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 言：
老实做人，扎实做事；
不事张扬，只求实绩。
勿忘人民，甘作奉献；
鞠躬尽瘁，奋发有为。
简 述：
我1969年从北京到陕北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
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
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记得父亲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走上社会后，对这一点的体会就更深刻了。
我感到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就能做得比较好；如团结处理不好，凡事就做不好。特别是当年上山下乡到陕北，远在千里之外，举目无亲，靠得就是团结。
在梁家河我跟大家一起干活，生活习惯了，劳动关也过了，群众到我这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窑洞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每天晚上，老老少少络绎不绝，讲古今中外，讲他们感受到的新鲜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
回想我刚下乡的时候，大概有二，三十个知识青年，都是军队干部子弟，半年后大部分都当兵走了。近一年时间里就我一个坚守在那里，感到十分孤独。但当我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生活得很快乐。
我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未获批准。
后来村里和公社要留我，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在研究我的入党问题时，当时的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他"整社"整得好，需要他留下来继续巩固；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而后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
我那时一边当着村干部，一边总渴望着有机会能上学深造。那时候报大学，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一个分给延川县。我三个志愿都填清华大学。
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地区不敢做主，清华大学来招生的人也不敢做主，请示清华大学。这又是一机遇。1975年7、8、9三个月，正是刮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当时顾不上清华大学的具体工作，刘冰同志主持工作。
当时我父亲刚刚解除监护，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于是我踏进了清华园。
上山下乡中对学习的渴望，使我与清华大学结下了读书缘。从政近二十年后，我在职读博士研究生就是在清华大学读的，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我结合实践，对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农村摆脱贫困，福建山海联动发展，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福建省发达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农村市场化建设与中国加入WTO等进行系列研究，着书并发表文章。
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对基层有了深刻的了解，作出了再下基层的选择。1982年我从中央军委办公厅下到河北正定县。当时有许多人对我的选择不理解。因为我在至河北之前是给耿飚同志当秘书，他当时是国防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
那时候从北京下去的人，有刘源和我。我们俩不谋而合，都要求走跟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练人。有了上山下乡的经历，我对再下基层充满信心，并义无反顾地下去了。
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增进了对基层群众的感情。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着老百姓奔好日子，绝不能高高在上，鱼肉百姓，这是我们共产党与那些反动统治者的根本区别。封建社会的官吏还研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共产党人不干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能说得过去吗？
