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从来不是毛泽东的心腹。这位曾经做了数年毛泽东顶头上司的人，凭了他性格上的绝对中庸、谨慎、稳重、滴水不漏而逃脱了其他“前朝元老”在遵义会议会的逐渐失势。他一次次地因为自己在相关领域不可替代的能力而被毛泽东虽不情愿但却知人善任地使用着，这也确保了虽然毛泽东多次生出过要对周进行严酷斗争的念头而又没有具体落实。
周恩来一直到一九七一年林彪叛逃后才成为国家的二把手，虽然在理论上，总理应该是国家的第一责任人。刘少奇、林彪甚至邓小平都因其在党中央和政治局中的显赫位置而夹在毛周之间。但是，从国内和国外的情况来看，从魅力、影响力、知名度和美誉度等方面而言，周恩来所得到的关注远远高于其他所有的二把手而成为毛泽东身边最亮的一颗星星。甚而至于，从泛泛的人缘来看，基于最朴素的民众情感，周恩来甚至在外国人、文化人（如知识分子、新闻记者等）、普通男女中，居有作为被神化、模式化、僵化了的毛泽东所不可能有的巨大好感。笔者所认识的一位女士，就曾经把周恩来视为男人中的极品而希望找到一位这样守正不偏的丈夫。
几乎每一本涉及毛泽东的书都要用相当的篇幅谈及周恩来和毛周关系，人们对周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也得自于他所创造的那些奇迹：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居然有那么广泛和好的人缘；作为毛泽东的同事，他虽然并不是也不可能毛的心腹，却得到了毛的那么多的重用；作为一个曾经在迷乱或自然的男女关系环境下走出来的“历史人物”，他几乎没有绯闻；并为一个并不怎么崇尚技术和知识的新时代，他仍然在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那里获得了巨大的支持；他同敌我友各个层面都有过接触而且在哪一个层面上都有许多真心的朋友；他没有自己的帮派，但几乎所有的同志都愿意接受他；他到死后仍然保持了神秘，把骨灰撒到江河里既然赢得了洁身自好之名，又获得了身后安宁之实；他连一个亲生的儿女都没有，这也免得了受到孽子之累……
在中共党史上，周恩来也以其世所匹敌的勤奋和细致做了大量工作。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和共和国的内政外交，无处不浸透着这位很早就被寄予“总理”厚望者的心血。马一孚先生曾经送给过周恩来一副对联：“选贤任能讲信修睦，体国经野辅世长民”。（52）确实，周恩来在经邦济世方面的出众能力也是他能够得到诸多政治人物赏识的重要原因。
在政治上，周恩来则体现出了深重的“投机性”。四十八年屹立于波高风险的政治高层而不倒，在多疑的毛泽东和无缝不入的毛泽东卫士（如康生、江青等）的百般苛求下能够做到乱云飞渡、涉险过关，没有一种明察秋毫、左右逢源的投机秉赋是不可能的。
必须说，周恩来生就的一副不露声色、笑里含沙的政治性格，让他与当时那些过于喜怒形之于色、襟怀坦白、观点直白而没有余地的同事们相比，体现出了巨大的优势。凭了这种平衡之术，周恩来成为一个最少把柄的政治人物，成为一个敌对的阵营都能接受的人物，成为一个在各种环境下都能获得最大人望的人物，成为一个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的“不倒翁”。
一如党内有人称周恩来为“最大的机会主义者”、“第二十九个布尔什维克”一样，国外研究者对周恩来的评价也很有趣，比如“柳枝”（也许还可以翻译为墙头草）、“弹簧”等。因为周恩来的祖籍是浙江绍兴，有些人也认为他的性格中颇有几分绍兴师爷的感觉——甘愿辅佐于人而不出人头地（50）。不过，周恩来却有着一个刚直不阿、百折不回如铁汉一般的亲戚，他和周恩来的性格可是大相径庭，那个亲戚的名字叫鲁迅（51）。
毛泽东当然也有很深的城府，但与周恩来相比还是要显得性情直白。二人一刚一柔、一阳一阳的政治关系足足维持了近半个世纪，也不能不说是中共党史上的奇迹。虽然紧密但却并不亲密的毛周之盟，比之于早如毛朱之盟、巧如毛张（闻天）之盟、坚如毛刘之盟、亲如毛林之盟、近如毛江之盟都要长久地多。到了一九七一年，因为曾经最宠信的接班人断然北飞之后，因为押在林身上的宝太多而一下子有些鸡飞蛋打、孤家寡人、众叛亲离、晚景凄凉感觉的毛泽东，不得不倒向毛泽东因其老气横秋且居功自负已经有七分厌倦的老臣集团（以周恩来为首）。周恩来在这样的时刻，也表现出相当的仗义和相当的机敏，一批已经被打倒了的老臣如邓小平等迅速复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林的叛逃、江青集团的华而不实和周恩来的随机应变，毛泽东贯彻数年的文革不得不以“未完成的革命”成为他的巨大遗憾。
毛周关系是一对颇富机关甚至颇有从政教科书意味的关系。因其可称为中共党史上的一对虽经百般离合而始终未曾断裂的绝配，因其有着极多的“斗争中求团结”的复杂故事，因其虽貌合神离却又相濡以沫，而成为不应该不进行深入研究的政治“佳话”。
毛周关系一直处在稍不留神就会决裂的危险状态中。一直到周恩来患病和去世，毛泽东对周恩来的防范和戒备都没有解除。毛泽东就周恩来是否手术所做的批示、虽有众多老帅联名相请毛泽东仍不出席周恩来追悼会等细节，可以近似地证明这一点。
周恩来和毛泽东在性格上的不同也可以用来解释他为什么他从来也未曾被党的高层所排斥。特里尔写道：“如果说率性读者物、深谋远虑的毛是虎、猴二气的结合，那么，周就是一个将毛所痛恨的中国官场传统带入共产主义时代的人”。（54）“周不象毛那样爱冲动”，但“周不得不对毛谨慎”。（55）
