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否从中等收入阶段顺利地过度到高收入阶段呢？要在今后20年间实现可持续的中等经济增长，人们首先需要回答很多基本问题：从前的高经济增长是如何取得的？已经做了些什么？什么领域做过度了，什么领域还做得不够？什么领域还可以继续做？什么领域不可以再继续做？还有什么新的领域可以开创？通过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回答，人们不仅可以明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现状和今后的方向，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明了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产生的，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改革应付、管理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改革来避免再产生这些问题。
从今年年初开始，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如何看待这种新情况？目前有三种观点。在乐观一边，也仍然有官员和学者坚信，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仍然可以维持高增长。不过，也有极其悲观者，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过早地进入了低增长阶段。一些持很强意识形态观点的人甚至认为中国的经济会解体。然而，大多数人既不相信继续的高增长，也不认为中国经济会解体。他们的一个共识是，中国经济高增长阶段已经过去，现在已经开始进入中等增长阶段。从世界经济历史的视角看，从高增长过渡到中等增长阶段绝对是正常现象。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维持永恒的高增长阶段。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从高增长过渡到中等增长，再过渡到低增长，乃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当然，期间，科学技术的突破会给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变数。不过，技术创新往往是可求不可得，什么时候可以发生重大的技术创新，仍然依赖于“命运”这个变数。
中国经济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高增长阶段，人均国民所得已经进入中等收入社会。随着经济体的扩大，经济增长必然缓慢下来，不管有无其他因素（例如危机）的干预。从高增长过渡到中等增长是必然的。不过，这个过渡必须处理好。经济增长速度的波折不能过大，过大了就会影响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搞不好会对国民经济造成摧毁性的负面影响。或者说，这个过渡处理得好不好，决定了中国经济是否可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中国是否可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对国家的发展来说都是关键的。从经济上说，它决定了中国是否能够从中等收入阶段进入到高收入阶段。有关“中等收入陷阱”及其所能带来的恶果，中国各方面已经讨论了很久，这里没有必要再重复。须要指出的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是唯一能够防止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手段。如果中国能够在未来的20来年间实现中等经济增长，中国就会进入高收入社会。不过，要把国家带入高收入阶段并非容易。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发展中经济体只有十几个成功地进入了高收入社会，而大多数则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经济增长对社会发展来说更为重要。中等经济增长可以创造足够的就业，维持劳动收入的可持续增加，从而促成中国社会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或者中产阶级社会。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是社会稳定最有效的保障。在这些方面，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总体的情形是：就业不足、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中产阶层过小。就业不足尤其表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群体中。因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失误，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严重脱节，导致了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而企业找不到有用的技术人才。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企业和劳动者都没有动力来提升技术和技能水平。在低技术和技能的条件下，劳动者工资水平低下。结果，中产阶层不能壮大。中产阶层过小，社会就没有一个稳定的结构，依靠政府用“维稳”机制来维持稳定，造成暴力机器过度使用，政府和社会之间的高度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经济增长速度突然减慢，就会导致无穷的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换句话说，很多本来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因为发展停滞了就爆发出来。如果今后较长一段时间里，可以实现中等经济增长，很多问题还是可以通过发展来得到解决。
要实现包容性增长
不过，中国不仅要达到中等经济增长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可以有助于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增长。就是说，光有中等经济增长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很多年来，中国的确实现了高增长，但也付出了沉重的社会代价，那就是已经形成了排他性的发展，即增长越高，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平，社会越来越分化，越来越不稳定。所以，要把经济增长和增长方式，放到同样的位置上来考量。
