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条件为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范式，但今天的中国文化则是处于萎缩状态。关键在于缺失文化发展和创新。那么，中国的文化创造和创新如何可能呢？这里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但三个“解放”显得尤其重要，即从“思想和思维”的殖民地状态中解放出来，从权力状态中解放出来，从利益状态中解放出来。
错把西方当真理
中国自清末在军事和政治上被西方类型的国家打败之后，就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了信心。很多人把中国的落后的终极原因归诸于文化。“五四运动”的核心主题可以说是“去中国化”。当然，发展了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并不是想去就能去掉的。上世纪30年代蒋介石政权的“新生活运动”就是要复归传统文化。毛泽东尽管是反传统文化的先锋（？？），但他也是意识到传统文化的实际功能。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国之后，很多运动表面上看是反传统的，但实际上是要复归传统。
不过，应当说明的是，所有这些运动中的中国因素，已经退居到这些人的“潜意识”之中。反传统是中国革命的主线。“五四运动”之后，学习西方变成了向西方追求真理。因为西方成为了真理，那么包括中国本身在内的非西方就变成了不是真理了。这里的西方既包括自由主义，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等等一切来自西方的东西。
学习西方并没有错，但把西方视为是真理则大错特错了。中国并不拒绝其他文明和价值，但中国文化本身必须成为主体。在学习西方过程中，因为没有中国的主体意识，中国文化就失去了自己的主体地位。问题在于，西方文化主导下的西方话语解释不了中国的一切。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西方话语不能说明自己。但是，很少有人去创造，去发明。不用说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传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那么多的经验。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自己的话语呢？不能产生自己的概念和理论呢？大部分人一如既往地选择用西方来解释自己。这种情况不改变，中国永远不会有自己的话语、自己的概念和自己的理论，当然更不用说是文化软力量了。因此，知识分子必须花大力气，从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思维和思想被“殖民”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西方继续要学，但中国的主体地位也必须得到确立。
知识 PK 权力
中国传统数千年，主流文化是一种依附性文化，一种以王权为核心的文化。王权文化本身只是王权体制的结果，也并没有什么好指责的，正如基督教和穆斯林文化是以宗教为核心一样。但这里要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依附性质有效阻碍了文化的创新和扩张。
传统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分为政治知识分子和非政治知识分子，分别由儒家和道家为代表。儒家是入世的，道家是出世的。儒家是关心社会政治的，而道家则根本不关心现实社会的，道家往往对现实世界失去信心，因此崇尚自然，扎根到深山老林。道家讲清静，本来应当有很多时间来思考问题。但因为不关心现实社会和政治，道家对中国的知识体系的贡献很有限。道家提倡人与自然的合一，不知道主客体之分。这种人与自然合一的哲学，在一个层面来说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很难演变成为一套科学思维和研究的体系。中国没有出现近代自然科学，和道家的态度是有关联的。
中国社会政治知识体系的主体是儒家。不过，儒家依附王权，为权力服务，往往变成权力的奴隶。历史上，王权需要获得两种绝对的忠诚，一是知识的忠诚，即儒家，二是太监的忠诚。这两种忠诚保证王权的绝对性，儒家管理的是国家事务，太监管理的是王权内部事务。对儒家的忠诚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讲真话的忠诚，一种是讲假话的忠诚，即愚忠。尽管历史上不乏讲真话的忠诚，但大多都是“愚忠”，自私的“愚忠”，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说假话。从知识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上的王权的统治术远比其他文明发达，这是儒家的功劳。西方人强调法治，中国人强调人治。有了法治和一套有效的国家制度，平常人也可以统治一个社会（？？？）。但在中国，儒家是不提倡法治的。没有一套有效的国家制度，必须有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来做皇帝，否则天下就很难治理。中国没有发展出一套国家制度建设学说来，和儒家仅仅服务于王权是有很大关系的。
与传统相比，中国社会现在已经大变样了。但是，中国知识阶层的权力依附性有没有变化呢？不仅没有变化，反而强化了。就对权力的关系来说，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分成三类，一类为权力服务，一类是反权力的，这两类是主体，第三类的是那些对政治和权力不关心的人，类似于传统的道家。为权力服务的知识分子似乎不用加以详细讨论，大家都有认识，就是那些御用文人，光会说好话，为现政权辩护的人。第二类知识分子是反权力、反现存体制的人。实际上，这些人也是在追求权力，就是想用他们的知识去影响实际政治，甚至得到实际政治权力。他们因此往往自觉地站在权力的对立面，也为了反对而反对。就是说，他们是要通过反权力而得到权力。
无论是为权力服务还是反权力，都很难产生有关中国的知识体系。知识分子的权力哪里来？在中国，人们往往把那些经常讨论实施政治、关心现实的知识分子称为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来自西方，但在中国已经变形了。知识分子首要的任务是解释世界。在解释世界的基础上，知识分子才会拥有权力。如果你把世界解释好了，知道了社会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问题在哪里，如何解决问题会改进社会，那么即使你没有任何权力职位，你也会得到权力。一些政治人物可能会采用你的判断、诊断等来改革社会。
中国的知识分子显然不是这样，总是没有能力去解释世界，但有巨大的野心去改造世界。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那就是导致权力和知识之间的恶性互动。知识想挑战权力，权力想遏制知识。知识和权力两者之间没有任何边界，两者都想互相渗透，结果两边都不专业。权力不专业，没有信心，总想控制一切。知识界不专业，解释世界的事情不做，但要干预政治。可以想见，如果这个恶性互动模式不改变，中国文化或者知识体系的创造还是没有希望。
中国文明的商业化考验
