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本文以冷战后的美日同盟为例，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国际政治中同盟的持久性问题，重新明确了现实的共同利益是同盟关系得以维系的基础，以及它在各国整体利益中的重要程度决定了同盟的持久程度，并认为由于冷战这一国际关系史中的特殊时期，以及美国全球主导战略目标的连贯性，使得以美日同盟呈现出长期（永久）同盟的趋势。同时，本文结合历史，指出了当前美日持久同盟对地区稳定的消极作用。
同盟（alliance）是国际政治领域的核心问题之一。[1]自国际体系成形以来，国家之间的结盟与反结盟的斗争几乎贯穿了国家间关系的历史。大国的兴衰和国际体系的嬗变往往与形形色色的同盟关系有着密切关系。
二战结束后，为了遏制苏联、抵制共产主义“扩张”，美国建立了一个庞大而复杂、且持久的同盟体系，当时包括了44个主权国家。在西半球是以泛美互助条约为代表的多边同盟；在西欧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亚太地区则是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并组建了以美国为中心的美日、美韩、美澳、美菲、美新双边同盟条约体系。的确，“对苏联的遏制战略堪称冷战时期美国最大的外交胜利，它促使苏联领导的共产主义阵营最终走向崩溃，而这一切所仰仗的就是美国世界范围的反共同盟体系”。[2]然而，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获得最终胜利却使美国现存的同盟体系面临巨大困境。面对共同威胁的消失、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美国是否应该继续维持以往的同盟？能否维持？如果能，这种同盟能有多大的持久性？这一系列问题再次引发各国学者对同盟持久性问题（endurance of alliances）的研究。进入后冷战时期，作为同盟体系主导的美国自身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最终对其同盟体系作出了适应性调整，而“9·11事件”和伊战的爆发应印证了这一调整的必要性，其中美日同盟的调整便是典型。
一、同盟的持久性问题：长期（永久）同盟和临时同盟
从形式上看，同盟的基本特点是各同盟国之间签订包含安全和军事领域内合作或承诺的正式条约，但实质上，同盟得以存在并维持的根本还是共同利益，它通常针对其他某一或某些国家。当然形成同盟的因素还包括意识形态、共同价值观、经济援助、政治渗透所造成的影响等，但在国际社会中，这些因素对同盟形成的作用往往有限，特别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意识形态对国家对外交往的影响不断减弱。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M.Walt）在详细考察了1955至1979年中东地区（在该地区，意识形态、价值等非现实主义因素往往具有更大影响力）的同盟演变后，也得出：外来威胁和权力制衡是同盟最重要的原因，而意识形态、经济援助和政治渗透在同盟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当有限。[3]因此，对同盟持久性问题的讨论也是围绕同盟内各成员国的现实共同利益展开的。
根据传统现实主义的观点，同盟与势力均衡密不可分，同盟政策是在一个多国体系内起作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均势功能。相互竞争着的A、B两国，为维持和改善各自的相对强权地位，可以有三种选择：增强自身的强权；利用其他国家的强权来加强自身的强权；不让敌手获得其他国家的强权。当它们作出第一种选择时，就开始了军备竞赛。如果选择第二或第三种办法，那就实行同盟政策。[4]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安全是主权国家的首要目标。安全对于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理解，笔者认为大致可以有两个层次：一是免受外部攻击、威胁，二是维护现有价值的一种高度自信的状态。前者的同盟往往出于应付明确外来威胁，如二战后西欧各国都选择与美国而非苏联结盟，除了意识形态因素外，更主要的是它们的国家安全受到了苏联的威胁，而不是因为苏联比美国更为强大；而后者采取同盟的动机通常是权力制衡，如19世纪英国为维持自身地位而采取的灵活的结盟政策以确保欧陆均势。从这方面分析，同盟能否起作用以及起作用多久，即有多大的持久性，取决于形成该同盟的基本目标的力量是否超过有关国家的其他目标的力量[5]，以及有关国家对实现该目标的时间预期和达成目标的速度。同时，一旦同盟的基本目标得以实现，该同盟能否继续维持则取决于同盟各国能否灵活转变同盟职能，寻求到另一支撑同盟的基本目标，以及能否就这一新利益迅速达成默契和共识。但是在历史上，这一情况比较少见，纵观近现代国际体系的演变发展史，同盟外交是相当灵活的，因为在多极体系中，国家在其总体战略框架下的现实权力制衡目标总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它所采取的同盟政策也是易变的。摩根索也讲到，“近代，结盟经常变动，甚至战争还在进行时就变动，这使得18世纪显得特别没有原则和不讲道德”。[6]因此，直至摩根索时代，同盟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并不是个原则问题，而是个权宜的问题，也印证了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名言：“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但就目前来看，产生自冷战的北约和美日同盟似乎是个例外，尤其是美日同盟，更有打破“同盟只是临时性的”这一历史规律的迹象。对此，本文将在第二部分作出分析。
