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迹。
这一年，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也是实践十五年赶超英国目标的头一年。新年伊始，毛泽东向全党提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来。
回顾新中国走过的八年历程，展望今后的发展，毛泽东感到十分欣慰：“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
毛泽东把这个思想概括为“不断革命”。同时，他又交代，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件事可以在党内事先酝酿，“向干部讲清楚，但是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七月一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了。”
毛泽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领导经济建设全神贯注，投入了几乎全部精力。他是多么急切地希望中国很快地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而新中国八年来的迅速发展，也的确为迎接这一历史性变化准备了条件。
到一九五七年，工业总产值从一九四九年的一百四十亿元增加到七百八十四亿元，在“一五”计划期间保持每年百分之十八点四的增长速度，超过计划中原定的百分之十四点七的速度。这是一个很高的而又很扎实的速度。其中，钢产量从一九四九年的十五万八千吨，增加到五百三十五万吨；煤产量从一九四九年的三千二百万吨，增加到一亿三千一百万吨。农业总产值，从一九四九年的三百二十六亿元增加到一九五七年的六百零四亿元，在“一五”计划期间保持着百分之四点五的年增长率，超过原定的百分之四点三的增长速度。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从“一五”计划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一点五(一九五二年)提高到结束时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五(一九五七年)，超过一半。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部门，如飞机制造、汽车制造、机床设备制造、有色金属冶炼、高级合金钢冶炼等，也在这一时期内从无到有地相继建立起来。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增长速度都不很高。第一强国美国的年平均增长率不过百分之三点七，英国只有百分之二点九。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以这样的速度发展的确是很快的。
在“二五”计划开局之年，应当采取怎样的发展方针，是毛泽东首先考虑的问题。同解决其他难题一样，他首先从抓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人手。
从一九五六年初起，毛泽东就不断地在讲：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他概括出两种领导方法：一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一为又少、又慢、又差、又费。多快好省作为一个方针，成为毛泽东当时批评右倾保守、批评反冒进的主要武器。
这里有一段曲折的历史过程。
一九五五年夏，国务院开始着手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的十五年远景规划及“二五”计划轮廓。十月，毛泽东看了国家计委的报告，对设想中的发展速度不满意。十二月，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从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转到经济建设领域，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反对建设中的右倾保守思想。他说，这篇序言“节约起来讲就是要搞多快好省”。 随后，<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的元旦社论，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很快，就出现各部门、各地区不顾实际条件，纷纷提高计划指标、追加基建项目的浪潮，有如周恩来所说的那样，“千军万马，奔腾而来”。这样下去，整个国家预算和经济计划有失控的危险。
从一九五六年六月开始，在周恩来主持下，付出很大力量压缩预算和计划指标，形成“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的指导思想，并得到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的赞同和支持。根据这个精神，中央宣传部起草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经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审定，在六月二十日发表。到九月中共八大通过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反冒进取得了明显成效。这篇社论，成为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一个代表作。
毛泽东对反冒进和这篇社论，从一开始就不赞成。他在收到刘少奇送来的社论稿后，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一九五六年十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全会的组长们一道，议出七条意见，对压缩一九五七年预算和计划指标表示赞同，但又指出：“关于压缩问题，必须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乱子。物资不足，应该首先支持必要的生产，同时注意平衡。”③（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3日。）实际上毛泽东对这七条并不很满意。后来他说，一九五六年六月至十一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妥协方案，是个提坝，挡一下水。
过了十个月，一九五七年九至十月中共召开八届三中全会．这个时候，经济形势发展得比较好，群众的建设热情高涨起来。在毛泽东看来，一九五六年夏到一九五七年春的反冒进恰恰是对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毛泽东便把反冒进作为一个严重问题公开提出批评。
八届三中全会后，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社论说：“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一九五六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这篇社论是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据他说：在访苏前就开始写的，因为没有写完，带到莫斯科去了。“闲来无事江边望”，有点闲功夫，就在我们代表团中间先读一读。回来又经过斟酌，政治局还有一些同志看过才发表的。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路线。
一九五八年元旦，《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这是根据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多次讲话精神写的。社论再次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毛泽东对这篇社论极为赞赏。
不久，毛泽东在广西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南宁会议。
在南宁会议前，有一个杭州会议，由华东六省市党委第一书记参加。杭州会议共开了两次。一次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六日至十八日三天；一次是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四日两天，这一次有周恩来参加。据毛泽东说，第一次无结果而散，没有议出什么名堂，第二次才积累一点意见。
在一月三日和四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两次讲话，着重讲了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问题，以及不断革命、技术革命等。并再次批评反冒进，还第一次点名批评了周恩来等人。
杭州会议，实际上是南宁会议的序幕。毛泽东的两次讲话，一共谈了十七个问题，可以说是《工作方法六十条》的雏形。
杭州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离开杭州，乘专机经长沙，于一月六日来到南宁。这里的气候依然温暖如春，江山如画，洋槐树只有少数的黄叶子，告诉人们这里是秋天不是春天。毛泽东准备在这里召开范围更大一点的中央工作会议。
他亲自写了一个会议通知，要求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及分管计划、财政、经济的几位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外，还有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要求参加会议的还有一些省市的负责人，包括黑龙江、陕西、四川、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九省的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周小舟、陶铸、刘建勋，以及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广西省委书记处书记韦国清．以及中央政治局的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
