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阁

    国防大学教授、军事战略家乔良和搭档王湘穗在1999年写出《超限战》一书，预言战争将突破通常的军事和国家界限，包括进超国家组织、非国家组织（如恐怖组织），并扩展到经济、金融、网络、生化等诸多新兴领域，战争将成为“战争大师们杯中的鸡尾酒”。

    此后发生的“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中亚颜色革命、基地组织肆虐等事件不断印证了他的论断。《超限战》陆续被译成英文、日文、意大利文、法文、越南文和中文繁体等各语言版本，被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多个西方国家的军校收藏、研究，在印度和越南甚至出现了盗版。

    “超限”之后，乔良转而“突击”金融。乔良告诉本刊记者，他研究问题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大量读书和自己思考。从2005年开始，每天给自己定指标，读100页、约五万字的金融专著，大部分是西方前沿著作，每年大约能读完2000至3000万字，碰到不理解的地方就大量查资料、反复印证。

    军人研究金融，看似有些风马牛不相及，甚至不务正业。但乔良的解释是，军事和金融，不但相关，而且非常相关——不了解金融，就不了解美国人的国家生存方式，最终就无法理解美国人的战略意图。换言之，懂金融，才能“知彼”，而知己知彼，才能最终打好中国的“崛起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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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良：中国如何学会再做大国

    2014年3月，乔良对《瞭望东方周刊》详谈了他10年研究金融的心得，以及对中美未来、中国周边热点问题及中国崛起战略的最新思考。

“美国究竟要干什么？对此世人误解很多”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一名军事战略家，你为什么这么关注金融？

乔良：我关注金融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不了解金融，就不了解美国人的国家生存方式；不了解这种国家生存方式，就不能理解美国人是怎么制定战略的；而不了解美国的战略，你就不知道对手真正想要干什么。

美国究竟要干什么？这方面世人误解很多。比如，美国为什么要打伊拉克？很多人都以为是为了石油，可如果真是为了石油，打仗之前一桶油38美元，打仗后涨到149美元，升了4倍还多，就连美国老百姓也承受不起，纷纷跑到加油站门前抗议油价飙升，那这一仗打得岂不是得不偿失？

而实际上如果你懂得金融和金融史，特别是当代金融史，又特别是以美元为代表的当代金融史，你就会一下子豁然开朗了。这里的奥秘在于， 1973年以后，美国人迫使欧佩克答应，全球的石油交易与美元挂钩，也就是全球的石油交易只能用美元结算。如此一来，美国人当然愿意把油价打高，因为油价一高就打出了美元需求。

道理很简单，原来你手里有38美元，就能买一桶石油，现在你如果还想买一桶石油，就需要比原先4倍还多的美元。如果你手里没这么多美元，你就得去找美国政府要。但美国政府会白给你吗？当然不会。这就是美国政府想要的结果，你要美元可以，那就拿你的资源和产品来换，而定价权掌握在美国人手里，它可以趁机压低你的价格，廉价享受你的资源和产品。

为什么美国的商品比中国价格低，很多人都不能理解，都说美国人活得太安逸了，不但物美，而且价廉。反观中国，发展这么多年，劳动力成本一直很低，按说你的价格也应该偏低才对，但为什么中国商品的价格比美国还高？原因就是美国可以压你的价，迫使你为了出口，不得不以出口退税甚至以出口补贴的方式，在低于成本价的情况下把东西卖给美国，所以美国人当然可以享受低价商品了。

由于美元和石油的挂钩，当中国去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石油进口国后，就需要准备更多的美元去买石油。这意味着你不得不用更多的产品和资源去换取美元，让美国人用几乎没有成本的绿纸占有你的实物财富。这种交易当然没有公平可言，但却是你加入全球化进程的代价。这是美国人为全世界精心设好的一个局。所以不理解金融，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美国的战略。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金融是更加根本性的战争。

乔良：是的。美国的金融已经进化成了一种人类崭新的文明形态——金融文明形态。

从古至今，每一种文明形态最终的表达是什么？或者说，每一种文明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是信用，是在帝国的疆界内或影响所及的范围内，建立起一种由它主导的信用体系。

大英帝国创造了贸易文明。准确地说，是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贸易文明的全球体系。它为这个体系确立了一整套的游戏规则。也就是被亚当•斯密所奠基的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念和价值观。大英帝国由盛而衰后，继承其位的美国，实际上是萧规曹随，依然在沿用大英帝国缔造的这一整套游戏规则和价值信用体系。但美国人在英国人的基础上又向前大大迈出了一步——它逐渐远离贸易文明，开创并走向了金融文明。两者的区别是，贸易文明需要在实物和实物之间用货币做中介进行交换，但金融文明则创造了一种新的交易方式，即用纯粹的纸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去交换实物。这种金融文明是用国家实力，特别是强大军力创造的强迫信用，是一种美国独有的霸权形态。这一被美元主导的全球信用体系，由于美国成功地实现了美元与石油的捆绑，已经成为基本的美国国家生存方式，并使其从中获利40余年。美国的GDP在1990年前后达到了7万亿美元，而在此后不到二十年，就翻了整整一番。这其中信息产业的突飞猛进功不可没，但它为美国GDP的贡献远不如美元的出口。