尽管在通常情况下，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决定了国家利益、外交上的优先目标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进而决定了同盟所赖以存在的共同利益也总是暂时的（provisional），而不是长期的（long-term），但是对共同利益的不同界定却使得同盟产生了在持久性问题上的差异。当这一共同利益指的是明确的、特定的外来威胁、且这种威胁是来自某一已然发生的危机或战争时，其相应的同盟总是暂时的。当这一威胁得以扫除、危机得以解决后，同盟便自行解散了。典型例子就是世界上的历次战时同盟，远有近代欧洲各国为阻止某一大国获得欧陆霸权而组建的同盟，以拿破仑时期的七次反法同盟为经典；近有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战时同盟，以二战时期1942年1月正式成立的反法西斯同盟为顶点；在当代还有海湾战争时期、阿富汗战争时期甚至伊拉克战争时期美国组建的同盟。当同盟的目的为应对可能或将可能发生的特殊事件时，由于此种形式的外来威胁或制衡对象的不确定性，基于这类共同利益的同盟往往具有一定的持久性，但我们仍不能称之为长期或永久同盟。如1939年之前的多极体系环境下所存在的同盟多数属于这一类型，其期限一般为五年，当然它们通常有续签的情况[7]，但仍不属于长期同盟的范畴。
然而到冷战期间，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以美国、苏联为中心的两个阵营内的同盟关系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有的贯穿了整个冷战，有的甚至在冷战后“仍在运行”，同盟出现了长期化、永久化的倾向。这里有同盟内相关各国间现实利益的因素，更有体系结构的因素。首先，如前文所述，决定同盟的持久性的首要因素是形成同盟的基本目标相对于各国其他目标的重要程度。相应地，要使同盟长期或永久维持，同盟目标的优先程度必须长期高于各同盟国其他目标的优先程度。因此，长期或永久同盟存在条件只能是各方拥有明显的战略上的、政治上的共同利益。[8]显然，冷战提供了这样的条件。赫鲁晓夫曾作过一个比喻：“国际紧张局势的情况就像一棵卷心菜。……而国际紧张局势的核心就是美苏关系。”[9]对美国的盟国而言，苏联共产主义的威胁远大于地区性危机和地方战争，这就使得各国的其他利益从属于与美结盟共同对抗苏联的利益。再者，冷战格局是美苏对抗的两极格局，历史上从未有过。在两个力量中心中和在多个力量中心之间选择同盟对象，当然前者更为容易，且只要这两极一直存在，围绕两极的同盟关系便有可能长期维持。[10]因此，冷战时期同盟关系的长期存在是有其现实、结构因素的，它并未违背历史所反映的规律。
冷战结束，苏联威胁也已消失。历史说明，共同利益的达成标志着同盟所赖之基础不复存在，同盟应告终结，但以美日同盟为代表的一系列同盟关系却“仍在运行”。原因何在？下面笔者就美日同盟作一讨论。
二、冷战后变化中的美日同盟
维系同盟的核心因素是共同利益的存在，同盟的持久度则取决于共同利益的稳定性以及这种利益在国家整体利益中的重要程度。一旦共同利益的重要性下降或共同利益消失（也表现为共同目标的实现），该同盟继续维持的必要性将理所当然地会受到质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同盟失去目标后，即使勉强维持，对同盟各方而言也只是累赘和负担。因此，同盟关系继续有效维持的唯一理由便是共同利益或者是共同战略利益的再定义。脱胎于冷战并在冷战后继续“运作”的美日同盟便是此种“同一外表、不同内核”同盟关系的典型，所以本文以美日同盟为例考察长期（永久）同盟。
（一）冷战结束初期美日同盟的困境
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对美日关系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概括：美日关系就像是一只三条腿的凳子，我们的经济互动、安全伙伴和在全球问题上的政治合作，应该发挥相互支持的作用。[11]在冷战时期，美日同盟之所以稳固，原因有二。一是美日关系的主导权在美国一方，为达到遏制苏联的目标，美国特意将每一条腿都承担起来。例如，在经济分歧拖后腿时，美一方面对日施压，另一方面继续保持安全和政治关系。二是冷战期间日本日益成形的独立的国家利益与美国国家利益的重合，当然日本独立国家利益的确立，当中很大程度是受美国的影响，包括对苏联威胁的认同、意识形态的界定、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趋同等。但冷战的终结所带来的变化是结构性的，这种结构性巨变既是苏联衰落的结果，更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多个力量中心持续发展的结果[12]，随之而来的是各国对自身国际地位的重新界定和国家利益的重新确立。冷战结束初期正是美日两国国家利益优先性的差异使得同盟陷入困境。