在中共党史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大多时间都可以用君臣关系来表达。一九二八年以后一九三五年以前，周恩来是君，毛泽东是臣。周恩来代行过共产国际钦差身份，充当过上海中央的实际核心、主管过包括农村根据地的军事工作、出任过苏区中央的主席、在“三人团”中也负有实际的责任，无不可以称为在此期间曾经是红四军前委书记、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红一方面军前委书记（后为政委）的毛泽东的顶头上司。在那个时候，毛泽东可以与周恩来平起平坐的唯一身份是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但是可惜，这是一个经常被人忽略其实际效用的职务，虽然，这个职务还真得给毛泽东带来的足够的政治资本。
从长征的某一时刻起（高华论证说是会理会议上），毛泽东越来越成为中国红军的最高决策人。凭了对军事权力的再次获得，毛泽东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权威，直到一九四三年五十岁上成为党的负有“最后决定之权”的王者。从此之后，先后担任南方局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妆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就正式成为毛泽东的臣。
探讨毛周关系，也便可以这样危机四伏的君臣关系为径划分为四个阶段，来反映其在总体上总是表现为“伴君如虎”的政治生涯。
一、毛周初交
1、青年才俊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励志诗都很有名。毛泽东的是“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而周恩来的则更显老到：“大漠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53）
毛和周都是共产党内四大帅哥革命家之一，这四大帅哥分别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王明。毛泽东三十岁就成为国民党方面令人注目的大员，其后还曾经代理过国民党宣传部的部务。他的两位同事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兼部长的是汪精卫先生，而充任部务秘书（实际上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毛泽东也曾经在党的三大上成为党中央的秘书，一方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方面与总书记一起联署文件）的则是后来在中国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郭鲁茅巴之一的沈雁冰。周恩来则在二十六岁时就作了广东区委书记和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二人在共产党内各有自己的“派系”（从这个词的褒义而言）。二人同为共产党的发起人或创始人，毛泽东代表湖南小组参加了建党大会，而周恩来远在法国而采取了通信入盟的形式（1）。在正式建党之前，毛泽东参与建立的“新民学会”红极一时并有多人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而周恩来则有“觉悟社”作为建党之前的秘书结社。令人感觉有趣的是，毛泽东在新民学会和在湖南结识的许多人，后来成了周恩来法国小组里的人物，如蔡和森、李立三等。这让毛周在相识之前就已经可能互慕其名。
2、广州之会
一九二五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广州国民党的机关里成了同事。因为毛泽东邀请过周恩来去他主持下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二人甚至开始了他们的友谊（2）。
虽然二人的性格和思想迥然不同——毛泽东在农民运动中谋求革命力量，周恩来则致力于军队的共产主义化和正规化（3）——但这并不影响二人就蒋介石的一些异动发表观点相似的看法（4）。
3、各赴使命
1927年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做了共产党建军史上所不能忘记的重大事件。周恩来主持下的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也是共产党建军的标志性事件。毛泽东率领失败了的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为共产党拥有一支实实在在的武装创造了经验。周恩来在南昌起义后进入党中央在上海的领导班子并一直保持了高高在上的政治地势，而毛泽东则拒绝了到大楼里办公的优越条件而宁肯探索一条枪杆子里出政权而不是一味地依靠力量并不雄厚的工人运动而谋求政权的主流门径——当然，在一九三一年中共中央也被近转入苏区以前，这一门径还算不得主流的而只能算是另类的。
二、周君毛臣
1、宣传朱毛
在建军之初，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时因组织起义上的失败而受到党内的处分：周的处分仅仅是受到警告（5），而毛泽东则很不运气地被开除了党籍而因为再也不能做党代表而不得不当上了师长（正好在这个时候，师长余洒度离开了队伍）（6）。
