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是20世纪中国大地上崛起的世界伟人。他领导中国人民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推动了中国社会不断进步和中国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毛泽东生前非常喜爱浙江。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曾50多次亲临浙江，在西子湖畔工作、生活了近800个日日夜夜。在浙江期间，他主持起草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主持召开了多次中央的重要会议，形成了许多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他还在这里几十次会见外国政府首脑和外国各界代表团。毛泽东也十分关心浙江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他坚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浙江的许多建设成就与先进典型经验，因他的褒荐而推向全国。西子湖畔，留下了一代伟人的足迹和许多佳话。浙江人民对毛泽东始终怀着特殊而深厚的感情。
1、运筹帷幄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毛泽东作为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之一参加了会议。他是代表，又兼做会议记录。那年他28岁。然而会议进行到第八天，也就是7月30日晚，会场意外遭到外国租界巡捕房警探的搜查，会议被迫中断。经一大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浙江桐乡人）的建议，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举行（史称“中共一大南湖会议”）。毛泽东参加了中共一大南湖会议。
中共一大南湖会议讨论通过了历史性文件——中国共产党纲领和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局，作为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宣告诞生。这一年，是毛泽东第一次踏上浙江土地。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到来，毛泽东也在思考进一步加强政治建设的两项重要任务：一是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是制定新中国宪法。1953年12月27日至1954年3月14日，毛泽东率领宪法起草小组，在杭州完成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草拟工作。这也是他阔别32年后，又一次来到浙江。经过反复修改和征求各方面意见，1954年9月20日，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通过了这一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农业合作化运动，被毛泽东视为落实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步骤。1955年12月中旬，毛泽东在这一年中第四次来到浙江，他要集中时间编好《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本书。他像老师批改作文一样，斟字酌句，为书中的104篇文章撰写了编者按语，其中就有浙江的7个典型材料。这些合起来约4万字的点评，堪称对中国合作化运动的一次系统而集中的论述。此书后定名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泽东一直十分欣赏他的这篇“大文章”。
当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之际，毛泽东认为，下一步就应该有一个农业发展的全面规划。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在广泛调查研究、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了两次“杭州会议”，最终形成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纲要》或称“四十条”）。这也是毛泽东从抓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转向抓经济建设工作的一个重要标志。
“大跃进”的挫折，使毛泽东忧心忡忡，他深感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不足。1959年庐山会议后，12月9日，他带领一个读书组来到杭州，他们在刘庄丁家山开始研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期间，毛泽东还在杭州召开的华东地区省(市)委第一书记会议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号召全党开展读书活动。其意义，就在于通过进一步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提出许多重要的经济理论问题和经济观点。这次读书活动至1960年2月9日结束，历时2个月，其间在杭州前后有25天。
