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终于迎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取得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政府表示接受以美、英、中三国宣言的形式公布的波茨坦公告（这时，苏联已对日宣战，也在公告上签了字）。十五日，日本广播天皇的《结束战争诏书》，宣告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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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在中国国土上还有百万以上的日本军队没有放下武器。八月十日，延安总部在得知日本政府的表示以后，立刻发出第一号命令，要求各解放区部队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附近敌军送出通牒，限其在一定时间内缴出全部武装；并着附近伪军率队反正，听候编遣；如遇敌军拒绝缴械，坚决予以消灭。〔1〕第二天上午，周恩来为延安总部连续起草第二号至第六号命令。在第二号命令中，要求原东北军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部，向辽宁、热河、察哈尔进发，要求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的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2〕这是中国军队向东北进发的第一道命令。中共冀热辽区党委和军区接到这道命令后，于十三日在河北丰润大王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抽调部队一万三千余人、地方干部二千五百人，立刻组成两个梯队向东北挺进，先头部队在八月中下旬分别北出长城各口。在延安总部的第三至六号命令中，要求所有沿北宁、平绥、平汉、同蒲等铁路线及其他解放区一切敌伪交通要道两侧的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都应积极举行进攻，迫使敌伪无条件投降。〔3〕
华北和华中广大敌后地区的主要抗日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和抗日军队。他们在八年抗战中长期坚持在斗争的第一线，同敌伪军队的控制区密切相接。而国民党政府的精锐主力却集中在中国的西南部，远离这些地区。因此，八路军和新四军在这次大反攻中，率先从敌伪军队手中光复了国土三十一万平方公里，包括张家口、邯郸、邢台、烟台、威海卫、临沂、淮阴等中小城市二百八十多座。这样，解放区就扩及十九个省市，面积近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一亿人。解放区的抗日军队发展到一百三十余万人，民兵发展到二百二十多万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生活中，更加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胜利后的中国，将走向何处？
中国共产党认为：“在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4〕中国共产党力图避免内战，并且试图经过和平的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并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这也是经历了八年残酷战争后的中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如果国民党愿意和平，并愿在和平的条件下同各方面合作进行建设和改革，那是有利于人民的，是中国共产党所力争的。
但是，蒋介石却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抗战期间，他躲在地处大后方的四川，保存实力，等待胜利，准备内战。现在，抗战胜利了，他以为自己的力量远远大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要下山来夺取胜利果实了。
八月十一日，蒋介石政府的最高统帅部，一面命令国民党军队：“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一面却独独命令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总部：“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5〕同时，又命令沦陷区的伪军“维持治安”，只准备接受国民党军队收编。这显然太不公平了！十三日，由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新华社评论，指出这个“命令”是荒谬绝伦的：“根据这种意见，可以逻辑地解释为朱总司令根据波茨坦宣言及敌人投降的意向，下令给所属部队促使敌伪投降，倒反错了；应该劝使敌伪拒绝投降，才是对的，才算合法。”评论尖锐地指出：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现在惟有呼吁全国同胞、世界盟邦一致起来，和解放区人民一道，坚决制止这个危及世界和平的中国内战。”〔6〕
