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湘赴沪后不久，毛泽东又会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先期到达广州，和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蔡和森、陈潭秋、罗章龙等，为中共三大做准备工作。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中共三大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三十一号召开。毛泽东以湘区党的代表身分出席。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两党的合作。还在去年八月，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同国民党实行合作。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留下的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只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应该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由于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取得了成功，国民党在社会上有威信，又在南方建立了根据地。孙中山在民国成立后几经挫折，深感中国革命要改弦易辙，对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抱着积极欢迎的态度。西湖会议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就陆续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
对这样做，毛泽东是有思想准备的。四月离开长沙时，他在湖南自修大学主办的《新时代》创刊号上发表了《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提出：中国的反动势力太大了，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共产党和一些“非革命的民主派”都将同“革命的民主派”国民党合作，以“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到广州后，他在《向导》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看法：国民革命的历史使命是“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只有“建立严密的联合阵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①。从五四时期倡导民众大联合，到这时主张建立联合阵线，他的思路是连贯的。
在三大上，对国共要不要合作并没有什么异议。但围绕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却发生了争论。张国焘认为，工人阶级只能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下进行革命，不同意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去搞党内合作，否则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也不同意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织。张国焘的观点成为会议争论的焦点。多数人不同意他的观点。毛泽东在发言中根据湖南工人运动的经验，说明搞联合阵线的必要性，认为大批工农加入国民党，正可以改造它的阶级成分，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阵线，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党内合作”的主张，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仍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
大会选出九名正式委员、五名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为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成员。五个人中有三个人原来是新民学会成员。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根据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②。
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这时他三十岁，刚好是“而立”之年。
三大后，中央机关暂留广州。这时起，毛泽东开始接触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他曾和李大钊、陈独秀到廖仲恺家商谈国共合作的具体事宜，还常去培正路简园谭延闿住处。谭被赵恒惕迫出湖南后，这时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建设部长，正在为讨伐赵恒惕做准备。毛泽东通过他加强对国民党内部情况的了解和联系，也为中共湘区委采取联谭倒赵的政策创造条件。这时，国民党本部刚好要派国民党元老覃振回湖南，毛泽东便托他带信给李维汉，要湘区委协助覃在湖南筹备国民党组织。当时，在湖南的国民党员只有邱维震一个人。
此后，毛泽东一直挂念这件事情。九月，中央机关迁回上海办公，便委派他回湖南贯彻三大决议，指导湘区委筹备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在国民党中央担任总务部副部长的共产党员林伯渠，还给了他一个中央党部筹备员的名义。
此前，湘区委接受他的建议，派何叔衡、夏曦、刘少奇和覃振、邱维震成立了筹备组。由于谭延闿率军讨赵，湖南战事甚紧，工作没有完全展开。九月，谭败退广东，局势稍稍稳定下来。十六日，毛泽东回到湖南，随即同夏曦商定了筹建和发展湖南国民党组织的具体步骤：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在常德、衡阳等地建分支部，在这个基础上再成立湖南总支部。二十八日，他写信给在广州的林伯渠等，汇报了这个计划，说当天便“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并建议委任夏曦为筹备主任。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十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随后宁乡、安源等地分部和湖南总支部也相继成立，使湖南在大革命时期成为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这次回湘，毛泽东和杨开慧仍住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二十二号。开慧上有老母，下有孩子，负担很重，生活清苦。毛泽东回来后她格外高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毛岸青也于十一月降生了。可是刚住了三个月，毛泽东就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要他离湘赴上海。临行前，毛泽东强抑感情，作《贺新郎》相慰：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毛泽东到上海，是为了参加即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的通知说：“吾党在此次国民党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明晰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俟各省代表过沪时，我们的同志再集合议决一致的主张。”③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是个很重要的日子。在孙中山主持下，国共两党的精英，同处于广东高等师范学院那座有着高高塔楼的礼堂内，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分出席。他的座位是三十九号，会议期间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他多次发言，除就组织国民政府、出版及宣传、设立研究会等问题发表意见外，还针对国民党内的右派观点申明自己的主张。
一月二十八日，讨论国民党章程时，广州代表方瑞麟提出不能党中有党，要求写上国民党员不能加入其他政党的条文。这个提案显然是针对共产党员跨党、反对孙中山容共政策的。李大钊率先驳斥方的谬论，诚恳地解释了共产党的做法。廖仲恺等人起而支持。在大会气氛有利于国共合作的情况下，毛泽东趁机发言：“主席！主席！三十九号发言，本席主张停止讨论，即付表决。”④结果方瑞麟的提案被轻易否决了。
