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处于经济最困难的时刻，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议程有三项：（一）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二）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关于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
会议首先讨论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毛泽东先后听了四次汇报。参加汇报会的，除中央常委外，有彭真、谭震林、陈伯达、柯庆施、曾希圣、陶铸、王任重、宋任穷、欧阳钦、刘澜涛、张德生、李雪峰、乌兰夫、刘子厚、李井泉、廖志高。毛泽东一面听汇报，一面插话。别的人也有一些插话。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大家头脑都比较冷静，能够面对现实，和衷共济地为克服暂时困难而共谋大计。毛泽东的许多插话，反映了他对当前农村形势的估计和一些政策思想。
十二月二十三日，会议正式开始之前，毛泽东听取第一次汇报。
毛泽东在插话中，对全国县、社、队的情况和干部队伍情况作了一个分析。他认为，就全国来说，按县、社、队为单位，大体是三、五、二的比例，即百分之三十是好的，百分之五十是中间的，百分之二十是坏的。在坏的中间，有若干单位领导权被人家拿去了。他把干部分成六类：第一类，五类分子，地主阶级复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类，本来是好的，变坏了，被人家拉过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类，死官僚主义分子，死也不改，“共产风”一直刮，党的话不听，不能说是我们的人，是敌人；第四类，情况不明，头脑不清，不知道什么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知道什么是全民所有、集体所有、个人所有，不知道价值法则、按劳取酬、等价交换，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总之是糊涂人；第五类，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类，头脑清楚，事情办得好，“共产风”很少或者没有。
毛泽东说，前三类属于敌我矛盾，后三类是好人。前三类在湖北占百分之三，问题严重的地区甚至占百分之几十。对于坏人，要夺权。有些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国民党统治那么久，土改只不过几个月，就搞得那么干净？国民党是不容易消灭干净的。但大多数人是好的。就是烂了的地方也是好人多。对于好人，要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弄清楚问题。对于前三种人，要由群众撤他们的职，不要只由上级去撤。河南信阳地区的光山县，把坏人撤了，群众不相信，后来开群众大会又撤了一次。毛泽东强调，在这些地方，一定要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
讲到退赔，毛泽东再次强调：“一定要坚决退赔。”关于自留地，毛泽东希望多留一点，百分之五是否少了？百分之七怎么样？要大家议一下。养猪问题，毛泽东重申要实行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方针。
最后，毛泽东说，中央和省两级要担一些责任。帮助下边，帮助好人。①
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听第二次汇报。
关于整风整社。毛泽东说，摸底排队很重要，不然心中无数。毛泽东肯定县、社、队的干部百分之九十基本上是好的，百分之十是坏的，包括打进来的、变质的和死官僚。关于死官僚主义分子，上次听汇报时，毛泽东把他们列入敌人；这次改了，说他们同一、二类有所区别，是人民内部问题。讲到糊涂人，毛泽东说了一个故事。楚庄王当皇帝，三年不管事。有一个大臣向楚庄王说，有一种鸟，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楚庄王听了这话，觉悟了，开始振作起来。可见糊涂人也是可以振作起来的。
毛泽东说，庐山会议后，有些事情没有想到是刮“共产风”。去年几个大办，如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大搞商品生产基地，这些都是中央提出的，谁也没有想到他要一平二调，如果想到就不会那么办了。贵州省从农村调出来一百万劳动力，这就是一平二调的“调”嘛。北京大学五百多学生去修铁路，苦战二十天，回来后又不休整，结果一百多人发高烧，患浮肿病，后来下命令休息，病就好了。可见不要随便搞什么不断革命。
毛泽东肯定江苏省一个报告的提法，叫作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
毛泽东说“这是个新办法”。其实，他早在一九四八年就说过：“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②中国共产党胜利地领导和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它体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它能够防止反倾向斗争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避免给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巨大损失。毛泽东为什么说是“新办法”呢？所谓新，实际上就是对庐山会议后一味反右的一种修改。
毛泽东对这次整风整社寄予很大希望。他说，只要把整风整社搞好了，转变局面、争取丰收并不困难。他认为战胜灾荒、争取丰收有许多有利条件，最主要的是，有了苦战三年的经验，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过去一搞就是几个大办。看来大办只能有一个，大办这个就不能大办那个。过去我们大办工业，现在要大办农业，由大办工业转变到大办农业，工业发展速度要压低。
当有人汇报说，去年农业书记会议强调发展社有经济有问题的时候，毛泽东断然说：“大办社有经济，必然刮‘共产风’。”毛泽东终于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在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〇年春毛泽东讲人民公社过渡问题的时候，在他强调过渡的条件必须是公社一级的经济比重占一半以上的时候，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恰恰是助长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
毛泽东在插话中提出，有些地方，县合并得太大了。从有利于抓好农业生产着眼，以小县制为好。
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听第三次汇报。
随着会议对问题讨论的逐步深入，毛泽东的认识也在逐步发展。谈到价格问题时，毛泽东提出：要提高粮食价格。这个问题，毛泽东是经过反复考虑的。一九五九年十月，柯庆施曾向他提出，恐怕要考虑粮食提价问题。当时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什么东西都可以涨一点价，粮食不能涨价。”“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一提到这个问题就是牵动太大，棉农加城市人口有一亿多。④”当时，毛泽东主要考虑的是吃商品粮的一亿多人口的稳定问题，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稳定问题。现在，他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不影响社会稳定，又能照顾到农民的利益：只提收购价，不提销售价。他算了一笔账，提收购价而不提销售价，每年差价只有十亿元，问题不大。他说：“这样，可以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工农业产品不等价的问题。我们很大一部分积累是来自农民，是不等价拿来的。”
关于退赔，这一次毛泽东讲得更严厉，更坚决。他说：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一定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东西都没有。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他不是白手起家，是黑手起家。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基地，我们都同意过。几个大办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调。县、社干部不满意不要紧，我们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满意。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痛一下，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毛泽东赞成退赔要有政策界限，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情况下平调的，要由国家退赔一部分；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退赔。
讲到这里，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