现在，有些国人不懂这一点，盲目地以为，我们强大了，必定要超越甚至替代美国。但如果连对手到底强大在哪里这个基本的道理都没有想明白，怎么去超越或替代？想想美国在取代了大英帝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后，并没有完全废止大英帝国创建的信用体系，而是基本沿用了后者。你有本事创造出一种崭新的信用体系，既能推翻大英帝国，又推翻美国吗？恐怕连想都没有想过，怎么可能推翻？

这就是研究金融问题的时候，我逐渐得出的一些结论。而这些结论，我认为表面上看离军人很远，可却是军人必须明白的——否则，我们将为什么而战呢？

中美军事实力还有多大差距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在军事实力方面，中国和美国还有多大差距？

乔良：就武器装备来讲，一个简单的说法是：美国今天有的武器，包括先进武器，我们几乎全都有。但是美国是成规模的，我们仅仅是刚刚拥有这样的武器，差距就在这里。

作战能力则是一个相对比较难衡量的指标。作战经验是一个很重要方面，这方面美军有，我们不具备——我们有30年没有打仗了，而美军恰恰在这30年特别是后20年里，打了非常重要的4场战争，把军队训练的经验丰富。

但是战场上拼的又不完全是经验，就像胜利也不完全是由武器先进性决定的一样，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战斗意志。有很多人担心中国的独生子女一代战斗意志不够顽强，我说你们错了，中国有一套独特的能让军队既能吃苦又不怕牺牲的训练方法。

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是，1984年国庆大阅兵时，参加者是一群农民子弟为主的阅兵方阵。当时一家有三五个兄弟，人人能吃苦。到了1999年，时隔15年之后，人们认为独生子女一代逐渐登台了，应该吃不了苦。但，他们的正步走的丝毫不逊色于1984年，而且，他们的训练方式的艰苦程度完全相同——都是把大头针放在领口上，稍微一偏头，马上扎的你鲜血淋漓。所有人脚上都绑着沙袋，一天训练下来，从鞋里倒出来的水都是几两到半斤，哗的一摊水就下去了，基本上一个星期磨坏一双胶鞋。到了2009年，就更是以独生子女为主了，一般人认为更不行了。但看看2009年的大阅兵，比1999年和1984年差不差？

仅从这一点就能看出，中国军队有它自己独特的训练方式，培养出一代代军人的吃苦精神和不怕死的劲头，世界上没人能跟我们比。

中国军队是世界上最奇特的军队——从来没有侵略传统，因为整个国家没有扩张传统，可是这支军队极其顽强，极其能打仗。

从战斗力要素的评比上，美军可能强过我们的地方，是它的经验，还有装备，但是我们在战斗意志上一定强于美军。

这方面美国人已经领略到了。一个美国人在写朝鲜战争回忆录的时候，讲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我是唯一一个，或者是为数不多的，在欧洲战场跟德国人交过手，在亚洲战场跟日本人交过手，在朝鲜战场上跟中国志愿军交过手的人。德军和日军的顽强，让我们不寒而栗，但是比起志愿军的顽强，什么都不算。

钓鱼岛要“要的巧妙”

《瞭望东方周刊》：最近一两年，钓鱼岛问题持续升温，成为中日之间的最敏感话题。如何解决，有各种声音，包括认为应该打一仗的。你怎么看？

乔良：日本占领了我们的领土，我们当然不能就此罢休。这里面首先有一个法理问题。日本人什么时候拿走的钓鱼岛？是100多年前，清末甲午战争失败之后签订《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而钓鱼岛归台湾宜兰县管辖，所以顺便就归了日本。这没的说，当时的清政府打了败仗，割让给了人家。我们可以认这个帐。

问题是，二战中日本又打了败仗，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把它又还回了中国，这是大家都要接受的事实。愿赌服输，你日本也得认这个帐。但为什么又有争议呢？因为日本由于一个意外的原因又“得到”了它。

二战结束之后，台湾回归中国，按说钓鱼岛也该一并归还给台湾的宜兰县。但占领日本的美国，为了牵制日本、压制日本，在冲绳大量驻军，驻军过程中美国人把钓鱼岛拿去做他们的靶场。因为美军经常要训练，又不能老去炸冲绳，无人居住的钓鱼岛很适合轰炸和演练，所以美国人把钓鱼岛放在手中死活不还中国。接下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爆发，美国跟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差。到了1971年6月17日，美国人决定把冲绳管辖权交还日本的时候，顺便就把他们原来多占的这个小岛，也一块给了日本。

这显然不符合国际法，也违背了《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所以说钓鱼岛理所当然是中国的领土，我们当然应该要回来。

《瞭望东方周刊》：那具体怎么才能要回来呢？

乔良：首先，要要的巧妙，要有理有节，有节就是巧妙。巧妙就要选择最佳的时机，收复失地不是说老百姓一生气，咱们今天就得拿回来，总得把握时机。

今天是不是最佳的时机呢？肯定不是，因为安倍执政，为了让日本国民支持他，就需中日关系紧张。而要让中日关系紧张，对安倍来说，最好的牌，就是一个寸草不生的几平方公里的荒岛。