二十九日，大会在是否通过“请采比例选举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时，发生了激烈争论。所谓比例选举制，是西方国家选举制度之一。它根据各政党在全国所得选票在选票总数中的比例，来分配其议员席位的名额。提案人黄季陆发言说：“比例选举制，可以打破现在选举的流弊，因为现在选举制总是以多数压服少数，而比例选举制则各能如其势力以发展，毫无冲突之处”。他的意图是保护当时在国民党内占少数的右派的地位，很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毛泽东发言反驳说：“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摈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⑤多数代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大会没有通过这个提案。
毛泽东在会上的表现，受到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人士的赏识和注意。三十日上午，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拟了一个候选人名单，交付大会表决，其中就有毛泽东。他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被派往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他于二月中旬到上海，同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等住在闸北香山路三曾里中共中央机关内。六月初，杨开慧和母亲带着毛岸英、毛岸青从长沙到上海，一家便住在英租界慕尔鸣路甲秀里（今威海卫路五八三弄）。
上海执行部是国民党在广东根据地以外最重要的机构，统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上海等地工作，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四十四号办公。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伧等分任各部部长，毛泽东任组织部秘书兼代秘书处文书科主任。沈泽民、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向警子、罗章龙、邵力子、张秋人、王荷波等共产党员，也都担负执行部各部门的实际工作。社会上一时称环龙四十四号为“国共群英会”。
中共中央领导机构那时也设在上海。国共合作一段时间后，需要总结经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等决议案，强调“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左翼”，并“以宣传工作为主”，宣传国民党一大精神，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要求民权的主张。这次会议决定中央分设组织、宣传、工农、妇女各部，毛泽东担任组织部长。
会后，他以中央局秘书身分，起草并与陈独秀联合签署了一系列文件，如《中共中央通告》第十四号（五月十九日）、第十五号（七月二十一日）、第十七号（九月十七日）、第二十一号（十一月一日）等。这些文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右倾。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孙科等提出“制裁共产党分子案”。十八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等又提出“弹劾共产党案”。针对这些情况，在第十五号《通告》里第一次使用了国民党“右派”这个概念，要求全党一方面要注意革命势力的联合，不要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另一方面，“为国民革命的使命计”，对右派的言论、活动，“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
毛泽东正是本着这种原则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坚持工作。执行部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党员重新登记。老党员也都要经过填表和审查后才能成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员，发给党证。作为组织部的秘书，毛泽东具体负责这件事。有些老党员摆资格，认为“毛头小伙子不配问我们的履历”。据罗章龙回忆，“一天，一个人冲到楼上，胡汉民、汪精卫都起来打招呼，他们三人交谈，我和润之不认识此人。那人说，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可不可以免填？”一打听，才知是辛亥革命后当过四川省长的谢持，现在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实际上是个反对改组的右派。“他到我们这里说了一遍，大家都不以为然地说，党员人人都要填”。因为未得允许，谢持便“一怒而去。润之说，派人送张表去，要秘书好好解释一下，可以放宽点”⑥。给了这个台阶，谢持还是填了表。那些以老党员自居的人也都按规矩办了。
右派分子自然仍不会罢休。成立上海第四区党部时，右派为争取领导权，先是请孙中山出面为他们说话，但遭到拒绝。然后孤注一掷，决定雇佣流氓打手，混入会场干扰。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后，同左派商量，动员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出席会议，由王荷波组织纠察队，控制会场，制止流氓混入，保证了成立会顺利进行。
叶楚伧是执行部三个常委之一，算是负责人。八月一日，他竟策划一些国民党人在上海南方大学开代表会议，讨论所谓“处置共产分子问题”，当即激起左派的反对。第二天，右派分子闯入上海执行部机关，殴打邵力子。事件发生后，由毛泽东领衔，同恽代英、施存统、沈泽民等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叶楚伧“主持不力，迹近纵容”。
毛泽东事实上成为中共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中心人物，以他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同叶楚伧等右派的斗争也公开化了。这年十一月十七日，孙中山应冯玉祥等的邀请北上，途经上海。毛泽东向他面呈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上海执行部十四人致孙中山的信，反映“自八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部内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于停顿”，希望派员解决。孙中山因北上事繁，又染重病，无暇处理此事。叶楚伧等人“用尽办法、把毛赶走”⑦。加上积劳成疾，毛泽东就在十二月请假回湖南老家养病。叶楚伧很高兴，特地宴请上海执行部的一些右派分子，“以志祝贺”⑧。
毛泽东离开上海不久，中共四大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在上海召开。这次大会明确提出无产阶级要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并确认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这是党对中国革命认识的重大进展。大会还选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局，毛泽东没有继续当选。
四大结束后不到两个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共两党组织各界群众，广泛传播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精神，形成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接着，五卅运动席卷全国，把大革命推向高潮。同时，国民党内左派和右派也进一步分化。以一九二五年八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为标志，国民党内部逐步形成以蒋介石、戴季陶、胡汉民为代表的新右派。这就使国共合作的关系更加复杂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从湖南归来，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到达广州。这时，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因政府事繁，不能兼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职事，于十月五日推荐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