谈到“共产风”时，毛泽东再次承担了责任。在汇报中涉及省委作检讨的问题，毛泽东说：“刮‘共产风’，中央是有责任的，各省委把中央的责任担起来了。”廖鲁言说：“搞丰产田、大办水利是有关部门提的。”毛泽东说：“过去这些事情是专管部门搞的，可是有我们看过的，批准的，如大办水利、大办副食品基地、养猪等。我们有责任，这样才能总结经验。”
汇报当中有人说，整风过后，还要讲讲大办的成绩，还是要从“一个指头”出发。毛泽东却说：先讲“一个指头”好不好？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
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多年来已经成为估计形势的一种思维定式，一种既定的思想框框。这次毛泽东突破了这个框框。
听完汇报，毛泽东专门讲了一下总结经验的问题。他说：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不是矛盾吗？庐山会议时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右倾又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原来估计一九六〇年会好一些，但没有估计对。一九六〇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还厉害，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从农业上调劳动力过多。他说：我跟好多外国人都讲过，我们搞经济工作没有经验。我们搞革命，搞阶级斗争有经验，搞建设没有经验。他又说，三年经验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要真正地好好地总结三年经验。把这几年的经验总结起来，接受过来，就可以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信阳专区就是一个证明。争取明年形势好转是有条件的，有办法的。
在这里，毛泽东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人祸，这可能是第一次。
最后，讨论一九六〇年的日子如何过的问题。在讨论中，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建设的长期指导方针被提了出来。毛泽东说：大家对明年要有精神准备，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当灾年过，这一条很重要。陈云接着说：明年情况不一定比今年好。我以为要抓三条：一是做好精神准备、思想准备、工作准备。二是今冬无论是人还是牲畜，都要多休息，养精蓄锐，准备明年春耕。三是进口粮食，能进多少就进多少，我以为要“吃饭第一，建设第二”。这时有人补充了一句：市场第二，建设第三。最后，毛泽东概括为：第一是吃饭，第二是市场，第三是建设。
一九六〇年即将过去。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同与会人员在北京饭店聚餐，除旧迎新。毛泽东特地嘱咐：请张平化、刘建勋、杨尚奎、叶飞、江华、江渭清、黄岩、陶鲁笳、黄火青、周林、阎红彦同他坐在一桌，以便同他们谈话。因为他们没有参加汇报会，毛泽东想直接听听他们的意见。
一九六一年一月三日，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第一项议程已经结束，即日起，讨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晚上，毛泽东听第四次汇报。
由李富春汇报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他说：去年计划有四条经验：一是计划不全面，是工业交通计划，忽视了农业；二是计划指标偏高；三是权力下放偏多偏下；四是对计划的执行检查不够。毛泽东指出：不仅没有注意农业，而是挤了农业，工业战线过长，面过宽。
关于一九六一年钢产指标，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问题，讨论得最多。李富春汇报说，开始想搞二千一百五十万吨，后来逐步下调，现在降到二千万吨。毛泽东说：是否搞那么多，能不能办得到？首先要保证农业，而后炼钢。李富春说：下午开了个小组会，提出几种方案。第一方案一千九百五十万吨，第二方案一千九百万吨。毛泽东说：看来一千九百万吨比较稳妥，究竟搞多少，还要看煤、矿石、运输的情况。要很好地安排一下，否则还要吃去年的苦头，到第四季度扔开一切搞钢铁。我想，今年仍然搞一千八百七十万吨，恐怕也难避免去年的苦头。听说还有一个方案，就是一千八百万吨。王任重说：是中南组叶剑英提的，搞一千八百万吨钢，提高质量，集中力量搞农业。毛泽东说：我担心就是一千八百七十万吨，也还可能出现去年的紧张情况。那样搞，实际上是个浪费。有几年了嘛，一九五九年就有点紧张，只是没有去年那么紧张。去年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由一千三百五十万吨一下子提到一千八百七十万吨。刘少奇说：看来，去年由一千八百四十万吨后来又增加到二千零四十万吨，是犯了错误的。邓小平说：再加上大兴水利，大调劳力，就把农业挤了。李富春说：还有两个因素，一是基建搞多了，二是生产的面铺宽了，分散了力量。彭真说：这三年，生产资料增长了三倍，轻工业生活资料只增长了一倍。毛泽东说：总之，今年就是要缩短重工业的战线，延长农业轻工业的战线。刘少奇说：指标搞低些，努力去超过。毛泽东说：这三年都是指标定高了，后来退下来。一九五八年北戴河会议后从九月开始大搞，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整风反右以后，又大搞，一九六〇年又搞了一年。这三年大搞钢铁，挤了农业。因此，我怀疑就是一千八百七十万吨，是否也会紧张。
对一千八百七十万吨的钢产指标产生怀疑，这是对的，但仅仅怀疑仍远远不够。当时钢铁及整个工业战线的困难情况还没有充分暴露，毛泽东等人对工业战线的困难形势完全估计不足。在钢、铁等工业产品产量问题上，他们基本上还没有跳出高指标的框框。
毛泽东问李富春：今年的方针是怎么提的？李富春答：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毛泽东又问：这个方针是什么意思？李富春说：调整就是调整各方面的关系，有调整、充实，才能巩固、提高。毛泽东说：是四面八方了，你这个意思就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队在两个战役之间的休整一样。毛泽东又问大家：大跃进的口号能不能在一九六一年提？邓小平说：今年元旦社论，没有提大跃进，提的是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许多人说：大跃进，作为一段来算账，还是大跃进。毛泽东说：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养生息。
毛泽东又问到粮食定购问题。他说：陈伯达送给他宝坻县一个生产队的材料。那个生产队经过整风，干部作风转变了，社员生产情绪提高了，生产增加了，只要他有余粮，还是要卖给国家的。从这个材料，毛泽东得到一个启发，他希望各省市区的同志，各中央局的同志，自己去摸一个生产队，心中就有数了。他说，现在整风是整顿那些坏的单位，最好摸一个有曲折发展过程的单位，如宝坻县那个生产队，刮过“共产风”，后来纠正了，生产又上去了。
李富春继续汇报。当讲到搞建设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时候，毛泽东说：这句话说了好几遍了，就看灵不灵。要收回一些权力，把权力收到中央、中央局、省市区三级，下面收缩一下，这样，就不会层层加码了。陈云接着说：我们不是讲共产主义风格吗？集中力量就上得快，不仅省市区要通盘考虑，中央局也要通盘考虑。最后，毛泽东要李富春把今天讲的这些，明天在全体会议上再讲一下，大家议一议。⑥
一月九日，毛泽东听第五次汇报。
这一天，毛泽东向会议印发了胡乔木起草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要各组讨论。鉴于几年来干部队伍中存在严重作风不纯的情况，毛泽东要胡乔木仿照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一个适用于党政干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对胡乔木起草的这个草案不太满意。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写得简单明了，使人容易记住，同时要避免起负面作用。他自己又改写了一下。“三大纪律”，胡乔木写的是：（一）有事同群众商量，永远同群众共甘苦；（二）重要问题事前请示，事后报告；（三）自己有错误要检讨纠正，别人作坏事要批评揭发。毛泽东修改为：（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提高政治水平；（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其中第二条，经过会议讨论，修改为“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毛泽东的修改确实简单明了，看一条就留下一个印象，使人容易记住。他解释第一条时指出，我们干部的作风问题，主要是不从实际出发，工作中主观主义很多，要整主观主义。毛泽东抓到了干部作风亦即党风中的要害问题。
对“八项注意”，毛泽东改得更简明了，每一项四个字、六个字，至多九个字。值得注意的是，他加了一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是沿用一九三〇年他提出的一个口号，今天重提，显得格外重要。他说：要强调调查研究。现在调查之风不盛行了，对很多事情发言权有了，言也发了，就是没有调查。其实，调查材料不在多，一个好材料就可以使我们了解问题的实质。整风整社有通海口的经验，现在又有信阳的经验，就解决问题了。调查材料搞了一大堆，会使人陷入材料的海洋而不能自拔。
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正式下发。
