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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中国的传统文化，人们一定会说佛道医儒武、诸子百家、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其中又公认儒家学说占据着不可动摇的主体地位。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被历代帝王追封为圣人，其子孙世世享受公爵禄位，使得孔子家族成为绵延两千年之久的中国第一望族。近来，百草止水经常推敲华夏文明的脉络，总觉得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存在着巨大的疏漏，对传统文化的总结还存在着巨大的缺憾。后来，还是从反传统人士那儿获得了点灵感，对中华文化体系的认识才变得清晰和完整起来。那些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极为反感者，总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是封建帝王压迫和统治人民的工具，以为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立场和出发点就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这其实就是西方泊来的阶级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偏见。不过有一点阶级论者看准了，那就是大家公认的传统文化，无论多么繁杂和灿烂，都不得不匍匐在帝王脚下；一切学说，即便不主动去维护和服务帝王，也不能不主动避免与帝王的尊崇相抵触。
中国是王朝更迭最为频繁的国度，自有夏以来的四千余年里，中国已前后更迭了至少二十多个大型王朝。但是，有一点好像很奇怪，中国王朝更迭虽频，但乱治相间极有规律。尤其是每个王朝的兴起和衰亡，其脉络大体一致。所以，从中国历代王朝的更迭规律来看，必有一种文化在指导并推动着中国的王朝政治。这种文化没有人专门论及，没有像诸子百家那样的专门体系，没有创始人，也没有公开的门徒。这种文化是什么？百草止水认为，他就是“帝王之学”。帝王之学虽未像诸子百家那样开山立派，但他的诞生要远早于百家学说，且其寿命也一直绵延不断至今。
有人或问：“帝王之学的体系在哪？学说在哪？典籍在哪？”百草止水答曰：帝王之学的体系是绵延不绝的中华历史，他的学说散见在他的典籍里，他的典籍就是二十四史及其他一切与帝王相关的历代记载和论述。一部浩瀚的中华历史，其实就是一本关于中华帝王的传记，华夏历代的史书典籍正是积淀深厚的帝王文化载体。这就是中国的帝王之学！他无人创立，却自然存在；他没有正式名号，却主宰和制约着一切百家学说；他没有公开的门徒，却势力最为庞大；他没有专门固定的作者，却是内容最详实资料最浩繁的中华文化。因此，百草止水才认为，帝王之学才是华夏文明的主流文化。
具体来说，帝王之学的内容可划分为四大块：第一如何成为帝王，第二如何做帝王，第三如何辅佐帝王，第四如何适应帝王。下面我们就将这四大块内容简略介绍一下，欢迎大方之家和有心之人参与讨论。
一，如何成为帝王。
“成为帝王”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打天下做皇帝，其二是争皇储夺皇位。前者是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后者是指王朝内部的皇位传承。前者血肉横飞波及整个天下，后者明争暗斗震撼整个皇族。尽管战场大小有别，但对每一个皇位角逐者来说，却是一样的残酷，一样的无情，一样的诡诈。
中国是个皇权至上的国家，每一位皇帝都操有祸福万民荣辱臣属的权柄，甚至普天之下的有形众生都生杀予夺在帝王之手。如此至尊至大至利的皇位，天下有能力角逐者无不趋之若鹜，能力次之者便通过出谋划策期望成为栋梁弘股，再次者便出力卖命以图分些汤羹。帝王之位的角逐和争夺，老百姓不是看客就是役从，通常很难从中获利，能够不遭殃不受害已是大吉。