钓鱼岛，对于日本最大的意义，就是安倍需要拿它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需要日本国民压倒多数地支持他，从而在民意压力下让日本国会支持他修改和平宪法，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拥有集体自卫权也就是交战权，使日本自卫队变成国防军。这些任务完成之后，安倍就做到了日本战后历史上90多任首相人人都想做、又都没做到的一件大事情：让日本脱离美国给它的和平宪法的限制，变成“正常国家”。那么安倍毫无疑问就将成为日本战后史上最伟大的首相。

钓鱼岛正好就是安倍拿来实现自己企图的最好工具。前年他上台的时候，支持率是60%，与此同时，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反感率也是60%；去年年中，他的支持上升率上升到80%，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反感率也上升到80%；去年年底他的支持率一度跌到了49%，而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反感率却上升到85%。这是第一次在安倍支持率下跌的时候，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反感率继续上升。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除了日本右翼绑架民意，导致日本国民集体向右转向以外，有没有中国人的配合呢？烧日系汽车、抵制日货，在小店门口写上“日本人与狗不得入内”，所有这些行为都让安倍内阁拿在手里，通过日本媒体全面放大，导致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反感越来越强。而日本国民越反感中国人，就越会支持安倍今天的所作所为，

中国人真的那么愿意成就安倍，愿意配合他吗？当然不是，但很多人就是到现在都不明白这一点，甚至有谁理性一点，马上就被骂成是卖国贼。问题是，一个国家强硬与否是你解决国际问题唯一支撑点吗？如果是这样，要战略智慧何用？（？？？）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的支撑点应该是什么？

乔良：除了血性，我们还必须有理性。理性就是智慧，这还不够，一个大国的崛起，还得有战略耐心。一定要像猎豹和狮子那样选择和等待捕获猎物的最佳路线和时机，眼下肯定不是最好的时候，因为你越强硬，就越配合安倍，那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就干脆不理睬他了？也不行。

今天我们能做的，首先是寇可往，我亦可往。你能巡逻我也能巡逻，使钓鱼岛变成一个被国际社会认可的有争议之地。为什么要让它有争议？就是为了有一天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对方没法借口说没有争议，而拒绝解决。

眼下为什么不是最好的时机？因为眼下我们面临更紧迫的问题：中国究竟是应该继续向前走，度过未来最艰难的10年，使我们不管面对多强大的对手，都有跟它进行抗衡的实力更紧迫呢，还是现在先把一个小岛拿回来更紧迫？这里面总有一个轻和重的问题。中国人老说，不要丢了西瓜去捡芝麻，很多人一到这个时候，就眉毛胡子一把抓了，芝麻西瓜谁大都分不清楚。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吗？

乔良：有。有意外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也有故意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两种可能性都不能排除。所以说要做好准备。不要老盲目的讲，我们不打第一枪，有的时候在战争中，你不打第一枪，就没有打第二枪的机会。当你发现对手要开枪、手已经扣在扳机上的时候，就要判断，我打不打第一枪？

《瞭望东方周刊》：有可能扩大成一个中日之间的军事对抗吗？

乔良：不会。为什么不会？日本要跟中国进行全面对抗，必须有美国支持，美国现在不可能支持日本跟中国大打一仗。美国只需要日本牵制中国。并不需要日本跟中国打仗，把美国牵进来。所以日本一旦要跟中国全面开战，就等于把美国绑架进来了，这是美国肯定不愿意做的事情。起码现在不会愿意。

《瞭望东方周刊》：在南中国海争端上，也有人主张对越南和菲律宾动武。你怎么看？

乔良：是我们的领土，我们决不会放弃，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立场。但是又回到前面所说的，什么事情要分清轻重。

对于中国来讲，南海的石油是唯一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地方吗？如果南海的石油拿不回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会因此中断，那我们当然不惜一战。可是情况并非如此。

我觉得中国从学习做大国，到真正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大国，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美国人在应对各国国际争端问题上，早已经形成一整套标准应对程序。而中国今天连系统都没有建立，还在一点一点的学习，基本上是吃一堑长一智，甚至是吃十堑才长一智。中国的国民也是——国家要学习如何做大国，国民要学习如何做大国国民，不能说起来一口一个大国崛起，结果行动时完全被小国寡民思想所左右。

“中国人必须意识到，什么是我们的核心利益”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南海跟钓鱼岛问题，本质上是一样的。

乔良：不要老被这些纷争纠缠。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最少10年、最多20年的发展，如果这段时间我们能平稳度过，到时候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阻挡中国的脚步，那个时候我们消消停停的该干什么干什么。然后我们再往创新文明的大目标上，一步一步的迈进。

文明是需要物质基础的。美国人从18世纪初就开始发展，在19世纪60年代南北战争完成统一之后，经济开始腾飞。19世纪末，美国经济地位跟今天中国差不多，是世界GDP首屈一指的大国。但当时他们面对大英帝国的全球体系，发现自己根本突破不了，于是便开始耐心等待机会。

