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涛
I 西方的竞争性民主不再具有说服力
1992年美国的社会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了著名的“第三波民主浪潮”的观点，认为西方的多党制和竞争性民主政体在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得到扩散。第三波民主浪潮扩散的区域涵盖了亚洲的诸多威权政体，包括台湾、韩国、印尼和泰国等都走向民主政体，而在转轨的东欧、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权威性的政治统治也遭到削弱，而西方的竞争民主政体也开始在这些区域站稳脚跟。美籍日裔的政治学家福山于是提出了“资本主义和多党民主政制成为全球唯一的模式”，由于苏联模式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不再存在，因此这种唯一正确的模式是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而试图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别无他途，只有采取这样的模式才有希望，在此基础上，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的观点。
历史脚步很快就要跨越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站在新历史的角度来观看世界，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周边的国家在民主浪潮中出现了“支离破碎”的混乱现象，没有人击败了西方的竞争民主政体，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人敢于质疑西方的竞争性民主政体，这一次是西方民主制度击败了自己，是西方民主移植到亚洲社会后带来的社会实践击败了西方经典的民主理论。民主拜物教主义者运用西方多党的竞争性民主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和假象，任何敢于质疑和批评西方竞争民主体制的观点，甚至是任何学术探讨都会被扣上“反民主”和“为独裁专制辩护”这两顶沉重的帽子，于是民主体制丧失了从体制内部更新和演进的任何可能性。
然而社会实践从来不屈从于教条，社会的丰富多彩从来不屈服于僵化的意识形态，西方世界在民主拜物教的僵化思维下失去了社会改进和更新的动力，而东方的“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却开始闪烁出理性的魅力。因为一种社会理论是否具有真正的生命力，必须得到实践的认可。脱离实践的所谓适合万国万邦的“普世价值”，说穿了不过就是一种新的人造宗教而已。
让我们随着西方的经典民主教条来看看亚洲的实践吧：韩国数十万民众因为进口美国的牛肉日夜抗议韩国总统，要求其下台；蒙古国在全国议会选举前夕不断发生全国性的骚乱和动荡，警察被迫开枪来制止动乱，全国局势处于动荡之中；伊朗在竞争性民主选举后，由于反对党拒绝认输，于是借助西方的力量进行持续不断的抗议，大选后半年社会依然处于极度的动荡和冲突中，支持政府和反政府的力量不断进行恶性对抗，社会气氛暴力而又血腥，百业萧条；由于国内政治的腐败，菲律宾在大选前夕国内政治气氛高度紧张，散乱成几十种不同政治力量的政党和政治派别阻挠了任何合作和协调的可能，高度紧张的社会冲突，日益失控的政治局面，以及糟糕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成为菲律宾现代化的根本障碍；被西方世界热捧的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却饱受竞争性民主之苦，多党的民主不仅加速了“购买选票、出售选票”的腐败现象，同时民主体制释放了复杂的民族、宗教和社会团体的恶性冲突。上述亚洲国家和地区，盲目复制了西方的竞争性民主政体，带来的往往却是社会动荡的显性化，各个社会群体在民主选举前后甚至进行恶性的仇杀，社会暴力事件随着竞争性的政治制度反而大大加剧了。而阿富汗和伊拉克强制带来的民主更成为一个巨大的国际笑话，在美军的军靴和刺刀下强制实施的民主却让美军自己陷入了更大的困境，伊拉克和阿富汗双双沦为亚洲的巴尔干地区，中央政府的执政权威仅仅限于首都和首都方圆数十公里的区域，而其它领域的政治权力却被地方军阀、毒枭、游击队、山大王和恐怖分子分割，民主带来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在哪里呢？