打天下者通常会有这么几种情况，一种是王朝衰落异族兴起，商周更迭、宋元交替、明亡清立都是如此；一种是强臣篡权，曹操父子挟汉建魏、司马氏去魏立晋、赵匡胤陈桥兵变等都是这种情况；一种是帝皇暴政人民起义，陈胜吴广颠覆秦朝、朱元璋义军建立大明就是这个样子。当然，更多的王朝变更，往往杂两种甚至三种情况于一体，天下逐鹿的局面也会此而更加复杂。
王朝内部的皇位传承也有几种情况：其一是立储传国，这基本上是主要的传统，帝王文化中向来以嫡长者为储，历代帝王也大抵循此。其二是储君变更，有时皇帝会觉得储君不贤，或者有更喜爱者，于是便试图更立。其三悬储争夺，帝王犹豫不决，众皇子逐鹿争取。其四弑父兄以篡位，觊觎皇位者发动宫廷政变，以强登帝位。其五权臣废立，权臣把持朝纲，废掉不听话的皇帝，换上自己满意的。总之，皇帝家族风云际会，为了皇位丧失天伦，行不孝，为不义，无所不用其极。
通常来说，要想成为帝王，首先你就得具备成为帝王的条件，或者有实力，或者有皇运。有实力者要么雄才大略要么握有军队或实权，雄才大略者如秦始皇、李世民、成吉思汗、努尔哈赤，有军队或实权者如王莽、司马昭、赵匡胤、袁世凯。有皇运就是通常所说的命中注定，尽管你暂时穷困卑贱，但上天注定让你来当君王，这就是所谓的顺天应命。皇运之说今人斥之为迷信，但史书记载中的开国之君大都或有帝王之相或有帝王之兆，如刘邦、朱元璋等。对于王朝内部的传承，有实力者通常是那些或者智谋高深或者德行高尚者，有皇运者除了嫡长者之外还有那些意外被君王看中的或者被权臣拥立的。总之，通向帝王之途坎坷凶险，华夏所有智慧或计谋无不融汇聚焦于此。
二，如何做帝王。
成为帝王只是一个开始，坐稳和当好帝王却是个漫长的过程。通往帝王之路凶险坎坷，坐帝王宝座的征程同样风雨飘摇。成为帝王前你的敌人非常有限，你需要进攻和防御的人，通常是坐在皇位上者或者是皇位角逐者；成为帝王后你才发现，阴暗的角落里居然有众多的贪婪的眼睛，这些眼睛都在盯着你屁股下面的椅子。所以百草止水才说，历来帝王都多疑，已坐在皇位明处的帝王常常会时刻提防躲在暗处的觊觎者，为此常常会诛杀众多的无辜。古云“打天下难，守天下更难”，说的无非就是“争夺皇位难，守住皇位更难”。为了皇位稳定王朝永固，历代帝王都会毫不犹豫地杀忠臣诛嫌疑，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狐兔死，走狗烹”，无一不是坐天下者所为。
守天下之君不仅需要防备对皇位有野心者，更要防备社会动乱和百姓起义，因为后者不单单会颠覆一个皇帝，更会终结一个王朝。中华朝代更迭鲜血淋漓，绝大多数都是因为社会动乱或人民起义。社会动乱可能是因为权臣误国、地方割据或皇族内斗，而百姓起义则纯粹是因为王朝暴政。前者是上层社会争权夺利的延伸，后者则是吏治腐败混乱或帝王贪婪暴戾的必然结果。一位皇帝是要管理和统治整个中国的，如果能力不够或智慧缺乏，就难以有效统帅和驾驭他的臣僚。一旦吏治不察、弊病难纠、是非不清，官僚体系就会丧失应有的秩序，权臣纵横，酷吏丛生，贪腐盛行，天下必然民不聊生。如此一来社会如何不乱？王朝如何不毁？如果是帝王自己贪婪暴戾，以天下为私为所欲为，刮民脂以肥己囊，虐大臣以威自尊，苦天下以娱己乐，贪女色而害伦常，则天下必乱王朝必毁，桀纣、暴秦、隋炀帝就是这样灭亡的。
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这样感言，百姓如水，帝王为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李世民显然明白，百姓是打天下的主力，是养天下的栋梁，也是毁天下的王牌。“载舟覆舟”的道理虽为后世帝王经常谈论，然真正深切体会并读懂内涵的，非开国之君和有道明君不能。开国之君真切感受并经历了王朝败亡更替的过程，才会对李世民的名言体会甚深，立国之后才会“克己复礼”谨慎警惕。社会政策于是变得宽松，人民得到休养生息，不仅社会渐趋安定富饶，王朝统治也会逐渐稳固。有道明君往往英明神武智慧超群，对天下兴亡和王朝政治知之甚深，这类君主一部分是开国之君，但也有很多是中兴守成之君。如果既非开国之君又非有道明君，只是一个普通或者柔弱的君主，那就要看他是否拥有忠贞贤能的大臣，而且是否对这些贤臣信任依赖有加，二者兼备者方能垂拱无为而治，否则就会滋生动乱乃至丧失帝位。假若一个帝王，迷信自己，威权天下，德行败坏，贪戾成性，亡国殒命之期自然离他不远。