美国人比我们有耐心多了，按说以他们的力量，从军事上打垮大英帝国没有问题，但他们没这么做，尽管他们有与英国人交战的预案和计划。他们等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让德国人跟英国人打，打完以后，德国人败了，英国人残了，但美国人仍然没拿到梦寐以求的全球霸权，因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英国在两百年间建立起的软实力仍在，这是比硬实力更有效的全球统治术。所以，不是说硬实力上去了，霸权就归你了，你没有软实力照样拿不到。

于是美国又耐心等了二十年，等待下一次世界大战，为了这一天，直到二战爆发前，美国还帮助德国恢复经济，即所谓的“道威斯计划”。美国人告诉德国人，你的一战赔款，我统统不拿回美国，而是变成在德国的投资。美国人把这笔钱全都投到了德国的军工产业，克虏伯、宝马、奔驰这些大企业都是靠美国的“道威斯计划”迅速强大起来的。而军工产业复苏后的产品，是不能和平消费的，只有走战争道路，最终希特勒“不负众望”，带领德国人重新走上战争道路，瞄准的依旧是大英帝国，这回德国虽然再次战败，但也彻底把英国打垮了。美国人于是不费一枪一弹顺利登顶。

这些都是美国人聪明之处——在还不知道《孙子兵法》为何物的时候，美国人已经和孙子神交了。所以中国人要学美国不光是学先进科技这些具体的东西，更要学习美国的大战略筹划。中国人整体来讲比美国人了解中国更了解美国，可是在战略研究层面，精英层面，中国的智囊研究美国不如美国研究中国透彻。

《瞭望东方周刊》：在“大国智慧”方面，你对中国人有什么建议？

乔良：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出，真正能成为全球性大国的国家，首先是要幅员辽阔，其次是要资源雄厚，其三就是人口众多，少于两亿都不行。今天世界上，有这个条件的国家有几个？中国、美国、俄罗斯。美国已经是唯一超级大国，俄罗斯现在被经济发展拖了后腿，所以说有可能性的就只剩下中国。

中国人必须意识到，什么是我们的核心利益，到今天为止，我们很多人都不是很清醒。中国的核心利益说穿了就是两条。第一条，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能动摇，第二条，中华民族的复兴道路不能中断。只有这两条是核心利益，其他都不是。

拿这两条去衡量，其他都不是。不但钓鱼岛不是，黄岩岛不是，连台湾都不是，理由是什么？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台湾没有参与，中国照样能发展，这就说明台湾不是中国走向强大的必要条件，也就不能算是核心利益，充其量只能算是可能影响核心利益的重大利益。但是，这30年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有这样的发展，而没有这样的发展，中国就不可能成为现代化国家，民族复兴就是空谈。这就是必要条件、绝对条件。

为什么说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能动摇？这并不是在盲目地为中共摇旗呐喊，而是因为不管这个党自己承认它有多少缺点、别人批评它有多少缺点，它仍然是集中了今天中国最多精英的一支政治力量，而且现在没有任何一支其它的政治力量有能力取代它。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中国人一盘散沙的习性没有完全克服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这样一个不可替代的领导核心。

“先不要急于推进民主，先改造土壤”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中国一方面仍在崛起，一方面问题也很多很复杂，在进行“顶层设计”的时候，你觉得最应该注意的是哪些问题？

乔良：最重要的是，不要受别人影响，先理清自己的思路。

首先要改变和创新自己的话语体系。因为语言决定思维，如果语言很陈旧，思维绝不可能先进，思维落后，意味着创新落后，创新落后还想成为超前国家，怎么可能呢？所以一定要革新语言体系，找到一种能够为中国未来引领方向的一整套新话语系统。

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找到更有效的表达方法，要让人听完之后，有一种“服膺感”，就是心服，认为你说的非常有道理。如果每次都说因为西藏是中国神圣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一部分，所以不能见达赖，美国人是永远不会听的，他会认为你拿自己的那一套语言体系来干涉他的内政。

第二，别急于谈什么民主和自由，它们是需要充分的土壤条件的。

这个土壤条件是什么？是充分商业化的契约社会的建立。当全民都没有契约精神的时候，你就是给他一个民主，结果也会是今天所有我们看到的那些非西方国家的“烂民主”，因为这些国家，没有一个完成了整个社会的充分商业化改造。也就不可能形成滋生民主的土壤：充分的契约精神。

什么叫充分商业化？并不是让所有人充分的去为富不仁，人人都去争钱抢钱。充分的商业化，就是人人都具备了充分的契约精神，也就是一切按照合同办事的原则。

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宪政？宪政就是在宪法基础上的政治。而什么是宪法？宪法就是全民契约，就是一个大合同，老百姓和政府之间签订的合同——人民给政府什么权力，政府对人民保障什么权利。不要以为民主就只是民众约束政府，民主和自由还意味着民众要向政府必要地让渡你的权利，你才能换得限制政府的权力。

《瞭望东方周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无论是批评或者表扬西方，都是还是情绪化的。

乔良：反对它和赞同它都是错的，都没有说到点上。所以先不要急于推进民主，先改造土壤。

有很多人瞧不起GDP，说这是扯淡。这是一种无知。GDP当然很重要，为什么？GDP的高低，意味着国家经济的活跃程度，哪怕是现在这样有点偏向性的GDP——比如中国GDP很大程度是政府投资拉动的，但投资拉动也意味着资金像水一样在流动，如果让资金流动停滞的话，这个国家的经济肯定是要出大问题的。