刘子厚汇报河北省在整风整社中揭发出两个县的严重问题。毛泽东再次强调，在三类县、社、队不能依靠原来的干部，这些人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前年庐山会议，没有意识到有百分之二十的县、社、队烂掉，被篡夺了领导权。由此，毛泽东提出不要为假象所迷惑。他说：河南一九五九年就说有四百五十亿斤粮食，实际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二百一十亿斤是假象，我们被这种假象弄得迷糊了。事物反映到我们脑子里，要加以分析，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抓住本质。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被现象所迷惑，要反映真正的客观实际。这几年，我们在许多工作中缺乏一种谨慎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为某些现象所迷惑，值得我们注意。当然，我们的认识只能大体上接近客观实际，力求缩小同客观实际的距离。⑦
经过五次汇报会的讨论、酝酿和思考，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思想逐渐形成。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的一天，一月十三日，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
他说：“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几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比如关于冷热结合这个问题，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这一次结合得比过去有进步，对问题有分析，情况比较摸底。当然，现在有许多情况，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是不摸底。”“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毛泽东提出，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首先是要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他说：“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⑧
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问题作过许多论述，在毛泽东思想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但它们绝大部分是革命战争时期的著述，新中国成立后，这方面的论著就很少见了。毛泽东这篇讲话，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讲调查研究问题。它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经过一段曲折之后，总结经验的产物。这个讲话，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的恢复，为克服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供了重要思想武器。
历经二十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了。这次会议为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准备。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从一月十四日到十八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邓小平关于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表示完全赞同这次会议所一致通过的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全会还听取李富春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全会指出，一九六一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轻工业部门，应当努力增加生产，尽可能地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重工业方面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
毛泽东在全会结束的时候，再一次就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他说：希望今年这一年，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⑨
毛泽东克服严重经济困难、扭转整个形势的基本思路已经明确，那就是从解决农业问题入手，紧紧抓住调查研究这个工作环节。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是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基础。
八届九中全会刚一结束，毛泽东忽然见到他三十年前写的一篇文章《调查工作》。这篇文章早已散失，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在一九五九年从福建龙岩地委收集到的，由田家英亲自送到他手里。毛泽东十分高兴，他对这篇文章一直念念不忘，时下正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之际，真是来得恰逢其时。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田家英同志：
（一）《调查工作》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毛泽东
一月二十日下午四时
此信给三组二十一个人看并加以讨论，至要至要！！！
毛泽东又及”⑩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广东、湖南、浙江三个调查组很快组成，分别由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率领赶到调查地点。这是毛泽东直接领导的调查组，到实践的第一线，到最基层，去作系统的历史的调查研究。重点是农村。毛泽东带头作调查，在全党起了表率作用。三个调查组向毛泽东提供了许多具体的、生动的、有重要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成为毛泽东调整农村政策的重要依据。
按照毛泽东的计划，三个调查组要用十天到十五天的时间在三省作农村调查，然后到广州会合，向他作报告。一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到杭州，指导三个调查组的工作。他路经天津、济南、南京时，在专列上先后听取了河北、山东、江苏三省党委负责人关于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八届九中全会精神的汇报，包括调查研究问题，整风整社问题，人民生活问题，轻工业生产和市场问题，这些都是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问题。毛泽东听汇报时，都有一些插话。
毛泽东再三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他说：“今年这一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没有调查研究是相当危险的。①”“水是浑的，有没有鱼不知道。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把浮夸、官僚主义、不摸底这些东西彻底克服掉。过去几年不大讲调查研究了，是损失。不根据调查研究来制定方针、政策是不可靠的，很危险。心中也无数，数字也许知道，实际情况并不知道。”“成绩、缺点要两面听，两点论嘛。成绩、缺点，正面、反面，光明面、黑暗面，已经认识了的世界和未被认识的世界等等，一万年也是这样。”②
三个省都汇报到一些县、社、队的领导已经烂掉了。毛泽东指出，这是反革命分子复辟。死官僚主义分子是他们的直接同盟军，糊涂人是他们的间接同盟军。他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对群众没有感情，对贫农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不了解情况，不听群众的话，也不听上边的话，这种人不能做领导工作。”③
谈到干部问题时，毛泽东总是讲浙江省的一个例子。这个省只有一个县委书记能把三级所有制、按劳分配、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说清楚。这个例子对他触动很大，所以他反复强调要开办训练班，对干部进行教育。他说：我们搞民主革命是有精神准备、舆论准备的。我们对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的精神准备、舆论准备是非常不够的，对社会主义如何搞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何搞法，缺乏研究。④