素以和平和文明而著称的佛教王国泰国在1990年代民主化后，社会稳定和凝聚力完全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社会的分裂和撕裂，民主化造就了两大根本的社会团体，而双方处在完全无法调和的恶性冲突状态。一方以贫民为主，要求通过民主来剥夺精英的权力，实现真正的农民党接管国家政权；另一方却指责对方在搞民粹主义，要求缩限农民和社会低阶层的选举权，甚至要求数名农民才能拥有一张选票。孤立的看，似乎双方的论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从双方相持的立场来看，却是亚洲社会独有的和谐和团结完全被击碎，示威双方无法和解，于是开始占据飞机场、议会大厦甚至是包围东盟亚细安的峰会场所，乃至暴力占据国家各个部门，都是家常便饭。 泰国的民主化无疑对亚洲社会提出了最严重的警示，在一个以和谐和稳定为基础导向的社会，一旦不加分别的完全复制引进西方的竞争民主模式——尽管引进的“产品”在产地运行得还可以，但是在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制度下，“善”花可能结出“恶”果，甚至会结出一个意想不到的硕大“恶”果。而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社会的分裂一旦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么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都可能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很多亚洲社会都是从一个美好的“民主梦”出发，但是最后得到的却是一个可怕的梦魇。
以上的例子还可以列举很多，但是民主拜物教主义者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无视任何社会现实和任何社会实践，把民主推崇为一种毋庸置疑的、不许批评的宗教，当这种宗教与现实严重脱节的时候，他们往往视而不见，于是乎将民主上升成为一种迷信和意识形态，这种反常的非理性的行为其实损害了科学的精神和对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的探索，反而造成了一种社会凝固的现象。任何具有反思精神的社会公共知识分子都会认真思索西方民主在世界各地完全“走样”和给其他非西方国家带来的巨大恶果。因此，当前的世界其实出现了一种第四波的现象，那就是西方的竞争性民主浪潮开始剧烈退潮，人们开始反思民主的拜物教现象，开始对新模式的思考和探索。而这一波浪潮中，最具有深远意义的是两个新的发展趋势：第一是西方世界内部开始出现置疑西方竞争性民主的声音，二是中国崛起可能为世界带来崭新的模式效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正在建构一种全新的民主模式。
II 西方民主体制下的数量型求和
从西方历史上民主的“源起”来看，竞争性民主政体产生于西方的社会阶级的博弈和斗争之中。同我们今天观察到的完全相反，近现代历史中，西方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从一开始是坚决反对民主的，其根源在于企业主和资产阶级担心大众取得选票后，会通过选票的形式来取消私人产权制度和生产资料的资本私人占有的制度。由于在工业化初期，劳工阶层日益集中地生活在城市中心，组织力量越来越强，最关键的是，劳动阶层的数量上总是远远超过资产阶级和贵族，如果任由大众取得民主权力将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威胁。因此理论上说，大众取得选举权，存在着社会主义和平取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在资产阶级和贵族的眼中，大众(demo)永远是一种可怕和狂暴的力量，它代表的是低素质的群集和乌合之众，代表的是一种数量上的简单多数叠加和质量上的低下，因此在19世纪中后期，我们看到的是劳工阶层在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指导下积极追求民主，而资产阶级从集团利益和天然的恐惧出发，坚决反对大众的民主权力。
随着资本主义内部社会矛盾的加剧以及社会“平权化”的发展成为大势所趋，资本利益集团开始接受了大众民主的观念，并且逐渐给予了普通民众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是一个漫长而又血腥的过程，劳工追求民主的权力一次次被镇压，同时资产阶级开始让步并进行社会改良，一直到资本主义国家完全承认民主体制为止。从根源上来说，资本利益集团和社会精英是反对“民主”的，而主张“自由”，因为“自由”代表的是资本积累和投资的自由以及社会精英的所谓“思想自由”，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符合有产者根本利益的。而“民主”代表的则是大众的组织力量和对资本家和社会利益集团自由的威胁和限制，因此从根源上来说，“民主”和“自由”是完全对立的两个概念。那么后来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又承认了民主，并将“民主”和“自由”这两个对立的概念糅合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的概念，取得了道德上的无限优势，在全世界推广所谓西方的“民主自由”呢？为什么资本主义所惧怕的“大众民主”反而成为西方国家教训非西方社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利器呢？
