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进口的“百家”既不能解释中国的实践，更不能指导中国的实践。英国哲学家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或者权力），而力量（或者权力）是要承担责任的。今天讨论知识与责任这个问题，主要是出于对中国目前知识界思想状况的深刻担忧。尽管中国继续被外界视为权威主义政治体系，但从社会意识形态来说，中国已经步入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这一方面是好事情，这种局面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多元利益格局的反映。利益的多元主义必然导致思想多元主义。
多元化进口思想的影响
第一、目前在中国存在的主义都是从西方进口而来。历史地看，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期。当时中国社会处于大转型，各种思想系统化，互相竞争来影响现实政治。但当时所有的思想和主义，都是源自于各诸侯国的实践，各种本土思想也意在影响各诸侯国的国家建设。就是说，各种思想都和现实相关，它们来自实践，不仅能够解释实践，而且也能指导实践。但现在进口的“百家”既不能解释中国的实践，更不能指导中国的实践。思想决定中国的前途，思想的目的是指导行动，任何思想是行动导向的。如果这些进口的思想成为了官方主导的思想，会对现实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随着全球化进程，西方思想也在全球化，中国也无意拒绝西方思想。不过，从近代以来各种进口的思想对中国社会政治实践的巨大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来看，人们必须思考这个问题。
尽管中国现在也面临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但从长远来看，最主要的危机就是中国人，尤其是各类精英的思维或者思想危机。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转型之中。有很多问题是任何一个转型社会都会面临的普遍问题，但也有很多问题是国家战略和政策所致。这后一类问题往往和决策者的思维和思想有紧密的关联。且不说毛泽东时代所进口的思想例如“阶级斗争”和“计划经济”，对中国社会的毁灭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等思潮，也在继续对中国社会产生类似的影响。只要中国精英层的思维和思想继续处于最近以来的“被殖民”的状态，继续让进口的思维和思想来主导改革的政策，中国社会继续面临无穷尽的问题。
第二、各种思想已经表现为极端性。思想在各国之间流通不可避免，也有其必要性，但极端思想则会产生消极后果，极端的思想导致极端的行为。在中国，很明显，各种进口的思想正趋向极端。这尤其表现在左、右（自由）派之间。左、右派之间激烈的思想竞争，已经导致了两者的极端化。这种局面如果继续，有可能会超越中国的改革局面，而导向激进甚至革命的局面。
第三、各种进口的思想早已经显现出其影响公共政策的取向。思想由不同的社会群体进口，而进口什么、不进口什么，则取决于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现状及它们所要追求的新利益。因此，思想始终和公共政策相关。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到今年的各种“左派”思潮，在这一点上都具有同样的性质。它们一方面追求自己可以获取利益的公共政策，另一方面对这些政策给予了强有力的论证和辩护，使得社会的整体认为它们是在追求公共利益，而非自私利益。
第四、各种思潮不仅和公共政策相关，而且也开始和社会力量相结合。只要是行动导向的，各种思潮必然寻求和社会力量的结合。一旦结合，就可实现“知”与“行”的统一，从而导向现实的改变。改变现实当然是目前的中国所追求的。但问题是向什么方向变化？如何变化？变化的获益者是谁？这些变化又会对中国整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必须回答。简单地追求变化，所得到的很可能是大多数人不想看到的变化，甚至是必须努力加以避免的变化。
去意识形态化的结局
先来看执政党。改革开放以来，从总体上来说，执政党一直处于一个“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之中。改革开放之初，去意识形态化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高度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旧的意识形态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大阻力。很显然，要进行改革，首先就要去意识形态化。这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解放运动的政治背景。这场“实事求是”的运动，修正了原来的意识形态，使得意识形态不再在中国政治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有效地推进了改革开放进程。没有这场运动，很难想象日后中国的进步。
问题在于，此后，执政党不再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任何社会和政治体系的运作都需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不仅要解释现实，而且也要指导面向未来的行动。随着很多社会问题的出现，执政党也感觉到有需要确立新的意识形态。从1987年中共的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02年十六大的“三个代表理论”到十七大的“科学发展观”，都是执政党重建意识形态的努力。
但必须注意的是，意识形态重建的努力，效果并不明显。实际上，现在的意识形态和传统意义上作为信仰体系的意识形态已经大相径庭。今天的意识形态主要扮演着如下功能。首先是论证政策的合理性。所有上述“意识形态”实际上很难说是“意识形态”，而只是不同的政策解释。第二是试图指导党政官员的政策行为。在这方面，这些“意识形态”还起着“统一思想”的功能。第三，更为重要的是，所有这些 “意识形态”主要是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因此，这些“意识形态”至多可以说是经济政策“意识形态”。
这些“意识形态”在有效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同时，却回答不了越来越多的问题，解释不了越来越多的现象，包括道德、社会、政治、文化等等。尽管围绕着这些“概念”，执政党也努力把这些“概念”推及道德、社会、政治和文化诸方面，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能够整合各方面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更不用说是把这些概念转变成为人们的世俗“信仰”了。
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衰落，另一方面是利益主义的崛起。这使得执政党面临无穷的问题。从前执政党具有两个武器，即组织和意识形态。现在，既然意识形态衰落了，只好全面依赖组织这一武器。如果说组织是硬力量，意识形态可以说是软力量。失去了软力量，执政党内部治理成本就大大提高，例如，执政党内部的腐败已经变得不可收拾。就外部而言，执政党的统治效率越越来越低，政府规模不断扩大，但政府对社会管理失灵的现象则越来越严重。