GDP可能有缺点，但发展它仍然是必要的。很多人骂中国的GDP，说这个国家GDP这么高，人均GDP却很低，但这其实并不能说明中国就不行。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美国的人均GDP却不是最高的。如果人均GDP高就意味着强大的话，挪威瑞士这些小国要远远超出美国。

所以说绝对GDP，仍然是重要的，尤其在中国格外的重要。因为绝对GDP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如果它不重要，说明不了问题，那美国人、西方人还担心中国干什么？还“战略重心东移”到亚太来干什么？

很多人对自己谈论的问题缺乏透彻的了解，就急不可耐地站在一个自己不知道的角度去展开盲目的赞同或盲目的攻击。特别是对美国的一切盲目赞同，对中国的一切盲目攻击，盲目的赞同和盲目的攻击，都是世人包括中国人很可悲的缺点。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很多观点都是情绪化，或者说自己自身利益驱动的结果。

乔良：对。当某一项政策触犯自己利益的时候，立刻就变成反对者，某一项政策给自己带来利益的时候，又立刻变成了赞同者，自己根本没有最基本的立场，只拿利益多寡来决定自己的站位，这是一部分人。还有一部分人倒是有坚定的立场，只可惜这种立场只表达一种观点，就是政府做什么都是错的，政府做什么他都反对。现在经常在网络上发声的差不多就是这两种人。

未来10年的最大挑战何在

《瞭望东方周刊》：未来关键的10年中，你觉得中国最大的挑战在哪里？

乔良：国内方面第一个最大的挑战，在于能不能有力又有度的反腐。

《瞭望东方周刊》：“有度”反腐是什么意思？

乔良：有度反腐，就是反腐应该是“下老鼠夹子”而不是“下老鼠药”。下老鼠药，可以毒死老鼠，但鸡鸭鱼鹅也得毒死，下老鼠夹子是打着哪只是哪只，但前提是在打的时候必须同时积极的建立制度，让制度成为腐败的防火墙。

除此之外，还有两大挑战——一是解决分配公平问题，二是解决东西差异问题，而东西差异和分配公平，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互相关联的。

消除差异，不能通过杀富济贫。中国人本来是很善于积累财富的，但是积累的财富，很快就会被造反毁掉。纵观中国历史，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模式：一个新朝代来临，励精图治，然后繁荣到来，接着就又是腐败，腐败完了造反，造反完了财富再流失，一切重新归零，又开始一个新朝代，如此循环往复2000多年，走不出怪圈。

西方近300年的发展，财富却是一代代累积下来的，因为他们不去搞杀富济贫，而是通过制度的方式，让富人的财富流向穷人，比如遗产税，让富人多交税；比如慈善，用减税的方式鼓励富人行善，所有这些制度，让富人的财富合理合法的流向了弱势群体，远比造反要好的多。

从这个意义上讲，改变分配不均和反腐有直接的关联——要逐渐掐断利益集团的脐带，不能让利益集团再源源不断地从国有企业和老百姓的财富中为自己输血。要掐断脐带，但是又不能完全用追诉原罪的方式去掐断，因为追诉原罪就是使财富的积累重新归零。相当于又造了一回反。所以这个问题，怎么做更有利国家的发展，使多数人获益，需要深度思考，仔细研究。

《瞭望东方周刊》：在国际层面上，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乔良：我认为是资源瓶颈的问题。中国其实是个“地大物薄”的国家——这个“薄”不是“博大”的“博”，是“厚薄”的“薄”，虽然资源丰富但人均稀薄。而中国今天如此巨量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需要巨量资源的补充，这些资源只能到海外去拿。

能不能有效的拿到？今天看来很难的，为什么？我们可以看看，我们曾想在苏丹拿油，一开始干的不错，等西方眼红了，给你捣乱，三两下子就给你折腾完了——第一次是达尔富尔事件，第二次是南北苏丹分裂，第三次南苏丹内战。

另一个例子是在铁矿石和矿产资源方面，看看我们在并购力拓时是怎么铩羽而归的，就知道，这些都不是企业行为，这是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一种联手压制和封堵。

怎样才能拿到足够的资源，这才是我们真正要担心的问题。这需要我们从多方面努力。一个是要加强软实力，改善形象，另外还要约束自己，决不要干杀鸡取卵的事情，要努力和当地的资源国家共赢。另外，还要有足够的抵抗力，能够抗衡想封杀你的国家造成的压力。

《瞭望东方周刊》：怎么抗衡所谓的“封杀”？

乔良：先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要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保障，如何保障，就是凡有中国企业足迹的地方，都是中国军队有能力保障的地方，所谓“剑到履到”，而不是“履到剑到”。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跟全世界做对，而是要让某些国家对中国的军事实力有所忌惮。在这方面美国又是一个榜样。