毛泽东到达杭州时，浙江调查组已经作了一个星期的调查，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要求，调查组调查了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坏的生产队，调查人员都住在农民家里。田家英重点抓那个最坏的生产队。这个队叫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实际上是生产大队），位于杭嘉湖平原鱼米之乡的嘉兴县。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这个生产队的调查情况时，主要反映了三个问题。第一，主要由于“五风”严重破坏，造成粮食生产大幅度减产，水稻亩产由常年的四百多斤下降到二百九十一斤；第二，生产队的规模太大，共辖十一个小队；第三，社员对公共食堂普遍不满，不愿意在食堂吃饭，食堂实际上是造饭工厂，不做菜，社员将饭打回去，还得再热一次。
二月六日，在听了田家英汇报后，毛泽东在住地汪庄，听取浙江省委负责人江华、霍士廉、林乎加、李丰平汇报整风整社和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的情况。林乎加是浙江调查组的成员之一。
讲到社、队规模时，毛泽东说，县、社规模太大，大了搞不好，管不过来。几年来并县、并社，都是从上面方便着想的，不是从群众要求、从生产有利出发的。浙江有六百个公社，一分为二，一千二百个就好办了。他说：“生产队的规模也大了。我们中央有几个调查组，在你们浙江就有一个，让他们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坏的生产队，不要只钻到一头，好就好得不得了，坏就坏得不成话，应该有好有坏，这样才能全面。关于生产队规模问题，他们反映，生产队管的小队太多。田家英同志调查的那个队就管十一个小队，有几十里宽。这里的农民不知道那里的农民搞些什么事情，这怎么行呢？我看一个生产队管不了这么多，太大了。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里，有富的、中的、贫的，这就有问题，群众就不满意。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我看把小队改成生产队，把生产队改成大队，明升暗降。原来的小队变成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毛泽东要浙江省委研究一下，把核算单位（这里所说的核算单位，应当是基本核算单位）放在过去的初级社好，还是放在过去的高级社好？就是说，放在生产小队好，还是放在生产队好？
这是毛泽东关于调整人民公社规模和体制问题的重要意见。特别是提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在当时对许多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响应者寥寥无几。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是在过了一年以后的一九六二年二月。
讲到食堂，毛泽东说：“食堂划小为好，几户人家办一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要多样化，有长期食堂，有农忙食堂，也有自己烧饭。办食堂一定要适合群众的要求。总而言之，不论办什么事一定要适合情况，适合情况了就能增产，适合情况了群众就高兴。”⑤
此时毛泽东还并没有放弃办食堂的主张，但是松动了，还开了一个口子，就是有的人也可以不吃食堂。毛泽东的这一变化同浙江调查组的反映不无关系。毛泽东在这里提出衡量党的工作是否适合情况的两个标准：增加生产和群众高兴。这是极为重要的。
二月八日，毛泽东再次与浙江省委负责人谈话，除江华、林乎加之外，还有薛驹和田家英参加。薛驹当时任浙江省委副秘书长，自始至终参加了浙江调查。
毛泽东开头就问：“有没有希望？整好社，去掉‘五风’，能不能达到你们的指标？（江华汇报时说，浙江粮食产量一九六一年争取达到一百六十亿斤。）落后的地方要找到落后的原因，是天灾，是人祸？嘉兴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产量只有二百九十一斤，主要是‘五风’瞎指挥，要去掉这些因素，恢复大概要两三年。”
毛泽东又问：“退赔，有没有决心？”林乎加答：“决心退赔，破产退赔，哪一级决定的，哪一级负责。”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谁决定的，谁负责赔。问题是中央、省、地、县四级有没有决心。单是中央和省有决心还不行，地、县没有决心就搞不好。地、县有了决心，即使有些公社、生产队没有搞好，也是时间问题。要使他们真正懂得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等价交换，不能剥夺农民。我们只讲过剥夺地主，哪里讲过剥夺农民。”江华说，这种思想是反动的。毛泽东加重语气地说：“是的，是最反动的，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破坏社会主义。”
林乎加谈到，瞎指挥有些是从省里下去的。毛泽东说：“也有从北京下去的。一九五九年十月开了一次农业书记会议，搞了一套文件，没有批准就发了。我对谭震林同志说，三年不要开农业书记会议。春耕生产指示，一年一个，形式主义，谁人去看，农民要饿肚子，他不懂得要耕要种？”
林乎加讲到自留地问题，说几年来几放几收，放有放的道理，收有收的道理。毛泽东说：“两个道理，归根到底，只能是一个道理，还是要给农民自留地，而且要把为什么反复交代清楚，农民不相信，你变得太多了嘛！”又说：“现在反复不下去了，再搞下去，就是你们所说的饿、病、逃、荒、死。”
毛泽东再次谈到生产队规模太大，把生产小队改成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他说：“现在这样口粮拉平分配，工分拉平分配，这是破坏农民的积极性。”“基本原则是要增产，要把饿、病、逃、荒、死的原因去掉，做到不饿、不病、不逃、不荒、不死。当然有正常的死，人也难免要生点病，主要的问题是饿不饿的问题。”
当林乎加谈到三类队的排队数字和比例的时候，毛泽东对三类队作了一个分析：“三类队不完全是敌人，有的是坏人当道；有的是‘五风’严重，加上‘三风’⑥、贪污多占等等；有的是能力太弱，糊里糊涂。要按情况办事。”毛泽东作出这个分析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改变了原先那种把三类队统统说成是坏人当道或反革命复辟的判断。这个认识正是来源于调查研究。和合生产队属三类队，它就不是坏人当道，更不是反革命复辟，根本问题是“五风”为害。
最后，毛泽东又谈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精神准备问题。这个问题，从北京中央工作会议讲起，一路讲下来，这回是讲得最系统的一次。他说：“从中国历史来看，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推翻了帝制，但是民主革命没有成功。当时是立宪还是共和，是改良还是革命，有六年的争论。因为那时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不彻底，跟着就失败了。以后国民党在苏联的帮助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组织了北伐。北伐一半，蒋介石占了南京，翻了脸，以后就失败了。我们搞了十年国内革命战争，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又来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南方根据地完全垮掉。如果不垮得那么彻底，还不会认识那么深刻。一九二七年的失败和南方根据地的丢失，经过这两次失败，总结了经验，使抗日战争的路线比较正确。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还有一九四五年半年，我们把主要干部集中到延安，先整风，后开七大，这才为团结、统一和以后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我们领导的民主革命，有充分的舆论准备。”“民主革命经过了长期艰苦的道路，从鸦片战争算起，到一九四九年，有一百零九年，中间犯了许多错误，到七大才一致起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很多人没有精神准备，很多人不是为社会主义而参加我们队伍的。有些人为了个人目的，为了发财，分土地，为了逃命，逃命的人不一定都是共产主义者。总是要变的，现在正在变化，到了一定时期又要变化。像细胞分裂一样，不断变化。要抓紧干部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这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自留地是个人所有制的尾巴，并不危险。不懂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道理，就会死人的。今年、明年两年，要搞好一点，事情就好办了。”⑦
就在这次谈话中，田家英提出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建议，被毛泽东所采纳。在这以前，一九六〇年夏，邓子恢受刘少奇委托，带领工作组经过调查研究，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这个条例后来成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重要参考材料。
毛泽东听完浙江省委和浙江调查组汇报后，即离开杭州去广州，准备在那里与三个调查组会合。路经江西、湖南时，又听取了江西省委的汇报，湖南省委和湖南调查组的汇报。
通过浙江调查，毛泽东对两个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意见，一是社、队规模要划小，生产小队的权力要扩大；二是食堂要多种多样，有的人也可以不参加食堂。⑧
