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如何才能实现内部整合并对外竞争
中国自从近代以来，我们国家和民族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被强迫性地纳入了一个国际竞争体系。中国人怎样整合自己的力量去应对这个国际竞争，怎么样在这个国际竞争体系里面定位，或者说按照一九五五年毛泽东说法，中国将要怎样去解决中华民族的“球籍”问题，这个问题在今天并没有找到很好的出路。我们看到，在二十世纪最开始的时候，慈禧太后下诏书说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接下来的国民党主流派蒋介石说“日本人来了还有亡国奴我可以当，gcd来了我亡国奴当不成”，再接下来是汪精卫的曲线救国选择，还包括gcd直接动员底层民众力量，这样一系列的重大历史过程中，我们看到是对中国问题与处境非常不同的感受、表述和应对方式。
为把这个过程中涉及到的问题充分地简化，我们就把这些选择按照“二分法”来归类，按中国社会阶层对比来分，可以分为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他们开出的不同药方，就划分为精英主义道路和平民主义道路。我定位的毛泽东就是在平民主义道路上，他借助的力量就是平民阶层的力量。
无论是精英阶层还是平民阶层，在中国近代史上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共同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安全和民族独立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工商业如何顺利成长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近代以来我们国家的人口急剧增长和农业生产条件不佳带来的民生问题。在这样的一个应对过程中，各个方面都需要回答怎样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怎样把中国做成一个合格的国际竞争实体？怎样完成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我们有什么可以借助的力量和优势？说到底，就是一个如何完成内部整合同时赢得对外竞争的问题。
从晚明到清代到近代，中国的民生问题是非常突出的。我们小时候上历史课，经常有这么一句话叫“哀鸿遍野”，这种情况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经常出现的，特别是灾害比较集中的黄淮海平原地区。淮河中游有一个民谚是这样说的，“十年倒有九年荒”，另一个说得更加清楚，说这个地区是“三年水灾三年旱，三年蝗虫闹灾殃”。这些问题在我们几千年来的历史上，是没有那么严重的。历史上我们国家的中心地区是从中原开始，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力加大，人口增长通过农业区域向南扩张来解决，中原的土地利用完了，刚好我们金属工具也开始使用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砍伐大面积的森林来向南扩张，到明清两朝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包括珠江三角洲，都连续开发出来利用了。我们的人地矛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持续地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近代我们看到，中华民族这一条出路被封住了，我们也有很多人下南洋，我们知道从西方殖民者过来以后，很多的华侨遭到大规模的屠杀，这种屠杀的背后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这条出路已经无法利用了。南洋有很多地盘可以利用，但是我们已经去不了了。去了以后，情况也是很悲惨的。这样就提出另外一个重大的课题，我们人口的增长和我们土地利用率提高，我们失去了向外寻找缓和空间的可能，这就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实际处境，在这样老办法不管用的情况下，民生问题越来越突出的，人地关系的紧张表现方式之一就是灾害连年。
我们在描述中国自己的情况的时候，常常使用一句话叫“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各色人等在开药方的时候，也往往能够注意到中国庞大人口所隐藏的力量。在一八九五年兴中会成立的时候，孙中山他们就注意到我们国家庞大的人口资源，他当时就想到要想办法利用这“四百兆苍生”的民众力量，把它凝聚起来形成一股力量，来解决我们国家面临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应对晚清时期中国的边疆危机。孙中山最后是在抱怨中国民众不觉悟中失败的，实际上真正能够把中国民众变成一股力量的是毛泽东。
二、近代历史上精英阶层的努力过程回顾
从时间顺序上，我们首先回顾一下中国的精英阶层是如果面对这三大问题的。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精英阶层就开始了他们的努力过程，最开始他们认识到我们在武器方面有差距，想要通过这方面的学习和努力来，来弥补我们的缺陷，洋务运动后来是悲壮的失败了。洋务运动不行了，中国精英阶层就开始搞变法，这一部分知识精英意识到我们整个民族的力量难以凝聚，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上与西方有差距，所以我们无法整合自己的的民众，呈现一盘散沙状态，所以在政治上也要向西方学习。再后来就是中国精英阶层主持进行的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20年代的大革命，看来原来的旧官僚精英群体确实不行，通过两次革命成功，换了两拨好人和新人上去，总可以了吧，结果仍然不能解决中国所面临的三大问题，社会矛盾继续在向激化方向发展，近代历史上代表着中国精英阶层真诚救国努力的三大步骤，都没有能够奏效。作为一个共同的特点，中国精英阶层设定的全社会努力方向，都是关涉他们自己的现实社会地位和职业利益所在。
不能说中国的精英阶层救国救民的愿望不真诚，不想要拯救中国。我们大家可能都有很深刻印象，比方说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的时候，特意做了很多歪曲，目的是就是为了激发中华民族的竞争意识，他把竞争成败提高到我们这个民族会不会被淘汰的高度上。到五四的时候中国知识精英进一步激进化，在政治法律制度上和科学两个方面，都提出要向西方学习，算是综合了洋务运动和变法的经验。同时激进的知识精英认为：我们以前的东西都是没用的，最好是割断历史，抛弃自己的文化传承，各个方面都要向西方学习。这是精英阶层开出的药方，“革命性”不可谓不彻底。在实际过程中，从洋务运动到变法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系列是我们国家精英阶层为了解决我们近代的历史性课题，所做出的全部探索和努力过程，从切实解决问题着眼，我们当然要“以成败论英雄”，那么我们看到这些努力过程都悲壮性地失败了。而且正是因为我们整个民族，都在等待精英阶层的认识、进步，在等待他们的努力取得效果，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的中华民族在这个黑暗中沉沦了非常长的时间，最后是底层民众在精英阶层的长期失败的前提下，最后是以自己的浴血奋斗赫平民革命来解决问题的。
在这样一个长期过程中，由于精英阶层无法超越国际竞争失败的处境，中国有限的内部资源分配中，还要被帝国主义占去一份，结果基于资源分配上的阶级矛盾更是激化，底层社会逐步丧失基本的生存权，在这样的情况下，反抗的成本和风险急剧下降，起义与革命风潮风起云涌。从太平天国革命到接下来的四九年的平民革命成功，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社会矛盾就一直是处于这样非常激化的状态。鸦片的大量输入导致的白银外流，使得国内银价腾贵，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银价上升一倍以上，而平民之间的结算和收入都是以制钱进行的，而给清zhengfu的税收却是要以银两结算，结果加深了平民阶层的负担，激发和加强了对清zhengfu的不满情绪，这是太平天国得到大量农民拥护的一个重大原因。
我们以前经常提到一个我现在认为还是成立的说法，就是我们国内的“阶级矛盾”超过了“民族矛盾”。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精英阶层的选择是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从慈禧太后到汪精卫到蒋介石，都在不同程度上要寻求对外妥协，寻求对内强有力地镇压。这种镇压之所以需要，是因为我们国家的资源是有限的，在低程度的开发下，我们可供分配的资源是不足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矛盾居于生存资源的竞争非常严重。精英阶层做这样的选择，不仅不能整合国内力量应对外侮，而且还往往要招致更多的外患。最后精英阶层自己也对自己的阶层表现产生了绝望，著名的西化学者胡适最后说“中华不亡，天理难容”，看来不走出精英主义的藩篱，就无法找到中国的自救之路。中国精英阶层在救亡道路上的失败，实际上就是精英主义道路在中国的最后破产，剩下的事情就要看中国的平民阶层在历史舞台上怎么表现了。当然中国的精英主义者对于精英主义在中国的最后破产的历史过程，不仅是讳莫如深的，而且是抵死不认，至今还在不停地辩解、否认和翻案，有一句民间的歇后语用来形容精英主义者是很贴切的――鸭子死了嘴还硬。
毛泽东生前老是喜欢把“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并列，按照中国近代历史的经验，结合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实际，可以合理地重新解读为“精英阶层与精英主义道路、平民阶层与平民主义道路”的对比。我们来看一看作为平民主义道路的指路人的毛泽东，是如何在平民主义道路上提交答卷的。
三、毛泽东的选择的竞争道路有什么独特之处
竞争永远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优势，而且要把自己的优势，充分落实到资源分配中去，争取占据更大的分配份额，这样定义竞争的话，竞争永远是强者胜，强者自己主导竞争规则，实质上是制订有利于自己的分配规则，竞争永远是从属于“少数人利益最大化”这么一个目的。而竞争这个东西，又不是我能够选择而是被别人强加的，这一点毛泽东把握得非常好，他非常通俗地打了比方，把问题提出来“为什么先生总是打学生？”今天美国总统小布什还在回答毛泽东的问题，他说中国是头号竞争对手。从过去到今天，竞争这个东西总是强者强加给弱者的，在国际上是强国强加给弱国的，在国内是精英阶层强加给平民阶层的。西方规定的竞争方式，简单化的理解就是：武器先进者胜，经济技术优越者胜。在这条路上，应该说中国整个精英阶层，包括他们采取的三大步骤，都是简单地学习西方的现成竞争方式，先是通过洋务运动要缩小与西方的武器差距，然后是要跟随西方的制度，最后是要把自己的历史全部割断，然后再去跟西方竞争。
