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作者：杨洁勉
中国对软实力的探索：作为公共产品的国际体系观
【内容提要】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正在探索以其日益增长的硬实力和逐渐显露的软实力对国家和人类利益的服务之道，而中国完善自身的国际体系观正是这种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国对国际体系改革的方向是：“逐步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和秩序，使之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一国际体系不以个体及其利益为取向，而以集体以至全球社会和全人类利益为取向，追求全球范围内资源与价值分配的合理性与平等性。中国在确立和完善国际体系观的同时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它反映了国际社会在全球化条件下寻求合作共赢的共同努力。和谐世界理念是同国际体系观密切相关的高层次理念，属于普世价值观的范畴。和谐世界理念为国际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认同和共识创造了有利条件，两者良性互动与相向而行，是构建新国际体系共同价值的基础。当前，中国正在确定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地位，整合自己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通过向世界提供具有前瞻性和务实性的相关公共产品推动国际体系顺应历史潮流的方向前进。
【关键词】软实力国际体系观和谐世界公共产品
【作者简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正在探索以其日益增长的硬实力和逐渐显露的软实力对国家和人类利益的服务之道，而中国完善自身的国际体系观正是这种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当前，中国正在确定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地位，整合自己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通过向世界提供具有前瞻性和务实性的相关公共产品推动国际体系顺应历史潮流的方向前进。
一、中国的国际体系观及其意义
（一）中国国际体系观的形成和发展。所谓“国际体系”，是指国际社会各行为体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既对立又统一的整体，也是指有规则、有机制并且分享共同价值和方向的一种稳定态势。国际体系一旦建立，具有相对稳定性，主导国家往往能超时空地获益。因此，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都非常重视国际体系的维护、更新和构建，它们的相关考虑、规划和举措就是它们的国际体系战略和政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总的趋势来看，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反对到正面认同的过程，随之亦从国际体系外的、挑战型的、革命性的国家，逐步转变成了认同并主动融入现存国际体系并在其中发挥重大作用的现状性的国家。[1]
在冷战结束前后，中国的视野已经扩展到后冷战时期的国际体系问题，确立了“世界多极化”的理念。2001年12月2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标志着中国已经是当代国际体系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与此同时，中国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持续提升，发展中国家要求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西方国家则要求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在此背景下，“国际体系”在中国官方文件中频频出现。
2005年以后，西方国家对中国提出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要求。始作俑者是当时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他于2005年9月21日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演讲中首次提出，美国“必须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2] 此后，欧洲领导人在温家宝总理2006年9月访欧期间也表示欢迎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利益攸关方。[3] 同年10月24日，欧盟委员会发表对华政策的第6份文件：《欧盟与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承担更多责任》，以及题为《竞争与伙伴关系——欧盟－中国贸易与投资政策》的对华贸易战略文件，两份文件都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4] 这就是所谓的“中国责任”论的兴起。
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体系的时间并不长，中国政府尚未正式系统阐述过它的国际体系观。直至近年，中国政府在对外文件中有时还把“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交替使用。例如，2000年10月12日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重申现行国际体系中不公正、不平等的现象不符合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但在2003年12月16日的《中非合作论坛－－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计划（2004至2006年）》的类似论述中却是：“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尚未根本改变。”中国在同俄罗斯关系中主要使用“国际秩序”而不是“国际体系”。2005年7月１日胡锦涛主席和普京总统在莫斯科签署了《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2006年11月胡锦涛主席访印期间，中国和印度发表的《联合宣言》指出：“作为正在形成中的多极化国际秩序中的两个主要国家，中印同时发展将对未来国际体系产生积极影响。”[5] 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关于国际体系的概念和战略正处于厘清和形成之中。