为纠正1958年以来农村工作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中的工作失误，1961年初，毛泽东决定在全党展开一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活动。他“希望今年这一年，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他同时派身边的工作人员组成3个工作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调查，以求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在杭州多次听取由田家英带队的浙江调查组的汇报，并多次直接找浙江省委和有关县委的领导人谈话。这一年，中央领导和各级负责干部纷纷走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特别是在此基础上，修改、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也称“农业六十条”），对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各种错误倾向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1957年开始，毛泽东不断倡导并亲自组织实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1963年前后达到了高潮。期间，他多次在杭州作出了许多重要决策。他在审阅浙江省委汇报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后，将题目改为《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并于1963年5月9日这天，写了1300多字的长篇批语（后称“五九批示”）。他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看作是一件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极端重大的问题”。后来，这个批语连同浙江省7个材料作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也称“前十条”）的“附件七”印发。毛泽东在最后修改“前十条”时加写了具有“前言”性质的一大段话，以后成为毛泽东的哲学名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前十条”成为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性文件。毛泽东还于当年11月20日，在公安部报送的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即“枫桥经验”）上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从而在全国展开了一场学“枫桥经验”的活动。
毛泽东为新中国建设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在浙江大地留下了一代伟人的光辉足迹。
2、忧乐万家
毛泽东热爱浙江，浙江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也得到了一代伟人的特别关心和指导。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从第一次来浙江，就把关心农业生产作为一件大事。1954年初，他在视察了新登县（现属富阳市）松溪乡王家水碓村后，对该村很早就试办的全省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毛泽东也愈加关注搞好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1958年1月5日，毛泽东来到卫生搞得比较好的杭州小营巷视察。小营巷位于杭州城区中心地带，当时房屋陈旧，居住拥挤，一个不大宽敞的院子里往往住着十几户人家。以前，这里是典型的垃圾污水遍地、蚊蝇漫天，各种传染病不断的居民区。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小营巷居民开展了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如今是街头巷尾干净、清爽，没有乱扔的垃圾，“讲卫生、爱清洁”蔚然成风。在小营巷，毛泽东连续进了多个院门，还特意走进了一个十户居民共用的灶头间和几家居民的住房，向群众了解日常生活情况，察看卫生状况。毛泽东的这次视察，一直激励着小营巷居民和杭州人民在各项工作中走在前列。
双轮双铧犁是当时从国外引进的一种半机械化农机具，但由于设计上的一些缺陷，在南方推广中遇到问题。听说浙江省农场农具管理局与浙江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对原设计进行了改进，毛泽东在离开小营巷后，又来到浙江农科所视察。他在仔细询问了有关双轮双铧犁改进的情况和农业科技方面的问题后，便来到所内试验田，观看工人和技术人员进行改进后的双轮双铧犁耕地试验。他还牵过牛绳，自己吆喝着，认真地耕了50多米地。他向所长楼宇光借了《耕作学原理》、威廉士写的《土壤学》等农业书籍，并建议浙江省委领导要管农业的干部都要读一读。
1959年8月庐山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的心情是沉重和复杂的。对一些问题，特别是对全国农业产量的实际数据，他还需要认真地作些调查研究。因此，下山离开九江以后，他在浙江的金华和诸暨、萧山找当地领导同志召开了3个座谈会了解情况。
在金华，毛泽东在询问了当地农业情况后，对几位书记提到的群众对生产队办食堂有看法，各队食堂差不多都垮了时，毛泽东说:“群众不愿意办食堂，就应当解散。”接着又说:“集体的东西不能随意调拨，要按劳分配，等价交换，互通有无。”当讲到生产指标时，毛泽东认真地说:“指标要留有余地，不要说大话，不要吹大牛，不要光听上面那一套。”