中国精英阶层开出的各种药方，实际上是要求我们去发展难以与西方抗衡的武器优势和物质技术优势，和西方竞争。而完全拒绝在特定而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去思考我们在没有经济技术优势的情况下，要靠什么来参与竞争的问题。中国近代面临的就是在没有西方那些优势的情况下，在被动卷入的情况下，如何加强自身的竞争力问题。我们看到，竞争还有另外的方式和道路，毛泽东提出的是另外一条路，这条路我们也很熟悉，叫“上下同欲者胜”，这是先秦时代孙子最先表述的。其实军事思想是最彻底的竞争意志和技术表述，毛泽东开出的竞争药方，是典型地反映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毛泽东是真正具有竞争头脑的人，他思考问题的方式，与中国精英阶层跟在西方后头亦步亦趋的思维方式绝然不同；毛泽东把这种跟在西方人屁股后头只知道照办照抄的言说方式，讥笑为“言必称希腊”，并正式命名为“奴隶思想”（指代右的方面）和“教条主义”（指代左的方面）。
毛泽东选择的这条竞争道路，我认为有这么几个方面的针对性。第一，我们的人均资源是有限的，而且缺乏竞争优势去汲取外部资源，只要在中国采用精英主义道路，必然导致国内的矛盾激化，导致阶级矛盾超过民族矛盾。这是中国近代外患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中国不能完成内部整合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第二个层面上，毛泽东主张一条平民主义道路，就是要把多数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吸引多数人的积极参与，去完成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目标；才能把整个中国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整合起来，用于发展自己的工商业，用于实现自己的工业化，用于改善自己的基本民生条件；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弥合整个社会的阶层分裂，拧成一股绳，用共同的力量一致对外。
毛泽东选择的这样一条道路，经过近代历史检验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四九年的革命成功实现了真正的国家和民族独立，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的胜利，让最大的帝国主义看到了中国人民不屈的竞争意志和力量，认识到与中国为敌是极为不明智的。尼克松在1971年说中国是五大力量中心之一，这就意味着他承认如果整个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了，那么美国就无法用战争或者其它各种手段来加以威胁，借以实现自己的不正当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跟中国为敌的话，成本和风险太高而收益却一无所有；显然尼克松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肯定中国在经济和技术进步上有多么大的成效，已经让他们感到了威胁，而是意味着他认为无法跟完成整合的中华民族竞争，这个竞争的成本和风险太大，所以他要放弃。如果说中国革命是以反帝反殖为主要目标的话，那么这个革命的逻辑结束点，就是在一九七一年到达的。在这一年中国在美日极力阻扰的情况下，成功地恢复了联合国的席位，这也是中华民族不能主导自身命运、长期受奴役这样一个阶段结束的重要标志事件。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不妨回顾一下，毛泽东思想被我们的官方权威定义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相结合”，我们就不能不有所质疑。从中国革命的依托力量看，很显然我们的革命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从它的领导力量、动员方式乃至直接目标，都不是马克思指称的无产阶级革命。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毛泽东与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
在一九三零年，毛泽东公开发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如果用很通俗的语言来进行表述的话，实际上就是说，蒋介石这帮蠢材，他们要在国际新殖民主义体系里去就位，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必然要成为资源流出地区，我们的工商业在国际垄断资本的竞争压力下是难以发展的，我们国家自己的资本家阶级也是不能顺利成长起来的，因为他们没有很好的条件去完成资本积累过程。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本家不能长大，资本家的范围无法扩大，蒋政权的政治基础和依靠力量就是非常薄弱的；而且在国内蒋政权跟富人站在一块，有限的资源分配上，在政权的扶持下向富人倾斜，穷人就难以维持基本的生存权。而生存权的失去，是革命的一个临界点，如果多数人没有生存权的话，就意味着造反和革命的机会成本为零，这个时候反抗与革命的星星之火，就会迅速蔓延起来。所以不是工人阶级最革命，而是“人愈穷，才愈要革命”。根据毛泽东的分析，在中国是谁最先失去生存权呢？是广大的农民，如果我们gcd坚定地和农民站在一起，我们就赢定了。为什么？因为中国农民人数最多。
我们看到后来的中国革命发展进程，就是不断地证实毛主席的判断。作为一个一般的规律，共军在国民党“剿匪”的情况下，不是越剿越少，而是越剿越多，这个仗国民党是无论如何都打不赢的，除非他把中国农民都杀光。这一仗无论共军狡猾不狡猾都是赢定了，共军狡猾的话，大概可以缩短战争进程，不狡猾的话也必然要胜利，这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毛泽东我们的小米加步枪比蒋政权的飞机加大炮厉害，这是因为武器上的有限差距，最终不能抵消人心向背上的根本差距。毛泽东深切把握到了民众选择不选择谁，才是决定战争胜负最关键的因素，所以毛泽东军事思想可以归结为“人民战争思想”。
蒋政权在自己选择的精英主义道路上，它最终无法兼容多数人的基本生存利益，这是毛泽东的一个基本判断，革命成功的全部可能性也就在这里；就是说你这个政权，你所选择的道路，如果不能兼容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权，那么你的政权是无法长久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来看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政策，看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里面的一些思想，都是反复不停地讲这个东西。如果中国的政权最后选择跟富人走在一块儿，他们的基础就会很狭隘。因为中国资源很有限，由于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体系的就位，大量的资源流出。国内可供分配的资源有限，上层社会不能顺利长大，下层社会除非推翻旧政权旧不能顺利解决自己的生存权问题，因此革命必然会成功，这是它的一个基本判断。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仅仅是这样一种革命的话，我们看到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革命、农民起义，并且最后都成功了。它这场革命如果仅仅限于此的话，那跟历史上就没有分歧。实际上这场革命仍然跟我们现实社会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的力量整合起来，在全球竞争的格局里，争取自己一个竞争性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这个革命领导群体显然比历史上任何一场革命都有更多的目标、更多的问题需要去面对。
四、毛泽东如何因为经济建设原因去强化zhengfu组织功能、发挥群众力量
我们先看解放以后，到毛泽东是怎么利用这样一股庞大力量的来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1956年毛泽东在与34个部长座谈之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文章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就是要注意平衡发展，包括地区和产业的平衡。这个平衡发展不是常见的那种面面俱到的官样文章，而是要落实在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上，由于劳动力资源充裕，我可以在重工业优先的情况下，对农业生产条件改善投入必要的人力，各地都有利用充裕的劳动力进行建设的条件。
与充分利用中国丰富劳动力资源的努力相对应的，必然要求一个强有力的整合力量来起作用，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与现实中间，强有力的整合力量只有两种：资本和政治权力。我们今天仍然看到在中国经过几十年的高积累政策之后，仍然是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下岗工人，这样的现实有力地说明了中国资本所具有的有限的整合力量，不足以实现“充分就业”也就是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剩下的唯一选择就只有通过政治权力的下沉，去担任组织和动员的职能。