古之帝王鲜长寿者，想做个明君，就必然勤劳王事，操心费力，殚精竭虑，这样对健康长寿必然不利。想碌碌无为轻轻松松，朝纲就容易废弛，王朝就会松散，要么奸臣滋起，要么为外族所趁。想及时行乐，想花天酒地，想为所欲为，那就更糟了，一方面纵欲过度有违养生之道，另一方面也会招致朝纲败坏和社会动乱，无论哪一方面都会过早终结帝王的寿命。所以，尽管帝王高贵无比权力无边，有野心者都会处心积虑予以谋夺，然而真正成为帝王之后也不见得有多么幸福快乐。聪明的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帝王宝座，不仅一刻不得轻松，反而像守财奴那样沦为守皇奴；愚蠢的浑浑噩噩地坐着犹如火山口的帝王宝座，就像一叶浮萍任凭风吹雨打去；过于疯狂过于贪欢纵乐的，必然就成了无道暴君，无道不久，结局总会在短暂狂欢后猝然终结。
三，如何辅佐帝王。
一个帝王再英明神武，也不可能凭着双拳双脚独力打天下；一个帝王再聪慧能干，也不可能凭着一颗脑袋统治王国万民。因此，无论是开国之君还是守成之君，都离不开一帮贤臣勇将的相助。若非贤勇之士相助，即便你再有君临天下之志，即便你再有高深的帝王谋略，你也无法成为帝王，更无法坐稳皇帝。所以，中国的帝王都自称“寡人”、“孤”，其意就是时刻警惕和防止自己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以此自称，不仅仅是帝王自谦，也喻指与群臣万民一体同舟肝胆相照。百草止水叹息的是，众多帝王在月月年年的“孤”和“寡人”的自我称呼中，错以为那是帝王无比尊贵的象征。事实上，帝王一旦失去自我警惕之心，傲慢自大就会滋生，帝王与臣民的距离就会日益疏远，那些辅相佐将们就会越发感到帝王的不可亲近，从而使帝王更趋形单影只。帝王一旦孤单，就犹如鸟儿被剪去了双翼，焉有不危亡者乎？汉高祖刘邦曾经感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不若张良，行军布阵带兵打仗他不若韩信，知人善任举贤荐能他不如萧何，然三人皆为其所用，故有天下。任何帝王都离不开将相辅佐，二者之间的关系，如身使臂，如臂屈指，一体相连，牢不可破。帝王与将相融洽，则天下可得，王朝平泰；帝王与将相有隙，则君临无望，皇朝忧患。
贤臣勇将固然对帝王有莫大干系，反过来帝王也是文臣武将们荣华富贵的福田。在中国历代社会里，国家的一切财富和权力都集中在帝王的手里，要想一朝富贵封妻荫子，也只能靠帝王的恩惠和赐予。所以帝王身边不缺随从，梦想富贵的人一方面要极力接近皇帝，另一方面还要竭力讨好帝王，舍此必然富贵难期美梦成空。天下兴亡更替之际，有能有力者更是争相跟从有望一统天下者，全心全意助其夺取天下，以期封侯拜相光宗耀祖。所以一个王朝崩坏之际，只要有人敢于登高一呼，必会景从者云集，助他打天下，成开国之功臣，立万世之功名。
然遍阅中国古今，凡辅佐帝王之术有二：一是全心全意辅佐帝王，巩固其统治，安定其朝纲；二是投机钻营，处心积虑地满足帝王私欲，乞讨帝王欢心。前者为全社会所认同和赞美，公开传授和鼓励的帝王辅佐术也只有它。擅长此术者便是忠臣贤吏，于此术一般者即为庸碌之臣。后者为全社会所鄙视和不齿，公开的舆论都会把这样的大臣称之为奸臣，因为他们会引导帝王醉心私欲荒废天下。忠臣贤吏通常为贤明君主所用，因为这些帝王明白，只有依赖这些贤臣，江山才能稳固，王朝才会久远。奸臣通常为淫逸君主垂青，因为他们能令帝王快活，能让帝王欢笑，能使帝王享受各种新奇的逸乐。帝王也是人，是人就会有欲望，有欲望就会思谋和享受。贤明的君主明白高处不胜寒，自然会主动约束欲望，因此便会亲贤臣远小人。无道无能之君只知有私欲不知有天下，只知眼前淫乐美妙不知火山地震马上就到，所以就会亲小人远贤臣，在他们眼里只有小人才是忠臣。所以，中国的王朝兴衰常常取决于帝王的贤愚，君贤，则良臣集，国家盛；君愚，则奸臣至，皇朝毁。