二月十日，他在江西向塘铁路支线的专列上，听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邵式平、方志纯、刘俊秀汇报时，主要谈的就是这两个问题。他认为，江西的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也都太大了，一个公社可以划分为两个或者三个，以乡为单位，一乡一社。他说，现在看来，只有四川一个省按中央的政策办事，他们的公社都是以乡为单位。河南一直想搞大的，公社也想搞大的，基本核算单位也想搞大的。公社应当一律以原来的乡为单位，凡是以原来的区为单位的，给它一个不合法。
关于食堂，毛泽东说：办食堂要满足三种人的要求。比如没有结婚的单身汉，或者结了婚没有孩子的，他就愿意吃常年食堂，就办常年食堂；比如有孩子的人，农忙时愿意吃食堂，农闲时愿意在家里自己做饭吃，就办农忙食堂；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在食堂吃的，那就满足他，可以不参加食堂。
毛泽东在听湖南省委和湖南调查组汇报时，集中讨论的仍然是公社体制和食堂这两个问题。另外还谈到了整风整社。
谈话是在长沙附近铁路支线的专列上进行的。一共谈了两次。第一次，二月十一日，与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胡继宗、周礼和湖南调查组的胡乔木谈的；第二次，二月十二日，单独与张平化和胡乔木谈的。
关于人民公社体制问题。毛泽东说：“我看，你们这个社也大了，队也大了。大体上一个社划成三个社比较恰当，就是以乡为单位。”胡乔木说：“开始提的是以乡为单位，后来不断加码，撤区并乡，小乡并大乡，几乡一社。实际上，还是小队的劳动为基础，大队作经济核算，加以联合，公社恐怕只是一个联络组合的形式。”毛泽东又提出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哪一级的问题，他说：“究竟是队为基础好，还是下放到小队为基础好，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因为现在队底下管的小队多，而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有三种方案：一种方案就是现在的这种方案，队为基础，比较大的队平均三四百户。这种方案在一些地方是否适宜还值得研究，这么大，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老百姓自己不清楚。小队里边又分三种情况，比较富的，比较自保的，比较穷的，统一分配，结果就是吃饭拉平，工分拉平。第二个方案，就是把现在这个队划成三个队，使经济水平大体相同的小队组成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要肥的搭瘦的。肥瘦搭配，事实上是搞平均主义，吃饭平均主义，工分平均主义。山区还要小，只要几十户，二三十户、三四十户一个生产队。
毛泽东问：“你们有多少生产队？”⑨胡继宗答：“一万五千个。高级社时是五万个社，公社化后划成一万六千个大队。”毛泽东说：“你们还是大体上恢复到高级社的范围，五万个。”胡乔木说：“如果这样，对群众才说得上民主，大队干部才说得上领导管理，不然经营不了。”毛泽东说：“而且势必实行平均主义，吃饭平均，工分平均。”胡乔木说：“我去了一个好的生产队，在长沙县，叫天华大队，那个大队年年增产，一步一步地走上坡，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始终保持高级社的规模。公社的规模要缩小，它的权力也要缩小，权力跟责任都要缩小，这样，事情就好办了。过去几年湘潭的情况比较严重，我们有个组在湘潭，到一个坏的生产队，它的特点是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起，一年比一年坏，根本就是破坏。”毛泽东说：“我看兴起来也快。恢复原状，就是过去的高级社，由若干高级社组成一个公社。”
第二天再次汇报的时候，一开头就谈体制问题。张平化说：“昨天谈了以后，我们回去商量了一下，认为对体制调整决心下得不够。如果基本核算单位就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全省可能有五万多个大队；现有的一千一百个公社可能变成三千个公社或者多一点。春耕之前，先解决基本核算单位划小的问题，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毛泽东说：“我看是群众的要求。你们既然叫大队，底下就不要叫小队，就叫队。因为一讲小队，这个‘小’字就有个缺点，它职权小。其实这个小队有很多工作，有人计算有十五项工作。就叫生产队，上面叫生产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再上面是公社。公社、大队、队，不要这个‘小’字。”张平化说：“好，原来没有承认它是一级，现在承认它是一级，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级。”毛泽东说：“是啊！是很重要的一级。所以，有人怀疑，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小队，还是队。所谓队为基础，哪个是基础？”这时，胡乔木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可以考虑把现在的公社变成区联社，恢复区委，大队变成公社。”毛泽东说：“那么小队变成生产队？”胡乔木说：“叫小队也可以，叫生产队也可以。”毛泽东立即纠正：“不要叫小队，叫生产队。”⑩
从能查到的文献来看，到这时为止，还没有哪一个中共领导人，包括负责农村工作的人在内，像毛泽东这样重视生产小队（相当原来的初级社）的地位和权力。毛泽东的目光，他的注意力，总是盯在生产小队这一级，盯在农业生产的最基层。
毛泽东几次提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但不直说是他的意见，而是说有人提出的疑问。毛泽东似乎在有意地启发对方，然而，在浙江也好，在湖南也好，都没有人作出反应。
关于公社体制问题，经过杭州、向塘、长沙多次谈话，毛泽东的认识越来越明确了。可以归纳以下几点：第一，公社的规模，特别是基本核算单位规模要划小，分别恢复到原来的乡和原来的高级社的范围。第二，生产小队的权力要扩大，把它作为一级重要的核算单位，甚至是基本核算单位。第三，生产小队与生产小队之间存在平均主义。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
从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一开始，毛泽东就把“一大二公”作为人民公社的主要特点和优点，加以肯定和宣传。全国各地，蜂拥而起，公社办得越来越大，有的甚至一县一社。一九五九年春，第二次郑州会议对人民公社进行体制调整，权力下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里所说的队，是指相当于原来高级社的范围。不久，毛泽东又提出生产小队（相当于原来初级社）部分所有制的问题。这一次，他一方面提出缩小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另一方面又提出把生产小队也作为一级核算单位，甚至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是毛泽东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纠“左”努力的重新恢复和继续，实际上是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特点的进一步否定，使农村的生产关系的调整向着适应生产力水平的方向推进了一步。
有了人民公社两年多曲曲折折、反反复复的实践过程，又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可以说，毛泽东已经认识到，集体经济并非越大越好、越大越有利于解放生产力；相反，规模太大，随之而来的就是平均主义，它只能破坏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影响和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当张平化、胡乔木汇报食堂问题的时候，毛泽东一开始就提醒说，吃食堂不能勉强，并问你们这里是不是还勉强？胡乔木根据他们的调查，认为食堂这个制度现在还不算勉强的。他说：“我们原来很留神研究这个问题。长沙县的情况很特别，非常明了，食堂根本不可能散了，它把好多人家连到一起去了，一个食堂就是一个屋场，所谓屋场就是一个小队。”毛泽东问：“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胡乔木说：“这是因为拆房子拆得多，搬房子搬得多，已经搞到这一步，再返回去就没有必要了，群众现在习惯了，他觉得这样有好处。我们问了一些贫农、下中农，他们对食堂都还是满意的。他主要是觉得痛快、干脆，不管那么多的闲事了，这个群众还是高兴的。”毛泽东又问：“这是并了的，没有并了的呢？要走那么远的路去吃饭，谁人来吃呀？”张平化接过来回答：“有这个问题。这次我专门回家看了一趟，在大山区里头。他们那个生产队原来有五个食堂，以后并成三个。这一次整社，群众要求再分成五个，还有个别较远的单家独户，允许他单独开伙。”毛泽东又问：“你们有没有农忙食堂？”张平化答：“没有。我们有个规定，冬天的时候，晚上可以回家做一顿，因为要烤火。”毛泽东特别嘱咐：“烤火问题要解决。”张平化说：“食堂办得好不好，柴火关系很大。”讲到柴火，毛泽东联想到浙江的调查，他说：“浙江同志讲，食堂实际上是一个造饭工厂，它不做菜的，社员把饭打回去吃，回去凉了，又要热一顿，结果柴火两头分散，家庭要烧柴火，食堂又要烧柴火。”张平化说：“我们也有这种情况，因为居住分散，回家他还得煮一次。”毛泽东说：“那何必呢？”胡乔木接着又谈起他们调查的情况：“我在一个小队里面，住了五六天的样子，他们那个大队食堂搞得好，食堂都有桌子，一桌一桌地坐，我们在那里和大伙一起吃饭。吃饭还是有保证，粮食、菜、油、盐这些都有保证，所以社员对这一点还是满意的。”张平化紧接着说：“食堂办得好，它是受社员欢迎的。办得好的食堂，把各家各户的特点都照顾到了。”毛泽东在湖南听到的都是对食堂肯定的话，这与浙江的调查正好相反。他进一步提问：“既然社、队有一、二、三类，难道食堂就没有三类的？”张平化说：“去年我们排了一下，办得比较好的占百分之十；办得差一点的占百分之二十，但基本上还不巩固；有百分之十是不巩固的。总的来说，垮食堂还没有成风。”胡乔木又补充了一句：“它遇到灾难的时候，还起到很大的作用。”①