当然，蒋介石这时对立刻发动全面内战也有顾忌：经过八年艰苦抗战，付出了那样大的代价才取得胜利，全国人民的心理状态是普遍期待能和平建设自己的国家，发动内战是极端不得人心的；国际上，英、美、苏三国也表示不赞成中国内战；而且蒋介石的精锐军队在抗战期间大多退到西南地区，要迅速开赴华北和华东一时有不少困难，至于东北就更不用说了。因此，他们需要有一段缓冲时间。
这一点，从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回忆录中也可以得到证实。杜鲁门说：“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再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事情是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末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7〕自然，这也需要时间。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向延安一连发出三次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去“共同商讨”“目前各种重要问题”。〔8〕
蒋介石这样做是真的想实现国内和平吗？不是。请看发生在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社内部的一段对话。八月二十一日，《中央日报》上刊出蒋介石给延安的第二个电报，标题是：《蒋主席再电毛泽东，盼速来渝共商大计》。当晚，《中央日报》编辑部分析形势。总编辑陈训悆说：“双方距离这样远，共产党的态度这样坚决，怎么会来谈判嘛！”社长胡健中说：陈立夫“不赞成这种搞法，他认为与共产党谈判只会助长共产党的声势。他说对共产党的问题只有动大手术才行”。总主笔陶希圣说：“现在动大手术也不是时候，国内有厌战情绪，国际形势也不允许中国打内战，一打起来我们更被动，利用谈判拖一拖也好。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好做。”〔9〕二十四日，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中报道了蒋介石发给延安的第三个电报：“特再驰电速驾。”陈训悆说：“这是官样文章”，“假戏真做就要做到底”。〔9〕二十九日，国民党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密令各战区印发《剿匪手本》。蒋介石的算盘是这样打的：如果毛泽东不来，就可以宣传是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来了，就可以利用“和平谈判”来麻痹共产党，取得时间，调兵遣将，部署内战。
中国共产党对争取和平有着真诚的愿望，对局势也有清醒的认识，决定由周恩来先去谈判，毛泽东暂缓前去。八月二十三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我们现在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是抗战、团结、进步）。和平是能取得的：苏美英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他又指出：蒋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上述诸条件。〔10〕周恩来对局势同样有着清醒的判断，他在会上发言说：从抗战转到和平，实现这个方针的后盾，一个是力量，一个是人心。我们是争取主动，迫蒋妥协。也有可能一面谈，一面打，我吃亏，他理亏。因为中共中央已经决定周恩来先去重庆谈判，他这样谈到自己的任务：中央决定我出去，我个人想是一个侦察战，最重要的是看蒋开的是什么盘子。我们是诚意要求和平的，当然不能失掉我们立场。大家关心的是毛亲自出去的问题。这个今天还不能十分肯定，因为总要谈得拢才能出去，今天也不能作不出去的决定，看我出去谈判如何再决定，蒋的阴谋也必须考虑。〔11〕这次会议还决定了中央各部委负责人选，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
为了准备谈判，周恩来草拟了对国民党政府的紧急要求十二条。内容包括：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和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解放区抗日军队有权派代表参加处置日本投降后的一切重要工作；严惩汉奸，解散伪军；释放爱国政治犯；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特务机关；取消一切妨碍人民自由的法令和对新闻出版的检查条例；召开政治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紧急措施，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等。毛泽东看后，增加了两条：救济被难同胞；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12〕这十四条，经过八月二十三日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后，改写成《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实施的六项紧急措施。这些都是符合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团结的愿望的。