《瞭望东方周刊》：软硬齐头并进，这会是一个软跟不上硬漫长过程吗？

乔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获得，特别是创建新的文明形态，从文明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会很漫长，100年都可能见不了多大成效。但是经济快速发展和军力长足进步，已经把我们逼得没有退路，做为大国，这世界上有些事情，你不管也得管，有些责任你不负也得负。既然如此，我们就别藏着掖着了，不如痛下决心在增强自己硬实力的同时，下大力气自上而下地改善自己的形象和软实力，20年应该能见效。

《瞭望东方周刊》：在此过程中能获得充足的资源吗？

乔良：要知道，世人其实都很势利，你有钱它就要挣你的钱。现在当全世界都盯着中国人的钱口袋时，你要小心了，一定要确保每分钱都花在对的地方，千万别打水漂。中国现在的海外投资，百分之七八十都在那打水漂，都在交学费。在苏丹和澳大利亚交一两次学费就够了，就应该学会很多东西，别到每个地方都去交一遍学费。至于能不能获得中国的发展所需要的充足资源，就需要处理好与相关资源匮乏国家的竞争关系。特别是要清醒认识到，在资源方面，我们更多的将不是与发达国家，而是与发展中国家处在竞争状态，这是被我们都处在制造业国家这一现实所决定的。这种竞争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变得很残酷，必须现在就要预先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雾霾和环境污染会是一个重大挑战吗？

乔良：污染毫无疑问是非常影响国民信心的，尤其首都人民的信心。所以说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但是解决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我看了一下，洛杉矶的雾霾，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到80年代才解决完，花了40年时间。中国当然会比这快，因为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没有多少实权，也没有多少钱，中国政府则又有比较强的执行力。

这就是说治霾中国是可能做到的，但是这需要先解决一个技术性问题，就是到今天我们都还没弄清楚，中国的雾霾，特别是北京的雾霾为什么会一下子变得这么严重。

二战前夕的德国，重工业发展的非常迅速，它那时为什么可以做到没有雾霾，英国却未能避免？是因为德国人吸取了“雾伦敦”的教训，把所有的烟囱都建的高达300米，污染物都被大气环流吹走了。这个办法也许不可取，但思路可取。

所以说这里面，应该思考的东西非常多。我们目前还只是口头上说要还给人民一个晴朗的天空，但是还没有充分地论证和思考，怎么还？更重要的是，环保意识是未来文明的重要环节，没有一个洁净的空间，新的文明何处安放？

中国军队需要“观念转型”

《瞭望东方周刊》: 你在1999年就曾写过《超限战》，准确预言未来战争将超越军事界限的趋势。15年过去了，你觉得如今全世界范围内的军事革命又呈现出什么样的新趋势？

乔良：由信息技术推动的这一轮军事革命，应该说已经接近尾声。或者说，它已经完全成熟了，成熟就意味着潜力将尽，已经不能给下一步的全球军事发展带来革命性推动了。

和信息技术相关的所有武器装备，在这一轮基本上都已登场亮相，从信息技术的核心——芯片技术来看，已经挖掘不出多少潜力。而此时的中国新军事革命才走了半程，基于这一点，一些中国的军事研究人员认为，这一轮军事革命正方兴未艾，这其实是以自己为参照系的错觉。因为从世界军事革命的大背景下看，我们实际上是一个追赶者，别人已经完成的东西，我们才正在开始。

对于这一轮新军事革命即将落幕，美国人已经意识到了——他们的信息技术面临的只是如何更好应用的问题，而不是如何更好地挖掘潜力的问题。与此同时，美国人对于信息技术革命给美军战斗力带来提升的同时，也带来了致命的软肋，正在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担心。

这是因为，一方面，信息技术确实使美国军事力量大大提升，另一方面，它又使美国整个的军事力量被信息技术的致命弱点所绑架，变的空前脆弱。我多次讲过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富人，成天担心自己的财富放在家里会被人偷走，后来他就想，我何不把它们都装在箱子里，打包捆死了，这样不就谁也偷不走了？结果贼进来以后，扛起箱子就一块儿全偷走了。得来全不费工夫。

美国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使其军事力量链接成了一个整体，使其变的空前强大又空前脆弱，因为它是一整个体系——体系是非常容易在一个点上遭到破坏之后，就全盘崩溃的。

比如说信息技术，为什么会成为武器装备威力的倍增器？这要完全归功于一个小小芯片具有的巨大能量和潜力，但是你完全可能只用一种技术——比如电磁脉冲武器或微波炸弹——就能把芯片制约住，从而导致对手整个的信息系统全部崩溃。此外，我们的对手很强大，还在于它有了天基系统支持，这又使其不得不形成对于天气信息系统的依赖，这同样构成其巨大的弱点。太空侦察预警系统，是他们所谓的战略制高点，这个制高点可以说格外脆弱，不光是经不起反卫星武器的打击，连报废的卫星碎片撞击它，都有可能使它停转或毁掉。

因此美国可以打萨达姆，可以打卡扎菲，甚至打南联盟都没问题，可那是因为这些国家都没有能力与其进行全面的信息对抗或太空对抗。但大国可不同，大国全都有这种能力——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都有能力攻击太空系统，他们全都知道美国的软肋和命门在哪里。美军的士兵们一人一个GPS，离开GPS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一旦让GPS失灵的话，它的士兵能不抓瞎？