在这个状况下，我们来评论毛泽东时代的三面红旗，我个人认为有另外的意义。三面红旗实际上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设计理念很清楚，它就是要把国家政权插到穷乡僻壤，把五亿四千万中国人民都要组织到这个总的体系里来，为建设新中国出力。在农业生产领域，中国从土改分田分地开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进入合作化，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进入人民公社了。从商鞅变法就开始确立的传统的家庭生产单位现在要扩大了，就是说农民至少要在生产队里劳动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个人的解读就是：要以有组织的力量来改善基本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的抗旱除涝能力，在基本农业生产条件改善的基础上，去寻求粮食的增长，寻求人均消费的增长来改善我们的民生，在没有工业对农业的强大支持的前提下，这是一条唯一的出路；而中国当时的重工业优先战略，实际上也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难以指望工业对农业的强大支持和回馈的。
三面红旗有这么两重内涵，第一，在农村是以有组织的合作努力代替从前的家庭劳动。第二，三面红旗还排除了以资本积累为核心来整合我们的人力物力资源的积累方式，实际上是以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完成工业化需要的原始积累过程。三面红旗的内容主要是落实在这两方面，第一，怎样利用我们庞大的劳动力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第二，在资本积累不能正常进行的情况下，我们以国家政权的力量来统筹进行。所谓“大跃进”用通俗的说法，就相当于是部队的“强行军”，就是强行让大家走快一点儿。我们没有良好的外部掠夺条件，我们也不能剥削别人的情况下，在自己积累过程不能顺利进行时号召全国人民少吃饭、多干活。这两个意义上看，结合改革后中国工业陷入边缘化的后果，和解放前中国积累过程呈现买办化和官僚化特色的事，说明在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希望通过私人积累来主导中国资源整合过程被证明是无效的，因此我认为这种战略选择在方向上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而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就比较多了。
在农村推行有组织的努力过程，有许多难以替代的好处：一是可以在生产队这样的基本生产单位里面，发展分工协作，增强农业部门对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学习能力。二是可以解决从农村里抽调大量的劳动力资源，支援工业和城市建设进程，同时却不影响基本农业生产单位的生产条件。三是基本农业生产单位的扩大，提高了农民自身抗风险的能力。四是能够在基层合作生产组织的基础上，动员剩余劳动力，广泛开展水利设施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改善基本农业生产条件，提高抗旱除涝能力。这些问题在分田到户之后，每一个都有了我们不想要的答案，在反面证实了毛泽东选择的合理性。
1980年代否定毛泽东选择的重要理论基础，主要是日式生产的管理与监督问题，这些新的理论说因为没有办法很好地监督集体劳动中的个人行为，所以人们的劳动效率极为低下，从影响了企业效率，宏观后果就是中国经济与四小龙相比落后了。换言之，这些人宣称毛泽东选择的合作经济模式，zhengfu管制经济必然带来低效率，要为中国没有实现富裕发达负责任。
这样的说法如果要成立，有几个重大的假设必须同时成立。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限制主要在于劳动在质和量上投入不足，二是企业效率主要是在内部决策和执行过程中决定的，三是不存在合成谬误，经济分析可以直接通过微观分析通过算数加总为宏观后果。然而，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中国恰恰是劳动力严重过剩的国度，而且企业效率在改革后却急剧下滑，合成谬误在改革后的投资和市场价格上极为明显。
除了企业本身生产效率之外，还有一些很重大的问题决定微观企业效率和宏观发展后果，比方说在宏观经济学里面，“价格配置资源”是一个很基本的原理。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在讲竞争讲企业效益讲国家发展水平的时候，都只一味地强调企业内部因素，都不讲这个东西，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价格配置资源”是什么意思？比方说一个企业它用自己的产品在市场上实现的是什么价格条件，那么它的效益主要是由这个条件决定的。换言之，不是企业内部而是外部市场条件决定企业的效率。如果企业能够用垄断高价来卖出自己的产品，很显然它就有垄断利润，如果它只能用竞争性低价卖出自己的产品，很显然它只能维持自己的简单再生产，或者是即使能进行扩大再生产的话，也是非常有限的。这个方面的成效是企业成长的关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来看，比较中国的民族企业和国外进来的垄断企业就很清楚，像广州的保洁公司，他们的价格就是垄断高价，九十年代中期它们的利润率就是百分之五十，它有这样高的利润率，它当然可以大手大脚，它的企业内部根本用不着节约，它既可以给员工高薪，也可以给zhengfu高税，还可以大手大脚花钱，它还是有“效益”的。这个过程我们看的很清楚，跟我们自己的小企业相比的话，它们的优势就很明显。
大致上可以这么说，一个企业的内部管理的节约、创新、人力资源的工资成本下降，这个部分能够给影响企业效率，大概有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这个空间，那么百分之七八十的那个利润空间，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资源的取得，就要取决于你这个企业在市场上的地位，靠你企业产品的实现条件来确定。如果你是低价实现你的产品，你就是无效率的。这个理论延伸到一个国家与一个国家之间的宏观经济发展效果，也是一样的，像我们国家用这样一台电视机，去换美国英特尔一块芯片，这个交易过程我们就很清楚，我们这个电视机里面包含的不可再生资源，是比它那个要多出许多倍。在这种交换的背后，我们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是向美国转移。根据我个人的估计，中国每炼十吨钢，每挖十吨煤，都有三分之一要通过这样的交易过程输出中国的国境，到欧美日这些国家，他们是我们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
所以企业的微观效率和国家的宏观发展水平，最终是你可供利用的资源数量决定的。美国人均消费11吨标准煤，中国人均徘徊在1吨左右，所以中国只能是穷国。一个企业争取不到足够的资源，就只能是陷入萎缩状态。我们经济学家的制度决定论，产权决定论，不是控诉公有制，鼓吹瓜分国有企业那么简单，而是制造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一个新版本。
我们国家自己在这大量资源流出的背后，自己的工业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边缘化”现象。所谓边缘化就是拿一个盘子做比喻，它的边缘很薄，我们工业企业的利润都是很薄的。这个在数据上是这样的，在八五年的时候，我们国家进行过第二次工业普查，当年工业企业的净产值率是百分之三十六，到九五年第三次工业普查的时候，我们的工业净产值率已经下降到百分之二十四了。这个数量下降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个百分之二十四中交了国家的税赋，大概去掉一半，还剩下百分这十二是企业自己可自由支配的，那员工的工资、福利、工厂的管理费用、产品在市场上实现的费用，这一系列都要在百分之十二中开支，还有一些企业是有垄断利润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大部分企业失去了可供自由支配的资源份额，长期陷于简单再生产。都难以为继的这么一种困境。
那么这种产业“边缘化”现象，从宏观上看它的后果，主要有三个。第一个就是，企业的积累过程不能顺利完成，就是资本家自己也赚不到足够的钱。第二是企业对财政的贡献能力不足。那么zhengfu就要想办法缩小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大量的歧视性政策针对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就是财政能力不足的必然结果。其实第三是企业对工人给低工资，结果达不到他们在城市里维持生命再生产的水平，这就使得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严重落后于工业化水平，“打工仔”就是必须在农村完成他们的生命再生产过程。因为在整个全球竞争的体系里面，我们的大量资源处于流出状态，内部可供分配的资源不足，积累和消费都要受到决定性的影响。
我们在这里重点讲一下，中国的zhengfu权力能否从市场退出的问题。因为积累过程无法顺利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中国的资本积累，就得结合其它强有力的因素来进行，比方说跟政权相结合。上海的周正毅案，看的就很清楚，这个案例中实际上就是与官员合伙，把土地资本化，然后再共同占有土地资本化的收益。周正毅他不是zhengfu呀，他没有办法这么办，他只有联合zhengfu官员，他的资本积累必须通过跟政治权力的密切结合才能进行。这种情况下政治权力既然帮你完成资本积累，那就要分红，前总书记江泽民说“所谓腐败就是拿权力和金钱做交易”。权力为什么能和金钱做交易呢？你资本不能顺利完成积累过程，必须依赖政治权力来实现强制性的资源转移，在这强制转移过程中，大家按照自己的贡献进行分成。这个情况跟解放前对照，从前每个小学生都很清楚，我们国家大资产阶级都是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在解放前资本积累就是通过与国际垄断资本结合或者与政治权力结合进行的，今天仍然是有大量这样的情况。
我们国内部分积累就不能实现，那么你的资本积累要顺利进行，必然要依托于另外的大资本，简单说，就是要依附于国际垄断资本，于是民族资本呈现一种买办化的倾向。第二种状况就是资本积累要依托国家的政治权力，那就是呈现官僚化倾向，我们解放前资本积累的两大特征就是买办化和官僚化。我们看到连今天很多经济学家还在讲，我们的zhengfu要退出，zhengfu干预市场太多，降低了效率，不利于维护产权。我们看一看现实，跟他们说的刚好相反。我们改革二十年来，zhengfu是前门退出，可是后门又进去了，又开了后门由官员个人利用政治权力去参与市场。本来zhengfu是想要退出，结果结果又被资本家拖回来了，没办法退出。因为资本积累过程不能正常完成，非要结合政治权力不可，结果把你拉回来。