二十五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个同志同从重庆回来的王若飞一起，再次研究毛泽东去重庆的问题。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决心同意毛泽东去重庆。第二天，举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报告了上一夜讨论的意见，说：这样可以取得全部的主动权。自然，去谈判就必须作一定的让步。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13〕当天，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通知》说：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14〕
毛泽东同意前来重庆进行和平谈判，这是一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山城重庆顿时沸腾起来了。
八月二十七日，赫尔利和张治中到延安迎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第二天清早，飞机从延安东门外机场起飞。下午三时，到达重庆九龙坡机场。据《大公报》记者子冈报道：“第一个出现在飞机门口的是周恩来，他的在渝朋友们鼓起掌来。他还是穿那一套浅蓝的布制服。到毛泽东、赫尔利、张治中一齐出现的时候，掌声与欢笑声齐作。延安来了九个人。”〔15〕
正当前来欢迎的各党各派代表彬彬有礼地向毛泽东走去时，那些年富力强的中外记者一拥而上，把毛泽东团团围住。有的递名片，有的报姓名，有的提问题，有的抢着同毛泽东握手。而各党各派代表被挡在人墙之外，无法同毛泽东接近。周恩来一看这种情形，立刻把一个纸包高举在空中，说：“新闻界的朋友们，我从延安为你们带来了礼物，请到这儿来拿吧！”这句话一下子把大群的记者吸引过来。周恩来看到毛泽东已能同各党派代表握手交谈，才微笑着打开纸包，向记者一一分发“礼物”，原来是从延安带来的毛泽东的书面谈话。〔16〕谈话中说：“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17〕当晚八时，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举行欢迎宴会。重庆谈判开始了！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住在红岩办事处。张治中看到红岩地处郊区，同各界人士交往不便，主动腾出自己在曾家岩的住所“桂园”供毛泽东使用。毛泽东以桂园作为他在市内的办公地点，每天上午八时从红岩乘车到桂园，下午六时从桂园回到红岩。他在重庆，除会客和处理谈判问题外，还继续领导全党和解放区的工作。具体的谈判，由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的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进行。
会谈的最初四天，是就政治、军事问题先作一般性商谈，随便交换意见。
由于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没有真正的诚意，而且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等真会这样快地应邀来到重庆，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为了便于谈判进行，使谈判能取得具体的成果，只好由中国共产党方面先提出意见。九月三日，中共方面将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十一项交给国民党代表转蒋介石。它的要点是：
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行三民主义[以民国十三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宣言为标准]；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三、承认各党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六、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八、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各项必要措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九、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十、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十一、党派平等合作之必要办法。〔18〕
其中的第九、十两项，也就是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必要办法，在谈判中成了争执的焦点。
中共提出的第九项“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中，包括：由国民政府召集政治会议（即党派协商会议）；确定省县自治，实行普选；解放区解决办法；实施善后紧急救济。其中，解放区解决办法为：1.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及委员由中共推荐；2.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由中共推荐副主席；3.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直辖市由中共推荐副市长；4.参加东北行政组织。