所以，美国人真正感到忧虑的是，当它空前强大的时候，发现自己也空前脆弱。而我们还在半道上，没有真切体会到这一点，还以为只要信息化了，就能打胜仗，但实际上信息化的结果就是美国现在这样子：强大与脆弱并存——既然美国已经开始担心，我们为什么不提早转弯呢？这是中国军队现在应该思考的问题。

在我看来，中国军队的转型，最重要的不是武器装备的更新，也不是体制编制的变化，而是军事观念的转型——如果观念不转型，只是亦步亦趋地学习美国，美国有什么我们学什么，美国有什么我们搞什么，就根本不叫转型，叫模仿。

《瞭望东方周刊》：军事观念的转型——你所说的“提早转弯”，具体指什么？

乔良：首先是告别模仿美国式的新军事革命，不去模仿美国正在渐渐走入迷途的武器发展模式，尤其是思维方式，转而寻找到一种新思维方式和新观念。比如说，什么东西最有可能制约对手的信息化系统？想清楚这一点，对手越怕什么，我们就越搞什么，这才是我们要寻找转型路径。

第二是降低成本，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思维方式。美国打的是一种豪华的战争，制约豪华战争，不能用更豪华、花更多钱的方式，这种仗美国打不起，你更打不起。你只能走降低成本的路，反其道而行之。不能大把大把地把钱花在信息化上，方方面面都搞信息化，遍地开花，成本太高。其实只要找到一种能够制约芯片的办法，就可以把信息化全制住了，而且成本可以非常低。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效费比”的概念，一定要降低成本。

要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就要把更多有限的资源和经费投入到制约信息化上来，而不是模仿别人的信息化。

在世界范围内的新军事革命中，中国是追赶者，但后发有后发的优势——可以少走弯路。西方在核心军事技术上对中国的封锁很严，如果一味想模仿，搞逆向研发，强行通关，不但未必少走弯路，可能花的钱还要更多，同时当你快撵上人家时，人家可能已经又开始研发其他新技术了。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有国家已经往制约美国信息化的方向上转型了吗？

乔良：应该说没有多少国家在有意识地走这条路。虽然各国多多少少在心里都有这种感觉，但有意识地把它变成一个作战思路和建军思路的，可以说全世界都没有。

中国军队如果能把这个思路确立下来的话，将是真正有价值的巨大转变。现在大家都过于被美军“好莱坞大片”般的战争表演所迷惑。美国军队打仗的同时，会通过电视向全世界直播，在此过程中，你会完全被它震撼和迷惑，从而以为我如果打仗时不这么干就死定了，所以大家都一门心思的去模仿美国。

其实这正是美国的目的所在。他们非常清楚，如果我已经信息化而你们不跟着我信息化，我就控制不了你们。我有信息化，把信息化的标准让你们看，然后让你们跟着我走，我永远在前面领衔，永远高你们一两个代差，你们也就永远不可能赶上我。

但如果你完全不按照这个思路走，可能情况就变了。俄罗斯在上世纪90年代末曾修改核战略，因为它发现，它已经没有办法应对整个西方对它的威胁了，最后它索性公然宣布，以后如果哪个国家敢对俄罗斯发动战争的话，俄罗斯将率先使用核武器。

其实俄罗斯并不一定敢先用核武，但这个办法就是能产生效果。为什么呢？一是俄罗斯真有这么多核武器，二是俄罗斯人“一根筋”，西方担心如果真把俄国人的这根筋给拨动了，全世界尤其是西方根本承受不了。这就是“不按常理出牌”的效果。

当然这只是在制约别人打击你的时候有用，只是“盾”。属于非常规战略，常规情况下怎么办呢？常规情况下你还是需要有足够强大的常规力量，才能维护本国在全球的根本利益，这是“矛”。这个矛可以是你仿造的，也可以是你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哪种更适合你？显然是后者。

未来拼的是“高技术游击战”

《瞭望东方周刊》：那么信息化之后，下一步全球各国军事力量竞争的实质在哪里？

乔良：单从军事领域来讲，我认为未来最有效的一种全新的战争方式，实际上仍将是游击战，只不过是高技术游击战。实际上美军已经开始具备了“高技术游击战”的一些能力特征，只是还没有提出这个概念而已。

在很多人的概念里，打仗就要先集中部队，就拿空军的作战来说，飞机从各个机场起飞以后，先要到达集结空域，集中编队，然后再向目标进发，成百上千架飞机像蝗虫一样飞过去，把对手炸的人仰马翻，遍地废墟，这是二战。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现在军队是分散部署，异地共时，在不同的地方同一个时间，对不同的目标发动打击。大家各自完成各自的任务，各回各的基地，如果在返航途中，有某个目标没摧毁，还可以立刻改道去攻击那个目标。