在我们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在产业边缘化的情况下，资本积累不能正常进行的情况下，zhengfu到底能不能退出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是不能顺利退出市场，像周正毅这样的个案，不只是他一个，而是在中国的新富豪里面很具有代表性。《福布斯》排名的中国一百大富豪里面，有四十七个是以房地产产业为主，就是说我们国家最大的一群民营资本家，主要是集中在周正毅这个领域。当然这是个喜剧了，但是在这个喜剧背后有更大的悲剧，我们国家更多的贪官栽在这个领域。这个也是我们国家在产业资本不能顺利完成的积累情况下，资本积累通过土地资本化过程来实现，这么一种主流积累态势所体现的一种奇特景观。
再回头来看我们中国今天整个的主流经济学界，是非常有意思的。比方他们都在鼓吹说全球化必然论、比较优势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家们，如果能够把他们自己的逻辑贯彻到底的话，也还算是一个认真的认识过程。但是他们往往起码的逻辑都不要，那些鼓吹全球化的人，都闭口不提怎么实现劳动力全球化，只说资本和商品的全球化。比方说北大的林毅夫教授，他就讲我们国家要发展自己的比较优势，我们不能搞资本密集型，只能搞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但是他的这个政策主张一搞，在现实中的中国经济过程，就把他这个逻辑恰恰倒过来了。他要我们不发展自己的重工业，不发展自己的装备工业，最后我们当然要使用西方国家生产的装备，恰好西方的装备都是劳动力节约的技术。比方说在纺织工业这样的典型的劳动力密集型行业，我们自己在毛泽东时代通过大跃进发展起来的纺织工业装备，万锭用工平均水平是三百三十人，而进口西方的设备，万锭用工平均水平只有三十人。恰恰相反，他要把我们的重工业放弃掉，把我们的装备工业放弃掉，要我们用西方的技术，恰恰是人力节约型技术。没有说明纯粹的理论可以脱离现实而存在，为什么他把这么重要的事实给忽视掉呢？在这个问题上，当然有人说得很不好听，你林毅夫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中心，是海外的垄断资本财团给你提供资金，所以你就得给西方得垄断资本服务，你逻辑为什么不贯彻到底，不是认识问题，也不是你这个人是个傻瓜认识不到问题，这样的说法最起码是符合“经济人”假设的。
五、如何在平民主义道路上整合精英阶层的问题
从近代史开始，就有一个如何看待中国的精英阶层的问题。我们刚才的以成败论英雄的话，承认这些人都是做了自己的努力，但是他的努力是没有效的。把实践作为唯一的检验标准，毛泽东这条路当然就是唯一能够成功救中国的道路，那么中国精英阶层的各种努力，实际上总是对毛泽东的努力过程构成一种干扰，构成力量的分散和认识的转移，是一种耽搁和推迟。比方说保皇党和革命党的争执，从大革命和后来的gcd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都是这样一种痛苦的残酷的等待过程。而且中国精英阶层的有组织力量，也总是与帝国主义的距离比与中国人民的距离更接近，造成国内两大阶层必须进行决战的态势，比方说三大战役。
中国为了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为什么出现了如此大的动荡、对立和对峙呢？我个人提出一个解释，在我们这样一个穷国里面，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更大份额掌握在精英阶层手里，精英阶层具有对平民阶层压倒性的优势。由于我们这样的穷国在世界上没有相应的物质、技术和经济上的竞争优势，精英阶层手上这些的优势对外是无效的，而是一种劣势。换言之，就是穷国或者第三世界国家的精英阶层，具有对国内平民阶层的巨大优势同时在对外竞争上的劣势。换言之，就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精英阶层不能够赢得对外的竞争，但是却有巨大的优势压迫和掠夺国内的平民阶层。毛泽东给他们翘得高高的尾巴上贴上三张纸条，上面写着：动摇性、依附性和软弱性，看来依据就是在这里。
我们也看到近代史上，中国精英阶层在对外一系列竞争无效的情况下，最后确实是选择了对外投降。由于对外投降的选择，中国有限的资源大量流出，又刚好减少了我们国内可供分配的资源。在这个情况下，国内的阶级矛盾就越发激化。从太平天国到后来的都有这方面的情况，比方说鸦片战争以后我们国家白银大量外流，当时普通民众比方说去卖稻谷、做工呀，都是用制钱支付，而国家的税收就要用银两来完成。在鸦片贸易急剧增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的时候，大概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银两价格就迅速上升了一倍多，相当于在很短时间内我们国家的平民阶层的税赋就上升了一倍多，zhengfu和民众的关系就是这样迅速走向紧张的。在这样的过程中，很明显就帮助了太平天国运动，使他们的支持范围就急剧扩大了。这种矛盾的激化，后来用有人用内部的民族矛盾方式来表述，包括孙中山革命的时候，他开始也是提出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最后他才走到五族共和的主张。在这样的情况下，内部的矛盾的激化实际上不可能不防碍了内部整合的完成，越发没有力量用于对外竞争。
从中国近代史的历史经验看，只有中国保留精英主义道路，就必然是内部矛盾激化，阶级矛盾高于民族矛盾。内部整合过程就无法完成。那么反过来，剩下的路就是只能是把平民阶层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这样的基础上去整合精英阶层了。
我们看到，在四九年以后毛泽东有一系列的整合过程，包括首先从思想上要整合精英阶层，要求他们放弃精英主义。毛泽东在解放后搞了一系列的运动，这个运动首先就是针对知识精英阶层来的，从思想改造到学习运动，从批武训传到批唯心主义，从批胡风到反右运动，这是对着知识精英群体的，目标就是要求他们放弃精英主义思想，不要老是想着要为五张皮服务，而是要为人民服务。在官僚精英群体内部，也开展了一系列的运动，从三反五反，到接下来的反右倾运动，到后来的四清运动，一直到文革，这些运动的主流都是针对官僚精英群体的，按照当时的话语叫当权派。王明后来到苏联后就长期抱怨毛泽长期反对国际，再有就是长期让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干部做检讨。
这里面蕴含了从中国近代史到解放后毛泽东对中国精英阶层的一个基本判断，在我们这样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怎么样看待精英阶层这样一股力量，是放任还是限制，毛泽东的选择是以限制为主。限制的理由是什么？毛泽东给知识精英群体一些著名的判断大家都很熟悉，第一个就是给它头上戴个帽子，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它尾巴上贴三个纸条，叫动摇性、依附性、软弱性，说这是它的秉性。从古代到今天，没有任何一个领导人对知识精英说话这么刻薄，这大概是唯一的。他的依据是什么？
在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反右的时候，对gcd当权派曾经还是非常相信的。他当时的判断说，右派民主党派也就是知识分子这些人的思想立场有问题，就是说你没有坐在多数人这一边。那么gcd干部是什么问题呢？是工作方法、文化程度的问题，他的判断是这样的。到六二年的时候，他的判断就变了。特别是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大量的干部为了自己出政绩、为了包装自己，他们做了大量不顾民众死活的事情，而且这些事情又引发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在这样的情况面前，毛泽东再也不能自欺欺人地认为我们的干部真的立场没问题。这个时候他从六二年开始就反复在党内的一些高层会议上提我们要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六二年初的那个七千人大会上，他就明确提出我们不是全民的党，我们要坚定地跟百分之九十五的人站在一块儿，到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就明确讲到阶级斗争天天讲了。在六三年的时候，毛泽东两个很重要的动作，一个就是在高层进行论断，那么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毛泽东讲课，邓小平、刘少奇、周恩来这些人参加，在党委开会讨论一致通过，一致通过的成果就是qiuping。这个qiuping的核心问题就是反对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全民党，这是在国内。在国际上是反对三和，反对和平共处、反对和平过渡、反对和平进程。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说，按照另一套语汇来说，它是反对在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熄灭论。原来毛泽东认为可以依靠和相信的力量，经过一系列实践的经验，毛泽东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他们的问题比知识精英的问题更大，文革就是毛泽东联合部分的知识精英，去改造官僚精英的努力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努力的轮廓，他为什么总是跟精英阶层过不去，为什么要逼迫百分之八十的干部做检讨，为什么没完没了地跟知识精英群体过不去，搞一系列的运动。在这个问题里，毛泽东的基本思想是始终一贯的，是没有变的，没有什么前期和后期的差距，解放前和建国后也没有说明不同。从延安整风运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解放后的一系列的批判，它的内涵是相同的，是没有分歧的。
在这个里面就引发另外一个问题，毛泽东怎样看待中国社会的精英群体，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社会真实的社会分化是什么样子的，在中国与多数人利益直接对立的少数人，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将依托什么方式坑害多数人的利益并实现自己的私利。这个里面很明显毛泽东和马克思有一个重大分歧，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化永远是一种阶级分化，根据生产资料占有制来划分阶级，奴隶主和奴隶阶级、封建主和农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他都是一方占有生产资料一方不占有生产资料这么一个区别。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分别是不成立的，他认为我们国家跟多数人利益根本对立的，是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的上层。这么一种划分方式，我们对照改革后和解放前的社会现实进行思考，它能不能成立？如果这个划分成立，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同时也就说明了在自发状态下，不加外部抑制的时候，中国的精英阶层包括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的上层，是不是一股积极的力量，这样一个根本核心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精英阶层在自发状态下，他们不是一股积极的力量。在解放前的革命年代，这一事实已经为事实所证实。那么在后毛泽东时代，这个判断是不是还能够成立，留给大家自己去思考。