第十项“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中，包括：公平合理整编全国军队，分期实施，中共部队改编为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重划军区，实施征补制度，中共军队集中淮河流域（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即中共现驻地区）；设北平行营及北平政治委员会，由中共推荐人员分任；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工作等。
这十一项内容，是从实现和平、团结、民主的愿望出发，以国共两党现有政治军事力量的实际状况为基础，并由中共方面作出重大让步（包括军队的大批裁减和南方解放区的撤出）的条件下提出的。
但是，国民党方面却连把这十一项作为讨论的基础也不愿接受。十一项提出的下一天，九月四日上午，蒋介石召集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四人开会，把他在毛泽东到重庆一星期后才仓促拟出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他们。蒋介石的这个《要点》一开始便横蛮地说：“中共代表昨（三）日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倘该方案之第一、二条具有诚意，则其以下各条在内容上与精神上与此完全相矛盾者即不应提出。我方可根据日前余与毛泽东谈话之要点，作成方案，对中共提出。”〔18〕他的“谈话要点”中最重要的，是强调“军令政令之统一”，并严格控制中共军队以十二师为最高限度。
当天晚上，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代表开始就实质性问题进行商谈。国民党代表张群等一开口就表示：“兄等此次所提条件，距离尚远”，“有数点根本无从讨论”。他们提出：现“亟须确定者尚是谈判之态度与精神”。
既然说起“谈判之态度与精神”，周恩来立刻作了一个长篇的回答，来说明中国共产党在这次谈判中所抱的和解的态度与精神。他先指出：具体问题的解决，不免遭遇困难，这自在我人意料之中。为了求得问题的解决，我方已作了尽可能的让步：“第一，认为联合政府既不能作到，故此次并不提出，而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第二，召开党派会议产生联合政府之方式，国民党既认为有推翻政府之顾虑，故我等此次根本未提党派会议。第三，国民大会之代表，中共主张普选，但雪艇先生（王世杰）与毛先生谈话时既认为不可能，中共虽不能放弃主张然亦不反对参加，现在亦不在北方另行召开会议。凡此让步皆为此次谈话之政治基础”，“可保证此次谈判之成功”。
张群说：恩来兄所谈之政治基础，我甚了解。感困难的即为兄等昨天所提出之第九、十两条。倘如兄等所提承认解放区的政权，重划省区而治，则根本与国家政令之统一背道而驰了，势将导致国家领土分裂，人民分裂。周恩来坦率地回答：我党对国民大会之选举现已让步，此次所提解放区解决办法系为让步合作考虑，期使两党不致对立。不然，无论在国民大会席上或国民大会闭幕以后，国民党都是居于第一党，而我党政治地位尚复有何保障？所以我们坦白提议，要求政府承认我党在地区的政治地位。
国民党代表又要求中共把军队交出来，说是决不可再蹈军阀时代的覆辙，并称：中共此时如愿放弃其地盘，交出其军队，则其在国家的地位与国民中之声誉必更高于今日。周恩来爽快地回答：兄等以封建军阀割据来比拟中共，我不能承认。我以为两党已拥有武装，且有十八年之斗争历史，此乃革命事实发展之结果。今日我等商谈，即在设法避免双方武装斗争，而以民主之和平方式为政治之竞争。
周恩来直截了当地反问：我们认定，打是内外情势所不容许，只能以政治解决。本此宗旨，我党已提出解决问题之方案，不知中央对于此事之解决所准备之具体方案如何？这一反问，把国民党代表问得张口结舌，无言对答。双方只得商定下次继续会谈。〔18〕
前面说过，蒋介石虽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但他并没有准备毛泽东会来，更没有在这次谈判中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打算。张群在会谈时坦率地承认过：你们所提的办法是事先经过你们党内决定，并在你们来重庆之前就已经公布；而我方事前党内并未有任何讨论，也未准备任何方案与中共谈判。当毛泽东到重庆时，蒋介石只给了国民党谈判代表三条原则：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至于怎样解决问题，根本没有什么切实的方案。直到四日上午，才要国民党谈判代表根据他的“谈话要点”拟订方案。这自然不是一下子就能提出来的。〔19〕
于是，谈判不能不中断三天。
九月八日，双方继续谈判。周恩来先指出：近日来国民党报纸上纷纷攻击中共为“割据”。他慨叹地说：“似此理论之争，我方亦将强调结束党治，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以相对抗。如此，谈判成为僵局，问题即不能解决。”他追问：“依据我方之建议，我党军队已裁去一半，地区亦已退出一半”，“其他政治会议、国民大会与自由问题等，我方皆已提出解决办法，皆未蒙答复。希望政府能够对此有所说明。”在周恩来一再追问下，张群才拿出一份《对于中共九月三日提案之答复》，共十一条，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基本要求都加以拒绝。周恩来看完后，仍以克制的态度冷静地说：已获得双方同意者，即可认为解决；未一致者，再继续商谈。〔18〕