二人在这个时候互致好感。毛肯定了南昌起义的功劳并热切地期盼着与南昌起义余部会师。而周恩来则在中央肯定了朱毛的割据实践。许多人可能并不同意威尔逊关于“无论是经历还是经验毛都比周低几级（7）”的说法，但这个时候周是毛的领导的这一事实却确实是肯定的。
2、国际特使
因为根本就不相信通过农村割据的方式取得政权，认为这种割据过分分散了党的行动方针并引发了敌人的注意，共产国际通过布哈林提出了一个议案，即将朱毛调开并减小红军行动的规模。周恩来采取了又打又位的策略贯彻了这一意见。但朱毛根本不以为然，并说除非由刘伯承和恽代英去接替他们才愿意退出（8）。周恩来在延安整风中回顾了这一事件，但让毛泽东为此感觉疑惑（37）。
3、九月来信
周恩来在党中央给予毛泽东最为实质性的第一次支持是与李立三、陈毅一起起草的九月来信。当然，这也是他历史上第二次对毛泽东实施又打又拉、以打促拉、以拉辅打、打打拉拉的政策。以后，这样的政策出现过多次。
在红四军的领导层发生重大冲突甚至形同水火、毛泽东甚至选择了隐退的情况下，周恩来给予他很大的支持。他认识到毛泽东有着潜在的领导能力和军事才干，但却脾气很坏。为了两全其美，周恩来一方面支持由他出任红四军前委书记，从上而下维护他作为红四军灵魂的地位，并号召向井冈山学习，但是同时也批语了毛泽东的某些思想和作风（9）。来自中央的支持，确保了红四军和以后的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不至于在朱毛二人之间发生什么大的不和。
因为反对李立三的进攻策略，毛和周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周所采取的温和政策也与毛泽东的井冈山割据加渗透的谋略相吻合（10）。不过在后来，毛泽东承受不了李立三的压力而进行了失败的长沙之战，这让周恩来彼此对立起来（11）。
4、肃反纠偏
周恩来于一九三一年底来到中央苏区。从此开始了与毛泽东之间关系复杂的交往。首先，周到来时正赶上毛泽东与几乎每位共产党领导人都关系紧张之时。刚刚召开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受到了中央大员们的质疑。周恩来不得不在江西的毛和上海的王明之让充当一种很尴尬的角色（12）。
周恩来对肃反扩大化的处理也不可能不影响到毛泽东在苏区的威望。虽然周在这方面也未必做得比毛泽东更高明。诸如季振同、李明瑞、柳直荀的被错杀，都与作为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有直接的关联（13）。还有如在闽西发生在周的爱将邓发和当地实力派傅柏翠之间的对峙（14）。 5、宁都会议
周恩来在苏区的影响力迅速超越毛泽东（15）。周帮助毛和在富田事变中的受害者恢复了关系，并指望获得毛的合作。但是可惜，周的那些同事们并不想饶过毛泽东，他们指责毛“可怜的资产阶级惊恐到了心理变态的地步”，从苏联归国、以博古为首的“二十八宿”希望把毛泽东的所有职务都拿掉（16）。在宁都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充当了一个对立甚至对抗着的双方面都愿意接受的人物：他一方面满足了博古们要撤掉毛泽东兵权的愿望，一方面又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同。毛泽东说：“宁都会议期间，我的批评者都想开除我。但周并不同意”。（17）这正是周恩来的拿手好戏：一方面将政敌的气焰打掉，一方面又避免自己成为恶人。毕竟，周恩来因此而搪除了自己在军事战略上的不同政见者（18）。主张游击战的毛和主张运动战的周之间，一直到抗日战争中都还有鲜明的策略分歧（19）。
6、去留之谜
博古/李德甚至包括当时的组织部长罗迈可能都曾经有过不带毛泽东长征的想法。但出于毛泽东自有足够的影响力且不带其出征则有可能会在苏区复了项英的辟的考虑，毛泽东最终还是成行了。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起了什么作用，从现在已经公开的资料看来是有限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一向做事留有余地的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都已经设下了毛泽东可以随时出山赞画军务的伏笔，这让毛泽东在长征这样一个极好的环境中顺利夺权。
7、于都之惑
于都是红军长征的三个出发地之一。在长征将要开始之前，毛泽东被周恩来派到了于都。这一史实被赋予了多个说法。认定毛周早有默契的人认为，这是周恩来为毛泽东做的一个有益铺垫。
三、平级论交
1、遵义会议
毛泽东后来终于通过长征和长征中的遵义会议卷土重来，在很大程度上与因为上海党中央的逐步来到苏区后不再能够充当苏区与苏联的电台联系进而造成了共产国际批示的真空有极大的关系。与王明总部失去联系这一点让年轻的博古就如被绑架了一般手足无措，不得不接受被毛泽东从容夺去兵权的尴尬。而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则再次成为一个“识时务者”，他在那个因为有大量的军中大将环伺而又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的失利而明显对自己不利的会议很自然、坦然地做出自我批评并支持让毛泽东赞画军务。遇到不利的政治局面便会主动做出相当诚恳的自我批评的这一点本事，是周的其他党内同事都不具备的。这一点也确保了毛泽东不忍心对一个承认了自己错误的人做出什么决绝表示。在这方面，刘少奇、高岗、彭德怀、张闻天、林彪都只能自愧弗如。审时度势，主动示弱，是周恩来在党内长期保持不倒的技术性原因。
