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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需要一个秩序。不管人们主观上是否需要这样一个秩序，这个秩序必然会出现，因为各个体之间基于利益之上的互动，会导向这个秩序的出现。在实际层面，不同形式的秩序也是一直存在着的。这个基本判断是讨论中国和世界秩序的前提。对中国来说，问题不在于要不要一个国际秩序，而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再者，“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对中国来说，也并非仅仅是一个规范问题。不管中国如何强大，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并不以中国本身的意志为转移。更精确地说，中国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是可能的？简单地说，中国能够确立或者参与确立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决定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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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必须积极应对当今世界的无秩序

    历史上，中国曾经确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但传统上的“国际秩序”并非近现代意义上的，因为中国历朝历代所建立的秩序，只不过是中国内部政治秩序向外的一个延伸而已。尽管人们也称传统中国为“帝国”，但中华帝国和世界上存在过的其他帝国有本质上的不同。在其他帝国之内，属于帝国的各个政治实体相对比较独立，比较自治，只是让渡了一部分权力给帝国政府。但中华帝国实际上已经接近近代国家形式，其内部的各个部分通过中国特有的制度机制，与政治权力中心整合。这就是为什么当其他帝国解体的时候，帝国内的各个个体都成为了独立实体，而唯独中华帝国没有。直到今天，中国仍然继承了清朝的版图，而清朝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帝国。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曾经有几度沦落为“殖民地”，就是中华帝国被外来民族所统治。在外来民族统治中国期间，中华帝国本身成为外来民族所确立的帝国的一部分。外来力量所确立的帝国，其规模往往远较中华帝国大得多。但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外来民族最终都接受了中华文化，用中华的统治方式来统治整个帝国。结果，外来力量所建立的帝国，往往成为中华帝国的版图。历史地看，中华帝国本身的扩张空间非常有限，现在中国版图的很大部分，是外来力量扩张的结果。

    在西方力量到达中国之前，中华帝国一直是这个区域最强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华帝国本身有能力独自确立一个“国际”秩序，那就是朝贡体系。数千年里，朝贡体系一直是中华帝国处理其和周边国家关系的制度，主要是一种经济贸易制度。不过，这样一种贸易制度安排所体现的则是中华帝国的文化，即中华文明的优越性。中华帝国臣民对这种文化优越性的深信不疑，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周边的国家（朝鲜、日本、越南等等）都接受了这种文化，而且也是因为所有外来力量（异质文化）也最终被中华文化所同化。因此，即使在进入19世纪之后，中国被西方力量所打败，不得不和西方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时候，清朝政府官员仍然对这种文化的优越性毫不怀疑。只有等到中国被自己的邻居日本打败之后，中国人才失去了这种文化优越感。日本曾经是中国的学生，大量引入中国文化。但在西方力量来临之后，日本转向学习西方，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日本不仅打败了西方国家（俄国），而且也打败了从前的老师中国。

    被西方列强和日本打败之后，中国开始学习西方，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下生存，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应当指出的是，近代以来，中国已经和世界秩序无缘。中国所能做的是竭尽全力去了解这个世界秩序，并在这个世界秩序内生存下来。中国并没有走向世界体系，而是世界体系走向了中国。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帝国主义的盘中餐，清朝和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大量的不平等条约，割让了大量的土地。

    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统一国家的成立，终止了中国被帝国主义继续瓜分的过程，但生存外交仍然继续。在苏联和美国所建立起来的两大次国际秩序中间，中国选择了苏联。在和苏联交恶之后，毛泽东曾经想通过输出中国版本的共产主义，来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但没有成功。在中美建交和中国加入联合国之后，中国才真正和国际秩序确立了正式的关系，至少在政治上说成为这个秩序的一份子。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又从经济上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一部分。

    因此，崛起之后中国和国际秩序的关系如何，实际上决定于中国的崛起方式和过程。简单地说，中国已经是国际秩序的一部分。当中国决定全方位地加入现存国际秩序的时候，中国已经选择了一条和苏联不同的道路。苏联尽管有能力和美国一起建设一个国际秩序，但选择了另起炉灶，确立和美国相对立的体系。冷战时代，美苏两国各自确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次体系，这两个次体系构成了国际秩序。但这个秩序很脆弱，以核恐怖的方式来维持两者的关系，也就是两者互相依存，谁也不吃掉谁。