十日，十一日，十二日，十五日，十九日，二十一日，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谈判代表进行了六次谈判。十二日，毛泽东、周恩来同蒋介石、张群、邵力子、张厉生就军队整编问题进行商谈。十七日，毛泽东又同蒋介石、赫尔利进行商谈。商谈中，双方的主要争执点仍在军队问题和解放区问题。
军队问题，这是双方争执得最激烈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认为，在八年抗战中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解放区军队应该得到合理的编制。解放区现有一百二十万军队，在大量裁减后至少也应整编为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蒋介石却力图缩小并编散它，坚持不能超过十二个师。双方意见十分悬殊，相持两周，仍无进展。为了打开僵局，周恩来同毛泽东商议后再作了让步。他在十九日对张群、邵力子、张治中说，昨晚和今日上午同毛泽东讨论的结果：“关于军队数目，赫尔利大使拟议中央与中共军队之比数为五分之一，我方以此比例考虑，愿让步至七分之一，即中央现有二百六十三个师，我方应编有四十三个师”；“如中央军队缩编为六十个师，中共应为十（个）师；中央军队如缩编为一百二十个师，中共应有二十个师。”关于军队驻地，“我方拟将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境内黄河以南等八个地区之军队撤退，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此为第一步”。“第二步再将苏北、皖北、豫北三地区之军队撤退，而将中共所有之四十三个师集中驻防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之大部分，绥远之小部分，与陕甘宁边区等七个地区。至于解放区亦随军队驻地之规定而合一。”〔18〕但国民党代表连这样的要求仍不肯接受，在二十一日会谈时表示：中共军队编制，至多亦不能超过五个军十六个师；即令要设置行营一类的机关，也只可由中央按照军事指挥系统，予以适当之名义，以便统帅指挥。
解放区问题，双方也相持不下。周恩来同毛泽东商议后，在十九日会谈时也作了让步，提出：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四省与陕甘宁边区之主席，由中共推荐；山西、绥远两省之副主席，天津、北平、青岛之副市长，也由中共推荐人士充任；苏北、皖北、豫北之地区，中共军队撤退前，其专员、县长由中共委任；北平行营由中共主持，并仿东北行营例设政治委员会，由中共负责。国民党代表仍不肯接受，说：中共军队悉数撤退至黄河以北，而据有黄河以北之地区，岂非分疆而治，欲三分天下有其一？中共方面如有何人堪任省主席，何人堪任厅长、委员，尽量开列名单，请中央量才任用，切不可指定何省应划归中共推荐何人任主席、厅长、委员。兄等所提华北四省主席应由中共推荐，省政由中共主持，此何异乎割据地盘？〔20〕
此外，在国民大会和政治会议问题上，也都发生争议。
这时谈判已持续近一个月，仍处在僵持状态。要是再这样拖下去，只能徒然浪费时日，很难谈出什么结果来。二十一日，周恩来在会上愤怒地指出：“今日我等之商谈，系出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之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故国民党及其政府皆视我党为被统治者，自西安事变以来即一贯如此。”他坦率地说明客观存在的事实：“现在政府尚在国民党党治时期，我们何能将军队、政府交与一党政府。因此政府今日欲求达到统一全国军政之理想，必须采取民主之方式，循一定之步骤，而非可一步登天，一蹴即就。”并且正告国民党代表们：“过去在抗战期间，两方商谈可以拖延，问题可以僵持。现在和平建国时期，问题之解决，必须从速，双方商谈不能拖延，亦不容僵持。”〔18〕
同一天，赫尔利找毛泽东谈话，要求中国共产党交出解放区，要么承认，要么破裂。毛泽东沉着地回答他：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
三个星期的谈判，由于中国共产党方面表现了通过谈判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和耐心，并一再作出巨大让步，而国民党方面却不顾现实状况，一再使用高压手段，这些事实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中间力量也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已做到仁至义尽，为它感到不平。鉴于照原样谈下去已难有成效，二十一日会谈后，周恩来、王若飞不得不中断同国民党代表的谈判。周恩来并向各党派、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和文化界、新闻界、产业界、妇女界等广泛解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说明导致谈判陷入僵局的真相。
国民党方面已经看到，一味施加高压是无法使中国共产党屈服的；而这次谈判已为举世所瞩目，如果谈判破裂或无结果而散，他们向国内外都难以作出交代。谈判刚中断三天，他们就坐不住了，主动找中国共产党要求重开谈判。二十五日，张群等在国民参政会举行宴会，宴请周恩来、王若飞、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等，表示军队问题基本上已有结论，现在商量政治问题和解放区问题。二十七日开始，双方又进行了四次会谈。