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这一点在让博古们大为尴尬的同时却给了毛泽东如鱼得水的机会。威尔逊写道：“中共领导人在没有俄国指点的情况下，一边行动，一边独自决定自己的命运。留苏或受到苏联影响的中共领导人也不可能再靠共产国际批示获得威望和权威了——这件事在此后，在毛权力的慢慢上升中，帮了这位土生土长的领导人的大忙。（20）”
当然，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周恩来的主动示弱——他不仅仅做了自我批评甚至建议免除自己的职务，这样诚恳的表态总是会获得人们的好感。因为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周恩来也曾经因为这样的表态而成为王明、李立三和罗章龙三大集团都不讨厌的人物——也可能是权宜之计。在当时的处境下，于公于私他都可能做出这样的明智之举。于公，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的指挥确实因为失败而再无多少威望，把权杖交给擅长游击的毛泽东也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于私，强硬地抗拒可能会发生的兵变，且不说周恩来的政治生命，便是他的肉体生命都会受到威胁。他应该清除当年毛泽东对自己的异己李文林采取了什么样的策略，而他因曾经因为主持处决过大量的红军将领而不可能不在军中积怨（21）。暂时让步以让大家一起走出困境以后再做区处，应该是周恩来的一条顺畅逻辑。在延安时代，他便走到了王明的一边（22），就是我的这种推论的一个证明。
关于遵义会议中毛周关系的另外几个有趣的推论是：一是李德的。他认为周恩来在长征之前就与毛泽东达成了某种默契（23）。这是可能的，周恩来确实具有在不指责任何一方面的情况下与对立着的政敌同时达成默契的能力。遵义会议上，他同样没有指责博古们（24），但却是实实地地在抛弃了他们。二是他在遵义会议上与自己的黄埔派追随者有所疏远。虽然红军的高级将领中黄埔系占有相当份额，但他们可能更愿意接受一位能够带领他们打胜仗者的领导（25）。周恩来显然丧失了这份自信。虽然后来同样属于他的黄埔学生的林彪曾经对毛泽东的战法提出了质疑。三是说周恩来再次实施了他在汕头时就采取过的金蟾脱壳之计：把兵权交给对自己提出批评者。再说当时的周有病在身，且朱德也并不支持他（26）。
在费正清的眼中，长征使得毛泽东拥有了一位天才的合作者：周恩来。他认为周恩来“是一个有伟大才能的、神奇的人物。他本能地保持在一个中间的位置，努力团结组织而同时保持清醒的头脑，从严不做好象可能同第一号人物相匹敌似的第二把手。……他尽心尽力地服务于党和领袖，正象古代最好的宰相鞠躬尽瘁于皇帝和王室那样。”（56）费正清认为周“特长不在于打头陈，而是关于把互相竞争的人团结起来”，“周的国际经验和他对待各种不同类型人物的圆满态度成为中共成功的一个要素。如果没有他，毛泽东不可能崛起。正象毛最初从他的军事上的同事朱德学习过一样，他从周作为调停者、外交家和行政者的极不建党的能力中获得了教益”。（57）也就是说，周恩来是不可以替代的，而刘少奇是可以替代的，不打仗的情况下，彭德怀和林彪了也是可以替代的。费正清的这个观点有助于认识为什么毛泽东舍不得“打掉”周恩来。
2、土城之役
土城战役因情报不准而失败。毛泽东利用这次失败，反而获得了与朱德共同主持前敌事务的权力。这显然是毛泽东继遵义会议之后向周恩来追索兵权的又一步。
3、打鼓新场
因为政治局举手表决是不是攻打打鼓新场而毛泽东成为少数派，加之毛泽东又以辞职相威胁，政治局委员们议定驳回毛的意见并实际上等于同意的他的辞呈，毛泽东在长征中再一次遭遇了信任危机。在这一关头，毛泽东通过与周恩来的私下交流，反而反败为胜，顺利地获得了建立三人团并再次集中兵权的机会。
4、会理会议
会理会议是作为军队实力派林彪和党内人物张闻天对毛泽东投放不信任票的一次会议。毛泽东不仅没有受损反而打击了反对者的气势，不能不说毛泽东棋高一着。
5、巴西悬案
与四方面军会师后，兵强马壮的张国焘对神秘但在他看来却不合法的遵义会议表示了轻篾。自知不能力敌的毛泽东选择了让步，但同时却不忘记削弱周恩来的权力。这次，周恩来的红军总政委到了张大帅的手中。病中的周恩来越来越把权力交给毛泽东，一直到毛泽东采取“走为上”之计。
6、统一战线
陕甘支队进入陕北与刘志丹、徐海东二部会师后，毛周所在的法理上的中央正统在进行东征的同时，还做成了一件大事。这使得他们与另一个中央（即1935年10月5日同张国焘指挥下的红四方面军及红一方面军第五、九军团因毛周等的不辞而“逃”在卓木碉建立了一个临时中央）的竞争立刻见出了高下。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建立以抗日为中心的统一战线，陕北方面和四川方面的两个中央各就地方实力派进行了接触而陕北方面率先得手并要求后者不必再进行单独的接洽（58）。