在诸暨，当听说在“大跃进”的影响下，一些原来生产小农具、家庭用具的工厂现在不生产或少生产了，群众买不到时，毛泽东说：“这样不好，要发展生产、方便群众，你们要把工作做好。应该为群众着想，抓紧恢复群众需要的小商品生产。” 当毛泽东在萧山听说当地修建了一座较大规模的翻水站后，肯定地说：“靠老天不行啊，一定要把水利建设搞好，水利可是农业的命脉啊！”
毛泽东曾建议浙江省委领导要努力开发浙江的黄土丘陵地带，提出可以把金华地区建设成为浙江省的一个商品粮基地。他于1960年3月14日，视察了金华县自力更生建起的双龙人民公社水电站。他走进机房，在详细地察看并询问了一些设备的情况后，说：“浙江水力资源丰富，搞水电大有前途。”他还来到后院工人宿舍，坐在工人的床铺上，拧亮电灯，摸摸被子，试试暖和不暖和。毛泽东的亲切问候，温暖着电站职工们的心，也极大地促进了浙江利用水力资源，大办小水电的积极性。
毛泽东在浙江期间，还视察过杭州钱塘江出海口海塘，考察过绍兴东湖农场，参观了宁波市容，看望过人民解放军驻浙部队指战员，并专程看望正在召开的浙江省三级干部大会全体代表，等等。
毛泽东就是这样，他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时刻为老百姓着想，心系万家忧乐。
3、钱塘情怀
杭州，古称“钱唐”，以其秀美的湖光山色和众多的名胜古迹而闻名中外，自古就有“人间天堂”的美称。毛泽东在杭州工作之余，总喜欢登上西湖周围的山，喜欢散步于西湖畔。他曾动情地说过：“杭州是我的第二故乡”。
在浙江西南部的江郎山脚下，有一个村落——清漾村，全村数百人家皆姓毛。据考证，这里曾是江南毛氏的发祥地，毛泽东的祖先就是清漾毛氏的后人。从族谱看出：毛泽东为清漾毛氏的第56代后裔。这也许与毛泽东生前特别钟爱浙江、钟爱杭州有着某种历史渊源。
毛泽东来浙江，经常会在自己的专列上办公和住宿。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和接送方便，浙江省公安厅与铁路部门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利用机场铁路专线引出一条岔道，并设置了专用站台。1958年，一次毛泽东来到杭州。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偕同省委领导已在等候他。见到省委领导迎候，毛泽东说：“杭州是我的第二故乡，到杭州就像到了家，以后就不要再搞接送了，好不好?”“主席到杭州来，哪有不接的道理。”一位省委领导说。毛泽东笑着说：“延安时，有一次我到马列学院作报告，张启龙、范文澜派邓力群、安平生、马洪、韩世福到杨家岭来接我。路上碰到了，我说，哦，四个人，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我对他们说，那是官僚的作风，我们共产党人不信也不搞那一套。”毛泽东继续说，“以后，来不迎，走不送，大家自由，好吗? ”
从此，“不接不送，不叫不到”，成了浙江省委不成文的规定。在以后的日子里，毛泽东又30多次到杭州，省委领导再没有出来迎送。每次，毛泽东一到杭州，警卫就给省委挂个电话报个到，走时给省委打声招呼，收拾行装就走了。
平时，毛泽东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读书，可以说读书是他的“一癖”。他睡的床与众不同，一边堆着各类书，一边用于睡觉。他的办公桌、休息室，甚至洗手间里，都放着书。毛泽东来杭州后，浙江的工作人员不熟悉他的读书习惯，给他整理书籍。毛泽东看到后说，书是要读的，不是装潢门面的。有些人把书锁在书橱里，实际是不看的。我们要做工作，想抽专门时间读书是不多的。我到处放书，随手拿来，读上一页一段，多方便啊!他还向工作人员讲中国历史人物勤奋治学的精神。说唐代杰出文学家韩愈的《进学解》是篇好文章，“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他还以杭州钱塘江边的六和塔作比喻，说明做学问先要打好基础，然后“再一层一层地叠起来”。
毛泽东经常利用各种机会与身边工作人员聊天交流，关心他们的工作、生活和学习，在平时的点点滴滴的言行中，透着幽默、风趣，并以渊博的历史知识引发出一个个简明深刻的哲理。从而给身边工作人员以知识、力量和丰富的遐想。
毛泽东喜爱登山望远，抒发豪情壮志。初到杭州，他就乘兴登上一座小山，并对工作人员说，他要每天坚持爬山。从这以后，果然是风雨无阻，天天爬山。天气好，起得早，就爬大一点的山；遇到下雨，或是起得迟了，就爬小山。这样坚持不懈，他几乎登遍了西湖附近的大小山峰，不仅游览了西湖名胜，还锻炼了身体，陶冶了情操。他还在这里创作或酝酿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作。赞美钱塘胜景的诗作就有4首：《五律·看山》、《七绝·莫干山》、《七绝·五云山》和《七绝·观潮》。
1975年2月8日，毛泽东乘专列又一次来到杭州。这次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继续检查、诊断眼疾。在他抵达杭州的第四天，正好是农历正月初一。这天，全体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特意制作了一个大蛋糕，送给他们敬爱的共和国领袖。这是毛泽东在杭州过的最后一个春节，这年他82岁。毛泽东这次在杭州一共住了65天。4月13日，专列缓缓驶离杭州，毛泽东也从此离开了他所钟爱的“第二故乡”。第二年，一代伟人毛泽东与世长辞。
4、外交风采