这种灵活的作战方式实际上就具备了某种游击战的性质。所以我认为，未来谁能够最先的让自己的部队更具有灵活性，更具有“高技术游击战”的能力，谁就将成为未来的胜者。

《瞭望东方周刊》：这会要求军队有什么样的新作战能力？

乔良：虽然从客观上说，我主张着力发展制约对手信息化的作战能力，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完全不搞信息化了，恰恰相反，我们要在自己独特的信息化能力上动脑子，想办法，而不是一味模仿美军、要打高技术游击战。

首先，还是拿空军作战举例，第一，指挥部从筛选目标到完成作战计划的决策速度要非常快，第二，全地图、全空域的数据在指挥部和飞行员的软件系统里都要有储存。指挥部迅速制定完作战计划以后，第一时间分发到飞行员的电脑上，后者打开屏幕一看就知道任务是什么，航线怎么飞，应该带多大当量什么型号的弹，摧毁的是什么样的目标，所有任务及过程都一目了然，一切都清清楚楚，连派无人机去执行这些任务都毫无问题。

其次，未来部队的组合一定要“模块化”，像搭积木一样，部队的编成组合完全视任务而定，海陆空部队一盘棋，不再是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这种三军共打高科技游击战的模式，甚至使联合作战这种概念都变成了过去时。

比如为了完成某项作战任务，需要海陆空三军协同，一个空军师被两个陆军师使用，海军一支分舰队要为陆军提供航渡，它们之间的组合方式是模块化的，很轻松的契合在一起。不像现在，隶属关系不同，各自归各自指挥，只是由上级单位来协调行动。

部队的组合一旦“模块化”，就会非常灵活。游击战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作战人员在编成上极其灵活，哪有笨重的正规军能打好游击战的？

《瞭望东方周刊》：这对于军队的训练方式，是否也会提出比较高的革新要求？

乔良：没错。发展到一定程度，军种的界限就会被打破甚至消亡。联合作战，不再是把部队生拉硬拽到一起，拉郎配地去联合，而是模块化。

每一个部队，都将在同一个战争的图版上，成为一种拼图式的板块，把它镶嵌进去，它正好属于这一块；下一张图，它又属于另一块。每一支部队都是开放的，都有与其他军兵种部队对接的“接口”，而且这个接口是标准化的，即插即用。组合在一起，构成一幅完整的战争、战役、战斗的拼图。这就需要所有部队把一种非常规作战样式变成一种常规训练，让一支部队完全知道自己如何跟别的部队组合，这是未来军队的发展方向。而且要做到这一点，只是个训练问题，只要有这个意识，实现的时间就不会很长。

美军现在有17支远征军，就是模块化组合的。战斗攻击机专门对地攻击，歼击机掩护它，运输机保障它，预警机为它提供情报指挥，还有卫星系统，组成整个一个链条的远征大队。它们平常隶属于不同的部队，装备性能各不相同，比如运输机、预警机的速度远不如战斗轰炸机和歼击机，它们之间如何配合，需要反复的磨合。

这就需要先确立理念，形成意识，其次还要有计划地进行组织，其后再按照计划反复训练，训练久了，就会知道将来打仗就照这个样子打。

《瞭望东方周刊》：军队的管理方式，是否也要有相应的变化？

乔良：确实，归根到底这是军队的编制体制要不要军政和军令分开的问题。一个部队总要有它的行政管理系统，可是这个系统如果又要管行政，又要管作战，恐怕是忙不过来的。

美军现在行政和指挥系统已经渐渐分开，一支部队平时有行政归属，但每年会把他们拉到中央司令部按照打仗的方式进行演习训练。训练的时候中央司令部指挥部队，但是部队军官晋升福利之类的行政事务，他们都不管，训练完了回到部队，该晋升的晋升，该有福利的有福利，这就是军政和军令各司其职。这是中国军队未来必须学习的一种指挥方式。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军事改革方面学习美国，更应该学习的是管理和思维方式，而不是模仿他们的武器装备。

乔良：没错。美军上世纪70年代从越南撤出之后，可以说是洗心革面，用10多年的时间，完成管理模式的变革，最后才在海湾战争中一鸣惊人。

从越南战场归来的时候，美军是灰溜溜的，抬不起头。所以才痛定思痛，下决心改革。其实美军的改革在此之前，就已被一个人奠基了基础。这个人就是原通用汽车公司老板麦克纳马拉，他担任美国国防部长之后，把美国企业的先进管理模式和成本核算方式带进了美军，使军队面貌为之大变，节约了大量经费，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效率。

虽然美国人对此也有诟病，有人认为，被麦克纳马拉改造之后，美军更像商业公司，不像军队，但是它确实大大推动了美军的科学管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经历过这样的洗礼。其实军队和地方，除了产品不同，本质很相似，都是投入产出的问题，都要考虑投入产出比，最后都要讲成本和效益，在这一点上，军队和企业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所以可以互相学习的东西很多。

《瞭望东方周刊》：你其实提倡的，是学习这种思维方式。

乔良：对。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说过，在一个先进的国家里，军队是最先进的那一部分，而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军队则是最保守的那一部分。

这就是说，如果想让我们的国家走向更加先进的话，军队应该走在最前面，应该在一定程度上领先。美国经过了麦克纳马拉改造之后，锐意进取，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信息技术领域深度开掘，引领潮流，走在了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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