中国帝王辅佐术从来只传君子之道，不授小人之术，然小人何来奸臣怎生？盖人之欲望自然而存，欲望之道无师自通，搏欲之术只要潜心钻研必然大成。所以古人讲“克己复礼”，讲“知足常乐”，讲“天下兴亡”，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此作为君子之道，并在全社会推而广之。然而恶苦喜乐乃人之天性，君子之道往往要求适度压抑和约束私欲，以更广博的胸怀审视人性、社会和天下，这就必然要求君子不仅有智而且要有毅力，所以货真价实的君子注定是社会中的少数。由于圣人设道立教，君子之道广行天下，小人之道自然就要龟缩于阴暗的角落，要想成为真正的小人就要承受君子之道的谴责和惩戒，所以真小人也会圆滑多智，这样的小人在古代社会也是少数。真正的君子和小人都是少数，介于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就是芸芸大众，他们难以成为真正君子，也不敢成为货真价实的小人，只能在二者的夹缝之间恬淡自然地生活。所以说，君子佐国，有利帝王宝座，不利帝王私欲，有助于国泰民安；小人伴君，只会恣肆帝王私欲，不利帝王宝座，并招致国怒民怨。当然，在君子和小人之间，也有不少圆融之臣，一方面精通些安邦治国之道，另一方面也会适度迎合帝王私欲，这样的大臣大多能够善始善终，却不利于王朝的长治久安。
帝王打天下坐天下，仅靠几个贤相良将是不行的，还得需要众多的官吏和兵卒，只有这样才能统治和管理整个天下。如果说将相如手臂，那么普通官吏兵卒就是手指，正是通过这些手指，帝王将相才能有效地把持整个社会。所以说，辅佐帝王的有一大群人，这群人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辅佐系统，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国家机器。当然，打天下者的庞大队伍通常不能称作国家机器，但只要天下顺利到手，这一彪人马就是新国家机器的主力，所以打天下的队伍也就算是准国家机器了。国家机器是帝王拥有和管理天下的唯一工具，除非这个机器运转高效正常，否则就会天下难得王朝易毁。国家机器要高效正常地运转，就必须拥有一套完善的约束和控制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信息传递正常，运转井然有序，大小官吏守规不逾矩。当然，国家机器要高效正常地运转，还需要一套完善的用人任贤的机制，只有贤能的人参与操纵国家机器，才能发挥出应有的威力，否则的话就只能矛盾重重弊病丛生。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自上而下的国家，所以王朝衰亡和社会败坏往往从上面开始，“上梁不正下梁歪”正是这一体制的最好写照。然而，一旦腐败混乱传递到国家机器的最底层，这个王朝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四，如何适应帝王。
帝王想拥有和把持天下，就必须把天下万民牢牢地掌控起来，从而让万民自觉不自觉地臣服，帝王的政令才能通行无阻地推行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要实现这一目标，帝王通常都会使用两种手段，一种是生，一种是死。所谓生，就是使民得利，使民得安，使民得乐，以此诱使民众自觉跟从；所谓死，就是一种惩戒和屠杀，以此恐怖手段逼迫民众遵守法令服从帝王。两种手段派生出两种治国打天下的方略，一种是以德治国或立国，一种是以威恐民或取国。前者是圣王之道，只有三皇五帝及夏商周三王时期才能推行，这种治国打天下的模式不仅要求帝王自身德行崇高智慧超群，而且要求民风朴实的社会大环境与之配合。后者是霸王之道，夏商周三朝末期和秦以后的王朝皆是如此，这种治国打天下的模式通常需要强大威猛的国家机器，通常会有严苛的法令，通常会有威暴的帝王，桀纣就是这样治国并丧失天下的，秦朝也因此而迅速统一并迅速分崩离析，所以以儒学为主的传统学说才要求回归先王之道。当然，先王之道并非就缺乏霸道之术，只不过这些措施仅是附庸，高扬道德的旗帜才是先王之道的关键，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即是此理。令人惋惜的是，后世帝王缺乏圣智，而多机诈奸谋之术，所以孔子的“克己复礼”的圣王之道就很难实行，再加上此后的儒家学说又被霸道帝王改造利用，后世遂以为儒家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充当统治者的专政工具，百草止水窃以为孔子冤矣！