如果看看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分化的话，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前不久大概七月份的时候开了一个座谈会，有一个资本家参加，我们北大的教授们如果听了他的发言，有些地方肯定要被指责为极左。因为当时参加座谈的大多是大学里的一些人，多数对毛泽东没有什么好感，他就用非常犀利的语言，把这些人都批了一顿。我当时就感到很惊奇，接下来我在连续很短的时间内接触了几个这样的资本家，我发现他们的思想状态确实是呈一种中间状态，与我们的知识精英和zhengfu官员有很大的距离。比方说对美国是怎么看的，多数人是有很强的民族整体意识，我们要在国内怎么样整合我们的力量，对外去竞争。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跟毛泽东比我们的知识精英、比我们的高层干部都要接近的多。然后在怎么看待多数人的立场上，在这个社会安定问题上，他也是要缓和的多，没有那么极端，非要把国有企业分光不可。我接触的是这么一个状况，他们几个能不能代表多数资产阶级的立场，我没有把握，提请大家留心印证。他们的思想状态似乎可以印证中国社会的分化，不是马克思定义的分化形式，而毛泽东一贯说政治挂帅，说中国社会的分化是跟权力关系密切的。用这种状态来看中国，特别是在对照外国的历史经验的化，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看到，在外国的历史上也有这种状况。比方说美国的奴隶主为了把棉花卖高价，买英国廉价消费品，曾经发动过南北战争，最后打不赢，打不赢没办法，只有服了，搞贸易保护主义，体现美国资本家的意愿，来走这么一条道路；德国的容克地主也曾经非常反感李斯特的贸易保护主张。这样一种主张全球化和私有化的势力，实际上因为他们是纯粹的消费者。
一个人掌握的话语权越多，那么假如他能够把优势地位变现，显然可以指望的收益就越高，那么这个人当然就有坚决与多数人利益严重对立的资格；一个人的政治权位越重，把权力变成现钱的机会就越多。毛泽东要求走平民主义的合作道路，却无法提供这样的机会，没有充分的竞争场所，就难以追求与优势地位相称的社会分化和现实的经济地位，因此中国精英阶层对平民主义道路就最为不满，而且这种不满显然是与一个人的优势地位高低有关的。在1980年代，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确实是明确表述过他们的利益分配诉求的，他们在民国期间的教授高工资津津乐道，同时对当时自己工资不如出租车司机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有一个谚语常常被他们使用“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坐车的不如开车的”，这些人大概不知道他们这样的表述，因为涉及到整个社会阶层的分配地位诉求，其实就是一种经典的阶级意识的表述。毛泽东一贯认为，那些有优势地位的人将是“党变修、国变色”的最大危险因素，而毛泽东的判断总是被那些极端反毛的人反复证实。所以毛泽东长期号召老百姓要起来奋斗，决不要为精英阶层暂时的和表面的好听说辞所迷惑，要时刻不忘把自己组织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去参加国家管理，关心国家大事，要睁大眼睛盯住这些精英阶层，要努力地去学会监督和制约他们，按照当时的话说就是要“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我们国家出现这种分化方式，我提供一种解释，合不合适，大家自己判断。在我们国家，社会分化体现的是一个纯粹消费者和生产者在立场上的对立。在我们国家有限的资源中，是集中资源优先发展生产，改善生产条件，提升竞争能力；还是反过来集中资源用以提升消费水平，跟国际先进水平拉近，放弃生产条件方面的投资；这是一个很核心的差别。从这个来分析的话，我们看我们现在的zhengfu官员、大学教授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不是因为他们是作为一个生产者，恰恰相反，是生产者交了税以后，他们是靠财政吃饭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自认为有条件不去关心生产者的立场。他们的生存状态，与过去的地主老财是一样的，所以这些人也就和德国的容克地主、美国的奴隶主们，在国际经济关系上的主张完全一致。
由于国内的分配不能通过正常的规则化的市场行为来进行，资本积累当然就要求国家政权来参与积累过程，政权又跟上层社会结合得更加紧密，整个精英阶层呈现一个整体化状态。最后大家发现，除非我把这个政权推翻，否则一切问题都解决不了，不仅国内整合也完成不了，底层社会的生存权也解决不了。所以其它问题都要先放在一边，非要把你政权推翻不可，中国近代史上的平民革命，就是这样一个认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在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和社会矛盾缓和的态势与西方国家完全不一样，因此阶级对立、对峙程度也不同，最后可供选择的解决方式也无法一致。
在西方国家，他们的法制和政治民主都是相对有效的，关键在于他们社会阶层对立程度没有中国深重，他们的上层社会允许下层社会有你自己的立场和利益表述，他们的精英阶层在实现自己的富裕以后，也还允许平民阶层有自己的生存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民主、自由和法制都是有一定程度的保障的。而到我们国家，今天普遍的都是好像感受不到这份宽容气氛，感受不到底层社会的利益在哪里找到那么一个空间，也感受不到我要实现的一些基本目标的道路和出路在什么地方。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阶层隔离越发有效，底层社会要改变自己分配地位的机会越是渺茫，而同时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却急剧上升，底层社会的认同感可能就会迅速丧失殆尽。比方说教育产业化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隔离措施，很多人上大学之后，自己在金字塔社会里的分配地位能够得到很明显的改变，这是一个底层向上通过的阶梯。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这么一段时间内，在这个阶梯相对也是通畅的，如果你大学毕业的话，虽然可能会得到一份不是很好，但还是过得去的工作，这份工作能够保证你的分配地位大大优于从前，我们看到大量的父母都愿意通过卖血贷款这样的一些方式，供自己的小孩儿上大学。知识精英在zhengfu支持下，进行教育产业化以后，进行扩招，大量学费收过去了以后，大学毕业生们发现这条向上的通道通过率越来越低了，原来可能有90％以上的通过率，现在已经急剧下降到不足30％了，同时上学的费用却急剧飞涨。前不久在网上大家可能都注意到北大一个学生在陕西卖肉，北大校长说这个很正常，整个校长就很无耻，他完全不顾及别人的正当利益，本来别人的父母供他上大学，就是为了改变他的分配地位的，现在他的地位没办法改变，你把别人的学费收了，你还说自己一点责任没有。这个案例本身，也体现了我们社会上下层相互不兼容，不能正常对待别人的正当利益和基本诉求。
那么我们看到的今天这样一个社会，中国知识精英持这样一个说法，很多人感到很困惑，不管是右派也好，左派也好，内部都是非常激烈地争论的，主要都是集中在这个社会状态怎么表述，这样的状态是什么原因带来的，这些分歧是什么原因。我们今天这种表述可能也有人不同意的，不过我们还是把它当问题提出来，提醒大家去思考，在这样的背景里面，我们再来看我们这个社会，看我们近代史的矛盾、斗争这个过程，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对照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如果我们要避免最坏的结果发生，到底有什么出路。这些问题都很严重，我本人也看不到很健康的主导力量，能够平滑地过渡，避免最坏的结果。因此很多人都有很激进的想法，完全不管现实的可能性，开出各种总体性的解决药方，比方说可以通过程序民主、通过票决方式把现在的这种结构改变掉，让精英阶层无法实施它的优势，让优势破产，这个方法倒是不麻烦，问题是一个简单的票决程序，怎么就能够让精英阶层的优势地位从此不起作用呢？欧美日的民主相对有效，是因为他们的社会结构是纺锤型的，社会阶层力量对比相对均衡；而第三世界国家社会的阶层结构处于金字塔结构，结果没有一个像样的民主成绩，而且追溯西方国家在十九世纪国内阶层力量对比不均衡的时候，民主票决的成绩也是很差的。还有一种很极端的主张就是革命，革命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即使革命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也还是有革命以后怎么办的问题，革了一次命就等下一次吗？我们今天谈的也就是要在毛泽东的思路上去总结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这个阶层矛盾缓和总是不能实现。
在最近二十年里，知识精英的话语结构变化是非常有意思的，许多人标榜价值中立，但是我们看到话语权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完全没有中立过，知识精英阶层不仅要求把这个优势地位变现，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而且这个言说的服务方向改变也对比非常强烈。从八十年代说人道、自由、甚至用启蒙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反垄断，最后到今天形成了一种新话语霸权。看来这个“话语权运动规律”跟资本运动规律是一样的，总是从反垄断开始，最后以建立新垄断地位告终。为什么要垄断呢？因为垄断能带来高收益。