最根本的秘密在于西方资产阶级看到了“民主”的好处，通过对数量民意和简单多数的操纵，资本集团可以更加巧妙地诱使大众认同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对数量民意的精密操弄，资本主义制度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稳定资本主义制度的效果。
从民主的拉丁文来源来看，民主的原意是人民的统治和人民参加国家管理的意思。其实人民从来没有统治过国家，人民从来没有真正实施过对国家权力的支配和管理。当然，除了古希腊的城邦时代以外，在那个时代，在小规模的面对面的社会，人民可以真正参与对城邦事务的讨论和公共决定（即使在古希腊，占人口多数的奴隶是排除在民主制度之外的）。进入现代民族国家之后，由于国家的规模远远超过古希腊的城邦，不要说人民的治理完全不可能，就是人民完全地参与一个问题的讨论和公共决定都是难以想象的。在现代社会，无论在任何政体下，人民都没有统治自己的国家和社会，统治国家的永远是一小批职业官僚集团，管理国家的永远是从中央或是联邦到地方的各个专业官僚集体。在西方的竞争性民主制度中，人们取得的仅仅是“划钩划叉”和在精英集团设定的框架下有限而又被动地表达意见的权力，说得更直白一点，人们取得的只是喝彩的权力，或是作选择题的权力，有时候人民需要做单选，有时候需要作多选，有时候可以做不定项选择，但是议程的设置和题目的设计确是牢牢掌握在精英集团的手中，人民获得的仅仅是被动的表达权和被媒体诱导的选择权而已。
而通过四年一度的选举，产生了人民获得“统治”国家权利的假象，而事实上，形式上的民主形式掩盖的是资本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对国家的共同控制和治理。选举一旦过后，大多数人民再次回到生活中去，政治在瞬间的激情燃烧后就复归为生活的操劳、享乐、购物、酒吧的闲谈、足球和生活消费中去。每四年的一个“时间点”，人民取得了作选择题的权力，而选择的对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本财团和利益集团的巨大影响，无论是两党、三党还是多党都掩盖不了资产阶级利用民主制造假象的高明手段。于是资本阶级不再惧怕民主，而是变得激情拥抱民主，因为民主履行了为资产阶级合法化统治国家的权力，赋予了人民治理国家的假象，大幅度降低了社会的阶级冲突和对现存制度合法性的质疑，因此民主制度最后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合法化的根基，这是资产阶级和社会既得利益集团所始料未及的。
这其间的关键在于，社会精英集团发觉了人民和民意是可以被计算、精算和精密操纵的，人民的政治热情是有限的，在满足了形式上的投票权后大多数民众都会恢复到日常生活的平静中去，而少数对政治超级感兴趣的民众则可以被吸纳到政党政治的事务中去，因此民主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不但不再是一个可怕的制度模式，反而成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这的确是历史的悖论。
这一点倒是恩格斯看得非常清楚，他认为通过议会的和平斗争和选举权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取代资本主义的，因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了资本会操纵政治选举的进程，会通过各种手段塑造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制度环境，因此形式上的民主反而可能消解资本主义内部的反抗和对社会制度的批判。这里也解释了为什么如此众多的资本主义国家从开始给予民众的选举权到今天，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无数选举，但是共产党或是社会主义政党从来没有可能选举执政。即使是西欧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工党执政，也只能是在可能的条件下进行社会改良，建立现代福利国家和福利社会，缓和国内矛盾，但是这一切都是在不损害甚至是维护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完成的。因为无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全国选举，都必须依赖于背后财团对于竞选经费的支持，而所谓自由媒体又是受到市场消费和背后财阀利益的刚性制约，因此期待资本主义国家能够选举出社会主义政府那无异于是天方夜谭。
