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引起世人的关注。人们在问：中国的发展会走什么样的道路，强大起来的中国对国际社会意味着什么？
在西方，一种中国威胁论的观点在近些年颇为流行。而在中国，也有人担忧，西方一些国家能否允许或接受中国发展起来。
针对国内外的这种疑虑和担忧，中国政府制定了和平发展的方针。近一段时间里，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各种场合，对和平发展的原则进行了完整的阐述。但是，中国能否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取决于中国人民是否能够做出明智的选择，也取决于国际社会能否正确认识和对待中国的崛起。
历史上，许多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起源于相互的不信任，由于相互不信任，产生对对方行为的误判，以及过分敏感的反应。这种不信任和误判会制造出相互敌视的氛围，继而相互激发，最终使误判产生的预言变成现实。今天的文明人类，应该能够避免不信任和误判酿成的悲剧。
为了使中国的和平发展成为可能，我们就要努力消除这种不信任，防止误判的发生。为了使中国的和平发展成为可能，需要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任和友好的态度，也需要中国人民以健康开放的心态和负责任的态度面对世界。
一
如果我们分析“中国威胁”论者的理论，就会发现，这种理论是以一种非常简单化的、陈旧的历史循环理论为基础的。根据这种理论，一个大国的兴起必然改变原有国际秩序，打破原有权力格局，从而触犯现存大国的利益，这样新兴大国就不可避免地成为现存大国的敌人，而两者的权力角逐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
这种观念参照了历史，据说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国的崛起是和平的。这种历史的阴影笼罩在人们的心头，使他们认为，历史上发生过的，特别是曾经重复发生的，今后还会发生。中国威胁论者就是以这样一种历史的眼光认识今天的世界。
实际上，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同样的树叶一样，历史也不会完全重复。历史像悬在我们身后的星座，它为我们认识今天的问题和发现通向未来的道路提供了一些参照，但它并没有给我们现成的答案。当代的事实是，由于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历史上发生的许多事情，今后都不会再发生。
的确，现代历史告诉我们，一系列西方强国的崛起是通过武力扩张来实现的，他们崛起的道路上充满了血腥。如今，一些西方霸权主义者预言中国也将走这样的道路，在中国人看来，他们是在用他们自身的原有标准和行为逻辑来衡量我们。即以已度人。（中国有句古语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这个标尺对中国是不合适的。
中国的确在发展，并且，作为一个庞大的国家，中国发展的每个脚步都会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但是，中国的发展并不会必然成为世界的威胁。
的确，中国的发展会与其它国家产生利益上的竞争与冲突，这是不可避免的。它会带来市场的重新分配，也可能包括权力格局的重新调整。但在当代世界，国家间利益的竞争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利益的冲突是否控制在特定的范围内，使双方能够通过理性、协商、克制和妥协的方式来解决，找到一种互利共赢的途径。到目前为止，中国与其它国家的利益竞争与冲突都保持在这个范围内，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今后的冲突就不能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
以往那种生存空间的观念是非常狭隘的，似乎人类的生存空间是固定的，新兴国家一定会因为争夺生存空间而与现存的大国发生冲突。实际上，在现代社会，一个国家的生存空间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是不断生长扩充的。并且，当一个国家在发展中向外寻求生存空间的同时，自身也在为别的国家提供更大的生存空间。比如，近些年的中国在向外开拓市场的同时，也为其它国家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有的人认为，中国与西方会发生文明的冲突。的确，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变得日益突出，这是事实。尤其是中华文明，它具有自己深厚的根基，独特的性格，与西方文明发生部分的有限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面对已经持续数百年的西方文明的扩张，中华文明完全处于守势。我们面对如何吸收西方文化，从而使我们成为现代国家，但同时尽可能维护我们文明基础的难题。中华文明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也不寻求成为普世文明，所以，它不是其它文明的威胁。即使发生一定程度的冲突，总体上它能够与其它文明和平共处。
中国与西方国家曾经有过严重的意识形态冲突，而这种冲突的历史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代一些西方观察家对中国问题的判断。但是，当代的中国已不再是毛的时代，不再是前苏联那样僵硬意识形态国家和向外输出意识形态的国家。目前的中国，除最高层外，各级领导者基本上是改革开放后上大学的一代。最高层的领导人在数年之后也将完全由这一代人构成。在这一代人头脑中，传统的意识形态已经很淡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中国建设成为民主富强的国家，已经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原有的意识形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已经非常有限。