但最为重要的是执政党往往因为没有意识形态，而失去了引导国家发展的大方向。意识形态说到底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执政党之所以能够执政，就是要引导国家和社会去追求和实现这些核心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执政党实现了两种权力，即领导权和统治权。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曾经指出，统治阶级的统治要具有合法性，就必须超越其本阶级的利益，而体现国家意志（national will）。就是说，执政党必须超越自身的利益，而能代表社会整体的利益。如果能够这样，执政党就会享有领导权。
如何超越执政党本身的利益？一要建立国家的核心价值，也就是全体人民都认同的价值，二要带领全社会追求这些核心价值。但很显然，党政官员在过去的很多年里GDP（国内生产总值）主义横行，赤裸裸地追求经济利益，从而出现了无穷的社会问题。无论党内外，GDP主义驱动下的单相面的发展，造就了以钱为本的金钱主义。很多严重的社会现象就是金钱主义的产物，包括党内大面积的腐败、社会分化和党内外道德的衰落等等。
随着执政党领导权的减弱，其统治权必然强化。针对党内的反腐败运动和针对社会的维稳运动，是统治权强化的典型表现。但也正因为体现国家核心价值的意识形态的衰落，腐败越反越严重，维稳越维越不稳。
左右互搏 各取所需
任何一个执政党是必须具有意识形态的。这些年来，至少在意识形态部门的人们对此是有认识的。在官方缺失一种能够整合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情况下，他们就不断诉诸于任何对他们有帮助的政治意识或者意识形态，包括民族主义、传统儒家价值等等。当然，这些意识之间并没有任何有机的关联，什么场合、什么时间，需要什么主义，就把那个主义抬出来，这就是官方思想意识的现状。
因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衰落，中国出现了巨大的意识形态真空。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因此很快崛起，在中国的思想舞台上进行竞争。近年来，竞争之激烈到了何种程度？各种社会思潮之间并没有任何交流或者交锋，它们之间的竞争只是把各种思潮推向极端。其中最显著、影响最大的就算是左派和自由派之间。左派和自由派之间不仅互相竞争激进化，而且两者都是针对政府政策的。简单地说，左派构建了一个公平正义的乌托邦，而自由派构建的则是自由民主的乌托邦，双方都用各自的乌托邦来批评对方，批评政府的政策。
公平地说，左派和自由派都同样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并对政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感到不满，因此两者都对政府抱批判的态度。不过，两者对问题的诊断不同，对如何解决问题的认知不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的倡导也不同。
左派的意识形态涉及到很多方面，但就其和官方的政策相关性来说，主要是要否定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政策。自1980年代到现在，左派在这一点上从来就没有变化过。他们看到了问题，而把所有社会矛盾统统推给市场经济。一般而言，左派的理论来自马克思及其相关的新马克思理论的各个变种。马克思强调市场经济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资本，其本质就是要把一些事物，包括社会关系商品化和货币化。社会关系的商品化和货币化，导致了社会秩序尤其是道德秩序的衰落甚至解体。这个分析并没有错。
从这个逻辑出发，左派指向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比较极端的左派相信这些都是邓小平的错。他们认为，如果不是邓小平把市场经济引入中国社会，中国社会不至于面临很多的问题。这些人因此开始怀念毛泽东，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视为是一个具有社会秩序和道德高尚的社会。有人甚至提出要回到毛泽东时代。这种看法在一些年长者那里流行，怀旧是今天中国社会的一大趋势。更重要的是，这种情绪也存在于那些并不理解毛泽东时代到底是怎样的年轻群体之中。和年长者不同，年轻人认同毛泽东不是根据生活经验，而是根据对毛泽东主义的文本解读。应当说，今天中国的年轻人中，有不少人信奉毛泽东主义，除了一些社会现实（例如收入分化和社会不公）外，主要是左派知识分子构建毛泽东时代 “社会公平正义”“天堂”的努力的结果。
不过，左派面临两个大问题。第一是如何解决。马克思从资本的本质出发分析了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但并没有找到解决方式。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式是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市场。因此，所有共产主义国家当时都把消灭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但很显然，这个人类历史上的大试验已经被证明为大失败。无论是斯大林版本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还是毛泽东版本的中国社会主义，最后都演变成贫穷社会主义。
贫穷社会主义之下有没有可能产生有效的社会秩序和高尚的社会道德？没有。在西方，市场经济对政治权力，或者资本对政治权力构成制约。但在贫穷社会主义下，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一体化，政治控制并不受任何的制约。在任何社会，贫穷社会主义都是和高度的政治专制连接在一起的。政治和经济的一体化，既导致了社会空间的消失，也导致了权力的腐败，很难说是道德的。社会没有自身的空间，高度依赖于政治。在当时普遍贫穷状况下，人们基本生活得不到维持。贫穷生活显然产生不了社会道德。在危机（例如饥荒）时刻，中国也发生了各种触目惊心的非道德和反人类事件。当然，当时人们的道德低下事件，并没有像今天那样被广泛报道出来。实际上，即使一些人怀念毛泽东时代，但有多少人真的想回到毛泽东时代，再去过那个时代的贫穷生活呢？
第二、不管其有多么大的缺陷，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所找到的最好的创造财富的机制。没有市场，就没有有效的财富创造机制，就没有小康生活。无论在西方还是亚洲，市场经济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小康社会。中产阶级和小康社会就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如果没有市场，国家所主导的经济活动，会导致另一类更为严峻的不公平，就是前东欧学者所说的“新阶级”。这是一个以政治权力为基础的官僚阶级，垄断着国家的大部分经济资源。
简单地说，要通过消灭市场经济而转向国家权力来解决社会秩序问题，除了怀旧和乌托邦，并没有任何现实可行性。
本文是作者“知识、力量与责任：中国的知识群体向何处去？”研究报告节选的第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