南宁会议于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一九五八年的预算和经济计划，以及正在酝酿形成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会议印发了二十二个参考文件，其中三件是作为多快好省的对立面——反冒进的材料印发的。它们是：李先念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关于一九五六年预算报告中的一段话；《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的节录。这三个文件一发，会议的气氛就紧张起来了。
一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在会上第一次讲话，着重讲反对分散主义和关于反冒进两个问题。
关于反对分散主义，他说：国务院向全国人大的报告，我有两年没看了。只给成品，不给原料，不行。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题思想提出来，进行交谈。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没有共同语言。“为了反对分散主义，我编了一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他说：“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
毛泽东批评分散主义是针对国务院的。参加会议的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晚上和先念、富春、一波同志谈了主席的讲话，对于这样尖锐地批评分散主义感到一些突然。”
接着，毛泽东又批评反冒进。他说：“管‘实业’的人当J大官、中官、小官，自以为早已红了，钻到里面出不来。一九五六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又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他举了治淮河的例子，说治淮河，六七年花了十二亿人民币，只搞了十二亿土方。安徽今年已经搞了八亿土方，再搞八亿土方，不过花几千万元。
毛泽东带有警告的口气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破破烂烂的一个中国，蒋委员长二十年只搞了四万吨钢，理应失败。”
一月十二日上午，继续开会。毛泽东第二次讲话，开头就说：“八年来我们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他在这里说的工作方法，就是指多快好省。
他继续批评反冒进：“在杭州会议上，我当着恩来发了一通牢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的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财经工作有很大成绩，十个指头只有一个不好，讲过一万次不灵。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子。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他甚至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他说：“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反冒进就是泄了六亿人民的劲。他讲到宋玉写《登徒子好色赋》的故事，说他们用的都是一个方法，叫作“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毛泽东再次批评分散主义。他说：“我对付分散主义的办法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当着众人批评。事先要通一点情报，总是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开会前十分钟把文件拿出来，要人家通过，不考虑别人的心理状态”。“我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部长以上的干部，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
这以前，周恩来因为工作关系，留在北京，没有参加会议，没有直接听到毛泽东上面的那些讲话。一月十三日，周恩来乘飞机到达南宁。当天晚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谈话，直到深夜。
一月十四日，继续开会。毛泽东第三次讲话，讲工作方法问题，共二十四条，比杭州会议的十七条更为系统化。批评反冒进和国务院的工作仍很尖锐。这次他用平衡与不平衡的哲学观点来批评反冒进。毛泽东历来认为，我们的计划工作，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净讲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他说：反冒进就是讲平衡，“却不知道反冒进伤了许多人的心，兴修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
他再次强调要注意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区别，一定要抓住主流，抓错了就不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做法，历史上吃过大亏。教条主义这样搞过，因小失大。
从一月十一日到十四日，毛泽东连续三次讲话，集中批评分散主义和反冒进，形成了工作方法二十四条。从一月十五日起,各省市党委第一书记和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在会上作一九五八年工作安排的汇报，毛泽东每天都出席会议，并不断插话，有时还讲得很长。
一月十六日，柯庆施汇报。毛泽东讲了一大段话，从柯庆施的一篇报告谈起。柯的报告，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市一届二次党代会上作的，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毛泽东曾作过修改，并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
毛泽东对柯庆施的报告大加称赞，说：“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也，是不多也。”很明显，毛泽东是借此批评国务院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
毛泽东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答：“我写不出来。”毛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这些话，显然说得很重，也太过分了。
毛泽东又说：“周恩来的报告，②(②指周恩来1957年6月26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说：“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1956年全面冒进了，在1957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1956年的计划“采取了跃进的步骤，而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如前所说的巨大成就。不错，某些指标是大了一些。但是，这是属于局部性质的缺点”。)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问题是如何说成绩与缺点。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培养秀才，都要研究文法、考据、词章，一人每年搞个把篇文章，事情就好办了。”
他批评许多省委、部委整天忙于事务性工作，昼夜奔忙．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义理之学不搞，也不下去跑一跑，思想僵化。针对这些情况，他提出领导干部要学理论，读点书．还要学习一点外文。他说：没有理论，凭什么做领导工作？领导干部要自己动手，集体创作，开动脑筋，不搞出点理论问题不行。
毛泽东提出，要破暮气，讲朝气。他说，暮气，就是官气，我们都相当地有一些。世界大发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识分子，都是青年。王弼二十二岁死，颜回活了三十二岁，“后生可畏”。周瑜二十几岁、李世民十几岁当“总司令”。现在我们这一班人，容易压制新生力量。要讲革命朝气，保持旺盛的斗志。①（①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6日。）多读书，多研究理论，以增加共同语言；去掉暮气，保持朝气，以鼓起革命干劲。这是毛泽东这次讲话的两个重点。他批评了一些人和事，这些批评又是集中对着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负责人的，这就使得会议的紧张空气继续升温。
据薄一波回忆，当时与会者都在猜测，毛泽东批评的锋芒主要是对着谁的。“当时，大家心里在纳闷，这到底是批评谁？少奇同志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一月十七日晚上，毛主席约富春、先念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一月十七日，李先念汇报。毛泽东又一次批评反冒进。他拿着《人民日报》关于反冒进的那篇社论，念一段，批驳一段。“这篇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高潮》序言提出批评。社论提出的方针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的空气，挫伤了积极性。这是没有料到的。”
《人民日报》社论在引用毛泽东写的《高潮》第二个序言一段话的时候，只引用了前半段：“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而没有引用后半段：“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毛泽东写这篇序言的着重点本来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社论恰恰不引用这些话，反而引用了另外一些包含着防“左”内容的话。所以毛泽东非常不满，说：“我的文章重点不在此，要引就应引全文，引全文即否定他了。”
一月十九日晚，毛泽东单独与周恩来谈了一次话。接着开全体大会，次日凌晨一时结束。周恩来和刘少奇都在会上发言，对反冒进承担了责任。
