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推行十年之久的万历新政最终也只是成为明王朝灭亡前的一次回光返照。为了革除弊政、再造中兴，他毅然以一身担天下之重，力挽狂澜，扶大厦于将倾，公忠体国、呕心沥血，综核名实、事必躬亲，终于积劳成疾，五十八岁的年纪溘然长逝。
谁曾想，身体尚留余温，清算已然来临。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不仅有他本人及其家族势力，更有他为之拼上身家性命的新政改革，以及念念不忘的大明王朝。他所寄予厚望的万历皇帝非但没有成长为明君圣主，反而成了灭亡明朝的罪魁。“明之亡，实在万历”，史家自有定论。历来改革家身后所遭厄运，沉痛未有如居正者，这是人生的大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国家的悲剧。
皇帝的猜忌
万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的明显不同是，居正名义上要落实明代开国以来建立的各项规章制度。但他自己恰是违反“祖制”最严重的一个。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自行掌控政府，六部直接听命于皇帝，原本属于宰相的权力被剥夺了，君主专制自此名副其实。内阁并不是政府的正式机构，不过是皇帝的秘书班子。正常情况下，君主强势，内阁辅臣充其量就当个跟班。机缘时运，居正辅佐的是一个十岁孩童。作为首辅，他虽有宰相实权，却并不合乎“祖制”，更无宰相之名。名不正则言不顺，他无权直接向六部下达政令，只能向皇帝提出建议，也就是“票拟”，待皇帝同意后再传达给六部，这道程序必不可少。但事实上，居正不仅实际上取得了原本只有宰相才能享有的部分权力，成为真宰相，某种程度上并且成为“假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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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君主独断权力发展到登峰造极地步，皇帝对于士大夫动辄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是颇为反感的。乾隆就明确表达了不满，认为“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这足可代表明清帝王的心理。居正素有恢弘宇内、澄清天下之志，而今总揽朝政，一切举措皆出自其手，皇帝反居无为之地。十余岁的小皇帝或许会感激他，但成年之后必定感到后怕、担忧，甚至心生猜忌。万历皇帝明知道自己才是居正的主人，但在无法实际支配政权的时候又必须受制于人，甚至对于他的支配者，还必须博取好感。这种极为复杂的矛盾心理，为后来万历皇帝对于居正生前身后态度的反复种下了祸根。
同僚的误解
居正一生比较受人诟病的是，堂堂朝廷大臣竟与内廷太监沆瀣一气，玩弄阴谋诡计扳倒恩师高拱不说，还处处袒护这帮阉竖，实在令人不齿。对此，居正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为了能够推行万历新政，什么手段都可以使上，你们是洁身自好，不愿与阉竖为伍，但你们有更好的办法吗？没有！居正在处置朝中政务前，必须向皇帝奏请批准，皇帝年幼，李太后秉政，他作为外臣不便经常出入后宫，只能寻找内廷宦官作为连接他与太后、皇帝的中介。
这个中介就是万历皇帝的“大伴”和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他是一个在宫廷呆了许多年的老太监，当然具有太监的本性，贪婪刻薄，心狠手辣，毕竟他们不是正常人。但相对于其他太监，冯保应当算是稍微有些政治识见的，在新政问题上，他总体上都能配合居正，也有为明王朝再造中兴的愿望，这一点最是难能可贵。居正是务实干练深通权谋的政治家，绝非迂腐不通世故的书呆子。居正的意思，既然必须用到内廷，与其用一个只知敛财供皇帝取乐的奴才，远不如让一个稍微懂点政治的冯保来主持内廷事务。
从实际效果看，居正敷衍、迁就、拉拢冯保的手段是起了作用的，在其当国的十年之中，内阁和司礼监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冲突，有效保障了新政各项举措的顺利实施。或许正因冯保与居正的关系，万历在着手清算居正前，先行问了冯保的罪，可见，万历也视二人为一体。但这些良苦用心，同僚们又怎能理解？
士林的攻讦
阳明心学发展到后期，空谈流弊逐渐显现，不务实学而好使气，拘执意气之争而不通事理，恰恰走上了程朱理学的覆辙。顾炎武指斥最深，“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清流空谈误国，必然一事无成，居正引为深恨，故而于万历三年下令“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空谈废业”。毁书院、禁讲学，钳制舆论，居正因此得罪了读书人。
心学思想家何心隐驳斥居正禁止讲学的政策，并准备上书与他辩论，但湖北巡抚帮了居正的忙，把何心隐杖毙于武昌，只不知这是出于居正的授意，还是下属体会首辅的难处，自己拿了主意。实在地讲，居正此举有他的考量。俗语云：“筑室道旁，三年不成。”新政举措一件一件出台，必然触动多方利益，儒生们不识大体、不明事理，更不懂政务，妄生非议，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新政措施的落地。
居正则急切于看到实际效果，容不得对新政有过多不同的意见。实际上，诚如熊十力所言，居正“虽未自承得力阳明，然识者则知其为善学阳明者也”。居正自己也说：“学问既知头脑，须窥实际，欲见实际，非至琐细、至猥俗、至纠纷处，不得稳贴。”这便是阳明“人须在事上磨”的意思。
天下人的指责
