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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今天的中国面临各种问题，但崛起难以避免。不过，做大国很不容易，需要面临各种挑战。如果要做大国，中国有很多有关大国的问题需要回答，有很多大国必须面临的挑战和大国所需要担负的责任。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面临的挑战和所要负的责任，是关乎世界秩序的问题。面临今天世界所处的失序状态，中国必须考量一系列的问题，包括有没有世界秩序？需要不需要世界有秩序？世界秩序是如何产生的？大国和世界秩序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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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国际关系文献中，主流观点就是一致的——国际关系的本质是无政府状态，世界的无序状态是常态。正因为是无政府状态，战争也被视为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和平则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尤其在世界进入主权国家时代之后，更是达到了顶峰。自从主权国家的概念从近代欧洲产生以后，一直从欧洲传播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到现在，没有一个国家，不自称为主权国家。在主权国家时代，主权国家就是国际社会的单元，没有一个政府可以自称为高于主权国家。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国际社会不存在一个高于主权国家之上的政府，或者世界政府。从这个角度来看，世界的无政府状态的确就是常态，世界从来就不存在一个像主权国家内部秩序那样的世界秩序。

    没有一个高于主权国家政府之上的政府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没有其它组织会考量你的利益，你必须尽你所能来追求自己的利益；也没有任何组织在你的利益，甚至安全面临危险的时候会来保护你，你必须自保。因此，对主权国家来说，最高的利益是国家的安全，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安全。

    不过，对“世界的无政府状态”的假设是可以质疑的。经验地看，没有世界政府不是等于没有世界秩序。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世界的无政府状态，每一个体都会面临无政府状态的威胁，因此构建秩序也是人类本质的一部分。人类社会实际上也是有秩序的。历史地看，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几种形式的国际秩序。

    首先是帝国形式。在帝国产生之前，人类社会由各个分散的和互相不发生关联的地方政权组成。帝国是第一种世界秩序，它把各个地方连接成一体，形成一个共同体。帝国之后，欧洲经过漫长的中世纪时代，进入近代主权国家时代。主权国家产生之后，主权国家间的战争成为常态。为了减少甚至避免战争，人们也设想着各种高于主权国家之上的国家组织，来规制和约束主权国家的行为，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体制，就是这方面典型的努力。但是，必须把国际组织和世界秩序区分开来。尽管国际组织的目标是为了创造或者维持一个世界秩序，但其本身不是世界秩序。国际组织就是由各个国家参与的、不管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主权国家之上的组织。

    从历史上看，没有大国和强国在背后的创始、支持或者操纵，国际组织就不会有重大的意义。国际组织对于世界秩序的积极面，在于其创造了各个国家尤其是大国互动的平台，这个平台类似于一个人为创造的人类共同体，参与国似乎获得了一种成员资格，一种认同感。正如每一个个人，每一个主权国家除了追求物质利益，也追求非物质利益，尤其是声望。即使在这个国际平台上，主权国家并不能得到多少物质利益，但恰当的行为则可以为这个国家带来声望，也就是其他国家对这个国家的认同。对国家声望的考量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调节甚至制约主权国家的国际行为。国际组织因此有助于世界秩序的产生。

    世界存在过秩序，也仍然需要一个秩序。但今天的现实是，我们所面临的这个世界，几乎处于无序状态的边缘。人们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是否需要一个秩序，而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秩序和如何建设这样一个秩序。

    很多迹象表明，这个世界又正在再次进入一个混沌的无秩序状态。可以从如下三个层面来理解世界进入无序状态的问题。

    第一个层面是全球治理制度。现存的全球治理制度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已经没有能力协调主权国家之间的利益、防止它们之间的冲突。这些组织建立之初就是为了建设国际秩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们也的确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成为国际秩序的象征。所有主权国家都想加入这些组织，并受惠于这些国际组织。但今天的实际情况是，这些组织在协调国家间行为、减少国家间冲突、阻止国家间冲突等方面很难有作为。例如，联合国几乎已经成了国际冲突和战争的“善后机构”，它没有能力阻止国家间的冲突与战争，只有到了冲突和战争爆发之后，才出来进行一些所谓的人道主义的干预或者救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是如此，它从来就没有能力来预测和阻止国际经济和金融危机，只是在危机发生之后，力图应付已经发生了的危机。无论是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部分时间都被花费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争论，实际行为少而又少。

    第二个层面指的是主权国家层面，那些为国际关系提供结构要素的国家，要不没有能力单独来提供国际秩序，要不没有能力和其他国家合作和协调来提供秩序。在这个层面，主要是大国关系。在帝国时代，是单一大国构造了国际秩序；但进入主权时代之后，往往是几个大国合作来构造国际秩序。可以说，大国就是国际秩序的构架。大国是国际秩序的供给者，没有大国在背后，就不会有国际秩序。大国合作好了，国际秩序就没有问题；大国不能合作，国际秩序就成为问题。最典型的就是冷战期间的美国和苏联。

