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不同的客观因素，在推动着中国往不同的方向发展，但执政者主观的选择也很重要。 改革、发展和稳定曾经是中国改革路径的理想状态。通过改革尤其是体制的改革得到发展，而改革和发展则为社会稳定创造坚实的基础。但现在的情况则不是这样，很多方面表现得很糟糕。“无改革”已常态化。发展也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中国曾经有过长时期的高增长阶段。高增长主要是过去改革包括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结果，是收获。但如今收获阶段已经过去，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改革，就会很难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而社会稳定更是面临严峻的挑战。城市、农村和流离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农民工，所有社会群体中都存在着很明显的不稳定因素。一旦出现机会，各种抱怨声和抗议声就会突然爆发出来。无论经济、社会还是政治，各方面都显现出不确定性来。
未来的路怎么走？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乐意不乐意，要发展和进步，最终还是要回到改革的道路上来。本栏上周讨论过，海内外对中国道路或者未来的中国已经有诸多预测。如果“不改革”或者“改革不动”的情形再继续下去，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情况。当然，理想地说，无论是苏联道路、激进变革和革命都是需要努力加以避免的。而权威主义的治理方式也难以为继。要预防所有这些情形的出现，就是要回到改革道路。人们所说的“中国道路”应当是一条改革的道路，而不应当是一条不改革的道路。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中国道路”是以往改革的产物，这条道路是否可以持续，就取决于进一步的改革。
如果中国选择改革，中国可以选择那些改革道路呢？无论从中国自身的改革经验还是国际经验来看，未来的中国改革道路存在着至少三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欧洲道路。为什么是欧洲道路？长期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一直被视为是东亚模式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这样。东亚模式，主要是早期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角色。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政府起到的作用，远比其东亚其他经济体更为重要。不过，如果从社会发展来说，中国到目前为止的发展更类似于欧洲道路，而非东亚道路。早期欧洲道路所呈现的是一种原始资本主义式的发展，对资本毫无节制，而对社会则毫无保护。原始资本主义之下的社会，就是当时的马克思、狄更斯、雨果等作家所描述的“悲惨世界”。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会演变成欧洲早期的发展模式呢？这不是因为中国的左派所一直认为的是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所致，而是因为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极其变型的结果。在西方，上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的新自由主义，其强调的是经济效率。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公共部门随着福利国家的扩张而扩张，很多经济部门官僚化，严重损害了经济效率。因此，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撒切尔首相期间，西方一些国家努力推动公共部门的私有化。私有化在一些企业部门，例如铁路私有化得以推行，但在社会性很高的领域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等领域，私有化要不被抵制，要不没有什么进展，甚至遭到完全的失败。
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好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高峰时期，不可避免受到这种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要从原先的计划经济转型成为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在引导中国经济改革方面，扮演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之后，很快就有了中国变种。人们把新自由主义简化成为国内生产总值（GDP），也就是平常所说的GDP主义。在国有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遭到了庞大的国有企业的强有力的抵制。但在社会领域，新自由主义则长驱直入。结果，应当高度市场化的经济领域没有足够的市场化；不应当市场化的社会领域则高度市场化。
1990年代中期之后，新自由主义首先进入医疗领域，使得这个领域成为暴富领域，其主体医院、医生、制药商成为暴富者。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当时的人们把应付危机仅仅理解成为维持高GDP增长，结果导致了教育领域的产业化。在中国的传统中，家长为了下一代，可以不顾一切投入。尽管官方从来没有正式提倡过或者承认过教育的产业化，但实际上，教育产业化成为应付危机的一个有效手段。今天，中国的教育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有产业化性质的。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又攻克了另外一个最重要的社会领域，即住房，导致了住房的产业化，房地产成为了中国的经济主柱。
客观地说，中国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努力不少，也有一些制度上的建树。但这些努力远远抵消不了医疗、教育和住房等重大社会领域的“新自由主义化”所带来的恶果。