周恩来在发言中承担了反冒进的主要责任。他说：“反冒进是一个问题、一段时间(一九五六年夏季到冬季)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反冒进是由于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反冒进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四十条、多快好省，使一九五七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减少了一些项目。”“而且最重要的损失在于方针一偏，群众和干部的劲头就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束缚，使我们建设走群众路线这一方针受到某些损害。”“因此，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实行这个方针，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总是违背主席的方针的。”“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刘少奇说：《人民日报》反冒进的社论，基本方针上是错误的，经过我发表的，我负主要责任。对于当时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有所动摇，没有感到是方针问题。有这个错误感到沉重，对主席的意图体会不深，感到很难过。沉重又高兴，看到群众高潮高兴了。解放以来，我们党领导革命领导建设，右倾是我们的主要危险。
一月二十日，分管计划、财政和经济的三位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汇报工作。毛泽东在插话中，继续提出一些严厉批评。
他提出，要采取使中央和地方的意见相结合的开会方法。“北京是一种空气，地方又是一种空气，要使两种文章，中央的和地方的相配合。”③（③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58年1月20日。）
南宁会议就是一个由部分中央负责人和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小型工作会议。毛泽东集中了中央的和地方的多方意见，在杭州会议十七条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条。毛泽东在讲到六十条形成过程时说：“这是中央和地方同志一九五八年一月先后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共同商量的结果。这几十条，大部分是会议上同志们的发言启发了我，由我想了一想写成的；一部分是直接记录同志们的意见；有一个重要条文(关于规章制度)是由刘少奇同志和地方同志商定而由他起草的；由我直接提出的只占一部分。”①（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4、345、350页）
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主要讲工作方法六十条，形成正式文件时，题名《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产生的又一个重要文献。如果说，《论十大关系》所要解决的是如何处理经济建设中几个主要的矛盾；那末，《工作方法六十条》所要解决的是经济建设的领导方法，但是其中有不少“左”的脱离实际的东西。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突出地提出工作方法问题呢？这同他对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估计是分不开的。他认为，现在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空前高涨，全国人民为十五年赶超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变的需要。
《六十条》的内容十分广泛，不仅讲工作方法，还涉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党的战略任务和目标，以及思想方法等等。
《六十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提出技术革命，要求从一九五八年起，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②（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4、345、350页）与此同时，规定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抓社会主义工业，抓社会主义农业；从一九五八年起，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着重抓工业，抓财政、金融、贸易。在刚刚经历了一场政治运动之后，这些规定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使人振奋，令人鼓舞。这是中共八大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的延续。
毛泽东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但它是在不断革命的思想指导下提出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这时在理论上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而坚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观点，即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当着毛泽东认为需要提出另外的新的任务时，工作重点就会随之而改变，就像后来所发生的那样。
《六十条》提出的任务和目标，是在反对右倾保守、批评反冒进的政治气氛中，在没有经过充分科学论证的情况下确定的，要求过高，过急，是难以达到的。例如，五至八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等。(而在一年以前，毛泽东还是这样估计的：“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初步地改变面貌。”①（①毛泽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提纲)》，手稿，1957年2月。）)“大跃进”，就是在这些不切实际但却十分鼓舞人心的口号的激励下，在过高过急的任务的压力下，一步一步地发动起来的。为实现这些任务和目标，《六十条》里规定的一些工作方法，如生产计划三本账，②（②生产计划三本账是指：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见《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第9条。）普遍组织省、市、县直到基层单位的检查和评比，提高农业合作社的积累等，助长了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命令主义和浮夸作风的滋长。
毛泽东还提出一个在他看来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叫做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问题。他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说一个和九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③（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7页）这个比喻，在一定的情况下是适用的，但把它普遍化，到处套用，就往往会成为拒绝批评、掩饰错误的借口。
关于改革规章制度问题。这是刘少奇提出来的，被毛泽东所肯定，作为《六十条》中的重点条目之一。这一条是这样写的：“八年来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许多还是适用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又指出：要根据具体情况，“保存现有规章制度中的合理部分，修改或者废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并且拟定一些新的适合需要的规章制度”。①(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3、354、351页。)这一条贯穿着改革的可贵精神，规定的原则也是对的。但在“大跃进”中，大量合理的规章制度也被破除，违反了客观规律，造成生产无政府状态，使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
在《六十条》中，有许多规定是正确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几十年经验的总结，有它的理论意义和长远的指导作用。
关于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就是这样的一条。毛泽东说：“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不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②(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3、354、351页。)
关于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也很重要，它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平等观。他强调指出：“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③(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3、354、351页。)“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①(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4—357、359页。)
关于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又是一条。这个方法的适用性不只限于开会，而具有普遍性。“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率这些材料。”②(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4—357、359页。)