西方的竞争性多党民主制度从其根源上来说，追求的是数量上的求和，而不是矢量上的求和（参见王立雄的观点），主要是将社会大众民意进行简单数量叠加来构成社会的“数量型民意”和所谓“多数民意”。而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本质又决定了数量型求和与多数民意是被社会精英制造的舆论所操纵的，而社会精英从本质上又是同资本精英紧密相连的，因此最终社会大众的数量型求和反映的很可能不是人民真正的意志，而只是民众在资本、媒体和精英的诱导下做出被动简单的“是与不是”的回应而已，最终达到的效果是数量型求和，也就是通过所谓公共民意来实施社会精英集团本身的意志（王力雄 1998）。
比如我们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看到的是美国多数民意支持战争，而世界各国的多数民意都是反对战争的，而在这里美国的民意并非表明多数民众支持战争，而是一种在社会精英操纵下的简单数量求和。孤立地询问美国民众：你是否反对恐怖主义，支持伊拉克战争、保卫美国的国家安全？大多数美国民众在面对这样的选项是会支持国家发动战争的。但是如果问题被设计成这样，你是否愿意美国采取暴力措施去夺取伊拉克的油源？估计遇到这样的问题多数民众就不会支持战争了。如果问题设计成为：你是否赞同一场战争，导致伊拉克平民血流成河，并导致美国数千士兵丧生于两河？估计这时候就不会有美国民众支持战争了。
这里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站在军火商和石油寡头集团一边，通过强调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时隐蔽问题的不同层面，或是将问题的根本实质隐形化，将问题的表象和虚假的一面显性化，让问题的设计可以诱导大众进行简单数量叠加和数量求和，来达到数量叠加带来的所谓多数民意，从而通过民主来支持“合法化”的战争。因此通过诱导产生的民意远远可能带来比专制更为可怕的后果，因为数量求和带来的多数民意往往可以使得精英阶层堂而皇之地发动一场合法化的、（所谓）民众授权的军事侵略和暴力屠杀。
比如“一战”前，各个实行竞争性选举制的民主国家的民众都极力支持战争，这是我们看到的表象“民意”，是数量型求和，而很可能不是真实民意，不是真正的人民意志的矢量求和。其实深入到“一战”前的英国，法国或是德国，人民最关注的还是和平安宁的生活，人民之间从本质上并不关心而且反对资本争夺世界市场的霸权而带来的血腥战争，但是通过社会政治精英配合资本利益进行的民意诱导，于是人民把这些战争理解成为“民族间的战争”或是“生存空间的战争”，于是数量求和下的人民成为资本集团诱导下的百万炮灰。
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无论是任何政体的国家，包括在民主制的国家中，精英实行的始终是思想审查的方式，我们能看到的，被大众理解认知和把握认识的，始终是社会政治精英和资本利益集团愿意让大众看到的，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侧面，是众多层面的一个单层面，一个高度被扭曲的多棱体的一个单向侧面，而一般的民众就会按照精英制定的议程和选项去思考和作被动的选择，而很难深刻地进行反省式思考，是否有其它侧面我没有看到？是否我知道的仅仅是一个微小的微不足道的部分，而剩下没有看到的部分足以颠覆整个事件的架构？
由于涉及的反恐战争和领导人选举的议题都是超出普通民众经验范围的事件，因此普通民众得到关于这些宏大事件、超出生活范围事件的信息永远是不完全的，而普通民众也没有如此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对这些超出经验范围和日常生活的事件作出全面了解和全面判断，因此精英对事件的解释和分析就是不可避免的，民众往往是通过精英的意见来被动地获得信息形成自己的判断，因此信息的选择、剪辑、编辑和审查是必然的。资本主义制度指责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新闻控制和审查，其实是非常单面的指控，西方的民主体系才是最佳的实现了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更好地维护了资本精英和社会政治精英的利益。通过精英对信息的审查和操纵，从而高明而又巧妙地实现数量求和，可以极大程度地“固化”资本利益集团控制国家的本质，弱化社会的反思和批判，同时可以消解大众的反省思考意识，人们下意识地认为我们生活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中，因此我们的观点始终是全面和正确的，这实际上弱化了人民的判断能力，经年日久，就容易形成民主制度下的洗脑现象。资本主义的竞争型民主告诉人们一个真理：登台表演的永远是少数，控制新闻信息来源的也永远是少数，而背后操纵大众的还是少数，为了让一个少数人的团体合法地统治大多数，于是民主游戏就产生了。 资本主义的本质永远是，为了10个人统治10000人，需要一套高明的现代统治术，而竞争民主体制恰恰是通过一套复杂的程序来加深了10人的统治，同时又使得10000人在心理上获得满足。