总之，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相当深的，使我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而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
彭丽媛谈幸福家庭生活，习近平夜读诗书
习近平和彭丽媛这对夫妻，一个是中国的政坛新星，刚刚当选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是中国久负盛名的少将歌唱家。两人的爱情故事一直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他们组成的家庭会是怎样的呢？
彭丽媛15岁考入山东艺术学院中专部，18岁参军到总政，后考入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攻读大专、本科直至研究生，获硕士学位(我国声乐专业最高学历)。
她是国家一级歌唱演员，全国政协委员。20余年的舞台生涯，彭丽媛为什么总是光彩照人，有什么秘诀？她坦言道：“这跟我的家庭有关，如果我的婚姻不幸福，心有磨难的话，我能有这个光彩留给大家吗？”对于事业和家庭，彭丽媛的态度很鲜明：“一个女人，事业和家庭都很重要。若叫我为事业，不要家庭、不要孩子，我觉得不可以理解。家庭是女人的靠山，是平静的港湾。我的家庭，同所有老百姓一样，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彭丽媛原以为自己熟悉农村生活，吃过不少苦。可未想到，习近平经历过的生活比她更苦。习近平出生于1953年6月，祖籍陕西富平。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
“文革”中，习仲勋是第一批受冲击的干部，而这个家庭也是“文革”中被冲击的第一批干部家庭之一。1969年1月，习近平插队落户到陕西省延川县一个名叫梁家河的小山村，直到1975年回北京上大学。大学毕业后，习近平被分配到国务院办公厅，担任耿彪同志的秘书。
在陕北农村时，当地的老百姓有空就爱跑到习近平的土窑里，听他侃大山。习近平给父老乡亲讲大山外的世界，讲古今中外的事。村里人深深地爱上了他，老老少少都喜欢找习近平聊天。
习近平酷爱学习，白天干一天活，深夜还要在煤油灯下读书，读那些砖头一样厚的书。1972年8月，习近平作为知青积极分子，被延川县抽调到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搞“路线教育”。1973年冬天，习近平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
他带领社员到寨子渠打坝，当时天寒地冻，打坝的河渠里冰块很厚，不处理掉，坝基不稳，春天一融化，坝就塌了，会劳民伤财。工地上，习近平做了下渠挖冰块的动员，可是寒冷刺骨，社员们没有行动。
习近平二话不说，第一个跳进冰水里往外搬冰块。干了一阵，群众感动了，纷纷脱掉棉袄、棉裤下水干了起来。习近平带领社员们日夜奋战，给村里打了十几个土坝，治理了好几条烂沟。习近平还给社员们大办沼气，解决烧柴问题。当时，陕西省政府有关部门曾专门到梁家河召开推广现场会。
1975年，习近平被推荐上清华大学，临走时，家家户户都请他吃饭。走的那天，全村人都没上山干活，排了很长很长的队送他上路，送了十多里，社员们还在送。
习近平哭了，说：“你们对我这么好，我不想走，就在这里扎根农村一辈子吧。”一个和他非常要好的青年农民大声对他吼：“你快走，你上了清华大学，我们就有条件去北京，要不然去北京没有人管我们的饭。为了我们将来看北京，你非得走。”之后，送行的社员才依依不舍地回去了些。
但十几个年轻人一直步行60华里送习近平到县城，晚上又一同挤在国营旅馆的一间平房里打地铺睡。第二天，习近平带着社员们到照相馆照了纪念照。那是山里人第一次照相，用了5.50元钱。习近平付钱时，社员们不让，你三角他五角就凑够了。
很多人认为，作为高干子弟的习近平身上却有一种“平民情怀”，这或许与他的经历有关。
有的人朝夕相见相知甚浅，有的人初见一面就相见恨晚。彭丽媛和习近平就属于后者。本来，彭丽媛最不喜欢那种媒妁之言介绍式的恋爱婚姻。她想象中的爱情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浪漫。
在她的心灵深处，意中人既有清贫的书香之气和质朴无华，又有寒门天才的自信与傲骨。
然而，她自己也没料到，命运安排给她的伴侣却是一个高干子弟。1986年底，朋友给彭丽媛介绍了个对象。当听说此人在厦门工作时，彭丽媛说：“两地分居怎么办？”她本不想接触，但听朋友说此人“出类拔萃”时，才答应见见面。
当时彭丽媛已在歌坛拥有一席之地，且是解放军总政歌舞团国家一级演员。早在1982年她就已参加中央电视台第一届的春节联欢晚会，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获得满堂彩。
见面当天，彭丽媛故意穿条大军裤到朋友家中。她有意考验一下对方是否只重外貌。一见面，彭丽媛心灰意冷，对方土里土气不说，还非常显老。谁知那人一开口就吸引了她。
他不问“当前流行什么歌”、“出场费多少”之类，开口便问：“声乐分几种唱法？”彭丽媛回答后，他又问：“很对不起，我很少看电视，你唱过什么歌？”
