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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中国将军眼里的“9·11”后十年–帝国在没落

2011-12-31 12:49 战略·谋略 ⁄ 共 5192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超限战》的内容,十年间多次印刷,为何一字未改?是因为书中的判断并没有错,不仅没有错,反而不断被正在发生的事实印证。

十年来,乔良这位中国将军从研究军事,到研究金融,发现了“美国秘密”:“9·11”发生时,70%的美国人从事金融业。长期形成的生存方式,让美国人通过透支,就可以生存、生活得比别人还好。这种生存方式就是生产美元。

乔良说,“9·11”对世界最大的作用,就是揭开了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不堪一击的一面。同时,它使美国人改变了思维方式,变得焦虑、狭隘、好斗、睚眦必报,越来越不宽容。这对美国来说不是好兆头,因为这很容易让你在选择斗争方式时动作变形。而这样一种改变,同时改变了美国在全世界的形象。

一位中国将军眼里的“9·11”后十年——帝国在没落

记者石念军

8月30日,美国宣布制裁叙利亚外长及其他高官,这被认为是朝着开辟“叙利亚战线”又迈进了一步。此时,美国参与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都战火未歇,而“9·11”10周年这一极具象征意义的节点正在到来。

不单单是美国人,几乎每一个曾经关注那一场灾难的人,都在10年后重新审视那一天。

中国空军少将乔良,在“9·11”发生后的几小时,被美国五角大楼一位三星将军在新闻发布会上提起。这位国家战略问题专家1999年与人合著出版的《超限战》一书,准确预言了恐怖主义对美国的袭击。而事件发生时,他正紧盯着电视转播画面,感叹一个超级大国的脆弱一面。

乔良战略研究的核心一直都是美国。10年过去,美国走过了漫漫10年反恐之路,他则隐约看到了一个帝国的没落。

美国五角大楼的将军说,我们翻译了这本书,但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10年前的9月11日,北京之夜,乔良正跟王湘穗聊天喝茶。突然,他们的视线被电视屏幕吸引,只见一架民航飞机正撞向位于纽约中心的世贸中心双子大楼……

大厦将倾,浓烟弥漫。电视画面上的每一个人四散奔逃,脸上写满惊悚。

又一个北京之夜,2011年8月31日。位于乔良寓所附近的一间咖啡馆,这位衣着朴素、目光如剑的将军,寻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从包中取出一支硕大的雪茄点上,又一次提到那个十年前的美国的早晨。

这个美国时间梦靥般的早晨,让处于黑夜中的两位中国军官陷入长久的沉默。

1999年1月17日——海湾战争8周年之际,他们合作出版了新书《超限战》,书中大胆预言:在21世纪,美国必然会受到类似本·拉丹“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袭击。

他们敏感地写到:“相信人们会在某一个早上醒来时吃惊地发现,许多温良和平的事物都开始具有了攻击性和杀伤性。”

预言被证实了?

“说真的,对于恐怖主义有如此巨大的毁坏力,我们很震惊。”乔良说,第一时间目睹电视画面上的悲惨一幕,“完全没有那种不幸言中的兴奋感”。

自“二战”中日军偷袭珍珠港以来,美国本土从未受到过如此大规模威胁。仅仅过了几小时,被“9·11”袭击的大厦已成瓦砾一片,有人告诉乔良,一位出席新闻发布会的美国五角大楼的三星将军,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了他和《超限战》。

“这位三星将军说,两年前,中国的两位大校军官曾写了一本书叫《超限战》,提醒我们可能会遭到恐怖主义袭击。我们翻译了这本书,但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现在看来,我们需要重新读这本书。”

《超限战》,把乔良和“9·11”紧紧联系在一起。

“9·11是不是也改变了您?”坐在北京的这家小咖啡馆里,记者的提问让乔良的思绪略微一顿,随即他回答,“当然,它也改变了我。”

一个存在了几十年、上百年的国家安全观完全被颠覆

作为国家战略研究专家,乔良关注的目光从来没有离开美国。

在《超限战》里,他和王湘穗已经思考:复杂的利益关系使我们无法把海湾战争归结为是为石油而战,还是为新秩序而战,抑或是为驱逐侵略者而战。只有极少数军人会领悟到政治家人人都懂得的原理:现代战争与过往战争的最大区别就是,公开的目标和隐蔽的目标常常是两回事。

“每一个参加过海湾战争的小伙子都会告诉你,他们是为在弱小的科威特恢复正义而战。但战争的真实目的,却可能与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相去甚远。事实上,每个参战国都是精心掂量了自己的动机和目标后,才决定投身‘沙漠风暴’的。整个战争中,西方都在为他们的石油生命线而战。”

