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波澜壮阔的一生中，先后毫不留情地处死了谢步升、唐达仁、左祥云、唐红达、刘仕祥、黄克功、肖玉壁、刘青山、张子善等9个贪官，为我党惩腐兴廉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无与伦比的历史性贡献。
毛主席对贪官下手那么狠，源于毛主席对贪官污吏的极度憎恨！这里只举一个例子。1950年3日4日，毛主席率团外出88天后回到中南海，听到警卫员的妻子来探亲时说起老家的干部在香山找了一处幽静的山坡，在给机关施工时顺便也为他自己盖了一幢二层小楼，只是还没有住进去。主席当即召见那位干部，气愤地喝问：“你这么干，还配当共产党的干部吗？老百姓要戳着我们脊梁骨骂呢！我早讲过，进城以后不要学做李自成，你为什么装傻？”，随后便命令道：“拉出去，拉出去毙了。”面对在场的其他国家领导人，毛主席依旧盛怒道：“我们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来这里享受的，更不允许贪污腐化！这样下去，就成了李自成了！”从这里不难看出，毛主席对要将共产党推入李自成险境的贪官污吏是何等地憎恨。
毛主席对贪官下手那么狠，源于毛主席对党和国家前途的深切担忧。建国后，毛主席清晰地看到了日渐明显而严重的党内腐败对党和国家的极大危害性。他说：“对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重现象，如果不加以彻底肃清，它们就要腐蚀我们的党，腐蚀我们的政府，腐蚀我们的军队，腐蚀一切财政经济机构和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使我们的许多干部人员身败名裂，给我们的国家造成极大的灾害，一句话，这就有亡党、亡国、亡身的危险”。正因为存在这种危险，也正因为看到了这种危险，毛主席无法容忍党内腐败。所以，在作出处死刘青山、张子善两个贪官的重大决策时，毛主席的态度十分坚决，就连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前来求情都不给面子。事后，毛主席多次这样说：“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没有办法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是积重难返了啊！”
毛主席对贪官下手那么狠，源于毛主席对中国人民的一腔深情。在毛主席的心灵深处，有一种人民“勤务员”的强烈情结。他不仅要求每一名干部都做“五种人”，都做人民的“勤务员”，也把自己同样当成是人民的“勤务员”。在这里，我讲一个小故事。建国后的一天，毛主席问身边工作人员怕不怕他。当工作人员回答，他们有的人怕，有的人不怕；有时候怕，有时侯不怕时，毛主席亲切地对他们说：“告诉大家，都不要怕；毛泽东也是个普通人，他也没想到他会做党和国家的主席。他本来是想当个教书先生，想当个教书先生也不容易呢。”“主席不是皇帝，主席只是人民的一个勤务员”。毛主席这种“勤务员”情结，不仅强烈折射出毛主席对人民的无限深情，也充分反映了毛主席对与“勤务员”背道而驰的贪官污吏本能的反感与憎恨。
毛主席对贪官下手那么狠，源于毛主席对共产党人“天职”的深刻领悟。1932年，毛主席就谢步升贪腐案明确指出：“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在这里，毛主席把同贪污腐败作斗争，看成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共产党人的天职”。正因为这样的“天职观”，毛主席才有对刘青山、张子善现象的深刻认识与准确判断。他说：“像刘青山、张子善等大贪污犯，则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宽恕的了。对于这样的叛徒和毒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党的威信，而是提高党的威信。只有坚决地这样做，才能使我们的党和人民革命的队伍坚强和巩固起来，永不再受剥削阶级思想的腐蚀”。
毛主席对贪官下手那么狠，源于毛主席对自己充满信心。毛主席曾经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毛主席敢对党、对人民作出如此庄严、如此神圣的承诺，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如果没有非凡的勇气，如果没有伟大的情操，是不可想象的，更是不可能一以贯之的。也正因为此，才创造了建国后中国官场20多年的廉洁奇迹。
今天，为什么我国惩腐兴廉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面对毛主席的庄严而神圣的承诺，我们需加大反腐倡廉力度。（两江居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