“唱过《在希望的田野上》。”他“哦”了一声，“这歌我听过，挺好的。”也许这就是心有灵犀。女友在楼下喊她，她没有走。她不仅同他谈了很久，还和他约定了下次“不见不散”。
彭丽媛说：“当时我心里一动——‘这不就是我心中的他吗？他纯朴又很有思想。’后来他告诉我，‘和你相见不到40分钟，我就认定你是我的妻子了’。”
第二次握手，两颗心更加被对方强烈地吸引着。他为她的执著、纯朴、善良而倾心；她为他的深刻、坦诚、顽强、也为他的事业心而倾慕。
习近平坦诚地告诉她：“我从事行政工作，很可能一天十几个小时都不能顾及家。”彭丽媛说：“事业搞好了，家庭才能搞好，两者相辅相成。”谈历史，谈现在，谈中国，谈国外，谈生活，谈追求。
临别时，他深情地对她说：“虽然我们都受过很多苦，但是我们都保持了原有的纯真和善良，希望再次相见……”
结婚这么多年来，他们总是聚少离多。习近平先是从厦门市副市长岗位上调任闵东宁德地委书记，后调任福州市委书记、福建省委常委、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2002年11月又调任浙江省委书记，2007年3月，任上海市委书记。
重任在身，他不能常常回北京来；而彭丽媛的工作单位在北京，也不能常常到丈夫身边去，两人一直过着当代牛郎织女的生活。
可做丈夫的从不挑理儿，相反，他在生活中总是对彭丽媛说：“国家培养你那么长时间，尤其是部队培养你那么多年，已形成了这个状况——许多观众都离不开你，我不能让你为了我马上离开舞台，那样也太自私了。”彭丽媛很少对家庭付出，而习近平也要求不高，所以他们结婚后，心态一直都是平衡的。
他们工作性质不同，但相互之间总能找到契合点。他搞行政，她当歌手；他研读政治、哲学书籍，她博览艺术、文学作品。
习近平对彭丽媛不仅有丈夫的体贴和照顾，还有着师长般的关怀。“或许是年龄差距的缘故，他待我如同小妹妹。我认为他是所有女人心目中最称职的丈夫，女儿心目中最称职的父亲。近平很辛苦，心里牵挂着千家万户，哪里顾得上自己？有时我去看他，他还要把会议、下乡往后推，就为了有时间和我在一起。我觉得太麻烦他了，就很少回去。一回到他身边，我就给他做可口的饭菜，调剂一下生活。”像普通妇女一样，彭丽媛也操持柴米油盐，上街买菜。
彭丽媛怀着平常心过非常平凡的生活，她从不将台上的感觉混同于台下的感觉。“近平回到家中，我从没有意识过是什么领导来了，他在我眼中，只是我的丈夫！我回到家，他也不会想什么明星、名人来啦，在他眼中，我就是他老婆！”习近平面对彭丽媛总是一种平和的心态，从未要求过彭丽媛在家做家务，伺候自己。
他说：“我没有为彭丽媛的事业，生活方面操心过也帮不上忙。因此，我怎么能反过来要求她做这做那呢？只要她一切都好，在家干不干家务，我都高兴。”
彭丽媛拿到硕士学位那天打电话告诉习近平，“是吗？”电话那头是习近平不紧不慢的声音：“你赶紧回来吧！”彭丽媛问：“怎么不祝贺我？”他说：“有什么好祝贺的？我这里有一大批硕士，还等着分配工作呢。”
习近平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每次彭丽媛到他那里，他从不声张，很多可以携夫人一起前往的场合，也都不让彭丽媛参加，说：“成天带着老婆，别人会说闲话，影响不好。”
习近平对彭丽媛的要求更是严格，他曾与她约法三章：“我是党员干部，你可不能走穴。”彭丽媛严格遵守。“近平是个很好的人，在任何人面前都不摆架子。他的同学有的出国成了富翁，他有条件出去，但他却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路，做人民的公仆。所以，我不能让丈夫放下五百万父老乡亲的重托而为自己一个人！”彭丽媛不仅深深地理解和支持自己的丈夫，在生活上也总是尽可能地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体贴。
彭丽媛头一回到福建探亲，才体验到南方过冬没暖气的滋味。回到北京，她就惦记着给近平做一床棉被。街上卖的尺寸小，近平个子高，盖不住脚。她想起山东老家的棉花好，特地叫妈妈用新棉花做了一床6斤重的大棉被。正巧她要外出演出，先去东北，最后回到福州，她就背上鼓囊囊的大被子上路了，沈阳、长春、鞍山，走一路背一路。搭乘沈阳——福州的航班时，有两个旅客指着她的大被子打起赌。
一个说：“这人像彭丽媛。”一个讲：“笑话，彭丽媛能背着被子到外地演出吗?不信咱俩打赌!”同行的演员看着彭丽媛戴着墨镜，扛着被子的滑稽样更是一路取笑个不停，可她依然笑着说：“我彭丽媛就不能为丈夫扛回被子？！”到了福州，彭丽媛抱着被子颠簸了300多公里才到宁德。当时，习近平还在宁德当地委书记，他盖上了新被子，连声说好。
因为晚育，彭丽媛的女儿比妹妹的孩子还小。1992年，彭丽媛临产的日子里，习近平也不能陪伴她。为了工作，他依然三天两头下乡。那段时间宁德地区遇到强台风的袭击，习近平去了抗洪抢险第一线，整整三天三夜都没回家，更不用说到医院探望彭丽媛和孩子了。
说起孩子，彭丽媛非常动情：“当初，我希望生个儿子，近平却希望生个女儿，结果还是他如愿了。
看着他和女儿在一起时喜滋滋的模样，我怎能不乐在其中？女儿很像他，也和他最亲。我带她时，她老是调皮捣蛋，可是一跟她爸爸，她就乖得像只听话的小猫。”他们的女儿小名叫木子，大名习明泽。“希望她将来清清白白地做人，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说完，彭丽媛露出了母亲的满足与自豪。
（原载于《福建博士风采》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