如果按照某些右派知识分子的观点，西方的自由民主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终结历史的最完美的模式，那么又何来震撼全球的经济危机呢？为什么一个民主的体系却无法阻止内部制度化的腐败呢？为什么银行家可以绑架一个完美无缺的民主制度而将世界带入灾难呢？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认识和探讨。
III 后民主时代的来临和西方民主的衰落
著名的政治学者罗伯特 • 达尔曾经提出了西方民主并非是真正的“人民执政”，而是一种社会精英竞争和妥协下的“多头政治”，或可称为“多元政治”和“多元民主体制”(Polyarchy) ，也就是说，西方民主体现的是一种代议制政体。这样的看法比较接近西方民主政治的实质和本质，在学术界达尔的关于民主的理念也逐渐得到广泛的认同（Dahl 1971, 1989）。
西方民主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发展出来的政治参与制度，从其根源来说，是社会大众能否通过大众参与的制度来节制资本的问题，而最终发展出来的社会妥协和社会契约是资产阶级接受了这样一种政治博弈的结果，开始进入资本和社会精英共谋操纵民意的阶段。当然民主体制本身一旦发展出来，也带有一定的社会政治功能，比如通过大众的选票可以迫使资产阶级让步，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社会福利条件，提高工人的收入水平和政治待遇，同时通过形势上的民主解决了民众政治参与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化问题。因此民主制度从功能上来说在某种程度上节制了资本，促进了大众消费社会和福利社会的产生，促进了社会一些功能系统非商品化的发展，节制了资本的专断性和任意性，资本的力量不能再像工业化初期那样无法无天、肆无忌惮。
然而形势上的多头政治远远不是真正的民主体制，人民完全没有真正管理国家的权力，国家的政治权力只是交替地在资本精英推选出的代理人——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之间不断转换，人们获得了“划选项”和“钩叉选题”的权力，而选项的设定和题目的设计是牢牢掌握在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中。具体说来，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任何一名政治家，离开了大企业和大财团的政治捐献，离开了精英媒体的精心包装和精心设计，离开了巨型的选战广告设计和形象策划，那么就永远不可能赢得一场选战。
而即使是表面上的资本的退让和福利国家的建立都在过去三十年时间发生了巨变。如果说资本势力在战后还一度进行社会妥协，同意让利出来支持福利国家的建立的话，那么1980年代随着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执政，右派政党开始对福利国家进行了一场总体清算，工会和工人的权力被限制，福利项目被削减，工资被尽量压低。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浪潮扩散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资本的权力得到了空前的扩张，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任意流动，寻找廉价的生产基地来获取超额利润。西方国家内部跨国企业的崛起和资本力量的迅速扩张，以及伴随而来的劳工权力萎缩，使得二战后相对文明和谐的西方社会历经了商品化的浪潮，除了教育、医疗、养老保险等准公共产品的商业化以外，一些新自由主义思想激进的国家甚至将国家部分公共权力商业化，比如铁路私营化，基础设施私营化，法院私营化和监狱私营化等。在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感慨国家公权过大的同时，西方却在经历着跨国企业垄断巨头和商业巨无霸的飞速崛起，一股19世纪曼彻斯特野蛮资本主义的浪潮在苏联解体和老对手消失后，开始恢复了本来的面目，资本主义经历了强大的“回潮”现象，资本权力对国家公共权力的消蚀和侵犯逐渐破坏了二战以来资本主义内部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契约关系。