关于写文章和文件要有“三性”，即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也是一条。“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③(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4—357、359页。)
毛泽东还专门讲了一段认识论，可以当作一篇哲学短文去读。其中写道：“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TEE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①(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8页。)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对它的内容，应当进行具体分析。其中有些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有些是错误的和不科学的。而且还应看到，一些虽然是正确的东西，但在后来的“大跃进”中也被简单化、绝对化了，引出了不好的结果。尽管如此，对《六十条》中凡属正确的、包含着真理性的思想观点，都应当作为一份精神财富继承下来，加以研究和应用。
南宁会议结束前夕，中央讨论了长江流域的综合开发问题，就是否兴建三峡水库问题听取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为了加强这项工作的统一领导，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治理长江工作。
南宁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它对中国后来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这次会议继承了中共八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并且提出要努力开创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迅速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把中国早日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南宁会议上表现出来的毛泽东与中央其他几位领导人的分歧，不是在是否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问题上，而是在建设速度的I司题上。由于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反冒进，又提出一些超过实际可能性的高指标而被会议一致通过，这就直接导致“大跃进”的开始发动。
经过南宁会议，毛泽东的主张，在中共最高领导层被一致接受了。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关键，但又远远不够，还必须把他的主张推广到党内外的更大范围，推广到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去。
南宁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乘专机飞往广州，在那里休息了两天，二十六日离开广州返回北京。
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讨论一九五八年的预算和经济计划，为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准备。这是八年来讨论预算和经济计划最早的一年。毛泽东主持会议，他首先讲话：
“七八年来，都看出我们这个民族有希望，特别是在去年一年，使得广大群众感觉到光明的前途。几亿人口，精神发扬起来。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把一些问题搞清楚，任务也提得适当了，比如十五年赶上英国，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之类。四十条农业纲要重新发布，给群众很大的鼓励。许多认为做不到的事情，现在群众觉得做得到。”
“我们这个民族在觉醒起来，好像我们大家今天早晨醒来一样，在逐步觉醒。因为觉醒了，才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打掉；因为觉醒了，才把私有财产制度废除；因为觉醒了，才进行整风，批评右派。现在还要革掉一个东西：我们是又穷又白。白纸好写字，穷就要革命，要干，就有一股干劲。现在的生产节约，各种社会风气的改革，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大国，一个强国。现在的情况完全不相称，还比不上比利时，比利时有七百万吨钢，我们只有五百多万吨，粮食水平很低，不识字的人很多。因此，现在这个觉醒，群众这个热潮，我们要好好注意。我看，我们这个民族现在好比打破原子核释放出热能来。”
毛泽东十分自信地认为，有群众这么大的热潮，十五年赶上英国是完全可能的。他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有一股干劲。他特别称赞元旦社论的两句话：“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座谈会上，当时任教育部长的张奚若对共产党的工作提了个批评意见，归纳为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毛泽东接过这四句话，当作正面的东西作了新的解释。
毛泽东说：“我很欣赏这几句话。这几句话是好人说的，说这个话的人并非右派，我很喜欢这一位，这个人是个有正义感的人。”
他说：不好大喜功不行。但是要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要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不急功近利也不行。《易经》上讲：“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曾子也说：“夏禹惜寸阴，吾辈当惜分阴。”这都是圣人之言。我们要的是革命的、合乎实际的平均先进定额(指标)。过去的东西不轻视不能活下去。历史是要的，但对过去不能过于重视。人类历史是五十万年。①(①这是当时通行的说法。根据最新的考古成果，人类历史至今至少已有三百万年至三百五十万年。)“拿现在来比，倒数上去，总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才叫进化，才叫进步。所以，轻视过去，在这一点意义上讲完全必要”。还有一个“迷信将来”。人类就是希望有个将来，希望也总是寄托在将来。所以说，“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四句话，恰好是正确的。
毛泽东强调说，现在我们是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地球开战，工作重心转到技术革命，要革地球的命。“十五年赶上英国，这个事情要变成一个主要的事情。”②(②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28日。)
二月一日至十一日，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实现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动员大会。会议听取并讨论了李先念关于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的报告、薄一波关于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议。还听取了周恩来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报告。
会议批准的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体现出跃进的精神，也还照顾到实际可能性。计划提出：基本建设总投资一百四十五亿七千七百万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十七点八。农业和农副业总产值六百八十八亿三千万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六点一。粮食产量要达到三千九百二十亿斤，棉花达到三千五百万担。工业总产值六百四十三亿七千万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十四点六。钢产量拟定为六百二十四万八千吨，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十九点二。
在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鼓起干劲，力争上游！》、《高产区能再跃进，低产区也能跃进》、《发动群众打破陈规》等社论，继续批评右倾保守思想，提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造起了“大跃进”的声势。
此时的毛泽东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他利用开会间隙，跑了一趟济南，接着又到东北，去作调查。
二月五日上午十时，专列开到了济南。毛泽东在住地召集几位地方负责干部和农业合作社社长谈话。有山东省委书记、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莱阳和聊城的地委书记，泰安县委书记，历城县的一个农业合作社社长，寿张县一个农业合作社驻社干部。第二天上午，又在住地同省委、莱阳地委和济南市委的负责人谈了～次话。下午返回北京。
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毛泽东开始了他的东北之行。他想更多更快地了解一些实际情况，增加一些感性知识。为了节约时间，提高效率，这次出行，不坐火车而乘飞机。二月十二日下午到沈阳，顾不得休息，立即去东塔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参观。晚上，与辽宁省委书记、鞍山市委书记等人谈话。十三日上午，参观沈阳飞机制造厂总装配车间、沈阳地方国营小型开关厂，看了沈阳高坎农业社打井情况。接着，不顾疲劳乘汽车到抚顺参观露天煤矿，向矿党委书记和矿长询问生产情况。然后，又来到电解铝厂参观。中午，接见抚顺市委负责人。十三日下午，从沈阳飞抵长春。一到长春，就去长春汽车厂的作工车间和总装配车间参观。然后在住地与吉林省委书记等人谈话。十四日上午，再次与吉林省委、长春市委负责人谈话，并参观了长春电影制片厂。下午返回北京。