从政治层面来说，可持续经济发展更是中国未来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决定了政治结构，也就是这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在各社会阶层的分配。很显然，没有一个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一个国家要实现民主政治将是极其困难的。如果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可以给中国带来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实现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反之，如果缺失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即使有了所谓的民主（例如选举政治），这个民主政治也不是人们希望得到的。
不过，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所有这一切，谁来做？人们的确可以确信中国完全有潜力逃避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但要把这些潜力发挥出来，中国需要的是改革。只有通过继续的改革，中国才能避免这样一种悲惨的结局：国家在没有完全崛起之前就开始衰落了。这种担忧并非毫无道理。中国历史上产生过这种情况，现代很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更是鲜明的例子。
中国历史上的例子是明朝。明朝是世界海洋历史的开始。在当时的中国，无论从国家到社会，中国都有巨大的潜力成为世界海洋大国。中央政府有能力把国家带向海洋大国。“郑和下西洋”足以证明了当时王朝的物质能力。在社会层面，海洋商业趋于发达，当时所谓的东南沿海盛行的“倭寇”，实际上是中国海洋经济和贸易力量的体现。如果这些潜能发挥出来，中国也就不是日后人们所看到的中国了。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所具有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呢？简单地说，有两个因素有效阻碍了这种潜能的发挥。第一是意识形态。海洋从来就没有成为中国基于农业之上的王朝政治的意识形态。第二是既得利益。既得利益集团害怕海洋经济会损害其庞大的利益。陈旧的意识形态和庞大的既得利益的有机结合，使得中国在明朝失去了成为海洋国家的机遇。
在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同样是政治因素阻碍了它们的继续发展和崛起。我们可以举亚洲一些国家的例子。在上世纪60年代，泰国和菲律宾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很多国际组织都把这两个国家视为是亚洲的未来。但是不久，这些国家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在今后的数十年里没有能够继续发展经济，实现国家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转型。为什么？同样是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从意识形态看，这些国家过早地接受了西方民主概念，也过早地引入了西方式民主。在社会经济还没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引入西方式选举民主，对这些社会产生了结构性的问题。在没有把经济蛋糕做大的时候，选举政治经常演变成为分蛋糕政治。没有政治力量能够组成一个有效的政府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反，他们都来争抢蛋糕。争抢蛋糕又往往演变成激烈的内部冲突，甚至暴力冲突。
过早陷入了“低度民主陷阱”
再者，表面上的民主也演变成为既得利益维持其利益最有效的手段。当人们都接受这种意识形态，当各种既得利益利用民主的形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任何有意义的政治变化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些社会，“中等收入陷阱”只是结果，原因是这些国家的政治过早陷入了“低度民主陷阱”。如果不能脱离“低度民主陷阱”，这些国家难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郑永年: 展望中国未来的三种发展道路）
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中国能否从中等收入阶段顺利地过度到高收入阶段呢？很多学者和观察家早已经乐观地指出这种可能性。不过，这里的关键不是经济要素而是政治。政治组织得有效，中国就会可能在今后20来年时间里跃升成为高收入国家。但如果政治出了问题，中国也很有可能像其他很多国家那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后一种可能性是人们所担忧的。很显然，这种担忧是有很多根据的。无论从这些年中国经济改革毫无大的进展，还是从围绕着十八大而进行的政治来看，中国也开始出现弱政府（领导层）现象。执政党内部已经出现大量的分利集团。分利集团的目标不是要继续把蛋糕做大，而是要多分现存的蛋糕，或者要把新做大的蛋糕收归自己。
为了达到此目的，分利集团两面出击。一是争取更多更大的政治权力。中共尽管从理论上看有党内民主，但实际上党内民主的背后力量就是这些分利集团，他们在背后操纵着国家政治。二是各自固守自己的意识形态。（郑永年：各取所需多元思想下的社会争鸣）严格说来，执政党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而是有许多意识形态。每一个分利集团都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认同一种意识形态或者塑造一种意识形态，再努力把这些意识形态塑造成官方的意识形态。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中国很有可能再次出现明朝那样的情形，即在真正崛起之前就开始衰落，或者像很多国家那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从这个角度来说，十八大对中国未来的意义非凡。中国是否可以从高增长过渡到较长时期的中等增长，从中等收入过渡到高收入，主要取决于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层，来克服分利集团的分利行为，而实现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十八大所产生的新领导层能否承担此重任，则是人们拭目以待的。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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