随着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加大，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增多，毛泽东的“第二故乡”杭州，也自然成为他邀请外国党政、议会领导人及国际友人前来做客的重要之地。从1954年初到1970年8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见的重要外宾有31次(批)共29个国家。毛泽东以伟人的胸怀和其博学多识、风趣机敏，给五洲宾客留下了深刻和难忘的印象。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1949年10月6日就同中国建交，是第四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以威廉·西罗基总理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及随行人员，于1957年3月21日抵达杭州访问。22日晚，毛泽东在杭州饭店会见了西罗基总理。毛泽东在会见时说：“美国、英国这些国家要搞‘两个中国’的阴谋，它们想一方面承认我们，一方面又承认台湾。我们的方针是：承认我们就不能承认台湾。我们不怕它们不承认。”
著名的珠穆朗玛峰位于中国与尼泊尔的交界处。历史上，两国政府从未正式标定过边界。1960年3月，中尼双方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时，中方为了照顾两国人民对珠穆朗玛峰的民族感情，建议将珠穆朗玛峰做为两国的界峰，边界线就画在珠峰上。3月18日，毛泽东在杭州饭店会见了尼泊尔王国首相兼国防和外交大臣毕什韦什瓦·普拉萨德·柯伊拉腊和夫人一行。毛泽东在谈话时表示，这个山峰全给你们，我们感情上过不去。全给我们，你们感情上过不去。可以一半一半，山南边归你们，山北边归我们。这个山峰可以改名为“中尼友谊峰”。毛泽东说：关键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自己的国家。柯伊拉腊对此表示非常赞同。
法国参议员、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主席密特朗，是应中国人民外交协会邀请访华的。毛泽东于196l年2月8日在杭州南屏会见了密特朗。在谈到军事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的军事学说各种各样的人都在运用。据(阿尔及利亚)阿巴斯总理对我说，法国军人也在看我的军事著作，在学习我们的游击战术来对付阿尔及利亚人，阿尔及利亚人运用某些学说对付法国人，这样他们都运用我们的学说来进行斗争。但是，我们的学说对被压迫人民较容易运用一些，而压迫者却难以运用。我们运用游击战对付日本的时候，日本人也学我们的游击战术来对付我们；我们同蒋介石作战的时候，蒋介石也学我们来对付我们。他们想以敌人的东西进攻敌人，但是他们都没有成功。”
毛泽东于1961年4月27日晚至28日凌晨，在杭州饭店接见了来自几内亚、乌干达、约旦、南非、塞内加尔、怯尼亚（今肯尼亚）、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的7国亚非外宾，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斗争你们支持，你们的斗争我们支持。我们支持全世界所有人民的斗争，包括你们的斗争，团结所有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斗争的朋友，不管什么国家，什么政党。”
对于世界上有人指责中国干涉别国内政，毛泽东于1964年9月10日下午，在杭州刘庄会见举办北京法国技术展览会的法方负责人时指出：“戴高乐总统7月23日批评了西德。我看这个批评相当好，也让西德考虑一下，就是听美国话太多啦。还有英国，我看也值得批评一下，它跟美国太靠拢了。几个大国手里拿着核武器，口里也讲和平。你们也有了核武器，但不多，刚开始有。我们还没有核武器，但谁吓唬我们是不行的，我们从来就不接受强大力量的威胁。不接受这样的威胁，在我们力量再小的时候也是如此。”
1970年8月，毛泽东在杭州又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8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汪庄会见了南也门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萨勒姆·鲁巴伊·阿里及其率领的南也门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一行。毛泽东称鲁巴伊主席是来自阿拉伯海地区的南也门反帝战友。他对鲁巴伊说：“我们站在你们这边，你们也站在我们这边。亚非拉凡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我们都支持。中国这个国家，帝国主义控制了100多年。可能帝国主义控制你们要少几年吧?你们有希望，跟整个阿拉伯世界有希望一样，跟全世界人民有希望一样。谁想到像南也门像亚丁这样的地方，能把英国人赶走呢?我们还没有把英国人从香港赶走呢，你们先走了一步。”
8月12日，毛泽东在杭州汪庄会见了苏丹民主共和国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少将及其率领的苏丹民主共和国友好代表团一行。8月13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了刚果（布）留学生代表团一行。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在杭州接见外宾。
毛泽东留在浙江的巨大精神财富弥足珍贵，他留给浙江人民的深切记忆丰厚铭心。浙江人民永远忘不了：他在嘉兴南湖红船开天辟地，在杭州西子湖畔激扬文字，在绍兴东湖岸边论古道今，在奔驰专列上促膝交谈；还有那百姓家中的亲切垂询，乡间田头的凝重沉思，钱塘急流中的搏击雄姿，山峦小道上的攀登足迹。浙江人民将永远继承毛泽东同志开创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永久纪念这位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来源：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