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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很多关于两个人的书籍，关于前者的自己最为推崇梁任公《王安石传》，余则不提；至于后者，有清秋子《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熊召政的《张居正》，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等等，最权威的版本还属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看完之后，颇为唏嘘。

    北宋和明朝进入中叶后，都面临着“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和张居正就是在这种相近的背景下各自进行了变法与改革。但是，将王安石的变法与张居正的改革进行比较，则王安石变法的成就不能与张居正的改革相提并论。

    与王安石变法不同，张居正任相之时改革却得以全面推行。虽然张居正身亡之后，其改革措施(除“一条鞭法”外)被明神宗废而不用，他本人也遭诬劾而被削官夺爵；但到万历末年，人们认识到改革的益处。因此，他的文集问世后，为其作序跋的文人、士大夫无不对其改革称许有加，认为在他执政的“十余年间，海宇清晏，蛮夷宾服”，并把他誉为“救时宰相”。天启朝，廷臣开始为居正鸣冤。于是熹宗下诏“复(居正)故官，予葬祭”；到崇祯朝，居正父子官复原职，尚书李日宣等更称：“故辅居正……肩劳任怨，举废饬驰，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义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可见张居正以他的改革精神赢得后世对他的追思与怀念。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所没有的。

    两个同样是改革家，为何结局如此迥异？改革之中，虽然均有一定成效，但一人呼风唤雨，政令通达，成效卓著；一人却阻力重重，举步维艰，终于罢官。改革最虽然都归于失败，但一个人身后竟遭清算，祸及子孙；一个人却恬淡适然，安度晚年。原因到底何在？

》》》历史名人：张居正VS曾国藩

    其实有句话说得很清楚，“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世态万千，错综复杂，归根到底，其实只有做人、做事之区别，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的成功和失败。以此来看，自己大略比较如下：

     一、内因--做人

    张居正做人较为圆滑，这当然是明朝首辅之争的波谲云诡的政治风云耳濡目染所致。

    王安石做人则太过我行我素，导致朝中大臣多与他决裂。这当中有人原来是他的靠山，如韩维、吕公著等人；有人原来是他的荐主，如文彦博、欧阳修等人；有人原来是他的上司，如富弼、韩琦等人；也有人原来是他的朋友，如范缜、司马光等人。虽然他们都是一时俊杰，朝廷重臣，却因为不同意王安石的某些做法而被逐一赶出朝廷。手腕不够，圆通不足，然识见高远，才华有余，这当然一方面是自己的道德修养，一方面是宋朝的政治环境——以司马光为首的另一批当权派虽然也是玩政治，也逃不脱勾心斗角必欲置对手死地而后快，但毕竟还是以儒者自居。第一局，在做人和手段上王安石就棋差一招。

但如上分析，政治氛围的不同也给二人之后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二、两人所处的政治大环境

    张居正所处的明朝，时值主少国疑，太岳俨然帝师，万历小皇帝都尊称之“首辅张先生”，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又因为张居正百般巴结而信任有加，自然可以大展拳脚，饬边备核名实丈土地。加之威令通行，所以成效显著。

    王安石显然没有张居正那般运气，神宗志在富国强兵，王安石不过是手中一枚棋子，一个暂时相中的马前卒而已，所以合则用不合则去。皇后皇太后又因司马温公一派而对王安石备怀敌意，天天神宗耳边吹风；文武百官有了这两人撑腰，终于导致王安石新政之时白班掣肘。

    三、宫府关系

    张居正为人圆滑不惜用一切手腕为自己的改革扫平道路，这在宫府关系处理上显露无遗。他用尽手段百般结纳司礼监秉笔太监、小皇帝的“大伴”冯保，使这一关键人物在很多问题上对其施以援手，平日双方也多相通气，内外勾结也给张居正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王安石显然没有这般老到，只知道从正面进攻，效果自然不佳。

    四、识见

    张居正的改革，平心而论不过是因循袭旧，让每个人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同时小小查漏补缺（如丈量土地）而已，创新亮点并不是特别多，但成效确实卓然显著。

     但王安石则不同，其识见之远令人赞叹：制置三司条例司、均输法、市易法、免行法、发展农业生产、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将兵法、保甲法、改革教育制度，涉及社会方方面面，令人高山仰止。有人说这是极早的资本主义政策，不得而知，但确实令人敬佩——如果能够得以施行，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宋朝绝非历史上那般积贫积弱。然而可惜，正如培根所说：“新事物，即使更优良，也会因不适应与旧的习惯而受到抵制。对于旧习俗，新事物好像陌生的不速之客，他很容易引起惊异和争议，却不易被接受和欢迎。”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做法遭受百般阻挠，竟至失败。