毛和周一个在家一个在外进行了相当默契的配合，并成功地将受到过日本人直接侵害并被赶入关内的东北军主帅张学良拉进了第一波的统一战线圈子，三方面（包括西北军杨虎城部）后来还建立起了一个以张学良为主的西北军事委员会。以此为基础，毛周又与蒋介石方面进行了多方的联络，并依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而最终停止了内战，建立起了全国性的更加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
在这一时期，毛周之间达成了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基于共同事业上的真诚合作。毛在延安运筹帷幄。并把自己的所有想法和意图告诉周恩来，而周恩来则在外边根据实际情况将这些意图化为实际行动（27）。
7、洛川会议
8、王明助手
9、政府大员
未经中央批准就以个人名义接受了国民党方面的任命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让周恩来蒙受了毛泽东的怀疑。当时，张国焘刚刚叛逃，周恩来可能成为张国焘第二的说法甚嚣尘上。甚至于，人们还传说，蒋介石将以周恩来代替毛泽东出任改名为民粹党之后的共产党的首脑，并把毛流放。而毛对周的多疑和排斥，也越来越刺激周恩来这位在两面都有相当发言权的人倒向正统的国家领袖蒋介石。为避免刺激出这种可能性，毛泽东们对周恩来采取了一种谨慎的态度。（28）这样的可能性也因为周恩来关于“我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党人”的表白而得到印证（29）。但这种预期中的尴尬因为一件据说是预谋的事件而被冲淡。周恩来一次回到延安要和毛一起去做讲演而毛委托了他的妻子江青陪同前往，擅长骑术的江青很轻易地把周恩来弄成了骨折而不得不去苏联疗养（30）。后来的人们只说这是江青的预谋，但这种含蓄指向了毛泽东则是肯定的。
四、毛君周臣
1、延安整风
一九四三年，周恩来回到延安，接受已经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整风。因为这场几乎人人过关且切入心灵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似乎只对毛泽东和刘少奇免疫，周恩来就成为党内接受清算和自我清算的最大人物（31）。在延安，周恩来被当作介于“二十八星宿”和“现实主义”之间的“经验主义”受到指责和批判（32）。但周恩来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个擅长党内斗争的高手形象，长达数万言的历史回顾让他的自我检视更象是一篇周恩来版的党史教科书（33），只不过这教科书还是按照刚刚被树立起的毛泽东思想的立场方法去写作的。他自己也勇于承认自己犯过“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34）。
在延安整风中，他在语言和行为上向毛泽东看上去毫无保留的表现确保了他和毛的亲切，甚至使二人的私交加深（35）。但我们很少有人知道，一向擅长掩饰自己最深层思想的周恩来，遭遇了他在遵义会议以来的又一次思想清算实际上会是多么的痛苦。据温相的介绍，周恩来在弥留之际也曾对邓颖超说过：“我其实也有许多话想对你说”。（36）可惜，城府深深的周恩来把他的委屈永远地带走了。从延安整风开始，周恩来成为毛泽东不可缺少的助手。因为对毛泽东表现出了如秘书一样细致的关切，周恩来在外表上实实在在地完成了向毛泽东忠实臣子的转变。在党的七大上，他成为实际上的党内第三把手（38）。离开重庆到延安并参与和毛泽东在一起的转战陕北，“周不仅成为毛更加不可少的助手，而且还可以用另一种持续加深的伙伴关系，来更加接近那个将是他终身上级的沉默的农民。（39）”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佩服却绝对不象是装出来的。周恩来自有他的真诚。纵使是在延安整风中，周恩来也并不放弃他的率真。对康生抢救失足者的扩大化的指责基本上是周恩来发起的。可在同时，周恩来也向人们指出：毛泽东也犯过错误，而且，今天的毛主席是从过去那个迷信的青年一步步发展而来的。他的这种直率和不装模作样的作风很让他得到了许多人的喜欢（40）。
2、高岗威胁
3、冒进之争
1956年，周恩来提出反冒进。他对毛泽东制度的《六十条》倾向于谨慎（41）。可到了1958年1月16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当众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面对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未做解释和辩驳，而是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检讨（59）——这是周恩来一次次成功地避免成为毛泽东清洗对象的重要诀窍。因为这一点，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一次次提到周恩来并把他作为一个可以用来反证彭德怀愚蠢的例证。但是，经过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信任大大地降低了（42）。
4、文革怪圈
文革对于周恩来是一场恶梦。
文革中，周恩来被某些人视为一个“机会主义者”，因为他曾经支持过社教运动（43）。他努力地利用着毛泽东与林彪、毛泽东与江青之间的矛盾使自己获得回旋的空间。事实上，毛泽东也并不愿意某些人触动对国家相当有用的周恩来。因为“五一六兵团”提出反对周恩来的口号，毛泽东还坚决地“开倒车”，拘捕了一些红卫兵或造反派（44）。
