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不管你是否使用“中国崛起”这四个字，国际社会似乎已普遍接受了这个概念，而且从我的观察来看，大部分使用这个概念的人对中国并无恶意。至于印度是否真正崛起，国际上还有争论。但对中国的崛起，世界似乎已形成了共识。
置身国外时，对此感受尤深。中国的崛起似乎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事实。我1983年访问泰国的时候，泰国还鲜有来自中国的客人。我下榻的饭店经理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我：“你真的来自‘红色中国’？”我离开之时，他说，“请向邓小平总统问好。”而今天，中国游客已成为泰国最大的客源。15年前我到台湾访问，在台南市中心一家餐馆吃小火锅，老板娘听说我来自中国大陆，惊讶的盘子几乎掉在地上：“你跟我们长得一样啊？”而今天，台湾很多计程车司机都会说：“听说大陆进步很快呀。”实际上，整个中国周边的地区，从朝鲜，到韩国，到泰国，到越南、老挝、柬埔寨，甚至到澳大利亚，几乎一夜之间，中国游客就成了他们最大的客源，随之而来的就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人民币几乎都可以兑换了。
在欧洲，“中国热”也一直持续着。除了商店里有很多中国制造的产品外，带有中国文化元素的东西，从中式老家具到老子的《道德经》都很受欢迎。瑞士的名牌表店，家家配上了华人职员。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现在每周有77个航班直飞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南京等城市，上座率近百分之百。从布鲁塞尔到巴塞罗那，从慕尼黑到阿姆斯特丹，从巴黎到伦敦，与中国崛起有关的讨论会一场接一场，让人应接不暇。不久前，参加了在里斯本举行的中欧论坛分组讨论会，葡萄牙总统致词强调：“欧中关系的前景无比广阔。”
拉美情况也类似。巴拿马和中国还没有外交关系，但我到巴拿马参观闻名世界的巴拿马运河，运河管理局的经理一听我来自中国，便为我一人单独介绍了半天这条运河的历史和今天，最后说：“我们早该和中国建交了。”我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计程车司机问我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我说“中国人”。他以拉美人特有的夸张口气说：“中国人来了，我们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在巴西，一位多次访问过中国的学者对我说：“20年前，上海比不上圣保罗，现在圣保罗比上海落后了一大截。”
我在发展中国家讲学，每当提起中国经济30年内增加了18倍以上，并且提前12年实现了联合国2015年极端贫困人口减半的“千年目标”，听众甚至会自发鼓起掌来。正因为这样，今天的非洲也特别关注中国。莫桑比克工商部官员对我说：“我们欢迎中国的投资，越多越好。”我到坦桑尼亚的第二大城市阿鲁沙，旅店经理与我开玩笑：“只要中国人每人捐给我们一分钱，我们国家就现代化了。”在约翰内斯堡，一个黑人教授对我坦言：“非洲很难重复中国奇迹，因为上层没有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下层缺少中国人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一次在内罗毕谈中国发展模式，一位听众问：“中国出口到非洲的产品质量不怎么好，这是什么原因？”没等我回答，会议主持人、肯雅塔大学的校长就说：“过去日本产品的质量也很差，中国很快就会赶上来的。”讲座结束，我坐上计程车回旅馆，司机听说我来自中国，对我说，“中国货质量还不错，但中国人建的路更好，车开上去真舒服。”
对于中国的崛起，除了赞誉之外，也有不少担心、疑虑甚至反感。我去意大利米兰做访问教授，一位当地学者私下对我说：“很多意大利人害怕中国人：中国人来了，把经营不下去的杂货店和餐馆都买下，然后开意大利餐馆，卖比萨饼和面点，比我们意大利人做得还好，还便宜，再加上偷税漏税，我们怎么竞争？”意大利和西班牙后来都出现过针对华人的骚乱。
有一次我去巴塞罗那开一个讨论中欧关系的学术会议，见到法国前总理法比尤斯，他对我说：“我们欧洲人心里真是有点害怕中国，不是担心你们要打仗，而是担心这么一个问题：除了需要人与人直接接触的服务外，在几乎所有其他的领域，中国最终都可能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我最近去非洲也有这样的感觉：随着中国在非洲影响的迅速扩大，不少当地人开始抱怨中国产品损害了非洲的民族工业，抱怨中国人不与当地居民接触。
在日内瓦举行的一次讨论亚欧经济制度比较的研讨会上，一位丹麦学者甚至提醒“欧洲经济要当心‘中国化’”。他说，“你看，欧洲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企业都是小公司，现在很多小公司的经营方式越来越不规范：不开发票、非法雇用东欧工人、节假日也干活。”另一位学者则持异议：“这是欧盟扩大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竞争使然。中国的企业倒是在从不规范走向规范，否则中国不可能吸引到这么多的外国直接投资，而欧洲企业则需尽快摆脱许多不合时宜的规范，否则欧洲将失去国际竞争力。”