    五、改革举措

     改革是社会危机的产物，但即使是同一类型改革，也会因改革者所采取的策略不同而产生不同效应。和王安石变法相比，张居正改革阻力较小在于他具有较高的策略水平，这主要表现在改革所奉行的宗旨方面。

     有人说策略不同，一刚一柔；有人说张居正先从吏治下手，治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从而获得了一个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而荆公一开始就着手整顿财政,而忽略了吏治改革。“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役、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颁行天下”，招致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反对，而新法在推行过程中用人不当,一些地方官使新法成为扰民、困民之举,为民反而扰民，又给了官僚口实。确实，也有一定道理。

    王安石早在宋仁宗嘉5年(1160年)上《万言书》时，就提出要改变现有法度，使之合乎“先王之政”。但是，他任相之后，却亮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观点，表明要更改太祖、太宗以来的法令制度。安石此举虽然给希望变法的士人注入了一副兴奋剂，但在思想还很保守的宋代，改变“祖宗之法”无疑会招来守旧派的激烈反对。如范纯仁向神宗上疏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在向神宗上《尚书解》时又说：“其言皆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也，治天下无以易此。愿深究而力行之！”实际上就是要神宗不事更张，奉行“祖宗法度”，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士大夫中是很普遍的。因此，王安石亮出的变法旗帜使他在变法之初就遇到了强大阻力。张居正的做法与王安石则不同，隆庆5年(1571年)，他担任会试主考时撰写了《辛未会试程策》，其中第二部分“法先王与法后王”的策题答案体现了他的变法思想，他认为“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说明他主张变法应以顺应民心为要，即应“法后王”。但他又说，“法后王”并不是更改明太祖所制定的各种制度，相反，对于唐宋以前的君主而言，明太祖是“后王”，因此“法后王”就是恢复太祖之制中本来面貌，革除正德以来的弊政。而对于明中叶诸帝来说，太祖又是“？韧酢？这样，改革并没有违背先贤所主张的“法先王”之旨。居正任首辅后，在明神宗召见时表示：“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然后又在谢恩疏中说：自己要“为祖宗谨守成宪，不敢以臆见纷更”。这样，张居正在改革中始终打着“恪守祖制”的旗帜，从而抑制了守旧派之口，减少了改革的阻力。

    六、改革步骤不同

    宋、明两朝发展到中叶时，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因此，王安石和张居正上台时，接手的都是家底很薄的摊子，扭转财政危机是他们的共同任务。然而，在制定改革方针，应该孰先孰后时，王安石和张居正采取了不同的步骤，体现了他们在谋略上的差异。

    王安石变法，一开始就着手整顿财政，而忽略了吏治改革。“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役、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颁行天下”。这表明王安石为改革“积贫积弱”局面，一开始就把改革重点放在整顿财政上，以俭财为先。由于新法在推行过程中用人不当，一些地方官使新法成为扰民、困民之举，遭到百姓反对，且变法对官僚地主及大商人的利益触犯颇多，故又遭到这部分势力的反对。可见，在吏治没有澄清、官僚地主的阻力没有打破之前，改革是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的。

    和王安石相比，张居正显然要老练许多。在他看来，“治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否则，吏风不正，一切政令都会流于形式。“上泽虽布而不得下疏，下情虽苦而不得上达”，即是当时官僚作风的写照。正德、嘉靖年间的改革之所以不了了之，正是吏治腐败所致，张居正对此深有体会。因此，虽然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他却没有一上来就贸然整顿财政，而是先行改革吏治，于万历元年(1573年)提出“考成法”。考成法的施行，大大提高了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史称“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由此，张居正是在获得了一个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后，然后再运用这个经过改造的工具去推行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改革，使新法一以贯之地推行了十年之久，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七、改革者的地位与权限不同

    中国封建社会，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皇权至高无上。因此，要革旧图新，首先就要取得皇权支持，故韩非说：“事在四方，在要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但是，皇帝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变法，不仅决定了改革者所拥有的权限大小，也决定了改革最终所能取得的成就。就此而言，王安石变法也有不如张居正改革之处。