毛泽东到任后，为了纠正此前宣传工作无计划、不敏捷、不普遍的缺陷，首先着眼健全宣传工作体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原来管辖的范围实际上只及广东一省，同其他省市党部宣传部门没有联系。毛泽东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通过报刊和交通工具向各省市宣传部布置宣传要点，一是要求他们定期向中央宣传部报告工作。到一九二六年五月毛泽东离开宣传部时，向中央宣传部报告工作的省市已达十二个。
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很快出现生气勃勃的局面。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秘书长的林伯渠，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作党务报告时，欣喜地说：有一件事可以乐观，就是本党在海内外的宣传工作很有进步，“本党在以前对于指导民众运动的宣传工作不很统一，现在说可以比较的统一了”，在深入民众宣传反帝反军阀方面，“本党也都可以指导而有成效”。
在国民革命错综复杂的风风雨雨中，宣传工作的成效不只表现在它的规模和数量方面，更重要的是它贴近时事的深刻内容和战斗风格。
毛泽东刚刚主持宣传部工作，国民党内部就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林森、邹鲁、叶楚伧、张继、谢持等少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在北京西山孙中山灵前非法召开自称的国民党第一届第四次中央执监委员会议。他们公开提出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解除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职务，停止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等，史称“西山会议派”。他们在一些地方设立“国民党分部”，操纵上海的《民国日报》，大造反苏、反共，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舆论。这以前，戴季陶先后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宣扬阶级调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要求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员”。
一个新的尖锐问题摆在了共产党人的面前：为了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对国民党内新老右派变本加厉的分裂活动，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毛泽东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的调查表时，在说明他的政治主张后，已经指出中产阶级存在着左翼和右翼，对待两者的态度应当有根本的区别。他写道：“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
毛泽东在理论宣传上做出了可贵的努力。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上，发表了国共合作以来他的第一篇最重要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文章劈头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与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在逐一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后，毛泽东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乃是我们的敌人，一切小资产阶级、农民、无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朋友。文章特别提醒人们注意，中产阶级对中国革命具有动摇不定的矛盾态度。例如，“有一个戴季陶的‘真实信徒’（其自称如此）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乃活画出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因此，这个阶级的“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时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
这个分析是深刻的，在当时是独具特色的。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出版的《中国农民》和三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国青年》，都先后转载这篇文章，随后又在广州汕头出单行本。几十年后，作者把它作为开卷篇收入《毛泽东选集》。
从主编《湘江评论》开始，毛泽东一向看重报刊舆论的社会作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在反击新老右派的斗争中，他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创办了《政治周报》。据沈雁冰（茅盾）回忆：该报当时“对外不公开，所以通信地址就设在毛泽东的寓所。毛泽东已编了四期，后因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会后忙于其他工作，有一个多月没有出版。我去接编的是第五期”⑨。
为什么要办《政治周报》？毛泽东在《发刊理由》中说得很明白：“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对反革命的宣传，他说：“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怎样进行反攻？在方法上“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在他自己主编的四期上，毛泽东发表了十几篇文章，揭露一切反革命宣传的实质，是“以国民革命指为共产革命，以国民党指为共产党，以国民政府指为共产政府，以国民革命军指为共产军，无非承了帝国主义意旨，制造几个简单名词散布出来，企图打破国民革命中各阶级合作的联合战线”⑩。
“联合战线”，就是后来说的统一战线的意思。那时，许多人担忧，分裂出一个国民党右派，对国民革命是一个很大的不幸。毛泽东在《政治周报》上的许多文章，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历史必然性。他的基本观点是：在革命和反革命两大阵营的决斗中，中间派不是倒向这边，就是倒向那边；划分左派和右派的标准，是看他对待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态度，对待国共合作的态度，对待工农的态度；西山会议派就是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事实上做了帝国主义所需要的工具。从国民党自身的历史和结构成分来看，国民党右派分裂出去“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我们虽不必以此为喜，却断不是什么不幸的事”，因为它“并不足以阻碍中国的国民革命”⑾。
反对西山会议派斗争的高潮，是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分出席，席位是第十三号。会前，他被指定为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五位成员之一，并为国民党中央起草了《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严厉批评西山会议派的言论和行为。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一大”以来的《宣传工作报告》。他还参与起草《宣传决议案》、《宣传报告决议案》和《党报决议案》。
大会二百七十八名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了绝大多数，使会议得以继续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对参加西山会议的右派分子分别给以党纪处分。
一月十八日在讨论《党务报告决议案》时，黄埔军校代表袁同畴节外生枝，说国民党内所以发生两派纠纷，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务活动而不肯公开造成的。他提出三个解决办法：“（一）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时，声明自己是共产党员。（二）共产党员要将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公开。（三）中国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该地党部之许可。以上三样办法，如果办到，其纠纷将不解自解。”毛泽东等相继作了反驳。毛泽东发言说：关于共产党人的身分，“如果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也决不是真正共产党员了。但是共产党在中国还算是一个秘密组织，与俄国共产党执政可以公开活动，情形不同。在中国共产党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等地，也要声明，便马上要受枪毙了”。关于共产党的活动，“在共产党的友党中国国民党势力之下公开是可以的。但在他处，也要公开，就马上要给人解散消灭，这便足以使国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受一个重大打击，也于革命前途是不利的”。至于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问题，“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若何的限制”。这些发言得到很多代表的赞成。袁同畴不得不表示：“本席可以收回前时的提议。”⑿