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之后的时期是亚太地区在20世纪最稳定最和平的时期，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经济对各国间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大。80年末90年代初，美日贸易摩擦使得“日本威胁论”在美国悄然兴起。1993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更创历史最高纪录，达604亿美元。因此克林顿政府执政初期，在美国整体国家利益中，经济安全首当其冲，就美日同盟而言，克林顿政府相应地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美日贸易和技术的不平衡上。其结果便是美国公众对美日同盟的支持减少了，美日同盟对美国的作用大为下降。
而相形之下，冷战的最后二十年中，日本经济飞速增长；到冷战末期，日本已稳固地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促使日本重新界定自身的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即谋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符的政治大国地位。正当美国将美日关系解释为经贸失衡之时，日本也在公开讨论同盟的战略目的。一方面，日本官方对美日防务关系极不对称耿耿于怀，他们希望日本能相对独立和平等承担防务责任，进而完成修宪、成为大国的目标；另一方面，美国在日本的驻军与当地民众的矛盾积深，并在95年冲绳事件后被最终激发。无论以官的角度还是民的角度，似乎美日同盟都陷入了困境。
很明显，冷战后，一切被美苏矛盾束缚了的其他矛盾得以释放，经济和军事安全之间的界限也日益模糊。当时维系美日关系的仅有经济联系而已，且在各自国家利益中不再具有压倒性优势，尤其是日本。80年代开始的美日贸易摩擦以及日益强烈的政治防务独立倾向表明，两国之间可能出现重大战略分歧。因此，当时的美日同盟得以勉强维持所靠的只是两国数十年紧密关系的惯性，而非实质性的的共同利益。这种美日同盟的不确定性使双方都感到不安，并且美国的担心更甚于日本，这促使该同盟关系由90年代中期起开始了战略目的的重新界定。
（二）美日同盟的再定义
90年代中期后的一系列协议、声明、报告和国内立法都表明，美日同盟开始了全面调整，调整的结果是同盟关系得到加强。调整的举措包括：1994年7月发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开始了重新加强这一同盟的努力；1995年2月发表东亚战略报告中，美进一步强调美日同盟在这一体系中的重要地位；1996年4月两国发表《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1997年9月发表修改后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1999年日本国会通过新指针并完成了相关条款的立法以及美日关于共同研究导弹防御系统的协议。可以说，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美日同盟基本完成了冷战向后冷战时期的转变并以“新的形象”登场，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进一步推进军事合作，建立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所谓“亚太安全新格局”。
同盟的持续存在必须依赖持续或连续存在的共同利益和目标，呈现出永久同盟倾向的美日同盟并未脱离这一原则。根据96年美日联合安全宣言，美日两国将共同致力于维持地区稳定，并构建一个更广泛、更持久的亚太安全框架。[13]就美国而言，为了在地区事务尤其是安全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它需要某种程度的同盟关系以保证美军在这一地区的前沿部署，进而保持其战略机动优势，尤其是美日同盟，它保证了美军在该地区前沿部署兵力的一半，为美国在这一地区提供了最主要的军事基地，而且日本为驻日美军提供了70％的军费，这在美国海外驻军中是少有的[14]，为美国在该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提供了一种相当廉价的方式。从更大的战略角度来看，通过美日同盟，美国既可以将东亚地区综合实力最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日本控制在自己的麾下，又可以将这一地区两个实力最强的国家的力量合在一处，对在这一地区任何可能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的力量形成具有绝对优势的威慑。因此，美国的出发点是运用美日同盟在亚太安全事务中推行一种霸权稳定的安全模式。
而对日本来说，冷战结束以后，虽然日本的大国意识和在本地区发挥独立作用意愿在增强，美日关系在各个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的摩擦在增加，但是日本绝不会轻易放弃冷战四十年所确立的美日特殊关系。在政治方面，国同属西方阵营，各个层次的交往已实现了制度化；在经济方面，两国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美国依然是日本最大的海外市场和技术的输入地；在安全领域，虽然日本希望在地区发挥作用的意愿在不断增加，但是，由于过去侵略的历史以及亚洲邻国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担心，日本在安全领域单独发挥较大影响的可能性很小。而运用加强美日安全同盟这种形式，日本既可以通过扩大美日同盟的作用以及在同盟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的方式，间接地扩大其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作用，又可以以美国为盾牌挡住周围亚洲国家的敏感反应和压力。