如果把思想格局划分为两种：为多数人利益辩护的思想格局、为少数人利益辩护的思想格局，由于在政治、经济资源分配上必然存在的排他性，显然这两种思想格局显然是相互对立的。今天中国主流思想格局究竟是为多数人利益说话，还是反过来，为少数人利益最大化服务？从追捧资本和强势社会集团看，这个思想格局显然是为少数人利益辩护的，符合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做出来的论断：知识精英总是乐意“为五张皮服务”的。也正因为如此，这个思想格局总是以“反毛、媚美、傍大款”为特色。比方在经济学方面，知识精英都在说生产资料应该资本化，因为这是带来效率的关键，只要有了效率就能够带来结果的公平，这个是我们今天见到的经济学最常见的说法。在论证中国少数人就是应该实现短期利益最大化方面，是有两拨区别明显的人在同时论证，一拨人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另外一拨人就是是原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主要依托马克思的“五阶段论”和“生产力决定论”来论证“补课论”，其中许多人本身就是毛泽东时代的所谓党内理论权威和意识形态工作者。在他们谈到多数人地位下降的时候，最常见的就是一个“代价论”，主旨就是为多数人的长远利益，你们多数人今天的当前利益必须作出牺牲。在九十年代朱镕基主导的就业、教育、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四大改革，这四大改革没有一项是为增进多数人利益服务的，而且这些改革都没有受到很深刻很全面的指引，后面一个问题比前面一个更危险。在九十年代我们看到，像这样以破坏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作为代价的事，是蒋介石也没公然干过的。当然有很多都同时宣称自己是为多数人利益而言说的，按照从前的说法，这样的人还是在“打着红旗反红旗”，是把为多数人的利益服务做一个幌子，来更好地为少数人服务。孔夫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都跟“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一个意思，看来千百年来掌握话语权的知识精英的最有效的叙述策略，还没有什么创新，都是通过披上道义的外衣，或者打扮成“政治正确”，然后去鼓吹最不道义的事情，以最低成本去封堵反对意见，以追求最理想的效果。
反过来，为多数人利益服务的，就相当分散，没有很强烈的声音为多数人服务，多数人自己的表述也仍然是一种阶级意识的表述和阶级意志的表现，往往体现在一些民间谚语里面。在改革初期，在多数人生存条件还有所改善的情况下，大家仍然有非常大的不满，人们都说现在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我个人认为这也确确实实是一种阶级意识，因为从八十年代看，人们看到很多高楼、很多高档消费品都出来了，但是自己无关，实际上是与多数人无关，社会分配在阶层之间的差距迅速就被人们感觉到了。一个社会很多人看到这新增长的物品却跟自己无关，这就是整个社会蛋糕怎么切的问题，是想着多数人还是向着少数人，这是无法在秘密状态完成的，人们的不满也在于此。到九十年代分配的差距更加明显，人们的不满就相应地放大了，这个问题上的表现在民间谚语上也就更加极端一些，一些工人在评论九十年代的四大改革的时候说“教育改革是把口袋掏空，医疗改革是硬性送终”。中国的精英阶层在九十年代的优势更加明显了，他们掌握的资源份额更多了，中国阶层力量对比更加不利于社会下层了，上层走极端的趋势和能量都在进一步放大。在思想格局对立的角度上，我们非常不幸地看到精英阶层固然在漠视下层的正当利益，而下层社会对精英阶层的敌视情绪也在危险地增长。一切正如《论语》里所说“出乎尔者，反乎尔者。”或者如中庸所言“悖而出亦必悖而入”。这是非常危险的发展趋势，更危险的问题在于：我们大家都看不到健康的力量，足以逆转这种危险趋势的加速发展过程。
在毛泽东自己的视野里，他曾经非常深刻地谈到这个问题，在一九七四他生日这一天，他在长沙特意把周恩来找去谈了一整天。根据周恩来后来的传达，毛泽东说到的核心内容是“列宁为什么说要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泽东指涉的无产阶级专政，第一个就是针对精英阶层的优势地位滥用，“专政”就是因为力量对比的失衡所引发的一种需要，如果是力量对比均衡显然就可以放任不管，毛泽东对精英阶层力量增加的负面影响，是很明白的。我本人曾经在八十年代也认为毛泽东时代对精英阶层的判断，以及运用的限制手段是不是过分了，但今天看到了二十年来的发展过程以后，我们确实已经看不到健康的调整力量了，“专政”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就要意味着从开头开始“防微杜渐”，对照现实来看，毛泽东的反修防修，确实就是有这个想法。这些精英阶层如果放任他，他们就自己会把自己的利益急剧扩大，把自己的优势地位急剧地强化，最后越来越无法挑战和加以有效制约。在二十年里我们的精英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更大份额的资源，它变得更加无法挑战，多数人的利益变得更加无法预期，无法把握，因为他们的优势扩大了，他们在思想上走极端的趋势更加强烈，因为走极端的可能性是与他们相对平民阶层的优势决定的。“专政”不仅仅指一个政权的服务方向问题，实际上还意味着政权是唯一可以指望的力量，其他如资本和话语权都无法进行反向平衡操作，起到防止阶层力量对比形势急剧恶化的作用。
从中国历史上看，我们知道有很多改革家，包括像王安石、张居正等这样的人，他们改革也都是在王朝中朝以后，他们看到了精英阶层走极端的危险，所以进行改革。但是这种改革往往在实际过程中走向反面，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时候精英阶层的互勾结过程完成了，已经实现了整体化，组织程度已经大为提高，相对于下层社会的力量对比更加失衡，变得无法从外部挑战。整体化的精英阶层能够依托自己的优势地位，采取一种“过滤机制”，过滤机制按照今天的通俗说法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精英阶层就是这样把不利于自己的政策和调节措施过滤掉，任何政策无论是怎样有利于多数人的利益，在精英阶层的执行过程中，它都能够把方向扭转过来，而且这种扭转过程得不到很好的校正。今天看到的都是这样一些情况，这样走下去是极端危险的。这种情况下，一切规则性、管理性的调整和改良都已经无法生效了。社会资源分配，最后变得完全依赖力量对比进行，那么力量对比在穷国本身就有利于精英阶层，如果精英阶层实现整体化的话，有组织能够胜过无组织，变得更加无法挑战，最后他们将有能力剥夺下层社会的生存资源，走到底的话就是一场革命。“过滤机制”的出现，实际上就意味着针对精英阶层的管理手段完全失效了，管理失效意味着缓和社会矛盾的一切措施都最终会归于无效，社会矛盾会在无法制约的精英阶层主导下迅速走向激化，这常常是革命的先导。
六、毛泽东一生中的第二件大事――在国家政治上需要多数人出来显示力量
我们知道管理学里面有一个叫“职能系统病”，就是说一个管理体系如果你职能越多，系统越庞大，那么你管理的毛病就越多。因为你管理的职能越多，你就不能搞家长制，私有产权那种企业效力、那种监督都不能体现。这个时候就很明显了，管理者发现整个管理体系的利益和效益跟我个人的收益关连度很低。这种长远的目标的努力，跟个人的当前利益很难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管理的毛病就很多。按照我们传统的说法，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这个体系中的主人翁精神都会下降。
我们看到新中国管理是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管理系统，在这个庞大的管理体系里，职能系统病是如何在发展中演变和激化的，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又是如何面对这个问题的。毛泽东面临这个问题，并开出了独特的药方，这我们都很清楚，而且也是迄今为止关于毛泽东的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和文革的实践。如果不认真讨论一下文革的过程，大概就无法正确理解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我个人认为最简明完整的表述，是在第qiuping里面，它说“单单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也是不巩固的，必须要继续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继续革命理论，它隐含了革命的两大对象，一个就是当权派，一个是反动学术权威，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知识精英的上层。
通常的国家和社会管理，都是少数人管理多数人，不仅每个社会的话语权必然地处于集中状态和归一状态，而且国家政策、法律的制订和执行，经济资源的分配权力都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然后由他们以此为管理手段去规制和引导多数人的行动方向。与此相反的情况是绝无仅有的，由多数人去清查少数人的管理方式就可以命名为“逆向管理”，文革就是一次这样的逆向管理。逆向管理之所以需要，必定是正常的管理系统内部出现了严重问题，而且在正常管理程序里又失去了纠偏的可能的情况下，才又必要运用。这样的逆向管理必然是要许多的混乱和不正规现象，因为对于多数人而言，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无法有效掌握适当的管理信息；而且由于多数人在组织起来的问题上，存在着现实操作上的困难和思想立场方面的整合困难，也必然在面对实际掌握“党政军人财物”的精英阶层时，存在着力量不对称的问题。换言之，逆向管理通常情况下，存在着难以真正落实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看毛泽东时代的阶层关系调整，包括文革这样的极端性调整，是不是有些不同的意义。在文革之前，在三年困难时期以后，毛泽东开始要求在农村搞四清，后来又进行了文革，在这个短短的三年时间里，我们看到确实在我们的整个的官僚精英群体里面，执行了三次非常严密的“过滤机制”，本来“运动”是要解决当权派自身的问题的，结果却在当权派的布置和积极配合之下，一再把运动矛头指向群众。历史的悲喜剧最好是以当时的语言来呈现，所以我在下面就尽量用当时广泛使用的词汇来表述文革的过程。