世界上一些非常尖锐的冲突是宗教冲突。不过中国是最不可能与其它国家发生宗教冲突的国家。因为中国是世俗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宗教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很有限。中国本土的宗教属于多神教传统，具有宽容性、和平性特征。中国人宗教意识比较淡漠，中国文化是世界上世俗化程度最高的文化。凡此种种，中国不会因为宗教原因而对其它任何国家采取敌视态度。
诚然，中国存在着一些问题，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不利因素。外界比较关注中国的政治体制，有人认为，一个强大起来的国家却没有建立起成熟的民主宪政制度，这是令人不放心的。这种想法有一定道理。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伴随着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国的民主和法治建设也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个过程，有的改革接近完成，有的改革正在进行，有的则刚刚开始。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在进一步的改革中会得到解决。或许，在中国真正成为世界的威胁之前，中国已经通过自身的政治改革避免了这个前途。
比如，“自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严格信守承诺，为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中国清理并修订了约3000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涉外经济法律体系不断完善，贸易政策的透明度不断增强。中国依照承诺逐步降低关税，2005年平均关税水平已降到9.9％，并取消了大多数非关税措施。在银行、保险、证券、分销等服务贸易领域加快了开放步伐，在世界贸易组织分类的160多个服务贸易的部门中，中国已经开放了100多个，占62.5％，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经过十余年的改革，中国能够将自己的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与国际经济接轨，遵守国际规则，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在其它一些领域也会逐渐发展，达到现代化的标准。
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兴起一股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潮，也使国际上一些人深为忧虑。但是，对这股民族主义思潮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由于它是世俗的民族主义，所以它没有宗教信仰的支持；由于中国长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所以它也没有强烈的清晰的民族情感的依托；由于中国几千年儒家文化的熏陶，中国人性格一向文弱，所以民族主义者的好战精神到目前主要表现在口头上。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没有深厚根基，不能支持其进攻性。他们多是年青人，具有青春时期特有的反叛性特征，他们受到某种误导，也看到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一些霸权主义行为，面对日本一些人伤害中国人感情的做法，表达了他们不满的情绪，但他们基本上停留在说的领域，没有做什么，也很难做什么，更没有组织化、制度化，没有坚韧性，从而使其做成什么。许多中国的学者对于民族主义者的不理性态度和行为持批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着民族主义的影响力。政府的外交政策目前并没有被这种民族主义所左右，对民族主义者的一些过头做法还有所约制。坚持改革开放，和平发展，与周边国家和西方国家建立和平友好的关系是主导性政策。
西方有人担忧这股民族主义潮流的非理性、进攻性和暴力性特征，但西方政府的某些政策可能正在为这股潮流的发展扩张火上浇油。实际上，中国与西方社会的极端民族主义是孪生兄弟，两者共生互动，要避免他们为害人类，我们都要采取措施，遏制双方的极端民族主义。
二
中国的发展，不仅是对世界的挑战，也是对中国自身的挑战。对于中国人来说，需要更多地思考，我们的发展能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与其它国家间的矛盾与冲突？在我们有所发展之后，以何种姿态出现于国际社会？
在一些西方人担忧中国威胁的同时，一些中国人也担忧，现存的强大国家是否会接受中国的崛起。如前面所说，这两种担忧基于同样的陈旧观念，同样循环式的历史观。所不同的是，西方人的担忧是将他们当初崛起过程中武力开路，欺凌中国的历史经验套用到中国，相信需要遏制中国；而中国人的担忧是将当初中国人经历的受西方人欺负的历史搬到现实中，相信中国的发展必然与现存的强国处于敌对状态。这种将过去的经验搬到现实中来的做法，会误导我们，使我们产生不必要的猜忌与冲突。
在古代世界里，中国曾经长期在相对封闭的东亚地区称雄。这使中国人形成了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但是，在进入近代以后，当代世界主权国家体系开始形成，中国被卷入全球化的进程。但中国被卷入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国际社会的强权逻辑使中国成为受欺凌的弱国，是全球化进程的受害者。这种经历使一些中国人习惯于以弱势地位思考世界问题和中外关系问题，从而形成一些思维定势，容易产生对其它国家，尤其是以前侵略过中国的国家，产生不信任、猜疑和抱怨，有时甚至产生过度敏感的反应，不能以开放、自信的健康心态面对世界。