（二）中国对国际体系的界定。中国政府没有对国际体系进行过官方的定义，但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届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关于国际形势的判断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的有关官方立场。而且，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和对外关系的发展，中国官方关于国际总体形势的判断（即国际体系）也日益清晰。党的十二大报告（1982年）强调反对霸权主义和第三世界在战后国际舞台上的崛起是我们时代的头等大事。[6] 党的十三大报告（1987年）中没有专门论述国际形势。[7] 党的十四大报告（1992年）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8] 党的十五大报告（1997年）指出：“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9] 党的十六大报告（2002年）指出了“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并认为“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10]
根据官方文件，中国政府对国际体系的定义可以归纳为：中国政府强调主权国家是国际体系的主要和基本行为体，单极倾向和多极趋势是当前国际体系的基本特点，通过世界多样性和文明对话构建国际体系的主流价值观，推动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国际体系的发展方向。[11]中国政府认为各种国际组织、国际条约、国际公约构成了国际体系的主要内容。温家宝总理2006年4月3日在澳大利亚发表重要演讲指出：“中国坚定地维护世界和平，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
中国参加了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近300个国际条约。”[12] 中国倡导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公正、合理、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国际体系。中国政府认为：“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不可或缺。作为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是实践多边主义的最佳场所，是集体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有效平台，应该继续成为维护和平的使者，推动发展的先驱。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作用，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13]
在国际条约和国际规则方面，中国政府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积极参与“国际立法”，全面真诚履行国际条约义务，严格按照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办事。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参与各个领域国际条约的制定，同时加快了参加国际条约的步伐，到2006年参加的多边条约达300多项，对外缔结的双边条约和其他具有条约性质的文件超过17000件。[14]
（三）中国主张的国际体系改革方向。中国政府认为，当前的国际体系是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具有不合理性和不公正性。同时，中国政府还认为当前国际体系处于转型期。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国家和地区日益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更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全方位的影响力，欧盟、日本、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家综合国力不断上升。另一方面，美国实力所受的限制也为国际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提供了条件。
中国对国际体系改革的方向是：“逐步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和秩序，使之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15] 这一国际体系不以个体及其利益为取向，而以集体以至全球社会和全人类利益为取向，追求全球范围内资源与价值分配的合理性与平等性。它是综合性而非单一性的秩序，涉及全球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所有领域，国际安全只是其重要内涵之一，不是唯一的或压倒一切的。因此，实现这一国际体系的目标必须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使21世纪真正成为“人人享有发展的世纪”。
中国政府认为，新的国际体系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而不是刻意排斥，取长补短而不是定于一尊，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16]
二、国际体系观与和谐世界理念
（一）和谐世界理念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意义。中国在确立和完善国际体系观的同时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2005年4月，胡锦涛主席在出席纪念万隆会议50周年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17] 此后又在同年9月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奠定了中国关于和谐世界的基本看法。[18]
国内学术界在和谐世界的界定问题上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把和谐世界视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和文化传统的努力目标，不宜也不该细化。一种是把和谐世界既看成长远目标，也看成近中期的具体任务，因此要有现实的定位和阶段目标。笔者比较赞同后一种观点，其主要理由是：第一，和谐世界从理念到理论既需要不断丰富和提炼，也需要不断实践和检验。第二，和谐世界的主要受众是国际社会，需要普世性语言、可检验性标准、可测性界定等。第三，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建设和谐世界需要淡化中国的特殊性和增强世界的普遍性。最后，对和谐世界进行阶段性分解，便于实践检验，因而更易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和认同。
和谐世界的内涵目前尚处于充实和丰富的阶段。和谐世界是和谐社会与和谐地区的自然延伸，但不是它们的简单放大。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对和谐世界的内涵进行了高度的概括：“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条件。要致力于同各国相互尊重、扩大共识、和谐相处，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坚持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致力于同各国深化合作、共同发展、互利共赢，推动共享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成果，促进世界普遍繁荣；致力于促进不同文明加强交流、增进了解、相互促进，倡导世界多样性，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致力于同各国加深互信、加强对话、增强合作，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全球性问题，促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地区安全稳定。”[19]