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英国学者Colin Crouch提出了“后民主”阶段的观点。“后民主”如同“后工业化社会”、“后美国时代”等概念一样，描述的是一个制度演化的不同阶段。当某一事物尚未成熟，出现了某种制度的苗头，我们可以称其为前X阶段（例如“前工业化”阶段），而当某一制度的特征出现了明显的制度表象的时候，制度的特征开始进入到繁荣兴盛的阶段，我们可以称其为某阶段 （例如工业化阶段），而当某一制度的特征已经出现了与其兴盛阶段相背离的新特征时，我们可以称其为后X阶段（比如“后工业化”阶段）。而后民主阶段指的正是这样一个阶段，民主的一切过去制度特征都出现衰退的征兆，西方国家内部，人民普遍对民主选举冷淡和冷感，人民的政治热情大幅度降低，而商业利益、财团利益和游说集团的利益与媒体社会精英和知识精英联结形成社会固化结构，因此选举和政治的参与已经出现了超级形式化和选秀化的特征，而资本控制国家权力的情况出现了强化的特征，在过去时代形成的社会福利国家则相应地弱化。资本和精英集团对公共议题和日程的操纵日益精巧和高明，公共社会讨论呈现“做秀”的特征，民众只是按照职业化的专业团体的预案来讨论预先提供的可能性，而背后体现的仅仅是利益集团、资本集团和游说集团的利益。人民只是被动地或是冷漠麻木地就一切预定好的选项进行简单的表态，而背后的政治决策却是闭门决策，政治家对政策的决定充分体现资本集团的利益 （Crouch 2008, 2004）。
比较具有典型代表的是美国和意大利的民主。在美国，总统选举越来越成为一场明星party，选举的实质内容越来越不重要，两大政党的政见也越来越趋同，而利益集团和游说集团对议院的影响和操纵却成为制度显性化的特征。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单独贿赂议员是违反法律的，但是通过游说公司来影响美国的公共政策和政策走向则是合法的。这导致了美国选举和政治生活高度商品化的制度腐败现象，往往是财团和利益集团通过游说集团影响了政策法律的制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 而意大利却出现了独特的“贝卢斯科尼现象”，也就是一个家族，即贝卢斯科尼家族，同时拥有全国性的商业公司、金融机构、全国性媒体与地方媒体、足球场、赌场、电影院等，甚至贝氏家族对于最高法院的构成都具有深度影响。在这样的高度“反功能分化”的体制中，资本的实力超额垄断了社会各个领域，使得社会各个功能领域都出现了商品化和资本化的现象，资本的力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从而可能将全国的媒体、体育、司法等吸入到一个统一的资本势力之下，使得整个国家宛如一个超级巨型公司。
在后民主阶段的资本主义民主政体，资本开始放弃了过去的收敛和对社会契约的承诺，转而寻求一种无限的“资本权力”和“资本独裁”，各个社会功能系统出现了功能缩限的现象，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出现了社会各个次级系统的资本化、产业化和商品化的现象。
显而易见，西方的竞争性民主制度不仅在全世界遇到了挫折，更为关键的是，这样的制度本身已经进入了腐败和衰朽期。人们往往很轻易地可以认识到专制制度的危害和腐败，却很难认识到民主制度本身也会走向腐败，任何一种万年长存的人类制度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很少有人认识到，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经在阻碍西方本身的社会经济的进步发展：
一是资本逐步返回国家权力领域控制国家的权力运作，既有可能促进国家长远的发展，也可能阻碍国家长远的发展。当资本的利益与国家的整体利益一致的时候，西方的民主资本主义制度表现的就可能是促进经济的发展；当资本的利益与国家的整体利益不一致或是相悖的时候，西方的制度就可以反向制约国家整体的发展，并有可能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
二是由于资本利益的短期性与私人性和国家利益的长期性和社会利益的综合性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运作逐步与资本“结构耦合”，导致职业政客被迫从短期利益出发来迎合资本的利益。政治决策出现短线化和短视操作的状况，国家公共权力的公司化导致国家很难从长远利益出发谋划全社会的战略发展。同时资本投资者也就是大财团和利益集团需要政治家兑现短期收益，在一个国家功能日益“私利化”的社会里，政治运作按照四年一期的短期操作是最大的理性行为，而对于一个国家的长远利益来说却可能是巨大的非理性行为.