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央常委会批准毛泽东继续代理宣传部长。他又调进萧楚女、沈雁冰等一些共产党员。宣传部“人才济济，一时有人才内阁之称”，“实际上宣传部的工作都是共产党做的”⒀。
但是，这次大会在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对势力正在坐大的国民党新右派却没有触动。“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了解到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中存在危险。为了排除这种危险，他们准备向新右派（戴季陶）作出让步。”在选举问题上，他们甚至一开始就打算退让，决定“只应有两名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中央”。只是由于出席会议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们强烈反对，才使新选出的三十六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有七名，二十四名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有六名。蒋介石在这次会上第一次当选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又被选为常务委员。在国民革命军里，他原来只是一个军的军长，此时又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的总监。这就为他篡夺领导权埋下了隐患。后来，毛泽东谈到国民党二大时说：“第一个失败的关键是二次代表大会，我主张反击。因我们有三分之一，左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赞成，结果我们自动退却”。⒁
中国共产党出于善意的退让并没有使联合战线内部的矛盾因此缓和下来，相反，倒是更壮了国民党新右派的胆。二大结束后才两个月，蒋介石就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三月二十日，他无中生有地说共产党人私调中山号军舰要劫持他离开广东，借此逮捕了代理海军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在广州实行戒严，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员，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
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就赶到苏联军事顾问团的住所，同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商量对策。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也在那里，他们俩都主张反击，毛泽东建议动员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密赴肇庆叶挺独立团驻地开会，通电讨蒋，削其兵权。⒂但遭到拒绝。随后，他又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里了解情况，正好碰上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周恩来回忆说：“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他说不能破裂。”⒃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李富春等对情况的分析是：黄埔军校有五百多共产党员，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五个军的军长和蒋介石有矛盾，而蒋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我们还掌握了一个叶挺独立团，从力量上看是可以反击的。只要我们态度强硬，国民党左派也会支持我们。
这些建议都被拒绝。当时正率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在广州访问的依文诺夫斯基也不同意，他是苏共中央委员、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在处理中山舰事件中事实上处于决策地位。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也主张妥协。三月二十九日还发出指令说，“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军、第三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发生冲突”。对蒋介石，“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拯救他，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
蒋介石确实很快从中山舰事件陷入的政治危机中“拔出来”了。不到两月，他就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借口避免“党内纠纷”，提出一个《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在国民党省、市以上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彭述之来指导出席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在讨论是否接受此案时，一连七天都没有结果。最后，张国焘按照他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以及陈独秀商定的意见，要求与会的共产党员签字接受。毛泽东没有签字，全会表决时也没有举手。具有讽刺味道的是，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国民党左派都激烈地反对《整理党务案》，以至声泪俱下。但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此案。
根据《整理党务案》，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离开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位置。此后，他的主要精力转向另一件事情了。
那就是农民运动。
注释：
① 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向导》周刊，1923年7月1日。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
③ 《中共中央第十三号通告》，1923年12月25日。
④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1924年1月。
⑤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1924年1月。
⑥ 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02页。
⑦ 大德：《上海执行部小史》，《现代史料》第1集，1933年。
⑧ 大德：《上海执行部小史》，《现代史料》第1集，1933年。
⑨ 茅盾：《回忆录》，《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⑩ 毛泽东：《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政治周报》第1期，1925年12月5日。
⑾毛泽东：《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10日。
⑿《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1926年1月。
⒀茅盾：《回忆录》，《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插话，1943年11月17日。
⒂茅盾：《回忆录》，《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⒃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1943年11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