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反映了国际社会在全球化条件下寻求合作共赢的共同努力。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各国利害关系更加休戚与共，国际社会日益认识到需要在世界发展方向和途径上达成共识。从总体趋势看，目前是物质极为丰富而思想理念相对贫乏的时代，国际社会渴望新的思想理念能够有助于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本质，寻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中国提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对于缓解世界矛盾紧张态势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当今天下很不太平，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还没有解决，世界矛盾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人类实现普遍和平、共同发展的理想仍任重道远。从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新角度来看待和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就能在最大限度上缓解矛盾，凝聚共识，维护和平，继续发展。
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理论，与国际上流行的全球治理理论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都植根于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都反对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都主张通过国际合作解决各国的共同问题，都反对“美国治下的和平”而主张增强联合国的作用，都致力于确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据此，有中国学者认为，和谐世界理论实际上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指出了如何面对全球化挑战、管理全球化的思路。它是关于全球治理的中国主张，是在世界变化新现实和趋势下的中国世界观，可以看作中国官方提出的“全球治理”版本。[20]
和谐世界理念有助于在“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的今天推动“和而不同”的文明共处。在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进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当代，各种文明仍在世界舞台上各展所长。尊重文明和发展模式多样性的存在，是中国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
和谐世界理念具有全球性的基础。世界几大文明中都有“和平”的理念，和谐世界的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2007年3月8日在上海期货交易所发表题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性》的演讲中表示，美国所倡导的开放政策和市场化原则与中国领导人所奉行的平衡与和谐发展的理念相似。[21] 时任英国外交大臣贝克特2007年5月17日在中央党校发表演讲的题目就是《构建和谐世界：英中关系及其应对国际性挑战的贡献》。[22] 有的学者在评论潘基文当选联合国秘书长的原因时指出：目前的国际体系需要注入崭新的智慧、崭新的哲学思考和行为模式。世界上的冲突已经够多，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强悍和锋芒毕露，而是外柔内刚、善于走中庸之道的斡旋者与调解者。[23] 当然，世界上也不乏和谐世界的怀疑者。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还需要做大量的说服工作才能使世界社会接受它（关于和谐世界的）前景”。[24]
（二）和谐世界理念同国际体系的互动。和谐世界理念是同国际体系观密切相关的高层次理念，属于普世价值观的范畴。要建立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世界，就必须使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认同或接受普世性理念，循此和谐相处，并构建共同发展的长效机制。[25] 和谐世界理念为国际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认同和共识创造了有利条件，两者良性互动与相向而行，是构建新国际体系共同价值的基础。在和谐世界理念指导下的国际体系应当基于国家而又超越国家，以更宏观的全球观念予以更新和塑造。
和谐世界理念需要国际机制的支撑。和谐世界理念所包含的愿景必须经历从理想到现实的转换过程，而国际机制则是重要的载体。因此，国际组织、规范和规则作为国际机制的组成部分，承担着重要的转换功能。当前，正值国际体系转型之际，各种国际组织、规范和规则处于调整时期，为实现和谐世界理念提供了空间和余地，而综合国力的迅速增长也使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大国以及发展中国家集团/地区组织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有效运作成为可能。
建设和谐世界需要循序渐进，有序发展。现有的国际体系虽然是由西方主导建立的，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其与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利益是完全对立的。以联合国为例，美国在最初的年代里曾经掌握着它的投票取向，但后来在发展中国家成为多数的环境下而屡屡受到联合国的制约，它在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就得不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当前国际社会的主要任务首先是充分发挥现有国际体系合理部分的功能和作用，特别是它对发展中国家的积极作用和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制约作用。
稳定的大国关系有利于和谐世界的建设。当前，“国际力量格局调整加快，大国务实合作增多”。“大国利益交汇和相互依存加深。”[26] 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后开始实行“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其他大国也避免再次同美国发生迎头相撞的直接对抗。因此，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及国家集团是国际体系的主要支撑者，现在主要通过非军事方式进行利益重新配置和关系相互调整，而它们的利益交汇和务实关系有利于当代国际体系的平稳转型，也将为和谐世界的阶段性进步打下基础。