在农村四清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九六三年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前十条，这个文件目的和对象很清楚，就说要“清工分、清仓库、清帐目、清管理”，这都是直接针对当权派自己的“执政”问题的，但是在执行过程中，这个方向就扭转过来了。一九liusi年的时候，刘少奇在武昌一个很大的四清工作队动员大会上讲话，它的哲学基础、认识基础是四清四不清四个交叉，根据这个产生的执行方针，变成了“问题在干部，根子在敌人”。四清工作一下去，就不对当权派了，就划新富农。那么四清发展到按后十条进行、按桃园经验进行以后，就开始搞要所有干部“下水洗澡、放包袱下楼”这一套。这实际上意味着你这个干部以前如何开展工作，工作有什么优点和缺点，都已经不重要了，决定性的考核标准已经变成对我工作或者上级，在当前的运动中是持什么态度，是不是主动交待自己的问题，是不是积极的揭发同事。如果你这个方面表现的很积极，跟上面来的工作队很合作，那么就迅速解脱你，甚至作为依靠对象，予以提拔重用，从前的组织考核程序全部推倒，现在成了这么一个标准来考核干部。这个经验后来就被批判，说是搞“驯服工具论”，也是为毛泽东所一向反对的建立上下级之间的个人联系为主，被指责为搞“独立王国”、把上下级关系变成“父子关系”“猫鼠关系”。刘少奇主持制订的后十条，“过滤机制”体现的就很明显。那就是为了实现当权派怎么样整合起来，怎么样形成独立王国，怎么样变成一个上下级沟通很好的有共同目标的利益群体。在这个过程发生了以后，我们知道后来就有了一个二十三条，毛主席很愤怒。按照王力的回忆录说，毛当时对刘少奇已经极端不满了，是王力自己托邓小平和彭真两个人去叫刘少奇向毛主席认错的，这才使毛刘关系的破裂延期了。二十三条出来以后，就已经旗帜鲜明地说，我们运动的重点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针对把运动打击矛头向下的问题、以及桃园经验推行带来的偏差问题不在于“桃园经验”有多少正确多少不正确的东西，而是这样一个明显错误的东西，在各个地方都得到了当权派的热烈的追捧和积极的贯彻落实，因为这个东西刚好迎合了他们中间很多人的利益和需要。在二十三条出来以后，四清运动的转向过程，仍然是不彻底的，运动结果直接为文革运动准备了反对派力量，文革初期特别是工人造反派中间，首先就是把矛头指向四清工作队的极其背后的省委市委，因为他们老是在工厂里整群众。
在文革开始的五十天，我们看到另外一次由官僚精英群体主持的“过滤机制”。当时文革的目标和对象很清楚，二十三条说我们“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五一六通知说是“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内、zhengfu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这么一个对象。对象是很明确很清楚，但是文革初期五十天我们知道这个打击方向又变了。根据严家其的《文革史》，北京市在文革初期五十天内派出去的工作组，在北京高校学生中间打了一万二千多反革命和右派分子，在教师里面打了两千多反革命，这一拨人后来是文革的中坚力量，也是文革初期的少数派，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毛泽东回到北京决定撤销工作组之前，北京25所高校中就有19所发生了驱赶工作组的事件。这个打击方向的改变仍然是受到多数人的追捧，比方说湖北的王任重，他当时在日记里记载刘少奇私下给他打招呼说，我们这次运动打三十到四十万右派，王任重拿笔一算，湖北的高校学生重要打百分之五的右派，这样才能凑够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看到很明确的过滤机制，一个指向非常明确的政策和方针，在当权派手里经过他们根据自身需要加以“过滤”以后，把自己不利的东西全都“过滤”掉了。他们执行的是对自己有利的、自己想干的这么个事情。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连续三次发生严重的“过滤机制”，毛主席认为，我们干部队伍的问题已经很十分严重，而且在国家正常的管理程序里面已经没办法解决了，只能借助群众运动来解决问题了。
我们知道所有管理，都是一种少数人管理多数人的模式，无论是经济手段、政治手段，还是法律手段作为管理手段运用，都是少数人去调动多数人怎么整合多数人的过程。文革这样一个过程，就刚好反过来了，是发动多数人去考核少数人。文革的很多混乱状况，就是跟这个逆向管理过程有关，多数人实际上还不是国家合格的管理者，在经验、文化各个方面都是不足的。要武汉的大学生，去审查王任重执行政策对不对，恐怕他们确实没有这个识别能力，除了特别明显的地方之外。所以文革的指向，包括他们当年选择的突破口，都是值得商榷的。毛泽东曾经反复说，把走资派批臭，是指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批臭，不要老是纠缠在生活作风上。这与群众组织的认识水平有关，也是信息不对称的必然结果。
对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运动的盲目性，毛泽东自己早就认识到了，所以他在群众运动上也是很谨慎的。文革开始的第一步，要做的是发动学生去冲击当权派，后来当权派又调动工农去反学生，在青岛、长沙、西安都发生了大规模的这样的事情，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说你们这帮学生穿着工人织的布，吃着农民种的粮食，要再反gcd，这个是不对的。在这个以后，毛认为你既然可以调动工人，那么我们就把革命扩展到工人里面去。这就有十二月九号的抓革命促生产十二条，这个过程工人就调动起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学生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冲击力和对当权派的心理威胁压力是有限的。而工人调动起来以后，它就是很庞大的社会力量了。在这个时候，给当权派形成了非常大的压力，当权派就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反抗。最明显的体现在上海，比方说上海当权派控制的比较好的铁路局系统，保守派占绝大多数，这个时候就形成了没有人卖票，没有人检票，列车无法开。造反派看到这个情况，你们既然要用这种手段，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指挥调度的权力从地上捡起来，同济大学的600名学生去接管火车站，你不卖票我来卖，你不检票我来检。上海港原来是每天十万吨的装卸量，降到了三、四万吨，很多同学和工人就去港口去扛包。就是这么一个方式，生产指挥和调度的权力就换了手，这就是文革夺权的起因。夺权本身是当时双方进行政治竞争的手段，一方要搞成“停产停运断水断粮”，另一帮人就说你们要这么干，我们坚决不让你阴谋得逞，我们自己干，我们来指挥生产和调度。大量的学生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工厂去和工人同住同劳动，要坚持生产反击“经济主义妖风”。这样就自然地实现了夺权，一方不指挥和组织生产，另一方就坚决抓生产，结果权力顺利过了手，结果这个过程受到毛泽东的全力支持。
在夺权之后，文革对垒双方的矛盾就完全激化了，就开始有了京西宾馆的抗争和二月逆流。京西宾馆抗争的一个成果就是军委八条，八条的第一条就是不许右派翻天，对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这个八条发下去以后，很多地方的当权派实际上就用这八条来宣布哪，在三月十七号一个晚上就抓了五百多人。这么一抓，其它跟这相关的组织都有反革命嫌疑。实际上就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把它压下去。那么这一家的也不是那么服气，你把工人全部抓了，学生就到工厂里宣传，你们都是对的，他们都是反革命一流，所以我们要反对反革命逆流。你不给工人平反，学生去给工人平反，给他“竖旗”。他抓人抓得太多，而且这次抓人跟“反右”时期完全不一样，“反右派”基本上是针对相对孤立的个人，我把你划成右派之后，除了亲戚朋友同情你以外，没有别人会同情你。但在六七年三月份抓人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很大，因为很多工厂的造反派头头底下，是一大批造反派在那儿，不服气的人很多，而且你抓人这种手段使用又没有什么很好的证据。接下来武汉军区倒是公布了工人总部十条罪状，都是什么房契呀，烂枪呀，就是这么一套东西，也没有说服力，就把武汉工人总部说成是国民党还乡团，结果市民反而非常同情他们，压力越大带来的反抗结果是越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到四月份的时候，我们知道，开始出了“军委十条”，军委十条就取消了你随便宣布和抓捕反革命组织的权力，当权派再也没有权力宣布谁是反革命了，你抓了人要放出去。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就开始部署武斗，当时据说是武汉市人武部就下了文件，集训基干民兵组织，对造反派的宣传据点和校园进行围剿，那个时候因为要把经济指挥权力作为政治竞争手段使用，其它的zhengfu机构都自动地停止工作了，按照安排只有人武部系统是不停止工作的，他掌握民兵。他就集训民兵，准备武装。全国性的武斗，就是从军委十条出来之后，原来的压制方式已经失效之后发生的事情，时间主要是在1967年的五六月份，到武汉720事件之后告一段落。在中央文革肯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的时候，除了广西和四川之外，实际上全国性的武斗已经停止了。另外在720之后一段时间，中央是集中精力，就全面性地把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的性质，系统地进行了一次表态，谁是造反派，谁不是。在这个情况下，许多造反派感到原来加载自己身上的枷锁去掉了，就有一个表面上的胜利，实际上此时文革是已经决定性地转入退却。在1968年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和1970年开始的“一打三反”过程中间，全国抓了1000万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基本上把所有的造反派算是一网打尽了。
“二月逆流”是这么一个过程，在既得利益和政治地位受到明确威胁的情况下，军队和地方、地方和中央当权派在面临共同的问题时，采取共同的立场，都自发地表现出要组织全面的、对造反派的压制浪潮，这曾经被陈伯达称为“由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这出于大家面临共同问题时的自觉，倒是不一定就是有什么上传下达，当然这个所谓的“逆流”决不仅仅是在怀仁堂里吵吵嘴那么简单。当时采取的压制措施分两个阶段，在“二月逆流”和“三月黑风”阶段，主要是通过宣布哪个造反派组织时反革命组织，并动用国家机器采取抓人的方式，去摧毁造反派的组织体系；四月军委十条出来后，这个手段就没办法实行了，失去了政策依据。有的地方就采取文的不行来武的，明的不行来暗的，开始组织武斗。在文革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就是本来双方矛盾不是那么激化，由于竞争的双方你走一步，我就跟进一步，结果卷入的群众越来越多，双方的矛盾也越来越激化，运动规模的扩大和矛盾激化的进程，也都是由强势群体主导的，这与美国新制度学派“强者主导社会制度变迁”的结论一致。矛盾激化使得文革最后变成一种真实力量的对比，结果仍然是组织程度差的多数人的力量，比不上组织程度高的少数人的力量。