四天跑了四个城市，看了不少工厂，找了不少人谈话。在谈到这次调查时，毛泽东说：“我们在南宁开会，有华东、中南、华南三个地区的人参加。东北找了个欧阳钦，华北找了一个刘仁，西北是张德生，西南是李井泉。下一次我们准备到成都，大概是三月上旬，去谈一谈。因为《六十条》里有一条，一年要抓四次。东北我没去过，就是有一年路过，那不算去。华北的山西也没有去过，绥远也没有去过，河北的事情我也过问不多，西北根本没有去过，西南没有去过。所以我这几天又到了济南，又到了沈阳，又到了抚顺，又到了长春，这就多了一点了。等几天我还要跑。”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这次调查，也为即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一些准备。
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颐年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在京的中央委员，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共一百一十九人。这次会议是传达南宁会议精神，讨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这是继杭州会议、南宁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以批评反冒进和发动“大跃进”为主题的更大规模的会议。毛泽东认为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央内部的整风”。①(①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8年2月17日。)
二月十八日开会那天，恰好是春节。毛泽东说，今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叫“团拜会”。他以高昂的情绪大力称赞生产高潮的到来。他说：“今年是一个很大的生产高潮。以前没有解放，一部分上层建筑，一些环节，有错误、缺点，生产关系上不完善。因为整风，就改善了，攻破了，破坏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较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了，能讲话了，可以贴大字报了，老爷气少了，这样，群众就高兴了，就来了一个生产高潮。现在这个高涨的群众情绪，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没有见过。一九五六年春季是有一个高涨，但是没有现在这一次高涨。”
接下来就批评反冒进：“我赞成这个冒进。这个冒进好嘛！这使农民的水利多了嘛！工人的气刚刚上来，一九五六年夏季就来一个巴掌。十一月二中全会以后就好一些了，因为二中全会也算挡了挡。没有几个月情况就改变了。冒是有点冒，而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有一点冒是难免的。同志们，今年下半年，你们就会看到，要有一个大冒就是了。我看是比哪一年冒进还要厉害，为了对付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办？处在这个大的群众高潮面前，中共中央，共产党要采取态度。”“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群众。反右倾这个口号为什么不会打击群众呢？反右倾所打击的就是一部分人的那些气(官气、暮气、骄气、娇气)，一些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应该加以打击。”
毛泽东承认一九五六年冒了，冒了也应该调整。但是他十分忌讳提“反冒进”，他认为，这样提就成为政治问题、路线问题了。他提出，今后只能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而不能提反冒进的口号，这就带来片面性，同他历来所倡导的在反倾向问题上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方针是不一致的。
毛泽东着重地讲了打掉官气、以平等的态度待人、改进领导方法的问题。他说：“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论你官多大，无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样，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得到人民拥护。”又说：“在北京做官，官气比较重，下去的时候很要注意，不要学‘巡按出朝，地动山摇’那一套”。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所有制，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分配。毛泽东认为，所有制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就要解决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就是党政军干部和群众，工厂的领导和职工，合作社的领导和社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他说：要消灭官僚主义，消除资产阶级作风，要使得大家感到，现在是真正地解放了，建立起真正平等的关系。以前，我们的相互关系，如在基层，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和职工之间，并不平等，群众把他们称为“官”，党、政、工、团是“四大领袖”。而现在，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情况就改变了。群众看到，这些人可以批评，他们也真改正缺点。于是群众也纷纷起来改进工作，落后的职工批判了自己过去只为人民币服务、只为“五大件”服务的错误态度。经过运动，他们认识到应该为人民服务了。于是劳动热情高涨，干劲十足。这样，我们解决“相互关系”这个中间问题，就进一步巩固了所有制，同时也使得分配问题容易得到解决。
解决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关系，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他执着追求的一种理想。他认为，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一旦建立起来，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劳动热情、生产积极性就会解放出来，成为无穷无尽的力量。
最后他说：“群众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革命热情。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要适应这种情况。工作方法要改变，不改变就不能继续前进。”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毛泽东讲话后，大家对《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发表了意见，并同意下发征求各省和各部门的意见。
陈云在发言中，表示要对反冒进中财贸工作的问题负主要责任，并自责说，在财经工作中，对毛主席和政治局采取了“倾盆大雨”和“本本主义”的办法。②(②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2月18日。)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再次讲话，对《论十大关系》中涉及经济方面的几个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和解释。他说：十大关系中跟经济有关的，最大的是工业农业两个产业的关系。到了一九五六年春季，我们就感觉到应该有所调整，不要单调地搞重工业，要着重农业和轻工业，但是明确地讲，就是见于去年二月二十七日讲的、六月十九日发表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那上面说的是同时并举。再就是去年三中全会上讲的，宣传上不要偏于工业的宣传。
毛泽东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个大事。我是历来主张虚君共和的，中央要办一些事，但是不要办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同市去办，他们比我们办得好，要相信他们。现在的情况是卜面比较活泼，中央部门中的官气、暮气、骄气、娇气就多些。我就有这么个企图，在南宁会议上，觉得要把这些气革一下，要老百姓化，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资格出现。
讲到沿海内地关系时，毛泽东说，这也是一大解放。沿海把辽宁算进来是八个省，人口大批集中在沿海。有原材料，你就可以开工厂。有铁矿、有煤矿，就可以搞小型钢铁厂。化肥厂、机械厂，各省都可以搞。
讲话结束时，又回到反冒进问题上来，但口气缓和了许多。他再一次肯定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他说：虽然总理有那篇报告，但是这个问题人们还不那么很了解，所以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这个炮，我看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何必那么十分紧张。南宁会议我们就讲了的，就是这么一件事，一个时期，一个问题。接着他说：“一九五六年反冒进，这是个什么事情呢？这是大家都在正确的路线之下，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么一种性质。”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对反冒进的这一定性，对涉及的有关人来说，是一种解脱。