在欧洲，原始资本主义的结果就是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兴起。社会主义运动产生在欧洲并不难理解。工人阶级运动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社会主义运动曾经给欧洲带来大规模的动荡和暴力，一战、二战的发生也和社会主义运动不无关系，因为欧洲当时的统治者，都期望用民族主义运动来抵消或者冲淡国内的工人阶级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也带来了欧洲的进步，那就是欧洲从原始资本主义，逐渐开始转变成为比较人性的资本主义，或者后来人们所说的人道主义的资本主义。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福利资本主义，并非资本主义本身的逻辑，而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物，是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产物。当然，福利制度的成长也经历了一个非常长的历史时期，在早期福利水平也是非常低下。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也实现了另外两个重要转型。一是无产阶级（产业工人）开始转型成为中产阶级。一方面是福利制度的确立，另一方面是劳动工资水平的提高，两者的结合，有效地实现了这个转型。二是从精英民主开始转型成为大众民主。工人阶级运动的一个直接政治结果，就是促成了民主的大众化。
今天的中国在很多方面类似于欧洲。社会抗议运动不断，城市工人罢工和各种抗议形式（包括自杀）是对低工资和恶劣劳动条件的反应。所不同的是，中国还存在着农村农民的抗议运动。尽管中国还没有发展到欧洲当时的程度，但如果社会改革找不到突破口，社会政策停留在低水平，中国很有可能演变成欧洲的发展道路。
中国所面临的第二种是东亚道路。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走的道路和欧洲不同。在强调市场的作用方面，东亚经济体和欧洲类似，但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方面则很不相同。无论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方面，东亚经济体的政府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积极推动社会的发展。鉴于欧洲的经验，政府往往先发制人，进行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建设，从而避免了类似于欧洲那样的长时期的、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
在东亚，只有韩国有比较激烈的劳工运动，但仍然远较欧洲温和，其它经济体由于社会政策的确立而得以和平发展和转型。不难看到，这些东亚经济体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不仅造就了经济奇迹，而且也造就了社会奇迹，即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层。在日本，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改进能力、特有的企业终生雇佣制度、政府方面的工资倍增计划等因素，很快促成了中产阶级的成长。在台湾和香港，中产阶级的成长主要是因为中小企业的大发展和政府方面的社会政策。新加坡政府的作用更大，建国之后就确立了“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后来又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出台和完善医疗和教育政策等，为中产阶级造就了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基础。
中国所面临的第三种选择就是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道路。从人均国民所得来说，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社会的各方面也一直在讨论，中国是否也会出现此陷阱。从经济上说，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主要是要建立内需社会。但内需社会的建设不仅关乎于经济，还有两个方面的关键因素。一是在于社会政策方面的突破，二是劳动收入的持续增长。无论是欧洲还是东亚经济体，内需社会都是依赖这两个要素建立起来的。这两方因素的发展，必然造就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的形成。实际上，内需社会和中产阶级社会是两个可以互相替换的概念。
中国如果下一阶段找不到社会政策改革的突破口，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不仅要进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也有可能导致激进的政治变化，包括民主化。和其他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一样，中国也会陷入可以称之为一种“低度民主陷阱”的局面。无论在拉丁美洲、非洲还是亚洲，中等收入陷阱更多的是一种结果，其前提就是低度民主陷阱。东亚经济体在很短的时间里，从中等收入升级到发达经济体，主要是政府和社会力量的结合。但一旦在经济低度水平的时候发生大众民主化，一个社会很容易进入低度民主陷阱。在这样的社会，大家谁都接受民主这种形式，但民主往往演变成为政治恶斗，各派政治力量动用自己的支持力量，争取分蛋糕，多分蛋糕，而没有任何政治条件，促使政治力量把精力用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
对中国来说，这三种道路选择都有可能。尽管不同的客观因素，在推动着中国往不同的方向发展，但执政者主观的选择也很重要。执政者可以动员资源去避免一些不理想的路径，而把改革道路导向另一些理想的路径。很显然，在这些改革道路选择中，东亚道路比较理想。不管如何，和平发展是中国一直在坚持走的改革道路。面对新的形势，要继续走这条道路，就要大力进行社会改革，确立社会政策。社会政策改革的突破，不仅有利于消费社会的确立，从而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为未来大众民主化，打造一个理性社会，奠定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