在文革里面，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重要精神遗产可以总结呢？我们看到，即使用文革这样极端的方式，仍然不能保证多数人的意志和力量表述，能够胜过少数人。在政治上，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就是，多数人由于工作和生活状态决定了天然比较分散，组织起来比较困难，而且在实际上也不掌握党政军人财物，普通人也没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组织斗争经验，虽然他们人数众多，也仍然是处于弱势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或者依托国家机器进行的社会管理，永远是对少数人有利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回顾到老子的看法，他认为只要你有一个力量格局，只要有一个国家机器，那就必然会走向反面，他说“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就刚好反过来，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能够“损不足”实现“奉有余”，那确确实实就是因为要依托这个权力格局和国家机器。
老子还提到，不管你使用任何管理手段，都要最后走向反面。比方说你“尚贤”吧，“尚贤”也要走向反面，“尚贤”就说谁的才能比较好，谁的话语权比较多，那么他就是个“贤人”了。但是话语权本身就是职业利益的寄托，天下第一比天下第七，能够实现更多的个人职业利益，结果竞争就在这个地方展开，我们看到的就是千年一贯的“文人相轻”，“文人相轻”就是经济学里的反垄断。比方说谁说的比较对，谁说的是普遍真理，从前有一波人例如胡绳，于光远，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说毛泽东是一句顶一万句，那是他们的职业利益寄托在那一套话语上；到七八年的时候，他们说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很不幸地看到还是同样一波人，他们卖力地宣传“补课论”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论”。现在他们鼓吹全球化的时候，这次不叫放之四海而皆准了，换了个说法叫普世价值；他们从前宣传说绝对不能容许少数人自肥，今天你说按照多数人利益要求公平优先，但他说你这个不对，你这是反对改革开放，你这是极左，同样是那个“一句顶一万句”的逻辑，不容商量。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的竞争，不仅是在政治、经济领域展开的，在思想格局里也是这样。思想格局的内容说什么，怎么说，实际上跟我们社会上强势群体是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来回顾毛泽东思想那是非常有价值的。
确确实实他应该说，在我们国家毛泽东时代他本人是最强有力的一个群体的一个头儿，但他刚好不为少数人的利益说话。按照王明的说法，他是长期逼迫百分之八十的干部做检讨的，文革更是公开与当权派撕破脸皮。在他时刻不忘的“反修防修”思想里面，他的依据和针对性是什么？他经常讲到修正主义上台，其残酷性会变得法西斯一样。当然今天有些人说中国有的反动学术权威连法西斯都不如，我们可以放马后炮，今天有机会用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主张来做对照。我们知道法西斯至少对民族内部是保护的，而它是对外扩张、对外灭绝人性，但是中国有些人主流经济学家，他动不动就轻飘飘地说可以死一半中国人，比如樊纲就说即使死一半是中国人，也要把瓜分国有企业的行为进行到底；北大的易纲教授说，现在有先进的武器，不怕老百姓起来造反。
我们再来看今天这个社会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两方面思想格局方面的变化，对照看一些基本的事实判断，再来做一些这样的比较，是不是这个落差比较明显一些。做为一种思想格局的话，我们可以不要求有完善的理论表述方式，只要具有清晰的关于社会财富和政治地位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分配主张，就算是一个完整的思想格局。那么思想格局的对立，至少在大学讲堂和民间的落差，就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去访问的时候，比方说工人农民，他就还服从土改时期遗留的一种说法，这个世界到底是“谁养活了谁”。土改的时候，毛泽东gcd派了大量的土改工作队下去，一个核心话题就是“谁养活了谁”。当然按照马克思的结论，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是劳动者养活了世界，创造了世界，在这个认识背后的要求是：劳动者应该具有基本的生产条件、生活条件，这是他们的一个诉求，或者说就是他们的思想格局的经济部分。在文革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政治地位诉求方面，双方在思想格局方面存在的对垒和竞争。当时根据陶铸同志的一个讲话说，他说谁都可以怀疑，可以怀疑一切。陶铸说除了毛主席和林副统帅以外，周总理和我们这些人都是可以怀疑的。怀疑一切就是说，哪怕当权派和反动权威你们这些人你有话语权、你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但是你做的那些事是不是符合多数人的利益，是不是符合正确的革命路线，是可以怀疑的，这当然就是把掌握国家机器的当权派和国家机器本身区分开来，把gcd党员和gcd区分开来，你们不再是党和国家的当然化身了，这样去斗争当权派才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了，造反风险大大降低。这个“怀疑一切”当时就是很深入人心的，在文革初期与“血统论”一起，是少数派（后来发展为造反派）多数派（后来被称为保守派）进行大辩论的主题，他们之间的派系分野就是由个人对这两个问题持什么观点来决定的。现在去民间访问，很多人都说，那些上层知识精英和一些当权派跟蒋介石是一样的，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社会底层对社会上层在认同感方面已经急剧恶化，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在我们当前这样一个社会分化里面，跟我们的社会的物质分配、资源的方面的不满，是与新增长的经济成就跟多数人无关都是相关联的，这么一个社会现实是相互对照的。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如果我们要表述，如果要完成我们社会的整合，如果要避免我们社会的产业边缘化，让我们的积累不管是在国家手上，还是在私人手上都能够正常进行的话，那么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都是要讨论的。那么在政治上，能够信任谁和不能信任谁的问题，也是存在着完全不同的判断。我们把文革时期曾经明确表述和发生对立的事实突出出来，是为了帮助认识和反思中国的毛泽东时代，也让我们一起去认真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他的晚年。毛泽东应对中国近代三大问题的方式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是在中国精英阶层努力失败之后，是底层社会的生存权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联合剥夺之后，开始面对中国问题的。在革命年代，他发现如果不能动员多数人的力量，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就没有出路，不排除中国精英阶层的干扰，中国也没有出路。我们在中国近代史中看到，是因为中国精英主义的破产之后，才有了毛泽东和平民阶级的革命。在新中国的建设里程中，他优先考虑的问题也是如何利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动员多数人的力量，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发展工商业，促使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最后是在农业发展上以集体的努力代替家庭的努力，在工业发展上以国家政权的整合力量代替私人资本积累的力量，这两者就是他主张“三面红旗”的主要内涵，三面红旗还必然伴随着强化国家机器的组织和动员能力。今天我们看改革后和解放前的对比，确实我们的政权还真不能从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脱身，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就剩下了一个政权到底是为谁服务的问题。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分化的认识与马克思完全不同，他对中国精英阶层的判断也是非常独特的，这是“继续革命”理论的依据所在，同时他希望通过文革这样的极端方式来显示多数人的力量与意志，保证政权始终是在为多数人利益的方向上。我个人认为，三面红旗和继续革命是解放后毛泽东思想的两条腿。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相互对垒的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的关系，经常用景阳岗上的形势做比喻，说不把老虎打死就要被老虎吃掉。这是他讲阶级斗争、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依据。到底我们有没有中间道路可以走？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今天更加迫切的需要是把这些问题放在一个相互对比的层面上来比较，来鉴别，来激发我们自己的思考。至少不管是左的方面还是右的方面，多数人方面还是少数人方面，这种表述构成都是没有完成的，也都是没有定型的，包括毛泽东的表述我认为也是没有最后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