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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长远看，社会组织建设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力量必然壮大。当一个社会的中产阶层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也就是社会在满足了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之后，必然产生对政治权利的要求。尽管中国在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发展和强化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极其重要，但也必须尽快把培植社会力量、建设社会伙伴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社会不仅可以自我管理，而且也可以帮助政府提供社会服务。但如果不强调社会组织建设，甚至压制社会力量的崛起，反而会演变成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敌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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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解读三中全会–市场化改革法制化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不是对一些重大问题重视不够呢？中国面临的问题很多，没有人会期望三中全会能够涵盖所有的问题。但是，对一些重大的问题，人们的确希望能够引起三中全会的关注，毕竟这次全会决定了中国领导层未来十几年的改革议程。从这个视角来说，比较遗憾地是这次三中全会没有把社会改革提高到领导层改革的最高议程上来。

人们已经发现，前些年一直提倡的社会改革在这次全会上并未受到太多的重视。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涉及，而是分布到各个不同部分。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有两条来论述社会方面的改革，包括“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社会事业”包括了教育、创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药卫生。这些就是平常所说的“公共服务”。“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包括“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和“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在社会治理的内容中，强调了政府要培植和扶持社会组织，尤其是在行会和社会服务等领域。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这个内容中最主要的是决定设置国家安全委员会。很显然，这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是早些时候“维稳”和“社会管理”的升级版，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社会改革的一部分。因此尽管也强调了社会组织的作用，但较之对政府管理社会组织的重视相比，社会组织的自我组织能力和自我管理空间显得非常有限。

在任何社会，社会建设具有两个重要的方面。第一是社会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第二是政府的社会政策，或者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这两方面相互相成。如果社会能够自我管理，政府就可以少管一些；但如果社会没有自我管理能力，政府必然要管理一切。前者是大社会、小政府；后者是小社会、大政府。因此，在很多社会，社会改革的目标就是建设“小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强社会”。如同在经济领域，改革的目标就是政府向企业分权，社会改革的目标也是政府向社会的分权。政府应当把社会能做的事情下放给社会，也应当把社会能做，政府也能做的事情下放给社会。如果是后者，就属于政府向社会收购服务。应当是政府做的事情，但下放给社会去做，政府就要购买服务。政府管得少，管得好，就是小政府、强政府；同样，如果社会有了空间并且能够自我管理，就是大社会、强社会。

在中国，直到今天，很多人仍然把“大社会”和“强社会”视为是和政府对立的。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政府在向社会分权的时候，也要通过立法等手段来监管社会，因为每一个政府须要培养的是“好社会”，而不是“坏社会”，如黑社会、邪教等非法组织等。“好社会”就是政府的伙伴。

就一些领导人对“公民社会”的负面看法来看，人们仍然没有意识到社会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重要性。如果社会自我组织能力和空间有限，这里所说的“社会事业”改革也就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就变得极其重要。很显然，如果社会自己不能提供服务而政府又不能提供社会所要求的服务，最终的责任还是会落到政府之上。但正是在社会服务方面，政府面临似乎不可逾越的困难。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中国的改革的政策重心都是经济改革。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把执政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而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则是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动纲领。而这两次三中全会构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主题。很显然，社会改革一直没有进入领导层的决策视野。

直到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及其之后，随着“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等政策概念的提出，逐渐把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到十八大之前正式提出了“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的政策目标。很多年来，人们希望执政党改变只重视经济建设而忽视社会建设的局面，至少能够把社会建设提高到和经济建设同等的地位。毕竟，中国从理论上说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发展经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过，社会主义国家更要搞社会建设。但事实是，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没有能够理解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之间的有机关系，甚至把两者对立起来。

实际上，未来经济改革是否成功，经济发展是否可以持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改革。例如，没有社会改革，就不会有消费社会的制度基础。消费社会建立不起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会成为问题。再者，没有社会改革，社会的稳定就没有基础。如果过分依赖暴力机器，社会的暴力化不可避免。当然，如果没有社会改革，未来的政治改革进程也会充满暴力，即便是民主化了，也会是劣质民主。

前些年，人们在争论中国是否会“拉美化”，这里主要指的是收入和社会分化的问题。但当时，西方也有一些人开始担心，中国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有可能演变成为一些拉美国家所经历过的右派专制社会。那就是，政府一方面用政治和行政权力来推动市场化，另一方面强化国家暴力机器来维持社会的稳定。实际上，中共十六大以来的社会建设就是为了避免这样一种情形的出现。十六大以来，中国政府努力拓展社会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等。但也不可否认，中国各方面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程度还是很低，并且社会改革从总体上来说，还没有找到重大的突破口。

三中全会再次强调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这是可持续地经济发展所必需。但是，在进行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的同时也需要大力进行社会建设。历史上看，市场经济是创造财富最有效的机制，但市场本身保持不了财富。财富流失是今日中国的普遍现象。西方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来培养庞大的中产阶层，但亚洲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只花了30来年的时间培养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这些经济体，都是靠市场经济取得发展，也是靠社会建设来培养和扶持中产阶级的。不过，亚洲这些经济体远比欧洲成功。欧洲国家经历了长时期的、暴力的工人阶级运动，才开始搞社会建设。但亚洲这些经济体则是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花大力气搞社会建设，才避免了转型期间的暴力，保证了平稳的转型。在所有这些经济体，法制和法治来保障财富，但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改革。

邓小平在80年代就指出过，没有政治改革，不仅经济改革不能深化，而且经济改革所得的成果也不能得到保障。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应验了邓小平的预言。很多年里，各级政府官员中间GDP（国内生产总值）主义横行，把各种财富（青山绿水、好空气、好土地、好身体）转化成了GDP，制造了巨大的GDP流量，但是没有能够保持得住。中国大量的财富通过GDP机制流失到国外，成为其他国家的财富。

东亚经济体在经济起飞之后的三十多年里就建成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中产阶级仍然非常小。财富分配不公和财富流失是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如果光强调市场经济，不重视社会建设，最终必然会出现大问题。要稳定有序地发展，必须法治和社会建设一起来搞。在一个高度贫富分化的社会，法治就没有生存环境。

此外，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还有一个机遇问题。社会建设需要大量的经济和财政支持。从各国经验看，早期必须是经济发展优先。没有经济发展，积累一定的财富，社会改革不可能。也就是说，先要做蛋糕，做大蛋糕，然后才能分蛋糕。各国的社会改革都发生在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之后，一旦经济进入低增长阶段，社会改革就会变得极其困难。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现在正是社会改革的机遇期。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20来年的高增长，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已经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即使近年来经济增速减小，但维持比较长期的中速增长是有可能的。这是社会改革的最佳时期。等到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时期，即使政府想搞社会改革，也会无能为力。实际上，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也取决于社会建设本身。

再者，如果说“市场化”改革是这次全会的主题词，人们也必须区分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和社会领域的市场化。市场配置起决定性的作用，这只能局限于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比如住房、教育、医疗、社保等关系到全体国民民生的公共服务领域，不能过于市场化。而且，以往正是这些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才导致了经济和社会的失衡。不能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混同起来，简单地把经济政策应用到社会领域。这些社会领域依旧需要政府主导资源配置，政府可以也必须引入市场机制来提高服务供应的效率，但这里的市场机制和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全然不同。要把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各自与市场的关系理顺。

全会所展示的改革路线图还是以经济改革优先，社会改革尚未提到头等议程上来。尽管没有经济改革的顺利开展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改革自然难进行下去，但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产生表明，必须把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一句话，中国要选择19世纪的欧洲模式，还是要选择二战以后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模式。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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