    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调入京师后，宋神宗谦虚地说：“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聊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跻此道！”虽然孙固、唐介等力言安石不可任相，但神宗不为所动，次年就以其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此时神宗对变法充满了幻想，因此在变法初期对安石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使改革得以逐步展开。但是，随着反对派声势的高涨，神宗对安石的不信任日益增加，对变法也动摇起来。当他看了韩琦指责青苗法的上疏后，对安石等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审！”虽然安石作了辩驳，神宗仍半信半疑，安石不得不“称疾家居”。神宗欲罢青苗法，直到安石以辞职相胁时，这才“为巽辞谢之”。又如神宗在亲策贤良方正时，太原判官吕陶奏请罢理财之说，神宗让安石读卷，见安石神色沮丧时，他又让反对变法的冯京续读，并称其言有理，这对安石等变法派来说，不能不是一种打击。此类事例甚多，不再枚举。

    其实，宋神宗对安石的牵制远不止此，在用人政策上他也留了一手。变法之初，安石就提醒神宗不要为异论所惑，神宗表面允诺，却又把司马光、冯京、文彦博等反对派留在朝中，以牵制和监视变法。这些人后来虽因政见不合而离开朝廷，但也为反对派阻挠变法提供颂跫６陨褡谡庵痔，安石也有所觉察，叹道“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随下一杓水，即羹何由有熟也？”并暗责神宗“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这些情况都表明，当反对派大举进攻新法时，神宗的动摇性就暴露出来，使反对派抓住他这一弱点，从而给变法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明神宗即位时，只是个十多岁的孩童，还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正是这一因素使张居正在改革中取得了皇权的支持，牢牢掌握着改革大权。居正任首辅后，取得了神宗生母李太后与司礼太临冯保的信任，成为他们在朝廷的代言人，而居正又利用自己作为帝师的特殊身份，向神宗灌输改革思想，这样，幼小的神宗自然而然地把张居正奉若神明，对改革更唯居正是从。因此，神宗这时只不过是皇权的符号，居正才是真正的掌权者，他有效地利用了皇权这把尚方宝剑来清除障碍，有力地推动了改革的进行。

    明神宗成年后，更把居正视为顶梁柱，万历5年(1577年)9月，居正父在江陵病逝，按封建伦理，他必须回原籍守制三年，然而此时改革正处关键时刻，反对派在暗中活动，居正一旦离去，改革和他本人的前程都将凶吉难卜，因此无论对朝廷还是对他本人来说，居正都不能离开。这一点神宗十分清楚，故有人提议居正“夺情”时，神宗立即同意，并下诏说：“父制当守，君父尤重”，明确表示要居正夺情，使舆论大哗，甚至有人上疏称：“国有非此不可以为国，家有非此不可以为家，人而非此则禽兽矣，中华而非此则夷狄矣”，并说这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正好这年有慧星从东南方升起，反对派便把它附会为上天对夺情的不满，甚至有人“悬谤书通衢”。对这些攻击性言论，神宗不为所动，并下诏：再论此事者诛无赦。同年12月，朝野又议论纷起，说居正将有异举。为了辟谣，神宗再次出来为居正说话，重申：“纲常人纪，君臣为大”，斥责反对派“藐朕冲年，忌惮元辅忠正，不便己私，乃借纲常之说，肆为排挤之计，欲使朕孤立于上，得以任意自恣，殊为悖逆不道，倾危社稷，大伤朕心。”反对派果然被镇住，使居正得以集中精力把改革推向深入。

    尽管有人认为神宗对居正的尊敬是长期受李太后、居正严格管束所产生的敬畏心理的表现，并不是其内心思想的真实反映，但不可否认的是，神宗在改革过程中是给予了居正以极大的支持的，而不是像宋神宗那样处处制肘王安石。至于居正死后，神宗几乎尽废其法，并抄居正家产和削官夺爵，却不是神宗反对改革本身所致，而是诸种因素综合作用所引发的悲剧。

    八、与同僚关系不同

    要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不能不依赖官僚机构和各级官吏。改革者如何处理与同僚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方面，张居正显然又比王安石略胜一筹。

    王安石在变法时，对反对派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和排挤，就扫清变法障碍而言，此举无可指责。然而，对那些只是指陈新法过失、对新法并无恶意的大臣，以及居于变法与反变法之间的大臣，安石也没有采取积极措施争取他们，而是一律予以压制，把他们推向了反对派一方，壮大了对立势力，给改革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后果。此外，变法派内部也存在集团利益之争，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安石与吕惠卿之间的斗争。当安石应诏二次任相时，吕惠卿“忌安石复用，遂欲逆闭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用其智”，廷臣“遂更朋附之”。安石复相后，立即上疏反斥惠卿，终于把他赶出朝廷。但惠卿并不甘心，又在地方上疏称：安石“尽弃所学，隆尚纵横之末数。方命矫令，罔上要君，力行力年岁之间。虽矢志倒行逆施者，殆不如此，”竭力想扳倒安石。可见，安石不仅不善于处理与中间派的关系，即使同是变法派内部，一旦涉及切身利益时，他们也会作殊死搏斗，暴露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短视，这就难怪变法会以失败而告终了。