当然，秦之后的中国帝王并非全部都霸道严酷，大多数也推崇儒学并主张仁义道德。不过“德”只是他们的附庸，威权霸道才是治国打天下的主轴。所以，自周之后，王朝短命，更迭频速，盖因打天下以霸治天下以霸也。帝王霸天下首先需要一套威猛强大的国家机器，这一机器必须绝对听命帝王，并绝对迅速高效地执行帝王之命。是以自秦之后，中央集权日益严重，上下层级愈加分明，国家官僚体系渐趋庞大。其次，帝王霸天下还需要一套全面细致的法令体系，帝王忌讳和忧虑的事，一律予以强力约制和打击。为此，禁民的法律条文越来越多，惩戒违逆者的刑罚越来越严厉，宗族连坐范围越来越大。就这样，在帝王的霸权统治下，老百姓只能颤颤巍巍、诚惶诚恐、老实谨慎，宗族内部也相互监视相互约制。然而，民心如水，只能疏而不能堵，抑之愈久愈猛，及其迸发必会愈加威猛狂暴。周厉王严刑峻法禁民之口，以为老百姓已经彻底害怕不敢议论朝政，然而仅仅忍了三年，老百姓就忍无可忍地起义，逮住周厉王并将其流放到彘地。暴秦以威猛军功霸天下，又以毒辣严苛治天下，终被陈胜吴广率领的哀怨草莽掀翻在地。所以老子才说，“刚而易折”，“不道早已”，这就是一切霸权暴政的宿命。
帝王之权毕竟无边广大，登上皇位之前尚能心挂天下，一旦莅临九五皇权在手，就会日益骄狂。在儒家学说里，“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天下并非帝王一人所有。然在帝王之学里，天下就是帝王的私有财产，万民就是帝王的奴仆，谁占据了九五之位，谁就是天下的主人。既然如此，帝王就有权随意处置天下，亦有权随意役使万民，顺帝王者昌，逆帝王者亡。故此，百姓万民谁也不敢轻易拮抗，甚至为了获取帝王的赏赐和欢心，而争相阿谀效劳。帝王的奴仆太多，其所赏赐的恩惠有限，太多的奴仆争夺有限的赏赐，必然会争相嫉妒怒目。因此，万民虽众，然志趣各异，心性有别，互有芥蒂，终如一盘散沙，为帝王分而治之。
民之所恐，莫如死亡，只要百姓普遍苟延活命，帝王的宝座通常会四平八稳。设若帝王的严酷贪婪使百姓哀鸿遍野，百姓必众志成城揭竿而起，皇位自然就难保，王朝自然也会倾覆。新王朝的首任帝王深知百姓之力宏大，通常会谨慎小心戒贪戒戾，一定程度上尚能“克己复礼”，天下民心思治，社会渐趋安定。其子其孙虽然戒惧之心稍去，威猛之心稍增，但亦知父祖江山来之不易，通常亦会稍克己欲，王朝始有中兴大治。及其皇位续传，天下太平已久，财货充盈，帝王戒惕之心全无，骄狂之态毕现，百姓负担加重，生活开始转趋艰难，哀怨之声遍及天下。及至狂贪狂戾狂淫帝王出现，百姓生计无门，走投无路，一旦有火星爆燃，必燎原一片群起泄愤，一个王朝于是又寿终正寝。
中国社会就是这样，王朝更替后百废待兴，接着中兴大治，然后贪戾盛行，最终天下大乱，王朝于是再度更替。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皇权太盛，无法约制。非独中国这样，世界上一切封建体制都是如此，只是中国的皇权太过极端，所以周期性更加明显。自从英国人民率先限制君王，开共和，行民主，立法制，这种血腥的轮回才在西方消亡。百草止水不禁想问，中国呢？你还要轮回多久？
综上所述，便是百草止水总结的中华帝王之学，尽管只是个笼统的大概，还是祈愿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效应，以待大方之家共同探讨。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百家学说多有衰弱散失。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始大行天下。佛教传入中国，信众虽然广泛，但间或遭到邪僻帝王欺压灭绝。尤其是，儒学虽号称中华文明正统，辛亥革命后便迅速衰落，国共内战后更是在大陆几近灭绝，近来虽有复兴之兆，却终非现代文化主流。唯独帝王之学未曾坎坷跌宏，从远古的圣王之道，走到秦之后的霸王之途，辛亥革命后虽帝制无存，却不过是一个集团取代一个家族，中央集权照旧，权力专断照旧。可见，从古到今帝王之学就绵延不绝，这是其他各路学说都无法望其项背的，所以才能真正称得上是中华文化的主流和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