这是毛泽东的一贯做法。当他认为党内出现了重大错误或偏差的时候，大声疾呼，在犯错误的人背上击一猛掌；待他们作了自我批评，他又加以鼓励，继续委以重任。一九五三年八月全国财经会议上是如此，一九五五年批评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是如此，此次南宁会议上又是如此。在以后的党内生活中，类似的情况还出现过多次。这一次对反冒进的批评，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由于对当事人采取继续信任的态度，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从此开始受到破坏，对后来的历史进程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三月四日，毛泽东乘专机离开北京，经西安，于当天下午到达成都，将在这里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三月的川西平原，呈现一片美丽的景色。金色的油菜花、紫色的蚕豆花、绿色的麦苗，间以数不尽的竹林盘，恰似一幅鲜艳的图案，镶嵌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
此时，全国上下，热气腾腾，正在掀起一个生产高潮。在党内，随着批评反冒进的范围越来越大，地方上的一些领导人竞相攀比，提出的生产指标越来越高。毛泽东的头脑越来越不冷静了。成都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
毛泽东和与会人员都住在成都西郊金牛坝。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罗荣桓、陈伯达、薄一波、谭震林、胡乔木、田家英、黄欧东、吴德、欧阳钦、张德生、张仲良、汪锋、王恩茂、林铁、陶鲁笳、乌兰夫、刘仁、黄火青、李井泉、周林、谢富治、柯庆施、王任重、陶铸。后来又增加王鹤寿、彭涛、滕代远。
三月九日是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讲话。他提出了二十几个问题，要大家讨论，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如协作问题、中心工作与非中心工作如何结合问题、税制和价格问题、完成计划问题、大量招工问题、平衡问题、发展地方工业问题、地方分权问题等，也有些是属于领导方法方面的。重点讲反冒进，反对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
这次对反冒进的批评，提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成了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说：“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他说：“少奇同志在南宁会议谈了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陈云同志让他亲戚煮饭，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
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的教条主义的教训。”“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是不择其善者而从之。”①(①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9日。)
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的心情极为舒畅。一方面，周恩来、陈云等都对反冒进问题作了检讨，承认了错误。另一方面，各地区正在制定新的跃进指标，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被激发起来，一个空前规模的社会主义生产高潮看起来已在各行各业普遍出现。他感到，经过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到这次成都会议，情况已经根本扭转过来，“大跃进”已成定局。这使他始终处于亢奋之中。在会议的十九天中，他一连发表六次讲话，广征博引，谈古论今。
三月十日，毛泽东第二次讲话，讲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进一步批评教条主义。
他说：“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全国解放后，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和统计工作方面，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商业搬得少些，因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
他分析了教条主义产生的原因。一、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二、对苏联和中国的情况都不了解。对苏联的经验、情况、历史发展不甚了解，既然不了解只好盲目地学他们。三、精神上受到压力。菩萨比人大好多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一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四、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适合者另拟，也不作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
毛泽东回顾了一九五六年以来独立探索的历程。他说：“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一九五七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讲了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农业合作化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群众性的对我们的批评，对人们思想的启发很大。”“一九五八年，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三次会。会上大家提了许多意见，开动脑筋，总结八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应当改。怎样改呢？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的则集，能分的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卜来的。”
这是毛泽东自一九五六年初批评教条主义以来，又一次批评教条主义。一九五六年那一次，以苏联为鉴，引发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解放，提出了一系列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新思路。成都会议这一次的批评，提出的一些见解，从道理上讲也不能说不对，比如学习要与独创相结合，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由于忽视客观规律，片面地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助长了盲目蛮干情绪，把许多必要的、合理的规章制度也当作迷信而废除了，造成无章可循或作出一些不恰当的规定，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
在这次讲话中，还提出关于两种个人崇拜的论点。
他说：“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①(①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1O日。)
这段话，分析了两种不同的个人崇拜并加以区别。实际上是很难区别的，结果是鼓励和助长了不加分析的、盲目服从的个人崇拜。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从三月十日起，到十九日，会议听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汇报。毛泽东作了许多插话，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一些内容。
——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形成，再有五年就差不多了，苦战三年，也可能形成。过去的八年，顾不上也抽不出手抓建设。现在才有可能抽出时间来研究建设，开始摸工业。现在建设路线还没有完全形成。科学、文教、商业还没有摸。我们一定苦战三年，切实去摸，形成一条完整的、我们中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
——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七年内实现四十条。农业机械化，争取五年实现。可不可以这样提，各省可议一下。
——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那就自由了，主动了。
——实现四十条，辽宁三年，广东五年，是左派。三年恐怕有困难，可以提三年到五年。
从这些话里，可以感受到成都会议上那种过热的气氛。不久前，还一直在讲十五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赶上英国，现在变成“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又增加了一个“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这些，虽然没有作为正式口号提出来，但思想的倾向是清楚的。本来，提出十五年在钢的产量上赶上英国，是有根据的，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薄一波曾经说：“十五年赶上英国，就钢的总产量来说，也不能算是冒进。”“如果我们按一九五六年八大确定的指标和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办事，不搞什么‘大跃进’，那么，我国一九七二年的钢产量超过英国是绰有余裕的。”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744、745页。)但在没有经过充分论证的情况下，笼统地提出十年赶英就成为主观想像的东西了，二十年赶美就更没有什么科学根据了。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时间也大大提前，原来规定十二年完成的指标，有的提前到三至五年，有的提前到五至七年。
对于一些地方提出的太离谱的高指标，毛泽东还有所顾虑。比如，辽宁提出两年实现亩产四百斤。毛泽东就说：“不要吹得太大，还是五年计划争取三年完成，这么个快法，我有点发愁。可以提得活动一点，留有余地，再看一看，以免被动。”
——搞农业机械化，小社势必要合并一些；合并后仍然不能搞的，可以搞联社。
——为了水利综合利用，使用大型机械，会合并一些社。际了地广人稀的地区外，五年之内逐渐合并。
