微观研究与逻辑严密、恢宏潇洒和富含创新的宏观思考结合起来，加上他卓越的机理洞察能力和遣词用句才华，在全书各处非常频繁、精彩和原创性地揭示了（寓于美国遏制战略史中）的许多精微复杂的大战略机理，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显著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位著名的大战略阐释者。没有他的那种历史研究，他的大战略理论建树是不可能的。
在此同样只能以例解方式来展示，而且限于篇幅仅举一例。大战略的根本原则之一，在于念念不忘根本目标，排除对于"不忘根本目标"的干扰。《遏制战略史》通篇反复强调，对大战略而言根本目标意识极为重要。所以有1950年以后美国政府愈演愈烈的全球干涉主义和过度伸展，连同其沉重代价和自招失败的后果，一个重大原因就在于（像加迪斯笔下的基辛格认为的那样）"理念的连贯性破碎无存；有太多的、在没有考虑较大目标情况下做出的专门性决定，而且过分实用主义的领导人太倚赖过分自大自顾的官僚机构"；（如基辛格所说）"问题被分割为各个组成因素，其中每个都由专家们在它涉及的特殊困难之中予以处理。极少重视或关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技术问题比政治问题享有更仔细的注意，得到了更精细的对待。……干事不是因为应当干，而是因为知道怎么干"。总之，"对于过程的痴迷遮掩了意图与后果之间的关系；沉溺于手段导致忽视甚而败坏目的。"（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p. 276~277.）
在越南的巨大失败经典地展现了缺乏根本战略目标意识的祸患：扩展手段以履行作为手段的替代做出的承诺，按照均势理由辩护一项以其存在本身令均势摇摇欲坠的承诺；为了可信性而维护毁坏可信性的政策；最后，用毁坏国内共识的手段来追求国内共识。所有这些都反映出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灵活反应"战略未能以一种合理的根本方式行事，那就是依次经过分辨利益、认识威胁、选择恰当的反应等各个阶段。"相反，威胁和反应本身都成了利益，结果美国恰恰是在以空前的决心立意要在越南大干一场的时候，忽视或忘记了它究竟打算在越南干什么。"（Ibid.， p. 243.）这方面相形之下，艾森豪威尔总统比其后任（也比其前任即杜鲁门在1950年以前）清醒和审慎得多。关键就在于他几乎总是牢记不许"手段毁掉目的"。其根本是他"对克劳塞维茨的理解。……艾森豪威尔从阅读这位普鲁士战略家而得到的主要启示，是在政治中如同在战争中一样，手段必须从属于目的；无目的的努力除了它本身的不断延续外一无所成。"这一目的必须不止是单纯的"胜利"，因为不计代价和后果的胜利可以同失败一样是破坏性的。他的"整个思想在于，’我们决不能毁掉我们正在力图捍卫的东西。’" 这意味着"将安全等同于捍卫经久的利益，而非等同于击退短暂的威胁。它意味着有在威胁之外独立存在的利益，意味着决心不将意在抗击威胁的行动过头地施行到危及利益的地步。"（Ibid.， pp. 132~136.）
要做到念念不忘根本目标，不让手段和过程毁掉目的，就需要经常进行与此相关的根本性战略反思，而在加迪斯论说杜鲁门/艾奇逊对外政策理念的弊端时，这一点得到了可谓绝妙的揭示和表述：
离开国务院一年后，迪安·艾奇逊告诉一群聚会回忆其华盛顿工作岁月的前同僚们："要做的是赶快去做必须做的事情，尽你所能地迅速和有效地去做，如果你停下来去分析你正在做的……那么你无非削弱和搞乱你的意志，结果一无所成。"……上面的话反映了艾奇逊的一种总倾向，那就是差不多为行动而行动，也反映了他的一种相应的倾向，即规避反思和重新思考，特别是规避自我怀疑。……这也是艾奇逊与哈里·杜鲁门关系极好的原因之一，因为杜鲁门的性格与之非常相似。而且，这还是国家安委会68号文件和1950年6月以后杜鲁门行政当局整个国家安全方略的一个显著特征。
行政当局内存在一种强烈的、没有目标的方向感──阔步向前迈进，走入未知领域，而对最终目标是什么、将用多长时间来达到这一目标、它的代价有多大全无清楚的意识。正如艾奇逊的一位幕僚所说，在决定跨越三八线之际，"面临黑暗和危险的不定前景的威胁，审慎和明智的做法是自信和安静地继续做一个人自己的事情。" ……
"我们正在努力做的"，艾奇逊告诉军事学院的学员们，"是……了解力量和政策的成因与效应，以至我国的意图与实现这些意图的能力可以被搞得彼此平衡。"然而，这正是杜鲁门政府未能做到的。将威胁设想为不可缓和，将手段设想为可以扩展，由此出发推导出了一套如此庞大的利益，庞大得令美国的政治意志（即使不是理论上的能力）不足以维护--有如1952年大选表明的那样。（Ibid.， concluding words of chapter 5.）
现在直接回到本文后半部分的主题。几乎所有大战略理论思想家都非常重视、甚或多半依靠从战略史中汲取营养。广而言之，理论构建者和研究者的最主要教师应当包括历史。他们首先应当比较知道甚至比较熟悉历史，同时对历史有理论化的思考，从中升华出历史的内在含义和具有历史共性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