“夺情”事件就像一次预演，暗示着居正命运的结局。万历五年，居正十九年未见面的父亲死了，按礼法，居正该“丁忧”守制，但他内心竟然不愿守丧，他心中所忧虑的还是朝廷，如他离开中枢，这刚开启的万历新政恐怕有始无终、难以为继。他配合皇帝演了一场双簧戏，应允皇帝“夺情”的旨意，纵然是背负千古骂名，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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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同僚、言官甚至天下人都不依了。百善孝为先，朝廷历来提倡以仁孝治天下，当朝首辅居然不守父丧，还算是人吗？还配当首辅吗？实则上书反对“夺情”的言官，多是真心为居正着想的人，包括他的门生、同乡和挚友，他们发自肺腑地劝告他，如果他仍然同意“夺情”，那么全天下人就会诋毁他贪恋权位，不顾礼仪廉耻，那时他该如何自处？但居正是铁了心的，不管这些，门生同乡的反对更加激怒了他，就假借皇帝之命廷杖言官。
因反对夺情而遭处罚的五个人，全是有名的青年才俊，公认的品质高洁的君子，无一人与反对改革的保守势力有什么瓜葛，更没有人受到指使，他们反对的目的也绝不是要扼杀新政，而是真心为居正考虑。这其中的纠结，真是让人感慨万分。虽然从表面上看，“夺情”事件是居正胜利了，但这也成了他一生的污点，永远也洗刷不去。
百姓的“沉默”
变法改革在实质上是对利益分配关系的重新调整。不论王安石变法，还是张居正改革，触犯的都是大地主大官僚大资产者利益，普通老百姓在整体上是得到实惠的。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反对的声音？为什么都是记载变法改革弊端的文章书籍流传了下来？深层次看，这里边涉及到话语权的问题。王小波提出了“沉默的大多数”命题，认为古往今来存在一个最大的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绝大多数是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相反，还存在另一类人，那就是吕思勉所说的“会开口的、受人注意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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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历史，特别是研究变法改革，要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掌握话语权能够通过正常渠道发出声音的，多是既得利益者及其代言人，他们的所谓“怨言”通过文人墨客的生花妙笔可以上达天听，甚至流芳后世，变法改革导致“民怨沸腾”的“民”，说的就是这些人。这些因循守旧、冥顽不化、抵制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联起手来扼杀新政，简直小菜一碟。商鞅被车裂，王安石抑郁而终，张居正下场惨烈，都不过是历史现实的一次次再现。真正得到实惠好处的平民百姓却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发出自己支持或反对的声音，他们是连表达支持改革的机会也没有的。
居正的性格
性格决定命运。罗念生在谈古希腊的悲剧时说，悲剧里没有什么病态的或恶劣的人物，悲剧里的英雄都是高贵的人物；只是他们性格里有某种缺点，才遭遇那可悲的命运。居正的一生是真正英雄式的悲剧，但并不让人感到悲伤、悲哀，只是感到悲壮，夹带着一丝悲凉。居正并非圣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道德上亦非完美无瑕，对于政治人物来说，这些都在所难免。致命的是，居正信仰的只是权力，他太迷信权力所能起到的作用了，却没有意识到，权力既然能够掌控一切，那么等到失去权力时又会怎样呢？眼前的一切只是因为他的存在，如果他不在了，一切都会推倒重来。
权力是把双刃剑，为了顺利推行新政，居正斩获了近乎绝对的权威，但同时也割伤了他自己，使他沉醉于权力的梦幻之中，无法自拔。万历皇帝恩准让他的儿子作状元，他想当然地认为那是对他勤劳国事的报答，殊不知这种博取好感的心理顷刻之间就会基于自卑走向反面；同僚们对他百般奉承，吹捧新政给帝国带来的荣耀，他便以为整个朝堂都与他同样抱着中兴社稷的志向，殊不知他们只是恐惧他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至于那些切身利益受到触犯的豪强劣绅，他以为全都被整治得服服帖帖了，殊不知他们的内心正积压着即将熊熊燃烧的烈火，只等他的死掉，便会发起无情的反攻。此时此刻，我们仿佛能够听到他们躲在幕后发出的狞笑，真是让人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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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事情，居正是明知其不可而为之，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在其生前，必定是已对死后命运有所洞察，故而在与同事官员的书札中每每吐露心声。如“唯赤条条一身，光净净一心，以图国家之事，而不敢一毫有所希冀”；“仆以一身当天下之重，不难破家以利国，陨首以求济，岂区区浮议可得摇而夺者乎？”“当主少国疑之时，以藐然之躯，横当天下之变，不复计身为己有”。不管身处何种艰难处境，他总是抱定以身许国的信念，义无反顾，按照既定的目标前行，毫不退缩。“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吾每读张居正，未尝不废书感叹：明代养士两百年，终至于在如此颓废的时代，造就了如此俊杰的人物！
居正死后四十年，东林党领袖邹元标拖着曾因反对“夺情”被居正廷杖致残的双腿，上疏朝廷为居正恢复名誉。清流们指责他没有了当年的气节，并质问：你当年骂居正，今天又为他说话，岂非首鼠两端？元标感慨道：“为人臣子者，首要为国家计，可不拘小节也。沉浮半生，方知江陵之艰辛。”
这是迟到近半个世纪的理解，更是历史的吊诡！可惜为时已晚，世间已无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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