——“二五”计划期间，平原地区合作社的规模大一些为好，可以办小学，办工厂。
在农业生产中，为了水利的综合利用，提高水的使用效益，一九五七年冬和一九五八年春兴起了大搞水利运动，在许多地方，已经冲破了现有合作社的规模，要求并社。经过毛泽东的肯定和倡导，可以预料，并社和扩社将以不可阻挡之势发展起来，这就是后来人民公社运动的出现。在社员家庭副业方面，毛泽东采取慎重和保护的政策。他说：苦战三年，不要减少自留地和个人的养猪。三年内增加合作社积累，分得少了，应该使农民发展•些副业，增加一些收入。自留地减少，又不要多养猪，两头堵死不好。①（①以上均见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听取汇报时的插话记录。）
在这个期间，毛泽东批转了一批报告，作为会议文件印发。在会议印发的一百余份文件中，毛泽东提议印发的近六分之一，其中相当多的是一些省和部的跃进计划和经验。他印发这些材料的目的是要推动其他地区和部门也能打破常规，来一个“全面跃进”。毛泽东还从《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选出一些反对所谓落在群众运动后面、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右倾保守思想的，印发会议。
听了几天汇报后，毛泽东在三月二十日发表第三次讲话。
他对于汇报中提到的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之为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他说，群众性的创造是无穷无尽的，是从下而上搞起来的，我们发现了好的东西，就要加以总结推广。
河南省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②（②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平均亩产量在12年内所要达到的指标，即：黄河、秦岭以北地区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达到500斤，淮河、秦岭以南地区达到800斤，简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对于这样一个完全脱离实际、根本办不到的跃进计划，毛泽东虽然并无太大把握，但还是有些相信，并未制止，而是采取大体肯定的态度，主张试试看。他认为：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他又说：如果一年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也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只要总路线正确——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那末一年、二年、三年乃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算不荣誉。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勉强。现在有股风，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高指标，没有措施，那就不好。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毛泽东说：还在创造中，基本点已经有了，现在已经使得少数人感觉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很多人是将信将疑，或者说是不自觉的。对于我们来说，从理论上和若干工作的实践上(例如工农业有相当的增产，工作也有相当的成绩，多数人心情舒畅)，认为这条路线是正确的。但四十条还没有实现，十五年赶上英国还只是口号，一五六项尚未全部建成，“四、五、八”大部分尚未证实，全国工业化尚未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搞几十万项，①（①指由地方各级分别投资兴办的建设项目。）县县都办起工业来，结果如何？会不会生产过剩？在我脑筋中存在问题。是好，还是天下大乱，我现在没有把握。所以，现在要开会，要每年抓四次，看到有问题就调节一下。他说：这个路线开始形成，由于两个原因，根本的是群众斗争的创造，其次是领导机关反映了这些创造。总路线开始形成了，但是尚待完善，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了。
毛泽东对于已经和正在出现的跃进局面，从根本上说是肯定的和欣喜的。但对这样一件从未干过又毫无经验的大事业，他似乎也预感到可能会出什么乱子。但他相信，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正确的(虽然有时说还要看几年)，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已经高涨起来，只要中央和省市自治区这两级领导一年抓四次，开会研究，看到有问题就调节一下，就不会出大问题。
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第四次讲话。毛泽东的精神越来越兴奋，情绪越来越高昂，思想越来越活跃。这次主要讲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要敢想敢说敢做。为此他提议把会议延长两三天，专门谈谈思想问题，以解放思想，提高风格。
他说：要提高风格，振作精神，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我们的同志有精神不振的现象，是奴隶状态的表现，像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
他还讲不要怕教授，说进城以来相当地怕教授，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他说，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的这个思想，在南宁会议上就提出来了，但没有展开，这次大大地发挥了，举出古今中外的许多事例：孔子不是二三十岁的时候就搞起来？耶稣开始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十九岁创佛教，学问是后来慢慢学来的。孙中山年轻时有什么学问，不过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的。马克思开始著书的时候，只有二十岁，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那时马克思所批判的人，都是一些当时资产阶级博学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充满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清为目的。康有为亦如此。刘师培成名时不过二十岁，死时也才三十岁。王弼注《老子》的时候，不过十几岁，死时才二十二岁。颜渊死时只三十二岁。青年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梁启超青年时也是所向披靡。
毛泽东还提出“六不怕”：“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封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他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难道可以牺牲真理，封住我们的嘴巴吗？我们应当造成一种环境，使人敢于说话。我的企图是要人们敢说，精神振作，势如破竹，把顾虑解除，把沉闷的空气冲破。
为了活跃党内思想，在领导干部中形成带头学理论、想大事、抓大事的风气，毛泽东提议创办党的理论刊物，中央办一个，各省都办一个。
开会期间，毛泽东的精神和工作，并非总是绷得那么紧，也有松闲的时候。他选了一些有关四川的古诗词，印出来发给大家。其中有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州》、李商隐的《马嵬》等。这是要大家读点诗词，长点知识，活跃一下气氛。这既反映了毛泽东的一种爱好，也反映了他此时的一种心境。
他从古诗词谈到民歌，说：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他要各地负责同志回去收集一点民歌，搞几个{式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大收集，下次会议印一批出来。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大跃进”甲兴起了一个写作和收集民歌的群众运动。
毛泽东从民歌问题，讲到中国诗歌发展的出路问题。他认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的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我们可能搞到几百万或者成千万首的民歌。①（①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22日。）
民歌，也是一种艺术，而艺术创造是不能搞群众运动的。当时一些流行的民歌，尽管也可以说反映人民群众战天斗地的豪迈气概，但对“大跃进”中的浮夸作风和形式主义的盛行也起了一些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毛泽东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出路问题，所提出的新的见解，则是应当引起重视和研究的。
毛泽东讲话后，欧阳钦、陶铸、李先念、林铁先后发言，基本上按照毛泽东的思路，有的还作了进一步发挥。有的人提出，破除对斯大林的迷信，也要破除对经典著作的迷信，提倡大胆怀疑与独立思考。有的说，对于领袖应当无条件地信任，特别是经过几十年实践证明，中国不存在个人崇拜的问题，要更加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著作。②（②王任重工作笔记，1958年3月22日。）
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第五次讲话，主要讲思想方法问题。