“9·11”发生的10年里,《超限战》一书又两次再版,数十次印刷。

“每次改版,除了修正错别字,增添一篇序言外,文章内容一字不改。”乔良说,之所以不修改,是因为书中的判断并没有错,不仅没有错,反而不断被正在发生的事实印证。

“在我们谈随着技术的更新和手段的发展,战争已经渗透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时,‘9·11’还没有发生,但是两年后就发生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有几个新因素的出现,已经让战争渗透到人类生活各个角落了。比方说黑客,当一个国家把黑客的行为有意识地变为国家行为时,势必会发生网络战争;索罗斯对于东南亚金融领域的攻击还属于投机家的寻利行为,但如果一个国家有意识地把它变成国家行为,那就会发生金融战争,恐怖战争也是如此。”

《超限战》里说,所有这些,都可能演变成战争方式,对人们造成伤害。

“9·11”之后十年,不断印证这一判断。一个存在了几十年、上百年的国家安全观完全被颠覆:一个主权国家按照传统战争方式建立起来的安全观,以及为这个安全观建立起来的军队,是不足以对抗将在21世纪陆续出现的一些新威胁的。

“‘9·11’第二天,我们在接受访谈时就提到:‘9·11’将是20世纪和21世纪的真正分水岭。”

“20世纪快结束时,美国人一片乐观。美国人当时断定,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1世纪也是美国的世纪。结果21世纪才刚刚拉开大幕,美国的世纪就受到质疑,并且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受到质疑。”

“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人的精神状态,也改变世人对美国不可撼动的看法。”

金融殖民,这实际上是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

“9·11”印证了《超限战》对恐怖主义的预言,乔良开始跳出事件本身,思考藏在背后的东西:恐怖主义为什么首先选择袭击美国?

如同《超限战》的延伸,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位早年以文学写作名世的将军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金融。10年后,乔良自认为已经发现了美国的秘密:“金融殖民”。

“9·11”发生时,70%的美国人从事金融业。长期形成的生存方式,让美国人通过透支,就可以生存、生活得比别人还好。

这种生存方式就是生产美元。

“到今天为止,很多人认为全球化是历史潮流。其实在我看来,这种潮流是美国人制造出来的,就像意大利的米兰和法国的巴黎可以制造时尚,这一轮的全球化是一种金融时尚。”

这在很大程度上被美国人设计和推动的“金融时尚”,实际对全球经济进行了重新分工。

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不再被黄金束缚。美国人突然意识到,自己从理论上获得了随意印刷美元的权力,虽然实际上他并不敢毫无节制地印刷美元。

有了这个权利之后,美国人发现,他可以通过金融霸权就可以使全世界就范。通过不断印刷美元,就可以换取全球财富。

“美国开始把自己的夕阳产业、垃圾产业转向发展中国家,只把高附加值的产业留下来,让这些新兴国家破坏性地使用自己的资源,他们的人民只挣血汗钱,环境提前遭到破坏。在付出这些成本后,这些国家从美国人手中换取了美元,而美国人拿走了实物财富。”乔良说。

这无疑于一种掠夺,实际上构成金融殖民。乔良说,这样的全球化直接导致一些边缘性国家人民赤贫,甚至一些国家破产。

这实际上就是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在这种情况下,有一部人无奈,有一部分被激起来反抗。那么他选择的反抗手段,可能就是不择手段。

从某种程度上说,本·拉丹就是这无奈而又被激起反抗者中的一员。

“本·拉丹的这一认识并没有错,他的错误在于反抗强权和霸道的办法是杀戮平民。这不但是一种错误,而且是一种罪行。但反过来,美国人在阿富汗伊拉克杀戮平民,不仅是错误,而且也是罪行。”

“恐怖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绝望主义。”深夜,北京的这家咖啡馆仍不断有人造访,刺耳的推门声并不影响乔良的语调,他说,恐怖主义首先选择了袭击美国,它不是一般意义上说的“文明的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理应进行反思。

战争虽然仍引人注目,但它越来越不能扮演A

8月3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发表讲话,向“9·11一代”老兵致敬,称赞他们是美国“10年硬仗中的勇士”。而就在演讲前,数百名示威者打着横幅反对他的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战争政策。