食堂问题就谈到这里。
同样是食堂，同样是经过亲身调查和耳闻目睹，浙江调查组与湖南调查组反映的情况却这样不同。这里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浙江调查的是一个坏的生产队，湖南调查的是一个好的生产队。这样，对毛泽东来说就有一个比较。对待食堂这个关系千百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大问题，毛泽东比过去冷静得多，客观得多。他不但能够认真听取对食堂持否定态度的意见，而且对肯定食堂的意见，总要从反面提出疑问。他力求使自己得到一个符合真实情况的认识。
关于农村整风整社，也是毛泽东十分关注的问题。在讲到一些县、社领导班子烂掉了、坏人当道的时候，毛泽东说，你们大家都以为革命成功了，天下太平，四方无事，于是乎他夺取了一个县的几个公社的领导权，夺取了县委的领导权。毛泽东把这些都看作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因此他强调解决这些地方的领导班子问题，必须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
不论浙江调查组还是湖南调查组都如实地向毛泽东反映了他们所了解到的情况。这些情况都是第一手的，但毕竟是初步的，因而也难免受到一些局限。随着调查的深入，问题就会看得更准确一些，从而改正原来的认识，如湖南调查组对食堂的看法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不管怎样，各种意见毛泽东都能认真地听，同大家一起讨论，出现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这对于制定正确的政策是至关重要的。
二月十二日晚，毛泽东与湖南省委和调查组的谈话结束后，就离开长沙，前往广州。他要在那里过春节，这一年春节（正月初一）是二月十五日。
春节一过，毛泽东即通知三个调查组组长各带一名助手去广州。二十二日，三个调查组在广州会合。
二十五日，毛泽东召集陶铸、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赵紫阳、田家英在鸡颈坑开会，讨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廖鲁言说，有的市委听到要调整人民公社体制，便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有的主张改，有的主张不要改，讨论的结果是，人民公社大中小都有的好。还有人说，“大”还是个方向。这些情况表明，缩小社、队规模，调整人民公社体制，难免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这是可以理解的。“一大二公”的观念，在一些人的头脑里比较固定，要改变还需要时间，更需要实践来证明。毛泽东在会上重申了他的主张，并且进一步提出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他说：“如果社、队划小以后，大队与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解决了，现在还存在两种平均主义没有解决，一个是小队与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②
两种平均主义的提法，是对人民公社体制和分配弊端的重要概括。此前，毛泽东在二月六日杭州谈话中，继而又在二月十一日、十二日长沙谈话中，多次提出反对平均主义的问题，指出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里，生产小队有富、中、贫之分，统一分配，就是搞平均主义，群众就不满意。广东调查组得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后，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把生产小队一律改称生产队，生产队一律改称生产大队的意见。陈伯达在二月十九日报送毛泽东的《广东农村人民公社几个生产队调查纪要》中说：“我们同意主席的意见，把现在所称的‘生产小队’，一律改称生产队。现在的基本核算单位，有的地方叫做生产大队，有的地方叫做生产队，有的地方叫做管理区，以后也一律改称生产大队。”“现在有的生产大队把富村和穷村勉强地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原来收入较多的社员意见很多，可以根据不同的经济条件、自然条件和群众意见，划分为不同的基本核算单位。”③广东调查组调查的结果，同毛泽东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同时，《调查纪要》提出：“公社各级的关系，在解决了自上而下的刮‘共产风’问题以后，似乎应当注意更适当地解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问题上的某些平均主义。”广东调查组的这个意见，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他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成为即将召开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的指导思想，也是制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认识，正沿着纠“左”的方向继续发展。
毛泽东指定，工作条例起草工作，陶铸挂帅，陈伯达为副帅，廖鲁言、田家英执笔。要求三月十日写出初稿。
三月五日，毛泽东在广东省委三号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陶铸。由周恩来汇报工业生产和市场供应等情况，毛泽东着重谈了人民公社体制问题。
会议开始时，毛泽东讲了一段话，回顾郑州会议以来的这一段历史，带有反思和总结的性质。他说：
“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产量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他们说有五百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右是要反的，也不得不反，不反，对我们工作就不利。庐山会议是要反右的，但是接着就在群众中反右，这就坏了。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三月到六月只反了四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
“看来十二条下去以后，现在我们比较摸底了，粮食产量也落实了。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各省都注意安排生活了，那时就提出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可是有些省就抓迟了，如安徽就抓迟了，山东就抓迟了，河南就抓迟了，甘肃就更抓得迟了，结果问题就多。这些省都抓得太晚了，对自己本省的问题估计不足。”
“反革命复辟、掌权，这也是一个经验教训。”
“还有几千万人搞工业，是个大问题。”
说到这里，毛泽东问周恩来，今年的钢产量能不能搞到去年的水平。
周恩来接着汇报钢、煤的生产情况和市场供应问题。正在汇报中间，毛泽东突然转到食堂问题：食堂可以搞多种多样，有长期的；还可以办农忙食堂；另外一些人可以让他去家里单独吃，但是这一种我们不提倡。
周恩来继续汇报。毛泽东的心思好像不在这里。他对钢的生产情况，只问了一句，别的什么话也没有说，这同当年义无反顾地抓大炼钢铁的情况，真有天壤之别了。他的兴奋点和关切点早已转到农业方面，转到人民公社问题上。毛泽东总是这样，当他抓住一个在他看来带有战略意义的、具有全局性的问题时，他就必定是全神贯注，锲而不舍，非抓出成果不可，别的在他看来次要的工作可以暂时搁在一边。他认为，这时的农业问题、公社问题就是这样性质的问题。他在会议上，一开口就讲公社问题、食堂问题、工作条例问题。当周恩来汇报市场供应问题时，他又讲起公社问题，说：“我这次出来之后，沿途和河北的同志谈了一下，和山东的同志谈了一下，和浙江的同志谈了一下，也和江西、湖南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和你们了解的情况差不多。他们普遍感到社、队大了，要求划小一点。我们搞了三个调查组，目前他们正在这里起草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初稿已经写出来了，准备让几个省来几个同志参加讨论修改。修改后再广泛征求意见，然后提交中央工作会议。”
会上，有的人对划小社、队规模，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还有些顾虑，主要是怕公社搞小了，对各方面是否会有影响；怕现在变动，影响生产，因为正是春耕季节；同时还考虑到国际影响问题。
毛泽东坚持公社要划小。他说：“我的家乡湘潭，原来是二十一个都。以前对那个都还嫌大，分成了上七都、下七都。如果一个都一个公社，也要二十一个公社，但现在只有十三个公社。你们看，河南只有一千二百个公社，湖北只有六百个公社，都太大了。总而言之，要适合群众的要求，要反映群众合情合理的要求。食堂也是一样。田家英同志在浙江调查了一个生产大队（当时叫和合生产队。——引者注），二百多户。这个大队领导了十一个生产小队，这十一个小队里面有富队，有中等队，也有穷队，在分配的时候统统拉平，这么一来就发生问题了。现在他们建议将这个生产大队分成三个大队，把经济基础差不多的小队分在一起。这样，分配上就不拉平了，使得经济情况都差不多。这是队与队之间的拉平问题。还有一个队里面人与人之间的拉平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就可以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