在界定和谐世界的总体目标后，保证国际体系顺利转型就是国际社会在今后几十年的重要任务。首先要充分释放现行国际体系的合理成分。各行为体要把理念和共识转化为政策，努力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国际组织的多边性、国际规范的制约性以及国际规则的普遍性等，使现行国际体系中的公正和合理部分完全得到落实。
然后是适时和适度更新现行国际体系。现行国际体系成形于二战结束前后并完成于冷战时期，它的历史局限性在全球化和多极化时代正在不断显现，如国际秩序存在着不合理和不公正的一面，国际规范主要体现了西方的价值观，国际组织和规则主要服务于发达国家的利益。国际社会的主要任务是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坚持国际组织的代表性，增加国际秩序的公正性，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制订国际规范和规则中的话语权和受惠面。
（三）和谐世界与中国外交战略。从中国外交方面看，和谐世界理念“比我们以前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世界新的经济秩序、国家一律平等’等观点更进一步，能够把世界上出现的更多问题包容进来，尤其是在全球化和多极化的情况下，意义重大。”[27] 和谐世界理念指导着我们在更广阔的范围和更长远的眼光来筹划和运作新世纪的中国外交，全面确立中国外交战略，从而以超越传统国家关系看待和处理世界事务以及在不同文明和宗教之间进行和谐对话。
外交是中国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主要手段之一，它将从四条重要路径去实现这一战略任务：一是坚持多边主义，以集体安全机制来防止冲突和战争，实现共同安全与和平；二是坚持互利合作和发展，建立健全开放、公平、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实现共同繁荣；三是坚持包容精神，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各种文明能兼容并蓄；四是坚持积极稳妥的方针推动联合国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提高联合国效率，更好地发挥联合国作用，增强联合国应对新威胁新挑战的能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8]
和谐世界理念对中国外交提出的最重要的战略性任务是，中国在自身综合国力迅速发展和国际体系处于重要转型的关键时刻应当宣示我们在追求什么样的世界。和谐世界理念和《联合国宪章》宗旨相互吻合，它具有中华文化的特色，又和各大文明中“和平”要素相通。诚如一位欧洲学者所言：“欧洲与亚洲之间的文化对立，蕴含着创造性的潜力，可以使人类精神进步发展，实现文化碰撞中的和平。”[29] 和谐世界的理念既代表着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努力目标，也顺应了国际社会的发展潮流。因而，它正在得到世界各国日益增多的认同。
最后是中国在同世界各国共同构建国际体系时应有选择地确立重点目标，循序渐进，逐步完成。中国在充分意识到全人类利益的前提下，在今后几十年中应把重点放在同自身核心及重大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和地区的国际体系。在国际政治和安全体系中，主要是维护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和提高应对非传统安全的能力。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主要是完善世界贸易组织和加强金融风险管理。在国际能源体系中，主要是逐步建立能源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有序良性互动关系。在国际卫生体系中，主要是充分发挥其防疫减灾功能。在亚洲国际体系中，主要是地区经济合作和安全架构、特别是东北亚安全架构问题。在非洲和拉美国际体系中，主要是增加中国同有关各方的战略互信和避免利益冲突。
需要指出的是，和谐世界理念的出台并非否认当前世界的复杂性，更不是主张放弃原则斗争。恰恰相反，今后中国仍将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继续主持公道和伸张正义，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单边主义。中国的外交还将充分考虑到世界形势的不稳定因素以及可能发生的冲突与战争，并作为相应的准备。
三、中国关于国际体系的战略思考
对国际体系进行建设性的战略思考和规划是中国在21世纪前几十年的重大任务。中国首先要把国际体系问题置于更加长远的历史趋势的大框架中进行战略性思考，确立长期战略目标。
第一，要历史地看待国际体系问题。只要世界上还存在国家，国际体系就是个不断自我发展直至自我解体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国要从国际体系发展进程中去探索其渊源，要从国际体系的现状中去抓住其本质，要从国际体系的趋势中去认识其规律，要从国际体系的要素中去认识它的构建途径。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全球化、行为体的泛化和议题的增加是国际体系面临的新挑战，我们既要基于国家行为体，又要超越国家行为体，更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重视和研究非国家行为体和世界/全球体系问题。
第二，要整体地看待国际体系问题。中国要在超越自我中提升国际体系观。国际体系具有众多的行为体，中国只是其中一员。因此，中国要准确评估自己在国际体系更新和构建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使中国和国际体系朝着同一方向发展，并使两者良性互动，共同前进。具体来说，中国要同主要的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共同研究、更新、构建国际体系，把各别行为体的行为整合为全球的共同努力，使全球努力和中国努力相辅相成。
第三，努力营造友好型的国际环境，争取国际社会多数的认可和认同中国的国际体系观及其实践。在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中，中国被迫把大量的资源用于应对各种“中国威胁论”，而不是用于国际体系的建设方面。中国要变被动为主动，就需要先声夺人，主动筹划国际体系，强调它们的实践意义。只有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思想才有可能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前瞻思想，只有顺应潮流的体系才有可能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体系，只有具备付诸实施能力的国家才有可能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尊重的国家。
第四，中国要对国际体系问题确立阶段性目标和可操作性政策。为此，中国要把中国的内外战略和国际体系的联动统筹考虑，即统筹考虑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在中国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联动，如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时和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时的联动。而且，中国要根据自身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发展水平确定国际体系的阶段性目标，特别是要具有前瞻能力和议程设置能力，要有机构机制运作能力，要有国际主流价值观的先导能力等。再者，中国要创造有利于落实相关战略目标的国内环境，例如，政治文明和法制建设，有效的组织机构，杰出的管理人才等。