通过以上对美日两国各自利益的分析可以看出，重新定义的美日同盟所依托的是两国所称的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的稳定这一既是条件又是目标的因素，两国对同盟都有出于自身国家利益和国家整体战略的考虑，但它们各自的考虑可以通过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方式得以实现，而维护地区稳定、构建安全框架正是美日同盟持续维系的新的“共同目标”。如果说冷战时期美日同盟的实现方式是美国主导的话，那么现在美日同盟的运行机制就是相互借重。这种“主观为自己，客观为集体”的同盟运行方式是符合近代大国间结盟的普遍规则的[15]，因此，比较而言，现时的美日同盟更为灵活，不像冷战时那样僵化、一切都以美苏划线，而是以现实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这样，靠着延续整个冷战同盟关系的惯性和双方同盟战略目的的重新审定，美日同盟得以继续“运行”，成为为数不多的因冷战成立而在冷战后仍继续存在的同盟之一。[16]
三、结合同盟外交的历史教训对美日持久同盟的几点看法
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要求原有同盟各方适时转换同盟职能、寻求同盟的新战略目的并就这一目标迅速达成共识，以维持同盟的存在并有效运作，就这一点来说，美日两国为完成美日同盟再定义上所采取的措施是及时的、成功的，它避免了因经贸摩擦而导致两国关系的疏远和同盟的失效，反而加强了彼此关系并达成了对美日同盟的再认同。但笔者认为，就地区安全和稳定而言，已然得到强化的美日同盟（虽也以东亚安全和稳定为目标）起的更多的却是消极作用。[17]
历史表明，任何同盟的建立都会引起同盟外某一方或多方的不安，因为结盟一般都以第三方为对象，一为对其造成心理上的威慑，二为加强本国实力以维护本国安全；而同盟的可能性后果是对象国为免除这种心理上的不安寻求与其他国家结盟，如此便造成了国家关系和地区局势的紧张。在东亚，对美日同盟的加强最为敏感的国家当然是在这一地区安全事务中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中国。事实上，美国对中国的关注主要就是中国崛起成为地区主导国进而挑战美国霸权的可能性，它防止亚太地区出现挑战美国的大国出现的基本战略始终未变。[18]而日本，由于地缘上的接近和历史的恩怨，他对中国的防范和心理上的对抗程度可想而知。值得注意的是，《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是紧接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海地区举行三军联合演习而签署的。同时，修订后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更将台湾划入其防卫合作的范围，许多日本战略家也承认，一旦美国在台湾危机中保卫台湾，新《指针》势必使日本有义务帮助美军[19]。因此，美日同盟包含针对中国的因素并非空穴来风，美日两强的结盟是不利于由力量平衡所决定的东亚地区格局的持久稳定。
再者，同盟越固定不变、战争可能性越大是历史给我们的又一教训。在一个包含有同盟关系的地区中，地区格局的稳定因素之一便是同盟关系的紧密程度处于一种可控状态，伸缩性强的同盟关系是有利于地区力量均衡的；而长期（永久）同盟可能导致关系僵化，并使得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时以盟国划线。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僵化的同盟关系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直接原因。而目前，美日两国官方言行所表现出来的美日同盟永久维持的倾向有可能造成地区局势的持续紧张甚至引发冲突。小布什上台后，美日关系更进一步。美国一方面在地区、国际事务中给与日本更多平等参与的机会，另一方面美国又不顾周边各国的强烈反对，对日本国内的修宪、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等行为抱一种默许态度。而美日同盟的不断升级为中俄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提供了无形的条件，也迫使地区内相关国家作出战略调整。但是这种相互猜忌和带有敌对心理的同盟或国家集团关系的长期保持是不利于全球化浪潮中大国关系的健康发展的。
综合而言，美日同盟作为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双边同盟之一，它并没有背离历史上同盟政治所表现出来的规律，同盟国之间的共同利益依然是同盟关系得以维持的核心因素。无论是冷战时期美国主导下的美日同盟还是冷战后两国在相互借助中所维系的美日同盟，都是如此。但冷战后美日同盟在双方整体战略中不再具有压倒性，并且关于美日同盟未来的走向，双方国内的探讨论证仍在继续[20]，因此可以预测，美日同盟仍存在相当大的变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