他说：“过去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些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包括我们中央发的文件在内，也是那样。今后不要搞那么多文件，要适当压缩。不要想在一个文件里什么问题都讲。为了全面，什么问题都讲，结果就是不解决问题。不要批文件过多，过去我也是热心家，也批了许多文件。我就批了贵州关于食堂问题的那个文件，结果对各省影响很大。又比如，每年到春耕时，中央就要发指示，国务院就要发命令，今年不搞了好不好？我说这都是多余的。”
毛泽东这些切中时弊的话，对几年来盛行的形式主义作风作了尖锐的批评，同时也作了自我批评。
最后，毛泽东再次强调，公社规模要划小。他说：“这个原则是肯定了的，今年不划小，明年得划小，明年不划小，后年一定得划小，横直是要划小就是了。④”这是毛泽东的性格，凡是他认定的事情，非坚持到底不可，谁都难以改变。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起草工作，吸收了几个省的负责人参加讨论和修改，湖北来的是王任重。三月七日，毛泽东在鸡颈坑单独与他谈了一次话，了解湖北农村情况。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问王任重：“你们的自留地到底交下去了没有？看来，一个自留地，一个退赔，一个指挥权，这是三个重要问题。”
毛泽东又谈起食堂问题，说：“参加食堂也是要大家愿意。如果不愿意就搞农忙食堂，不愿意吃食堂的也可以让他在家里吃。”但他又说：“我们办食堂这个制度是肯定了的。”王任重说：“食堂不办不行，肯定还是要办，因为妇女要参加劳动，还有一部分贫农确实要吃食堂。但有一部分中农也确实不愿意吃食堂，因为不如家里吃得好。”毛泽东说：“城市里头吃食堂的人才占百分之四十，农村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吃食堂就行了。”王任重说：“河南他们还是肯定吃食堂，现在就是一个烧柴问题。好多人去拾柴供应食堂，结果没有多少劳动力去搞生产。有的拆房子烧，有的拆桥烧，有的甚至把修好了的水闸拆了当柴烧。”毛泽东说：“那就非得改变不可！”
看来，彻底解决食堂问题，还要有一段路程要走。中央紧急指示信明文规定，要坚持食堂制度，毛泽东也讲要坚持食堂制度。在干部中间，有的人依然主张办食堂；有的人并不赞成食堂，但受思想禁锢，不敢对食堂有所非议。
毛泽东告诉王任重，要搞一个公社工作条例。公社没有一个章程，原来有的都废掉了。王任重说，十二条算一个。毛泽东说：“十二条解决了一些问题，就是不具体，并没有规定生产队这一级管些什么事，生产大队这一级管些什么事，公社这一级管些什么事。”
毛泽东又问王任重：“你看有什么办法保证不瞎指挥？”瞎指挥，这是造成农业连年减产的最大祸害之一，而且很顽固，令人头痛。毛泽东总想把这个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从根本上消除这个弊病。王任重说：“瞎指挥主要是公社和县这两级，来源是省、地两级。有的是属于错误的指挥；有的属于一般是对的、但对个别地方是不对的，到了县、社就分不清了，结果就瞎指挥了。比如我们旱地改水地，总的说是对的，但执行中不是因地制宜，统一布置任务，就瞎指挥起来。”他没有提到中央。毛泽东说：“你们省、地这一套就不要再搞了。你们吃了旱地改水田的亏，浙江吃了连作稻的亏，心是好心，想多打粮食,但不因地制宜，瞎指挥，结果减产就很厉害。”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三月十一日开始，东北、华北、西北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分别开会，讨论人民公社体制问题。前者通称三北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主持。后者通称三南会议，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主持。
为引起大家对调查研究的重视，在三南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将他的《调查工作》一文印发，并写了一个说明：“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季，已经三十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⑥
三月十三日清晨，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以及参加三北会议的同志写了一封信，强调要认真调查人民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信中写道：“今天派陶铸同志到你们那里来，向你们作报告；并向到北三区会议的同志们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也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作指导工作。”⑦
北京方面得知毛泽东准备派陶铸向三北会议传达他的指示这一消息后，邓小平和周恩来提出，鉴于两地开会，口径不一，北京方面又得不到毛泽东的指示，建议双方合开为好。毛泽东同意两会合开，地点在广州。这样陶铸就没有去北京。
在三月十三日的三南会议上，毛泽东又就两个平均主义问题和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他说：“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就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然后，他着重地讲了调查研究的问题。他强调，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各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要做这样的调查研究。他对三十年前写的那篇《调查工作》很有些偏爱。他说：“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一篇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是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一九三〇年写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像丢了小孩子一样。⑧……文章的主题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我们要接受教训。报表有一点也可以，统计部门搞统计需要报表，可是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
最后，讲到食堂问题。他说：“有些食堂难以为继。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前三条都是讲的不利于生产，第四条是个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看来食堂要有几种形式，一部分人可以吃常年食堂,大部分人吃农忙食堂。北方冬季食堂非散伙让大家回家吃饭不可，因为有个取暖的问题。⑨”毛泽东对食堂（当然是部分的）作这么尖锐的批评，还是第一次。尽管这样，此时毛泽东仍然肯定食堂制度，还没有从根本上取消食堂的打算。
参加三北会议的四位中央常委和其他与会人员，三月十四日分乘两架专机，抵达广州。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广东省委小岛餐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有各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参加。毛泽东讲了话。
他对公社工作条例初稿不太满意，第一是太长，第二是太杂，第三是逻辑性不强，要修改。
毛泽东又一次重申：公社、生产大队划小这个原则，已经肯定了，过大了对生产不利。他说了一段很引人深思的话：“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队里边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从开始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搞集体化、搞公社化以来，就没有解决的。现在这个条例，就是要解决平均主义问题。”毛泽东从农业合作化到公社化一路讲下来，说它们一直存在着平均主义而没有解决。这是一个相当深刻的反思。他说：“穷富队拉平的问题，现在已经证明，对富队不好，对穷队也不好。必须对生产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区别对待。小队里头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也就是劳动力多的与劳动力少的社员户之间的矛盾。因为实行粮食供给制、劳动力少的户跟劳动力多的户吃粮都一样，他横直有的吃，所以就不积极。而劳动力多的户，他们想，反正吃粮都一样，我干也是白费了，所以他也不积极了。”
刘少奇接着说：“群众对多产多购少吃，很有意见。他丰产了，可以多购，但也要多吃。如果少产了，那就少购少吃，这个他倒没有意见。国家应该采取奖励的政策。按劳分配问题，不但要表现在工资问题上，而且要表现在实物上。国家、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和个人，一定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
毛泽东举了浙江嘉兴县的例子，说明应当实行多产多吃的道理。嘉兴，是一个著名的产粮县，但是农民多产不能多吃，结果成了少产少吃了，所以粮食严重减产。毛泽东说，今后高产的地方农民一定要多吃。
关于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生产大队还是生产小队的问题，毛泽东又提出来，说还可以研究。可见，这个问题总在毛泽东的脑子里反复思考着。