周恩来和林彪支持毛泽东取得了对刘少奇斗争的胜利。但周恩来也因文革而元气大伤。他的养女孙维世被红卫兵折磨致死，而他自己的身体也因为这场耗费生命的运动而遭遇了强烈的摧残。一个本应该用于国家建设和国家形象的总理，在这次运动中被拖垮（45）。
5、晚年斗法
直到周恩来去世，谣言都包围着他。其中一则说到，周恩来给邓小平口授了一份神秘的遗嘱，其中说到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不应该再犯了（46）。临死之前都特别谨慎的周会不会口述这样的遗嘱是可疑的。但他用把骨灰撒到江河里的举动表现出了对战友们（主要是毛泽东）的某种不信任倒是可能的。
在一九七二年，毛泽东就已经批示不要对周恩来进行更加深入的治疗（60）。周恩来去世后，在诸多老帅联名的请求下，毛泽东仍然没有出席周的追悼会。更为离奇的是，许多外国人，被以尊重“毛主席的感情”的名义劝阻吊唁（47）。对周恩来葬礼的规模降低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48）。多少年来，天安门经常被作为发泄民众怨气的所在。
必须说，周恩来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因为他一直有着相当好的自制力和足够的教养，而使他避免了与那位崇信“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领袖闹翻。他的良好教养使得他辅佐了一个个党的领袖，从几乎没有文化的向忠发到性格冲动的李立三再到年轻气盛的博古、王明。人们也许会纳闷周恩来为什么会和经常表现的粗鲁豪放的毛泽东保持了长达四十多年的合作，原因可能在此。也许，周恩来真得生就了一种天然的“师爷”命，他认为自己不适合当一个最高领袖，但他却可以用自己的学识和修养为他所敬服的一位领袖行鞍前马后之事（49）。
另外一个让毛泽东也感觉放心并对其表现出应有尊重的是周恩来并不誓图建立自己的山头，至少是没有明显的拉帮结派活动（50）。与高岗有所谓的五虎上将、刘少奇有所谓的四大金刚相比，周恩来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嫡系。叶剑英、邓小平等确实属于他信任的人，但后二者也都是党内响当当的人物，未必构成其有证可查的宗派。
注释：
（2）[英]迪克·威尔逊著、封长虹译《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72页。（3）[英]迪克·威尔逊著、封长虹译《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72页。（5）[英]迪克·威尔逊著、封长虹译《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93页。（7）[英]迪克·威尔逊著、封长虹译《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93页。（9）[英]迪克·威尔逊著、封长虹译《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97页。（10）[英]迪克·威尔逊著、封长虹译《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98页。（11）[英]迪克·威尔逊著、封长虹译《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页。（12）[英]迪克·威尔逊著、封长虹译《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06页。（15）[英]迪克·威尔逊著、封长虹译《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07页。（16）[英]迪克·威尔逊著、封长虹译《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页。（17）[英]迪克·威尔逊著、封长虹译《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页。（18）[英]迪克·威尔逊著、封长虹译《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页。（19）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20）[英]迪克·威尔逊著、封长虹译《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页。（21）包括李文林，也是周恩来主持下处决的。（22）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23）[英]迪克·威尔逊著、封长虹译《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页。（24）[英]迪克·威尔逊著、封长虹译《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15页。（25）[英]迪克·威尔逊著、封长虹译《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页。