这次重开谈判后，进展比前一阶段就顺利些了。
在军事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表示在公平合理整编全国军队的条件下，愿将它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至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的数目。国民党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此次提出商谈的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为二十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至于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讨论决定。双方并商定：为具体计划解决军队整编有关问题起见，组成三人小组，中共方面代表为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国民党方面代表为军政部次长林蔚和军令部次长刘斐。
在解放区问题上，中共所提要求遭到拒绝后，中共方面又提议：在解放区重新进行县级民选，选出县长与县参议会；凡一省或一行政区有过半数县已实行民选者，由县参议会产生省参议会，省参议会选举省长与委员，呈请中央加委。国民党方面仍不肯同意。二十七日，周恩来同毛泽东商议后再提出一个新的方案。他说：“暂维现状，即现在各省政府所能治理之地，由省府治理之，省府不能治理者，由解放区治理之。此一办法如兄等尚不能同意，则最后之途径，只有交由政治会议解决。”对此，双方仍未达成协议。最后，中共方面表示同意继续商谈。
在国民大会问题上，中共方面原来提出三项主张，即：重选国大代表，延缓国大召开日期，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和《五五宪法草案》。国民党方面表示：国大已选代表应为有效，但名额可增加。双方没有达成协议。中共方面声明：“中共不愿见因此项问题之争论而破裂团结。”〔21〕双方同意将此项问题提交政治会议解决。
对政治会议问题，双方意见虽略有出入，但基本接近。双方最后同意在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以前设政治会议，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及社会贤达推荐代表出席，协议和平建国方案与召开国民代表大会问题。出席会议的代表人数，原来商定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社会贤达各九人。党派代表由各党派自行推选，社会贤达代表由国共双方协商推定。当民盟正在酝酿推选代表时，原来包括在民盟之内的青年党忽然提出一定要五个名额，并要作为独立单位参加政协。这就使民盟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中国共产党最初不承认青年党作为独立单位，并且坚持民盟的九个代表席位不能减少，而国民党方面则坚持青年党应有五个代表。周恩来为此同各方面进行了反复的磋商。最后，从打开僵局出发，各方达成妥协：民盟仍保持九个代表席位；青年党另成单位，有五个代表。为了保持民盟的九个席位，中国共产党主动提出：中共可让出两个名额，国民党让出一个名额。这样，代表总人数从原来的三十六人，增加为三十八人。
鉴于谈判已取得进展，周恩来在十月二日会谈将结束时建议：将一个月来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其中总的方针、军事问题、政治会议问题等，或已双方同意，或彼此意见接近，择其能发表者发表之，以解人民之渴望。国民党代表表示同意。十月五日，周恩来提出了这份谈话记录。这时，进犯晋东南上党解放区的阎锡山部国民党军被解放区军民击败（十月十二日上党战役结束，全歼进犯阎军三万五千人）。毛泽东又提出要返回延安。这样，在十月七日以后，国民党的态度缓和了下来。
十月八日，周恩来将他起草的《会谈纪要》提交讨论。这份《会谈纪要》写得很有特色：不仅把双方已一致同意的内容在文字上确定下来，并且对没有取得一致的问题也分别说明双方各自的看法，在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上还说明了中共方面先后提出的四种解决方案和双方目前争执所在，表明了继续商谈的愿望。双方就《会谈纪要》进行讨论，并作了修改。
十月十日下午，《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终于在曾家岩桂园客厅内签字。当场签字的有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张群后来补签了名字）。签字后，请正在桂园二楼的毛泽东下楼，和在场者一一握手。十二日，《会谈纪要》由国共双方加以公布。
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经过多少艰难曲折的斗争，终于产生了。
双十会谈纪要的意义在哪里？毛泽东十月十一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道：“这个东西，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未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人民的。”〔22〕周恩来在第二年也说过：“我们并不因为蒋破坏了这些协定，就以为没有了收获。因为全中国人民都承认了这样的事实，认为中共的地位是不容抹杀的。国民党虽背叛了协议，但他还不敢放弃党派协商。”〔23〕这次会谈和达成的协议，也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