最后，从国际体系的高度落实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路线。一方面，作为一个正在迅速兴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要从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国际格局的变化方向制定、细化和完善自己的国际战略。另一方面，中国要从国际体系的角度认识和处理世界热点问题。中国在应对朝核危机时已经在考虑如何把六方会谈机制发展成东北亚安全合作框架，在应对伊核问题时更多地把它同维护国际防扩散体制结合起来，在应对能源高价波动时还着眼于长远的国家和全球的能源安全等。
四、作为公共产品的国际体系观
软实力是当代国际关系中广为讨论并日益受到重视的问题，这对中国来说，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成倍增长，2006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近2.7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四，约占全球总值的5.5%；中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了17606.9亿美元，占世界的比重为7.2%，居世界第3位；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1870亿美元，居世界第8位。[30] 此外，截至2007年7月，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了1.4万亿美元。
国际社会在物质财富相对充裕而人类安全依然严峻的情况下，对非物质公共产品的需求更加突出，要求各行为体以全球和跨国的视野审视和应对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并期待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在国际体系方面从原则性阐述向具体细化延伸，美国、欧盟和日本都要求中国成为当今国际体系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希望中国在国际格局和世界热点问题上更加有所作为。国际体系已经成为中国内外战略政策互动的重要交接点，决定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影响着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方向，国际体系研究的现实和理论意义更加突出。
21世纪的到来和国际体系转型同时进行，而中国正处于迅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综合国力的成倍增长和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使中国已经初步具备塑造国际体系的能力和影响。几个世纪来，中国终于拥有了对现有国际体系的修正权和未来国际体系的设计权。中国珍惜和慎用这来之不易的权力，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使中国现代化建设能顺利地继续向前发展。中国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国的事情办好了，本身就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但是，这还不够，因为中国毕竟只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中国重视国际体系问题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且也为了照顾他方利益和服务于全人类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正在努力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为世界的持久和平、共同繁荣提供体系上的保障。
中国在国际体系观方面的公共产品包括国际社会共同认可的价值。在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期间，中国为世界贡献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是，一些西方人士还具有所谓的理论和学术“优越感”，认为中国缺乏软实力。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中就写道：“中国之所以不会成为一个军事超级大国也是由于它没有一个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说，以推广它的权势并损害我们的权势。……今天的中国出口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31] 中国的国际体系观既是同当代西方和平理论具有对接的一面，更有突破以美欧中心的主流国际体系观，中国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和提倡和谐世界理念的重要意义也正在于此。
制度建设也是中国在国际体系观方面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广义的国际体系中的制度建设既包括实体的组织机构，也包括虚体的原则、规范、规则、准则、法律等，中国在联合国改革、“8国集团”和主要发展中国家对话机制、“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织、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等方面都有实质性的贡献，但还需要在发展、环保、气候变化、减灾防疫、国家主权、人道主义干预等全球关心的问题上提出更加明确和可操作的原则、规范、规则、准则、法律等方面的相关建议。
中国的国际体系观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和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但因西方的舆论垄断和偏见而不能在世界范围内广泛而有效地传播，这就需要我们以中国特色但又为国际社会所理解的语言向世界推介中国的国际体系观，争取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多手段等同大多数行为体达成共识。
总之，中国从软实力的角度探索国际体系观的理论、实践和影响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挑战，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二个30年的重要任务。中国将在整合硬实力和软实力的过程中继续提高自己的综合国力，向世界提出具有前瞻性和务实性国际体系观，贡献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注释：
[1] 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
[2] Robert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详见：http://www.state.gov/s/d/rem/53682.htm.