毛泽东确定这次会议讨论三个问题：公社体制问题、条例问题、粮食问题。周恩来又补充了一个商业和对外贸易问题。⑩
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三月十六日写出第二稿，毛泽东决定印发各小组讨论。
从十五日开始，两会合一，重新编组。各组主要围绕公社体制问题、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进行讨论。在这些问题上，特别是食堂、供给制问题，意见很不一致。毛泽东印发了几个材料，有一个是三北会议印发过的河北省委关于调整社、队规模的意见。河北主张生产队改为大队，生产小队改为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毛泽东印发时，在标题下面注明“主张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醒目。还有一个是陕西省委关于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利弊的材料。毛泽东印发这些材料，想引起与会者注意，但议的结果，都不赞成。
三月十九日，开始修改条例第二稿，吸收了每个大区一至三人参加。当天中午，毛泽东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田家英谈了一次话，大意是：
这个条例怎么样？没有危险吗？农业问题抓得晚了一些。这次一定决心解决问题。第二次郑州会议，问题解决得不彻底，只开了三天会，而且是一批一批地开，开会的方法也有问题。庐山会议本应继续解决郑州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中间来了一个插曲，反右，其实应该反“左”。一九六〇年上海会议对农村问题也提了一下，但主要讨论国际问题。北戴河会议也主要是解决国际问题。“十二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只解决了“调”的问题，没有解决“平”的问题。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只零碎地解决了一些问题。农村问题，在一九五九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加重，一九六〇年更严重。饿死人，到一九六〇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①
毛泽东可能觉得这个条例纠“左”的步子大，而且在有些问题上还存在不一致的看法，所以提出有无危险的问题。但他认为必须这样做，他十分后悔农业问题抓晚了，这次非下决心彻底解决不可。
三月二十一日，工作条例改出第三稿，印发会议。第二天，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这个条例共六十个条文，故称“六十条”。同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农村党支部和人民公社全体社员，发出《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
信中指出，在农村人民公社方面，有以下五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在分配上，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社员和社员之间，都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平均主义现象。第二，公社的规模在许多地方偏大。第三，公社对生产大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生产大队对生产队，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第四，公社各级的民主制度不够健全。第五，党委包办公社各级行政的现象相当严重。②
这五个问题的提出，是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各级领导干部，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调查研究的第一批重要成果。“六十条”就是要着重解决这些问题。关于人民公社三级的名称，过去各地很不统一。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那一级，有的叫管理区，有的叫生产大队，有的叫生产队，从“六十条”起，一律叫生产大队；过去的生产小队，一律改名为生产队。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其规模大体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
三月二十三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毛泽东再次讲话，主题仍是调查研究。这是自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以来，第三次讲这个问题了。
话是从《调查工作》讲起的。他对这篇文章失而复得的高兴心情，又一次流露出来：“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③我总是记得的。忽然找出一篇来了，我是高兴的。”
他说：这篇文章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这里头包含一个破除迷信的问题。那个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认为是好的。比如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那个东西你拿来如何实现呢？你如果不搞些具体措施，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有部分的原则性错误，即使都是正确的，没有具体措施，没有调查研究，也不可能实现。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在这里，毛泽东从历史与现实的贯通上，讲述了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贯彻执行上级（包括中央）的指示，必须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相结合，订出具体措施；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做调查研究。这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他说：现在全党对情况比较摸底了，但是不要满足。“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他讲了一个故事：“在第二次反‘围剿’时候，兵少觉得很不好办，开头不了解情况，每天忧愁。我跟彭德怀两个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四军、三军打正面，打两路，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如何打法。”
他说：“这篇文章还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现在印出来是一本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他用好几年时间研究哲学史才写出来的。”“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过。”“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哪个还去记起那些书呢？你们有些人不是学过四大教程吗？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吗？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我这篇文章里头也讲了的。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④
会议闭幕那天，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把深入基层，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要定出制度，造成风气。信中有一个名句：“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这句话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增强了人们在调查研究中解放思想的勇气和力量。此信的发出，进一步推动了全党的调查研究工作。
广州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用毛泽东的话来评价，这是公社化以来中央同志第一次坐下来一起讨论和彻底解决农业问题。广州会议的主要成果就是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广州会议和“六十条”草案，从纠“左”的程度来看，超过了自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历次会议和文件。“六十条”的制定，在重新纠“左”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但并不是人民公社所有问题都已得到解决，供给制、食堂这两个直接影响群众积极性、关系广大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就没有解决。但是，前一阶段的调查研究，为这些问题的解决作了一定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