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心情更是复杂。我前年到纽约出差，住在曼哈顿尚东区的一所公寓里。临走时，我的美国房东老太太以略微犹豫的口气问我：“现在我们是朋友了，你能不能坦率地告诉我：中国和美国之间以后会不会打仗？”老太太在朝鲜战争时期是美军护士，毕竟是过来人，知道中美交恶对双方带来的代价。美国近期的民意测验表明近三分之二的美国公众认为美国应该和中国发展互利合作的关系。但一位资深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私下对我说，美国一方面感受到了中国的崛起已势不可当。但另一方面，又总觉得很难接受一个不信上帝的民族，一个“共产党国家”竟然会成功，竟然要与美国平起平坐。与欧洲相比，美国的宗教势力影响更大，意识形态色彩更浓，这也影响了很多美国人对中国事务的判断。
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人众多，但对中国前景误判的人也最多，不少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先是预测邓小平百年之后中国要大乱，后又预测中国会像苏联一样解体。有一个叫章家敦的美籍华人2000年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国即将崩溃》的书，还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他认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将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冲击下迅速走向崩溃，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0年之后，非但没有崩溃，而是通过改革开放和体制创新，经济总量翻了两番，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中国还成了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带动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现在回头一看，不是中国崩溃了，而是这些唱衰中国的观点崩溃了。不久前，在巴黎一个中国问题研讨会上，一位学者不经意地提到了章家敦的名字，会场发出一阵笑声，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他成了国际学术界的笑柄。当然，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仍有不少人死抱住僵化的意识形态不放，天天盼望着中国的崩溃，那也没有办法了，就让他们去吧。
很久以来，中国总是对发达国家说：我们人均收入比你们低很多，赶上你们还早着呢。但西方很多人，特别是工商界人士往往不这么看。他们说：你们人民币的汇率是扭曲的，不能反映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你们沿海发达地区在硬件的很多方面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你们的发达地区就有3亿多人口，总体上已经接近南欧发达国家。你们内地的发展速度也不慢，和沿海正在形成一种良性互动。西方持续不退的“中国热”很大程度上与这种研判有关。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人自己十分清醒。中国知道自己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遏制和消除腐败，缩小贫富差距，建立社保体系，推动生态文明、推进法制建设和政治改革，确保中国的长治久安，等等。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还需要全体国人今后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我们不会为国际社会的种种赞扬而忘乎所以，也不会为任何暂时的挫折而垂头丧气。中国迄今所取得的成绩还只是初步的，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笑在最后才笑得最好。这种清醒姿态的背后是一种新的民族自信心：通过过去几十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基本上摸索出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不管我们今天面临多少挑战，我们还是处在1949年以来最好的时候，处在近300年来最好的时候，而且处理各种问题的资源和回旋余地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可以冷静从容地应对各种挑战，继续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推进这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现代化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