鉴于过去的种种事实，毛泽东在重庆期间的安全问题是千百万人共同关心的问题。为此，周恩来倾注了不少心血。
在延安，他就为中共中央起草给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的电报，对毛泽东的安全警卫、住房安排、饭食习惯等都作了具体的指示。毛泽东登机前，他要警卫人员到机上检查毛泽东的座位和安全带，后来自己又检查一遍。他交代警卫人员：“到重庆后，要机警细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主席的安全，不许有任何一点疏忽。”〔24〕
在重庆，毛泽东外出时，周恩来都同车陪同。有一次，毛泽东和周恩来应蒋介石的邀请，在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公馆里住了一天。一到那里，周恩来又嘱咐警卫人员：要仔细检查，各个角落都要查到，看有没有爆炸品和燃烧品等。警卫人员检查后，他仍不放心，又亲自检查，床上、床下、枕头都看过，在椅子上也先坐一坐，然后才让毛泽东进去。毛泽东住下后，他又嘱咐警卫人员：保证房内不能离人，不要让别人进来。在宴会上，人们拥上来，争着向毛泽东敬酒。周恩来都接过来，替毛泽东喝完那一杯又一杯的酒。白天，他帮助毛泽东处理繁重的工作。深夜，当毛泽东休息后，他又继续召集会议，检查和布置第二天的工作，度过多少不眠之夜。
十月八日，也就是毛泽东回延安前三天，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那天晚上，毛泽东、周恩来到军事委员会礼堂，参加张治中为欢送毛泽东回延安而举行的鸡尾酒会。酒会后，在礼堂看戏。正在这时，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秘书李少石（他是共产党员，是廖仲恺的女婿）在乘车外出途中遭到国民党士兵的枪击，伤势严重，送入市民医院抢救。副官赶来报告，周恩来听到消息后为之一震，但他没有立刻惊动毛泽东，只是对他轻轻说了声：“有点事，我出去一趟。”然后，立刻找来国民党的宪兵司令张镇，同他一起赶到市民医院。这时李少石已因伤势太重而去世。周恩来流下了眼泪，悲痛地说：“二十年前，在同样的情况下，我看到你的岳父……如今我又看到你这样……”〔25〕他责令张镇要严加侦察，缉凶归案。散会后，张镇按照周恩来的要求，用他的汽车亲自护送毛泽东回红岩，保证了毛泽东的安全。这件事周恩来一直记在心里。全国解放后，他多次对负责统一战线工作的罗青长、童小鹏说：“将来台湾解放，对张镇在重庆谈判时期的这一功劳，一定不要忘记。”〔26〕
当时情况复杂，实际情况又未查清，周恩来虽满腔悲愤，但仍异常镇静。在场的《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石西民回忆说：当周恩来把这一切安排妥帖后，“又轻轻地走进剧场，仍然回到原来的座位上，一直默默地坐到京戏演完散场，毛主席向主人道别上车为止。我亲眼看到周恩来同志不曾将这个当时尚未查清而又非常震撼人心，也使他本人悲愤欲绝的惨案向毛主席透露一个字。毛主席始终坐着看戏，不知道曾经发生这个大事故。”“周恩来同志在场内场外显然成为两个人。如果这不是他在政治上的高度警惕和出于对毛泽东主席安全的赤诚关怀，怎么能够当场如此镇静呢？”〔27〕
由于环境十分险恶，事实真相又不明，当晚在办事处开会研究时，气氛异常紧张。参加会议的人感情激动，义愤填膺，作了种种猜测，都把它同毛泽东的安全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暗杀事件，是国民党下的手！只有一个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说：我有一点不清楚，为什么事情发生后我们的司机（这是一个临时雇来的司机）就自己跑了？他说后，许多人批评他警惕性不高。周恩来却冷静地说：这有道理！于是，那个年轻人又接着说下去：在我们四川有时司机开车很快，不小心把国民党士兵碰了，喊停不停，士兵就举枪打，会不会是这个缘故？周恩来听后，严肃地说：这有点道理，要研究一下。事后经过调查，情况确实是这样：当汽车回城时，司机开快车，撞伤在路边的一名国民党士兵。班长见汽车肇事后没有停下来，就朝汽车开枪。子弹从车后的工具箱穿过，打中李少石的肺部。李少石因流血过多、抢救无效而去世。事情弄清后，《新华日报》在十一日发表钱之光的谈话，说明这个悲痛的偶然事件的经过，并表示愿担负那个受伤士兵的医疗费用，万一伤重去世，愿负责殓葬与抚恤。周恩来在安葬李少石后，也亲往医院看望那个受伤士兵，重申愿负担一切医疗费用。以后，周恩来多次说过：人不要有主观主义，不要有成见，李少石一事就是很生动的例子。这件事的处理，又使人看到周恩来那种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品格。〔28〕
《双十会谈纪要》签字的下一天，也就是十月十一日，毛泽东由张治中陪同，飞返延安。周恩来留在重庆，继续进行谈判。这时没有达成协议的是地区问题和政权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要争取承认已有的民主政权，由此推向其他地方使之民主化。但蒋介石坚持不承认。周恩来后来说：“毛泽东同志回来后，我与若飞同志还同国民党谈了一个半月。我们用各种方法想使他们承认，但他们还是不承认，中心就是他们不愿中国人民得到一个民主的根据地。中国这样大的国家，革命不可能是平衡前进，中国的革命就是这样的走出来，起起伏伏，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发展。所以对中国人民来说，根据地比什么都重要。武装固然重要，但武装毕竟是保持根据地的工具，武装脱离了根据地就无法生存。蒋看清了这点，他也特别懂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此，他无论如何不承认。”〔23〕还有些事在形式上虽已得到承认，实际上并未得到执行，那就是受降、遣俘、改编伪军三个问题。这样，局部性的内战仍没有停下来，又打了三个月。