（26）[英]迪克·威尔逊著、封长虹译《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页。（27）[英]迪克·威尔逊著、封长虹译《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31页。（28）[英]迪克·威尔逊著、封长虹译《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38-139页。（29）[英]迪克·威尔逊著、封长虹译《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49页。（30）[英]迪克·威尔逊著、封长虹译《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43页。（31）[英]迪克·威尔逊著、封长虹译《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页。（32）彼德·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33）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34）[英]迪克·威尔逊著、封长虹译《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53页。（35）[英]迪克·威尔逊著、封长虹译《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54页。（36）据温相专栏。（37）[英]迪克·威尔逊著、封长虹译《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55页。（38）[英]迪克·威尔逊著、封长虹译《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57页。（39）[英]迪克·威尔逊著、封长虹译《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64页。（40）[英]迪克·威尔逊著、封长虹译《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69页。（41）[英]迪克·威尔逊著、封长虹译《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210页。（42）[英]迪克·威尔逊著、封长虹译《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215页。（43）[英]迪克·威尔逊著、封长虹译《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245页。（44）[英]迪克·威尔逊著、封长虹译《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246页。（45）[英]迪克·威尔逊著、封长虹译《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264——265页。（46）[英]迪克·威尔逊著、封长虹译《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291页。（47）[英]迪克·威尔逊著、封长虹译《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294页。（48）[英]迪克·威尔逊著、封长虹译《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295页。（49）[英]迪克·威尔逊著、封长虹译《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301页。（50）[英]迪克·威尔逊著、封长虹译《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302页。（51）曹应旺编著《周恩来经历记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52）曹应旺编著《周恩来经历记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1页。（54）[美]R·特里尔著、刘路新高庆国等译《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49页。（55）[美]R·特里尔著、刘路新高庆国等译《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0页。（56）[美]费正清著、刘尊棋译《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83页。（57）[美]费正清著、刘尊棋译《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84页。（58）张国焘《我的回忆》。（59）曹应旺编著《周恩来经历记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页。
待补
2006年1月30日、31日、2月1日、2月3日、2月5日草稿待补充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