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年初到现在，短短的数月内中美关系所发生的变化令很多人陷于迷惑状态。中美两国先是在一系列问题领域包括对台军售、会见达赖喇嘛、谷歌、人民币汇率、气候保护、贸易摩擦等发生了冲突。一些人惊呼，刚刚前些年形成的中美“联姻”（或者“中美国”），不仅要“离婚”，而且要开“战”了。但接下来的发展同样也使得一些人感觉到吃惊。在面见达赖后不久，美国总统奥巴马主动向中国“示好”，重复一遍从前多次重复的“一个中国政策”（在台湾问题上）和“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西藏独立”。接着，中国宣布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在华盛顿召开的核安全峰会。同时，中美也将在北京举行第二届战略与经济对话。
这种变化并没有改变包括中美两国本身在内的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关系的两极化的看法。一方面，无论中美关系往怎样好的方向发展，悲观论者总是相信中美最终必有一战。从历史上看，一个新大国的崛起必然挑战现存大国，从而引发新旧大国之间的争霸战争。无论是现实主义也好，冷战思维也好，总有一部分人这样想，其中也一直有人想把中美关系引导到这个方向。另一方面则是乐观者。乐观论者每遇到一些改善的迹象，就马上会想到中美关系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悲观和乐观都不可避免，但从政策层面，无论悲观还是乐观，都不能导致理性地处理中美关系。如果悲观论成了真理，那么战争就成了唯一的出路。如果是这样，除了准备战争，还要作种种其它的努力干什么呢？乐观论者则经常是自欺欺人，看不到国家间不同利益冲突的不可避免性和经常性，从而对中美关系所存在的冲突认识不足，准备不足。
世界权力格局新变化
那么，如何比较客观地来评估中美关系呢？中国和世界其它新兴大国的崛起，已经导致了世界权力格局的新变化。在这个权力新格局中，美国继续是“老大”，但已经不能独自主宰国际事务，而中国本身则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这个权力新格局，中国必须有充分的认识，才能有助于确立处理中美关系的新原则和新政策，避免往悲观论或者乐观论方向滑行。
新的权力格局具有两大相关的结构性特征。其一是中美两国都处于同一体制内。中美两国都是核武器国家。这个结构尽管重要但显然并没有主导中美两国的日常关系。（如果和以往美苏之间的冷战关系比较，就非常容易看到这一点。）制约中美两国关系的最重要因素就是两国都处于同一个体制内。在这个体制内，中美两国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关系。尽管并不完全是对等的相互依赖，但它制约着任何一方对另一方的关系。
另一个特征是G2结构。从表面上看，G2似乎是中美关系。其实并不然，因为在这个体系内，还有其它很多国家。因为G2指的是整个国际关系格局中的，或者国际大家庭中的中美关系，G2关系处理不好，受影响的不仅仅是中美两国，也影响其它很多国家。甚至可以说，如果G2关系处理不好，受负面影响最大的有可能并非是中美两国，而是其它国家。尤其在经济上，中美两大经济体，抵御能力大，但其它一些小国家则不然了。中美两国吵架，最大的受害者可能是其它国家。也正因为这样，前些年当G2概念流行开来时，包括欧洲和日本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反对和恐惧于这个概念。也正因为是在国际大家庭内，大家对G2争吵看得很清楚，知道谁应当负有责任。这对中美两国都会构成相当的压力。
这两个结构特征倒是决定了中国领导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对中美关系的一个判断，即两国关系，好，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在“好”的方面，即使中美关系发展到一些美国人所形容的“中美国”，也不会有像从前英美和美日那样的联盟关系。“联盟”是针对“敌人”的，但现在大家都处于同一个体系，没有往日那样明确的“敌人”了。在“坏”的方面，即使两国有了纠纷，也不至于发生大规模的冲突，更不用说是公开的战争了；并且在政策面上，有越来越多的重大国际问题需要中美合作来解决。
中美关系的三个层面
考虑到这些结构性因素，中国可以至少从如下三个层面来处理中美关系。尽管这三个方面互相关联，但在外交事务中，有必要把它们区分开来。
第一是政治层面。美国是民主政治，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政客，都不可避免要炒作中美关系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尤其当政府的内部政策表现很差的情况下，必须找外在的替罪羊。在今天的国际关系格局中，中国往往是首当其冲，成为美国政治的牺牲品。无论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个是事实，中国不得不接受。中国可以抗议，但政治是永恒的，不会因为今天的抗议而明天会有所好转。
第二是战略层面。在这个层面，不管中美两国同处一个体系，并且是相互依赖，美国决不会轻易放弃利用各种因素，包括西藏、台湾等，来制约中国。这可以说也是永恒的，一个大国绝对不会放弃努力来制约另一个大国。但是这些因素是否会成为美国制约中国的战略重点，则取决于中美关系的其它方面。
第三是国际层面。在这个层面，中国应当负有自己的国际责任，例如在核武器扩散、环保和气候变化、国际经济平衡等等领域。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国际责任也在增加。中国是个负责任的大国，但中国并非是向美国一个国家负责，而是要向整个国际社会负责。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有共识，中国去履行责任，这是中国的责任行为，而非为了迎合美国。这明显表现在这次中国在伊朗核扩散问题上的态度。利用一切手段遏制核扩散是任何一个大国的责任。在其它很多问题上，中国的行为也可作如此的解释。（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如果中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和美国讨价还价，就很难成为一个责任大国。）
对中国来说，重要的是要避免和阻止美国由政治层面的考量上升为战略层面的考量。一些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就必须作出理性的反应。在这方面已经有了积极的迹象。例如，考虑到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利益，即使在对台军售、达赖、贸易纠纷的高峰期，中国仍然同意美国航母停靠香港；而在伊朗核武器问题上仍然和美国合作，更是中国崛起成为大国的标志。这表明，中国已经真正确定了自己的国际利益，清楚地认识到作为大国应当尽到怎样的国际责任。
不过，中国也要意识到，正是存在着这些结构性因素，中国有能力来确立主动接触美国的策略。当美国在中国的核心利益领域从事政治操作的时候，中国不仅需要理性的抗议和抗争，更需要去发展种种机制来制约美国的政治操纵——尤其在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领域。这方面中国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只有到了美国也有意愿来向中国的利益，尤其是核心利益作调适的时候，两国的关系才能达到一个稳定的平衡。
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中美关系仍然继续会是中国外交关系的重中之重，但必须明确认识到，中美关系不是中国唯一的对外关系，中国的国际利益不能只围绕着美国转。从国际权力结构性的变化来评估中美关系，才能把握中美关系的本质，处理好中美关系。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