   在苏联及其主导下的次国际体系解体之后，世界上只有一个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了。中国已经加入这个秩序，并且是这个秩序内的重要一员。为什么现在要再次提出中国的国际秩序这个问题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和自己选择加入的这个国际秩序发生了冲突。或者说，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现存国际秩序利益之间的冲突。中国融入现存国际秩序走过了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可说是第一个阶段，中国实行“请进来”的政策，打开国门，让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在这个阶段，中国和国际秩序不会发生什么冲突。第二个阶段，也就是90年代，中国实行的是“接轨”政策，主要是修正自己的制度体系来符合国际秩序的需要。各方面的“接轨”主要表现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努力上。这个阶段，中国也不会和国际秩序发生冲突。从本世纪初，中国开始实行“走出去”政策。“走出去”就和那里已经存在的外国资本或者其他力量发生了冲突。无论是发达的西方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国都面临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冲突。因此，中国的一些人开始考虑，如何重新确定中国和世界秩序的关系问题。

    中国和苏联所处的情况不同，现在的世界只有一个秩序，中国已经是这个秩序的内在一分子。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选择革命已经不可能。也就是说，中国不可能发动一场革命，推翻这个秩序，来重新来确立一个秩序。同时，中国也不可能像苏联那样，脱离这个秩序，另起炉灶，确立一个次国际秩序。这表明，中国已经是现存体系的一个巨大既得利益者（stakeholder），中国既不能推翻这个秩序，也不能脱离这个秩序另立体系。因此，中国和这个秩序所能发生的关系，就是作为一个改革者，在秩序内部作改革。

    这种因素决定了中国在世界秩序中所能扮演的角色。中国在现存秩序内部能够做什么？从中国的国家利益视角看，至少有三件事情中国是必须做的。

第一，中国必须在体系内部壮大自己的力量，不断往上爬。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至少在世界经济体系内已经举足轻重。实际上，在这个体系内部，中国也已经得到了相应的地位，例如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中国的地位都有上升的趋势。尽管中国在这些体制内的权力，和中国的大国仍然不相对称，但要意识到的是这个体系不是中国确立的，而是美国和西方确立的。中国往上爬的努力和中国实际得到的权力之间，必然存在一个差异。

第二，中国可以成为这个体系的改革者，使之更加符合自己的利益。因为这个体系是美国和西方建立的，体系和中国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是显然的。但这并不是说，这个体系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就没有利益冲突了。美国等国家也发现，这个体系和本国的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这就要求这个体系内部的每一国家都必须有所妥协，否则这个秩序就很难生存和发展。每一个国家都可以通过改革，努力使得体系有利于自身，但妥协是必要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在这个体系内部，不可以天天当反对派，表达对体制的不满，因为中国已经是这个体系内部庞大的一个既得利益，所获取的利益远较其他国家多。较之中国，那些处于体系低端的其他国家有更多的抱怨。

第三，正因为中国已经处于体系的顶端，中国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这里必然涉及到中国在体系内部的领导权问题。中国能够得到多少领导权，取决于中国的国际责任。例如，中国可以提倡改革，通过改革使得体系更加符合中国的利益；但如果中国过于自私，在改革时不能考量到较小国家的利益，中国所提倡的改革就会很难推行下去。因此，这就要求中国在自我利益和他国利益之间追求均衡。这方面，对其他的大国也一样。早些时候的英国，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和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在这方面都为人们提供了很多经验教训。再者，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也决定了，中国也会在各个方面遇到强大的批评声音，甚至是反对力量和挑战者。

    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已经跃升成为世界体系的重要部分，也可以开始行使一些领导权了。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已经知道和学会了如何做大国。实际上，在这方面，中国毫无准备。并不是一个国家具有了经济和军事实力就可以成为大国。经济和军事力量只是大国的基础。历史地看，英国和美国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学会如何做世界大国，但其他一些国家则失去了做大国的机会。例如，苏联就没有学会如何做大国，尽管其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国的邻居日本也是一个例子，两次失去了做大国的机会。第一次是二战之前。日本是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亚洲国家，取得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巨大进步，但日本则错误地选择通过军事主义做大国，结果不仅给亚洲人民造成了灾难，也给日本本身造成了灾难。第二次是二战之后，日本在很短时间里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但日本同样没有成为世界大国。这里除了美国的制约因素之外，日本本身的因素是主要的，日本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历史问题上和亚洲国家搞不好关系。也可以预见，尽管中国的经济崛起了，军事现代化也在进行，但要在现存国际秩序内学会做一个大国，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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