对反冒进的问题也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去讲的。他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么看重。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要说得太多了，我也不愿听了。不要老做自我批评，作为方法问题的一个例子来讲是可以的。接着他说：“唯物论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的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事实，在实践中反复无数次，才能形成观枣。一眼望去，一下抓住一两个观点，并无大量事实作根据，是不巩固的。”要真真实实地听下级的话，个别交谈，小范围交谈。省委解决问题如此，中央也如此。反冒进也是一种客观反映。反映什么呢？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的东西。辩证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过去发生反冒进等错误，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支流当作主流，把次要矛盾当作主要矛盾来解决。国务院开会对个别问题解决得多，但有时没有抓住本质问题。
他说：我们许多同志不注意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从何而来？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地合乎客观情况。任何规律即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体事物，哪还有什么规律？
毛泽东称赞了冶金部党组的一个做法。他们吸收部分大企业的十几个人开会，谈了几天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他说，两种因素加在一起就起变化，空气就不同了。中央开会，有地方同志参加，除省委书记外，再加若干地、县委书记，就有了新的因素。中央下去的同志，同省委书记谈还不够，还要找地、县委书记，学校、合作社的人谈谈，一竿子到底。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要打掉官气。当了“老爷”不愿向人请教，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各级都有。越是向人请教的多，提出来的东西，就比较有把握些，但还不能说是正确的，因为没有证明。许多事情，我自己就半信半疑。“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建议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五年。
每当中国革命事业向前胜利发展的时候，毛泽东总是提醒全党，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成都会议上又提出这个问题。他说：一九五六年发生的几件事没有料到，就是国际上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国内是反冒进。今后还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争情。我看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过高的指标不
要登报。河南今年四件事都想完成，也许能做到，即使能做到，讲也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要给下级和自己留有余地。又说：我们一些同志在热潮下面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要求压缩空气，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想下马，而是要搞措施。①（①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25日。）
毛泽东讲话后，张德生、胡乔木、柯庆施、邓小平、陶鲁笳、周恩来、薄一波、滕代远、刘少奇、彭德怀先后发言。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求，大都是讲思想、理论问题，主要有：反对教条主义问题，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思想斗争的性质问题，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问题，思想解放运动问题，领袖的作用问题等。还有人提到逐渐削弱城乡、工农差别，以及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发言的基调仍然是反对右倾保守思想。
有的说，教条主义在内战时期主要表现为“左”，在建设时期主要表现为右。有的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的思想斗争具有深远的原则性的意义，这场斗争，是在建设路线、方针方面的斗争，不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用什么方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一种是蓬蓬勃勃，轰轰烈烈，一种是慢慢吞吞，冷冷清清，两种方法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兴衰问题。反冒进和其他错误，根源是主观主义，或者教条主义，或者经验主义，克服主观主义就是思想解放运动。我们要有雄心，但心要热头要冷。有的说，慢性病所造成的损失不亚于急性病，从当前来讲，右倾保守的危险还是主要的。急性病的问题要防止，但也不甚可怕。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不是截然分开的。集体所有制将来要转化为全民所有制，但目前不要搞集体变国营的群众运动。
在发言中，一些中央领导人都对毛泽东说了一些赞扬的话。有的说：我们的水平与主席差一截，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来说，不只是跟上的问题，而是要有创造精神的问题。主席的作用不是当不当主席的问题，不是法律上名誉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领袖。有的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学习。主席的许多优点是不是可以学到呢？应当说，是可以学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但是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些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学到的。有的提出：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有的说：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①（①成都会议记录，1958年3月25日。）他们说这些话，态度是诚恳的和严肃的。他们对毛泽东的信任和钦佩是发自内心的。党中央的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
三月二十六日，历时十八天的成都会议结束了。在会议的最后，毛泽东又讲了话。这是他在成都会议上的第六次讲话。
他说：“这次会议开得还可以，但事先未准备虚实并举，实业多了一点，虚业少了一点。这也有好处，一次解决大批问题，并且是跟地方同志一起谈的，也就比较合乎实际。”“过去我们太实了。要引导各级领导同志关心思想、政治、理论的问题，红与专相结合。”
毛泽东再次强调一年抓四次，特别是今年，要抓紧一点，以便更及时地掌握群众的情绪，稳一点掌握建设的速度。下次会议七月开，重点是工业。这正是毛泽东以往所不很熟悉的。
他说：“现在有些问题，还是不摸底，农业比较清楚，工业、商业、文教不清楚。……煤、电、油、机械、建筑、地质、交通、邮电、轻工业、商业没有接触，财贸还有文教历来没有摸过。林业也没有摸过。今年这些要摸一摸。政治局、书记处都摸一摸。”
成都会议是继南宁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召开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在发动“大跃进”的道路上，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从批评反冒进为主，转到发动“大跃进”为主，是一次发动“大跃进”的中央会议。生产指标，一涨再涨；完成任务的时限，一缩再缩。反教条主义、反经验主义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号，本来都是好事情，但是在“左”的、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却鼓励了不尊重客观规律的盲目蛮干情绪。由于反复讲唯物论、辩证法，使得批评反冒进、发动“大跃进”，更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形态。
成都会议提出和研究了许多问题，而最主要的是开始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且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述，尽管还没有明确地把它突出出来，作出一个正式的规定。
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家计委提出的《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同这年二月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一九五八年计划指标相比，作了大幅度的调整。钢产指标从六百二十四万八千吨提高到七百万吨，粮食指标从三千九百二十亿斤提高到四千三百一十六亿斤。基建投资从一百四十五亿七千多万元增加到一百七十五亿元。
会议还搞了四十几个文件，主要是经济建设方面的。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工作会议上，如此集中地讨论经济问题，搞出这么多经济文件，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成都会议结束后，各省立即回去传达。在提出“苦干三年，改变面貌”的河南省，其负责人宣布：“水利化已经做到，已完成五十二亿土方的水利工程。”在大搞水利方面，在南宁会议期间曾经得到毛泽东表扬的安徽省，其负责人说：“水利落在河南后面了，现在是赶河南，四月底可以到四十五亿土方。四十九个县可以宣布水利化。”又说：“完成农业四十条，不要七年了，可能是三到五年。”①（王任重工作笔记，1958年3月26日、4月2日。）超越实际可能的盲目攀比赶超之风，就这样在一些地方从上到下以不可阻挡之势刮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