[3] “架起通向未来的桥梁——李肇星谈温家宝欧洲和中亚之行”，《人民日报》，2006年9月17日。
[4] 新华网斯特拉斯堡（法国）2006年10月24日电，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10/ 24/content_5244855.htm。
[5] 《人民日报》，2006年11月22日。
[6] 胡耀邦1982年9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人民日报》，1982年9月8日。
[7] 赵紫阳1987年10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新华月报》，1987年11号，第8-23页。
[8] 江泽民1992年10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人民日报》，1992年10月21日。
[9] 江泽民1997年9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
[10] 江泽民2002年11月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
[11] 参见刘振民（时任中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国际秩序和中国的和平发展”，《求是》，2005年第10期。
[12] 《人民日报》，2006年4月4日。
[13] 《中国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的立场文件》（2005年6月7日）， http://www.fmprc.gov.cn/chn/ ziliao/wzzt/2005year/zgylhg/t199083.htm。
[14] 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中国代表段洁龙在第61届联大六委关于“国家和国际两级法治”议题的发言》，2006年10月17日。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tyfls/lcybt/ t283190 .htm。
[15] 胡锦涛：《全面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在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晚宴上的讲话》（2006年4月20日，华盛顿），《人民日报》，2006年4月21日。
[16] 胡锦涛：《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人民日报》，2005年9月16日。
[17] 胡锦涛指出：“要发扬亚非会议求同存异的优良传统，倡导开放包容精神，尊重文明、宗教、价值观的多样性，尊重各国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自主权，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与时俱进继往开来构筑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亚非峰会上的讲话》（2005年4月22日，雅加达），《人民日报》，2005年4月23日。
[18] 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2005年9月15日，美国纽约），《人民日报》，2005年9月16日。
[19]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06年8月24日。
[20] 俞可平：“和谐世界理念下的中国外交”，《瞭望》，2007年4月24日。
[21] http://www.ustreas.gov/press/releases/hp301.htm.
[22] http://www.britainusa.com/sections/articles_show_nt1.asp?d=0&i=41020&L1=41002&L2= 41020&a=46442.
[23] http://xmzk.xinminweekly.com.cn/tg/200610/t20061023_1147209.htm。
[24] http://www.nottingham.ac.uk/china-policy-institute/publications/documents/Briefing_17_ China_Politics_Review_2006.pdf.
[25] 参见朱西周：“胡锦涛‘和谐世界’思想：中国新的世界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2006年第4期，第14页；姜述贤：“关于‘和谐世界’理念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11月23日。
[26] 李肇星：“2006年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工作”，《求是》，2007年第1期，第9页。
[27] 北京大学教授王缉思的观点，转引自：“‘和谐世界’理念确立中国外交战略转型”，《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12月8日。
[28] 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2005年9月15日，美国纽约），《人民日报》，2005年9月16日。
[29] [德]海因里希·贝克：《文明：从冲突走向和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12页。
[30] 中国商务部网站 http://zhs.mofcom.gov.cn/aarticle/Nocategory/200701/20070104 268607.html，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7年2月28日）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70228 _402387821.htm。
[31] Margaret Thatcher, Statecraft: Strategies for a Changing World, The United Kingdom: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02, pp.178-1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