相对于民间的反思,在“9·11”十周年这一具有节点意义的纪念日到来之际,奥巴马希望营造出全国团结一致的假象,无视国内众多对战争的不同声音和政见上的分歧。

这显然是一种宣传策略。同样是在8月30日,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在全国广播公司的“今日秀”节目接收采访,宣称不认为伊拉克战争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声誉,而是“明智之举”。美国前总统布什则习惯这样鼓动美国民众:“如果我们今天不在巴格达街头战斗,那么,明天我们便将在自己城市的街头面对恐怖主义。”

“这种原因复杂的事件,都不能仅仅以谴责对手为最后的结论。本·拉丹的死罪有应得,并不意味着美国的一切做法都是无可指责的,都是正义的。”

但很遗憾,乔良说,他看了历年来美国政府搞的“9·11”纪念活动,从来都没有看到反思与反省,“每一次纪念都是在谴责”。

“9·11”发生后,《超限战》已经成为美国西点军校指定的教材,并被写进了美军最新版的《作战条令》。作为《超限战》作者,乔良总是被问及:“超限战”现在还有吗?现在有哪些“超限战”?

“超限战当然存在,金融战、网络战、舆论战,越来越多。”乔良习惯这样回答,就像他习惯一次抽完整根雪茄。

“9·11”后10年,“超限战”本身并没有改变,改变是它所处的国际环境。

“‘9·11’后十年,国际形势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已经完成了一个大国在经济上崛起的大部分进程。第二个变化就是,美国甚至全世界都没想到,会发生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这种金融危机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周期性发作,而是直接摇撼美国金融霸主的地位。”

“美国这时候开始使用‘巧实力’这个概念。因为他发现,光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很多问题无法解决。”乔良说。

《超限战》里多次提到NGO(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乔良观察认为,NGO已经是可以与政府组织比肩的新兴力量。因为这些机构的庞杂,使得它的作用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为这个世界增加了更多变数。

“这同时也印证了超限战的一个理论:战争虽然仍引人注目,但它越来越不能扮演A角的角色。”乔良说。

“战争虽然在美国人那里成为了金融之王的马前卒,但当金融危机到来时,强大的军事力量仍无助于帮美国脱困,甚至给金融的复苏带来负面影响。战争尤其不能解决美国最想高扬的旗帜,就是道义。相反,战争常常会损害美国举起的这面旗帜,影响他的旗手形象。”

“其实过去十年里,扮演‘A角’角色的是金融。”乔良说。

在美国最需要钱与各国角力时,不得不缩减开支,这将严重束缚美国政府的手脚

10年过去,“9·11”正在远去,生活早已恢复如常。正因为如此,“9·11”当天,百老汇的演出会照常举行,拳击比赛和橄榄球比赛也会照常。

但它显然是美国人内心世界的一道伤痕。纽约长岛一家酒厂出产了一款纪念“9·11”的葡萄酒,但“9·11”遇难者家属称,这东西“令人难以下咽”。

乔良说,“9·11”对世界最大的作用,就是揭开了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不堪一击的一面。同时,它使美国人改变了思维方式,变得焦虑、狭隘、好斗、睚眦必报,越来越不宽容。这对美国来说不是好兆头,因为这很容易让你在选择斗争方式时动作变形。而这样一种改变,同时改变了美国在全世界的形象。

尤为重要的是,美国的帝国已经走出了清晰的下滑线。“即便美国可以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它还能走回来吗?”乔良笃信,美国的帝国走向没落,已是历史的必然。

“首先,美国在推进美元霸权的这种获利方式中,自己的国家产业空心化,无法再造实体经济;另外,继续玩虚拟经济的游戏又玩不下去,这严重影响了美国的获利方式。其次,美国的债务上限问题即使得到解决,仍不能解决它靠“借债度日“这一本质。第三,与此同时,其他国家正在崛起,与美国是此长彼消。”

“未来十年是国际力量对比、权力转移最关键的十年,而美国却在这十年中将被国会与政府关于债务上限问题达成妥协的条件限制,即增加2.5万亿美元债务上限的同时,美国政府必须在未来十年内相应消减2.5万亿美元财政开支。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每年都要消减2500亿美元财政开支。在它最需要钱与各国角力的时候,它却不得不缩减开支,这将严重束缚美国政府的手脚。”

“中国应该汲取美国的教训就是,你并不是恐怖主义的免疫区。”乔良说,恐怖主义有一种示范效应。当中国社会有它自己的一些问题时,有些潜在的国内敌对势力、分裂势力,就有可能效法恐怖主义活动。所以,必须时刻警惕恐怖主义在中国的变种。

以美国为鉴,走向大国崛起半途中的中国,当然不能重蹈美国的覆辙。

“9·11”是面镜子,我们纪念“9·11”,是为端详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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