    在美苏冷战期间，国际秩序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首先是国际层面，尽管美苏两大国都是联合国的成员，但两国之间并不存在一个共同的国际秩序。如果说存在一个秩序，那么就是一个通过互相威慑而达到的恐怖平衡。美苏两国都是核武大国，它们之间的互相核武威慑构成了脆弱的国际秩序。其次，在区域层面则存在着区域国际秩序。冷战期间，世界一分为二，美苏各自负责自己阵营内部的秩序。这种内部秩序如何维持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实际上，因为美苏是两个超级大国，其他较小国家没有什么选择，要不选择加入美国阵营，要不就是苏联阵营。很少有国家能够做到中立。也即是说，无论是国际秩序还是区域秩序，背后都是大国。

    冷战之后，国际秩序形式发生了变化。因为苏联及其所主导的东欧集团的解体，国际秩序合二为一，美国成为了唯一的霸权。直到今天，还没有出现像当初的苏联那样，能够挑战美国霸权的另外一个大国。但问题在于，作为唯一霸权的美国已经没有能力来提供国际秩序。这可从如下几方面来理解。第一，冷战的解体，表面上看促成了美国的一霸天下，但实际上大大增加了美国维持国际秩序的成本。从前苏联还维持了半个世界秩序，但现在都需要美国来维持，至少美国试图维持整个世界秩序。第二，因为来自苏联的威胁的解除，从前因为恐惧于苏联而求助于美国的国家，不再像从前那样听从美国，这使得美国很难像从前那样从这些国家获得支持，来承担维持秩序的成本。第三，美国“一霸天下”的局面也使得其没有了外在的制约，从而开始犯巨大的战略错误。最显著的就是小布什总统期间开始走单边主义路线。单边主义一方面证明了美国强大的能力，但同时也加重了美国的负担，促使美国更快地衰落。第四，美国不想和其他国家分享权力。尽管小布什政府之后，美国在调整政策，更多地诉诸于多边主义路线，但美国的多边主义还是集中于和其结成同盟的国家。对美国同盟之外的国家，美国还是不情愿共享国际权力。问题在于，美国和其同盟国家即使齐心合力，也很难造就和维持国际秩序了。

    第三个层面指的是主权国家内部的政策，负面地影响着国际秩序的建设和维持。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内政的变化必然影响到大国的外交关系，从而影响到这个国家和国际秩序的关系。这从西方的扩张中可以看到。现在的国际秩序究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源于地中海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圈，这是一种具有高度使命感和扩张性的文化。西方早期的扩张主要是文化的扩张。资本主义在近代西方产生之后，西方的扩张具有更强大的动力。近代主权国家从西方扩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更是如此。可以说，西方文化、资本和国家力量三位一体的扩张，造就了人们所看到的世界秩序。

    同样，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最近一波全球化，也离不开西方资本和政治的推动。但所不同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不再像从前那样被动应付全球化，而是主动加入到全球化的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取巨大利益。在很短的历史里，这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现在被称之为“金砖国家”的国家）在全球经济体内部，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正在导致国际秩序的变化。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尽管现存国际秩序为西方所确立，但西方已经很难主导这个体系。正因为这样，西方国家，尤其是作为霸权的美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西方国家内部，不利于国际秩序的力量在崛起，有效制约着西方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例如，最近这些年，贸易保护主义遽然在西方崛起。从前都是发达的西方大力提倡自由贸易，它们施加各种压力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来打开发展中国家的大门。但是现在的情况变得非常复杂。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已经成为贸易自由的提倡国，而发达国家则经常实行其贸易保护主义。

    美国和联合国的关系也很典型。美国在联合国成立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联合国在很长历史时间里，也是美国和西方的工具而已。但现在尽管美国仍然是联合国的一个关键国家，但美国也很难单独主导联合国体系了。因此，美国对联合国也不那么关心了。在一些领域，当联合国的议程和美国的国家利益相冲突的时候，美国干脆就不参加这些项目了。这种情形也发生在其他所有国际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

    所有这些现象表明，现存国际秩序出现了大问题。如何重建国际秩序？这是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在以往，大国在重建国际秩序过程中是关键。这个事实到今天也没有改变。尽管国际关系的话语和实践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民主化，但这并不表明在国际新秩序建设过程中，所有国家有能力扮演同样的作用。大国还是关键，没有大国的合作就不会有国际秩序。不过，大国在建设国际秩序过程中，如果不能考虑到较小国家的利益，这个国际秩序也很难持续。考虑到中国现在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然要在未来国际秩序的改革和建设过程扮演关键作用，中国和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中国无法回避的。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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