周恩来留在重庆这段时间内，仍一如既往地同各方面人士广泛接触，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扩大接触面。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是：他在十月十九日应西南实业协会的邀请，同重庆工业界人士见面，出席他们的星五聚餐会（每星期五举行一次），并作了题为《当前经济大势》的演讲。
在讲演中谈到政治环境时，他说：今天工业界有一个共同觉悟，一改过去在商言商的旧习，而关心政治，这是抗战以来的进步现象。现在大家都承认抗战胜利以后应该是努力和平建设的开始。谈到建设，就离不开工业。而一国的经济建设不能离开政治而独立，政治环境的不良足以影响经济建设。所以，我们要求的第一是和平，第二是民主。国共会谈纪要第一项和平建设方针，即是以避免内战、保障和平建设为原则。但是要实现这个和平方针，必须要从实际行动中求得。我们以为首先采取的办法是：双方军队停止前进与恢复交通。和平以外，在政治环境中首先要造成民主的条件。中国的经济实在管制太多，统制得过分，其结果是市场混乱，投机丛生，工商凋敝。中国的工业一定要有一段自由发展的时期，来扫除国内外的剥削经济，如此才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境地。
在讲到资本问题时，他说：讲到发展工业，不能不说资本。中国的经济建设，需要大量资本，但是现在的工业资本贫乏薄弱得可怜。我们对于资本问题，认为应有三种资本的方式同时发展：第一是国家资本，第二是私人资本，第三是合作资本。这三种资本应该是在节制资本的原则下相互配合，而不应互相排挤、克制与并吞。在这三种资本中，仍然是私人资本占多数，因此中国今后必然还要经过一段保护私有财产、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我们既然提倡上面所述的三种资本，当然就反对另外三种资本：官僚资本、垄断资本和侵略资本。
接着，周恩来还谈了发展问题、税收问题和劳资问题。〔29〕
他的这个讲演，刊载在《西南实业通讯》第十二卷的第三、四合期上，对增进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了解，发展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统一战线，起了重大的作用。
十月十九日，他出席重庆文化界人士举行的纪念鲁迅逝世九周年大会，在会上讲话说：“全国如何进入和平建设，这是全国全世界人士所关心的，这次政府与中共的会谈，决非两党的事情，这是关系全国人民的事。”〔29〕二十一日参加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改名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而举行的联欢晚会，在会上介绍了延安文艺界的活动情况。
十一月二十五日，周恩来飞返延安。
在他回延安的那天晚上，昆明大中学生和青年职工六千多人在西南联合大学草坪开时事晚会，通过反内战宣言。晚会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捣乱破坏。第二天，全市三十一个大中学校三万多学生宣布总罢课。十二月一日，大批武装暴徒冲入西南联大，殴打师生，并投掷手榴弹，死难学生四人，受伤十余人。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在全国范围内激起强大的抗议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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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五日，周恩来写了供中共中央领导人传阅的《关于国共谈判》的书面报告，说明：“自毛主席离渝后，国民党由和偏战，谈判陷入僵持阶段，但中间也有起伏。”他坚定地指出：“不管蒋如何摇摆不定，我们必须有明确方针，才能争取和平阶段的到来。而且也因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蒋虽摇摆，也不能完全背道而驰。”“和平方针是矛，坚强抵抗是盾。战而遇到抵抗，使其知难而退，便会走向和。”对今后的谈判，周恩来提出如下方针性的意见：“我们今后谈判的方针，应本着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的基本方针，实行政治进攻、军事自卫的原则，确定双十会谈纪要我方提案为基本价钱，来进行‘边谈边打’的谈判。在内战尚未停止的条件下，三人军事小组自无协商之可能与必要。在目前，应以政治协商会议为我方进行政治攻势的主要讲坛，辅之以国共的幕后商谈。不要希望这次商谈有什么大结果，要准备在‘政协’中以政治攻势和国民党厮杀一场，也可能在厮杀中得到一些结果。为在‘政协’中采取政治攻势，其提案应着重于民主问题，国共商谈亦当以此为标准。”〔30〕九日，他在延安纪念“一二·九”十周年大会上讲话，号召全国青年为实现国家的民主、和平而奋斗。他说：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谁有青年，谁就有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