三， 由于资本逐步渗透到国家的政治运作和政党政治中，资本利益集团乐意看到政党的碎片化，尤其是乐意促进左派政党的破碎化，同时资本力量力求削弱工会等组织能量以防止与资本相对的力量按组织化原则集中起来，因此资本寻求的是政党制度的分裂和越来越多的政党的产生。资本擅长的是分割战术，通过分割政党党派和社会团体达到社会组织的离心化和离散化。早期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与资方斗争的局面越来越不可能在后工业化和后民主时代出现，取而代之的是社会被巨型的资本利益集团引导分割得日益支离破碎。
四，资本独裁要求的是社会的非组织化和左派政党组织能量的下降，而人民对民主的失望和冷感更加符合资本的需求。在一个政治需求和组织能力普遍下降的社会，社会也越来越具有离心力，社会的整合能力也越来越弱。社会组织能力的下降导致西方国家越来越不具有能力整合资源来为国家谋求战略性的发展和国家长远的发展。
五是传统由国家担负的整合功能在资本的侵蚀下受到损害，而除了国家之外很难找到能够具有整合全社会的政治力量。资本处心积虑地削弱国家的力量和国家的管理结构，同时尽其所能商品化一切本来属于国家基本功能的领域。这直接的后果就是国家管理能力的大幅度下降和社会组织程度的大幅度衰退。而这一切在激烈的21世纪民族国家的竞争和角逐中都是致命的。
六是一切以短线政治选举为操作取向的竞争式政党政治无法真正将国家的利益放到第一位。多党竞争制度的悖论不仅在于决策效能的低下短视和政党恶斗，更严重的是社会层面的任何议题在多党竞争政治的讨论和操作中都会成为权争的代名词。这就是说，民众的利益、社会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永远都是让位于党派之间的权争。一个重大的社会议题，无论其如何符合国家利益和民众长远利益，反对党都将竭力杯葛，而一旦执政党和反对党位置对调轮换，那么今天反对的明天就可能赞成，今天赞成的明天就可能反对。 在无限制的政党分割斗争中，社会逐渐失去了长远规划和对战略利益的把握，也失去了宏观层面规划长远方略的能力，导致社会对抗的无限制升级。
七是多党制的分割导致了对社会团体本身的分割，西方的竞争民主制度日益将社会人为的分割成为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和情感共同体，这导致了民众对于整体国家认同感的下降，和对社会分割集团的认同感的上升。而这一切的后果就是社会日益的分裂和冲突的加剧。
八是国家利益的弱化和资本利益的强化使得未来西方国家在与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一个削弱国家能力和日益公司化的国家是很难动员全社会的组织能量来实现现代化的超越和突破的。面对中国模式的强速崛起，西方的制度正处于十字路口的前夜。
当然西方的竞争民主制也有防止独裁政治和政治监督的功能，但是在后民主时代，西方的竞争民主制度的负面意义已经越来越大于其初始的正面意义，西方竞争式民主制度不仅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恶果，而且在西方社会内部本身也已经到了弊端高度积累的阶段。可惜的是由于制度的路径依赖和民主制度的锁定，即使部分西方人士开始认识到西方民主制度已经是弊大于利，但是民主制度的神圣化和对初始制度的依赖性发展已经使得西方社会失去了制度更新的可能。我们要问的是，是否有一种制度，能够既防止独裁和终身制以及封建皇权制度带来的弊病，又同时能够避开西方竞争民主制度中资本锁定社会发展道路的弊病，实现后民主时代的全面制度创新呢？是否民主的对立面不是“专制和独裁”，而是另外一种新的制度模式呢？这里需要人们思想的开放和多元，反对的是思想的专横和霸道，人们必须学会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来了解其他国家发展的模式，寻找未来人类新型的制度模式。在这里中国发展的模式将是21世纪最受瞩目的新政治模式。
世界不能再靠西方了，我们已经进入了后美国、后西方和后民主的时代，我们需要寻找新的模式，这时候，中国模式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这将是下一篇将要讨论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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