在很大程度上说，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物质利益对文化创新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权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文明已经经历政治上的考验，但还没有经过商业文明的考验。从秦始皇帝的“焚书坑儒”到毛泽东的“反右运动”，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还是保持了其对自己坚持的知识的认同，体现出了抵抗权力和反抗权力的勇气。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商业革命，已经彻底冲垮了知识分子对知识的应有的信念，向物质利益投降了。
温家宝曾经感叹过，中国为什么没有穷人经济学家。其实，这非常容易理解。中国现在所拥有的是大量的利益知识分子，就是为各种利益说话的知识分子。为穷人说话没有利益可图，穷人当然不会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如果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概念来说，中国不存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应当有的“有机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能够超越具体的利益，而为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说话。人们甚至可以说，执政党也没有这样的有机知识分子。谁都想从执政党那里分得一块利益，但就是没有人为这个组织的长远利益考虑。从知识供应的角度来说，中国目前所面临的诸种问题，例如收入分化、社会不正义和道德衰落等等，知识分子是要负起责任来的。知识分子没有能够超越自身的利益，为改革政策提供有用、有效的知识。
知识分子不能超越自己的利益，视追求私利为已任。这一特点更使得政治权力轻易吸纳和消化知识分子。这一点，可以举现在的科研制度的设计作为例子来说明。随着政府财力的增加，政府对大学、研究机构的投入也越来越多。但是，并没有任何迹象可以回答这些年大家谈论的“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中国没有大师级学者？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没有培养大师的制度设计。
中国的制度设计是用来控制知识发展的，而不是用来推动知识发展的。在中国的科研评审制度下，教授学者们活得很辛苦，整天要为发表论文发愁。中国的评审制度要求教授每年都能写出大文章来，这有可能吗？结果是，一辈子也写不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来。做研究和写文章完全是两码事情。好文章是建立在长期的研究基础上的，把时间都来用在写文章了，哪有时间来做研究!
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工资制度的设计，也扼杀着知识的创造和创新。在中国，教授、教师和研究者们的基本工资都非常低，没有额外的收入甚至连养家糊口都会发生困难。这要求他们把很多时间都花在申请研究经费，用各种变相的途径把研究经费转化成为自己的收入。这里就产生了很多负面结果：第一，贫富分化，中国的教授中，穷的人和社会上的穷人没有什么差别，而富裕者犹如社会上的富豪。第二，不鼓励科研和教育。对很多人来说，科研和教育只是副业，因为他们要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搞钱上。第三，变成钱的奴隶。教育和科研部门所掌握的钱越多，知识分子的奴性就越重。现在方方面面设计了非常多的科研项目，要各方面的人来申请。你听话了，我给你一块；你不听话，我就不给。除了十足的腐败，这个制度设计所带来的就是行政控制。
在西方，教授、教师和研究者90%以上的收入都来自基本工资，工资可以给他们带来体面的生活，这就会让他们有充分的时间来从事科研和教育。中国现在的情形如何？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不到一半的收入来自基本工资，其余的来自其他资源。在基本工资不能维持一个体面生活的情况下，谁有时间来做严肃的研究呢？如果也想西方那样，把工资制度调整一下，让90%的收入来源于基本工资，结果就会很不一样。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进行改革呢？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整个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博士后都被利益化了。这个非常漫长的教育链条，被各种利益所分割。那么多的寄生于教育的机构，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设计了无数的项目，通过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社会压力，施加于受教育者及其家庭之上。教育的目标是传授知识和生产知识。但现在中国教育的各个环节除了钱，毫无目标。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教育的投入也越来越多，但中国产生了一个像样的学者吗？更不用说是大师了。现在连两院院士都成为各种组织争取利益的工具。中国的教育者应当看看西南联大时期的情况，在那么恶劣的情况下，培养出如此多的大师。可以说，钱越多，教育就越腐败。中国已经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中去了。结果牺牲的是受教育者及其家庭。因为接受教育是文化发展和创新的前提，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根本就谈不上生产和创新知识和文化体系了。
另一方面，尤其对文化创新来说，中国又豢养了一大批不会创作的作家、艺术家、歌唱家等等。为什么这些事业单位不可以企业化呢？中国的市场那么大，这些群体通过市场机制可以过好的生活；同时，市场机制的压力也可以刺激他们的创作精神。这个改革为什么不能进行呢？
更为严重的是，政府部门更是对这种制度进行“寻租”来追求物质利益。例如教育部。这些年来，教育部设计了多少评审、评估等名目繁多的的项目呢？很多项目表面上冠冕堂皇，但实际的目标就是明目张胆地向社会要钱、向学校要钱。
现在大家都在讲文化创新，知识创新。但如果所有这些制度不能得到改革，那么文化知识创新只会是幻想罢了。尽管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文化创新和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性，但没有基于自身的文化创造和创新，能拿什么“走出去”呢？相反，如果中国的文化创造者的思想继续被殖民，继续是权力和利益的奴隶，那么中国文化的继续萎缩不可避免。
作者郑永年是国大东亚研究所所长，本文是作者在2011年12月为浙江人文大讲堂所作题为《中国能否为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范式？》的演讲节选的第三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