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地区之间还应该建立一种良性循环的机制。以上海浦东为例，浦东的人均GDP早就超过达到了10000美金 ，假设中国贵州省的某个地区人均GDP是100美金。如果你机械地看，这个差距太大了，两个地区差100倍，我要把它缩小，甚至采取劫富济贫的方法，这是不明智的。这里关键是要看浦东经济的发展与中国其他地方发展的关系。以2006年为例，。浦东那一年浦东的2006年的财政收入是587亿元，其中51.4%上缴中央，也就是说将近300亿是用于全国的发展的，其中一部分可能就用来帮助贵州省的这个地区了。如果富裕地区和落后地区是这样一种关系，这就是良性循环，我们不用太担心，只要确保让浦东的钱流到落后地区，帮助那里的人民致富。就像在一个家庭里，有一个成员特别能赚钱，他的收入比其他家庭成员高，但他能够把赚到的钱拿出相当一部分来帮助家里暂时还比较贫困的成员，这就是良性循环，何乐而不为呢？
浦东现在的外资金融业占了中国的半壁江山。如果这里的银行业是在为全中国融资，我们就不用担心。陆家嘴CBD每平方公里实现的增加值是235亿美元，这是国际大都市交易成本低、资源汇聚多、增值效应强的表现。这种效应对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来说非常重要。对于中国来说，更是百年未遇，来之不易，否定了它，搞平均主义，结果一时痛快，最终只会导致大家的贫困。浦东是一个给全国人民下金鸡蛋的母鸡，如果浦东上交的财政收入能够服务全国，如果浦东的金融业能服务全国，那我觉得浦东这个鸡越肥越好，因为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浦东好、全国好。香港和内地的差别还要大，对内地是好还是坏？结果证明是好事，因为香港和内地也是形成了这样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我们改革开放30年中的多数时间里，港资是最大的外资来源。香港好、祖国好，祖国好、香港好，就说明了这种互动关系。
到底，地区差别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要辩证地、动态地去看，关键就是看能不能在比较富的地区和比较穷的地区建立良性互动的机制，如果是良性互动，这种差距带来的正面效应会比较多。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均GDP的绝对区域差距短期内难以缩小，在幅员辽阔的国家更为困难。所以建立相对富裕和相对落后地区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是一个最可行的方法。
我们还要把中国当今的变革放在一个大的历史环境背景中来看，实际上，中国正在经历着自己的工业革命。当一个国家经历自己工业革命的时候，其特点是通过市场经济机制，社会每一个细胞都被调动了起来，每个人都在为了自己的利益，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奋斗，这有积极的一面。可以说今天的发达国家没有一个没经历过这样的阶段，但利益驱使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在制度还不健全的时候。我前面已经提到过，和欧洲的一些大国相比，他们在自己工业化的时候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转移社会矛盾，而中国则要自己消化各种问题。比较中国过去30年的现代化进程和过去英国、法国的工业革命，你会发现过去大英帝国或者法兰西帝国，其工业化过程中的贫富差距恐怕要几十倍于今天的中国，在这样一个非常残酷的过程中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个过程包括了“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大规模的奴隶贸易和许多殖民战争。1987年4月，坦桑尼亚的前总统尼雷尔访华，邓小平宴请他，我是翻译。尼雷尔对邓小平说：“德国统治过我们，英国统治过我们，拿走我们多少资源？但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独立的时候我问我的工业部长，我们现在有几个工程师，他说：‘两个。’”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当时大英帝国内部的贫富差距有多大。
不管我们主观意愿如何，我们今天的工业革命确实没有能够避免西方国家在类似发展阶段出现过的许多问题，但现在看来，我们付出的代价比他们要小，而且我们还有可能把这些问题的负面效应进一步缩小，时间进一步缩短。中国没有搞殖民主义、没有去建立帝国，避免了其他大国崛起过程中出现的大规模冲突和战争。相反，我们在自己崛起的过程中使大多数国家的人民获得了实惠。我甚至想到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方：如果中国今天也像英国当年那样，拥有比自己疆域大50倍的领土，多100倍的资源，自己可以拟定所有的游戏规则，并在这种情况下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我们的起飞将会比现在容易不知多少倍。当然，今天这样做是不可能的。
中国是在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极其不公正的条件下，以自己独特的勇气和智慧，闯出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完成了中国现代化事业所需要的资本积累和各种要素准备，实现了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正是从这种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中，我们感到中国今天的成就来之不易，需要我们倍加珍惜。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我们可以通过建立贫富地区之间的良性循环机制，使改革开放的收益得到更为公平的分配，并最终动态地缩小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使中等收入阶层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使全体国民普遍地富裕起来，并最终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真正迈入新型发达国家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