在很多场合，敌人是想像出来的，敌人是制造出来的。以敌意的眼光看世界，世界上就充满敌人，以友善的眼光看世界，就会发现一个友好的世界。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中国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三类：称帝、修、反，除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外的国家，其余的几乎都是反动派。也就是说，整个世界几乎都是敌人。那个时代，中国处于非常孤立的状态，与外部世界充满敌意的状态，甚至时刻面临着严峻的全面战争的形势。在我的儿童和少年时代，战争的恐惧一直笼罩在心头，先是担心，某一天夜里，美国的轰炸机就会飞临我们的上空；后来是担心，某一天早晨醒来，苏联的大兵已经冲到了村口。那时候，中国每个城市都挖了很多防空洞，很多大工厂都搬到山沟里去了。
到80年代的时候，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与这几类国家都建立了友好关系。一时间，几乎敌人都消失了，都变成了朋友。中国的改革开放，给我们这一代人创造了二十几年的和平友好环境。没有了先前那种紧张和恐惧。这一段历史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有时候，要化解不信任的敌意，需要改变自己。调整自己的态度，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我们就发现，人类是善良的，世界是友好的。
一百年来，中国积贫积弱，国力不强。所以，一直以求生存和发展为主要目标，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是有限的，影响力也是有限的，缺少以一个强大国家深入广泛参与世界事务，承担国际事务中的责任的经验。作为一个弱国，受欺负的国家，在强大起来后，以什么方式对待国际社会的准则，以什么方式处理与其它国家的矛盾和冲突。实力有所增长，影响力有所上升的中国，怎样在平等的主权国家体系中发挥作用，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对中国提出的是一个新课题，它要求中国实现角色转变的任务。
当中国实力有所增强的时候，需要特别警惕、抵制和拒绝各种非和平发展方式的诱惑。
我们应该抵制对实力原则的迷信和滥用。一些人容易将国家在贫弱时所受到的欺负简单归结为实力不够，所以在强大起来后，容易受以实力解决问题的简单方式的诱惑。的确，在历史上，一个新兴国家的发展会与原有的强国利益发生冲突，结果往往通过一场生死决战，新兴国家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或被打压下去。这种方式是人类仍然带有野蛮时代印记的表现。今天的人类不能接受这种方式。在文明的时代，和平竞争的时代，一个新兴的大国，应该以和平的方式找到自己的位置，以和平的方式使国际社会能够信任它、接纳它、承认它，从而实现国际关系格局的重新调整。
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全球化的时代，随着各国交往的不断深入，中国与其它国家发生一些磨擦甚至冲突都是正常的，面对这些矛盾和冲突，我们需要智慧和技巧，耐心和善意，在维护自己利益的同时，也要尊重其它国家的利益，这样才能达到共赢的目的。
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压力之间的巨大矛盾。我们应该立足于从自身的发展来解决这些问题。既要对中国人民负责，也要对国际社会负责，既不能把问题和矛盾转嫁给别国，更不通过损害或掠夺别国来发展自己。这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基本原则。
走出孤立状态的中国，应该培养爱和平、爱人类的价值观念，应该具有全球意识。只有爱和平爱人类的价值观念深入人心，全球意识深入人心，中国才能适应走向世界的要求，才能真正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三
当中国开始走向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充满着矛盾和冲突，前途莫测。
全球化的进程使各个民族和国家的距离日益缩小，并且日益深入地相互渗入和交融。使人类命运息息相关。但是，国家与民族之间，宗教、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隔阂与不信任并没有减少，反倒因为相互交往的扩大在某些领域又有所增强。
人类目前掌握了非常发达的科学和技术，今后还会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它意味着，人类已经掌握和即将掌握的手段，可以彻底毁灭自己，甚至毁灭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将充满生机的地球变成荒凉的月球。但人类的道德水平却仍然带有野蛮时代的特征。
自原子弹投入使用之后，掌握核武器的大国之间没有发生全面战争，这是人类的幸运。中国发展起来后，如何坚持和平道路，并为人类的持久和平做出贡献，这是我们需要严肃思考的课题。国际社会不仅要考虑，中国是否会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还需要考虑，国际社会是否创造了使中国和平发展的环境。
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处于孤立状态，对世界充满敌意，执着于输出革命。那时候，国际社会的一些政治家相信，只有使中国摆脱孤立状态，回到国际社会的大家庭中，才使其成为积极的因素。也只有使中国发展起来，才能使其走上健康的道路。历史证明，这种认识是有远见的。但在今天，当中国回到国际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后，又有一些政治家，想采取孤立中国的政策，来削弱其影响力。
在全球化的今天，对中国这样一个开放的大国，围堵和遏制不会达到目的。中国人有着受列强欺压的历史记忆，这使我们对外来的不平等、岐视和霸权有着特别的感受。使国家富强起来，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如果有人不允许中国发展，阻碍中国发展，会遇到强烈的反应。遏制中国不会奏效，反倒会推动中国走非和平发展的道路。假想一个敌人，也许会制造出真的敌人。
想想世界上有多少冲突和灾难是误会和猜忌造成的，而今天的世界已经经不起那样的灾难。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增强相互理解与宽容，追求合作与和平，人类才有光明的前途。
写于2006年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