    张居正在处理与同僚关系方面的情况，要分期来看。在夺情以前，居正在这个问题上很有理智，对于那些“以言乱政”者坚决予以清除，而对持不同政见者，则把他们安排到非要害部门，或令其退休。同时，他又注意录用人才，“无问是谁亲故乡党，无计从来所作眚过，但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即举而录之。”事实上，居正也是按这一原则来举荐官员的，如素逆于居正的马自强因精明能干而受推荐，自强“不自意得之，颇德居正”。高拱的心腹杨博也被任为吏部尚书。这样，一些怀才不遇的官员把居正看成了升迁的希望，一部分高拱旧属也转而支持居正，居正也因此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威信和权力，故时人称“相权之重，本朝罕俪”。正是凭借这一有利形势，居正得以把改革全面推行开来。在夺情以后，居正受到极大刺激，加上已大权在握，对形势判断不清，凡反对改革，或上疏言事但有利于改革的士大夫，他一概贬斥不用。从此以后，居正开始以个人感情任用官员，给改革造成了不利影响。不过，由于居正掌握了内外大权，仍能按既定的方针施政，所以改革能推行无阻，但居正身死之后新法被废的隐患也由此种下。

    九、改革者信念和毅力不同

    历来凡是改革者都会遭到攻击和诽谤，因为改革会触动一部分人利益，他们势必不遗余力地阻挠、破坏改革。这时，改革者信念和毅力就会经受严峻考验，其信念和毅力也将决定他们采用什么态度来反击反对派的进攻，从而继续推行改革，取得更大成就。就此而言，王安石也不如张居正。

    王安石任相前，曾大力提倡要求重视人才，可当他开始变法时，却没按这一方针来推行吏治改革，而是把目光放在经济改革方面，这其中固然有宋神宗急于求成的原因在内，但安石鉴于庆历新政的失败，不敢得罪大官僚等既得利益者，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正因为下面官吏的阳奉阴违，才使王安石变法失去了初衷。因此，不敢力行吏治改革，可以说是安石毅力欠缺的一种表现。安石任相后，御史中丞吕诲上疏说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希望神宗不要受其欺骗。神宗不受，吕诲求去，安石亦求去。当神宗说：“若出诲，恐安石不自安”时，安石立即向神宗表示：“臣以身许国，陛下处之有义，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为去就”。从安石的话表面看来，他似乎真的是“以身许国”，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但言外之意却是只有吕诲被斥后，他才出来变法！宋神宗当然听出了话外之意，只好贬出吕诲，安石这才满足心愿。在以后的变法中，安石也多以谢病来消极抵抗神宗的动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复相后意气消沉，屡次谢病求去，还在信中对人说“自念行不足以悦众”，“智不足以知人”。这时他对变法的畏难情绪是显而易见的。当他儿子王雨方死后，安石更是悲伤难抑，力请辞职。神宗见他去意已决，也对他失去信心，让他去了江宁。从此，王安石就以写诗来消愁解闷。由此可见，王安石对变法并没有坚定的信念，他本人的毅力也不足以使他担当北宋中叶救弊图兴的变法重任。

    相反，张居正在这方面却胜过王安石。早在隆庆年间，徐阶致仕，将国事托付居正，他表示：“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许知己，惟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改开始后，居正明知整顿吏治会招致既得利益者反对，但他毫无畏惧，表示自己“且受深恩，义当死报，虽怨诽有所弗恤也。”当他遭到自己门生刘台弹劾时，仍坚持初衷，声称“吾但欲安国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恤乎”，“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表现了改革者的无畏精神。居正直到临死时还把改革大权抓在手中，在病榻上还想着如何把改革推向深入。因此，张居正改革能够取得巨大成就，与他坚定不移的信念及勇于任事的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然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张居正所赖以成功的因素也正是其为人所诟病，并招致死后身败名裂的原因。王安石也正是不具备这些条件而改革归于流产，但也保全了其一世令名，终于赢得梁任公“德量汪然如千顷之陂，气节岳然如万仞之壁，学术集九流之粹，文章起八代之衰”的赞誉。

    但张居正和王安石都有一点，两人均没有倚仗其炙手可热的权势为一人、一家谋私。然而毋庸置疑，改革成功与否，成功的程度确是与造福国家造福百姓的程度成正比的。

    那么，到底孰优孰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