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指责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认为这不能反映历史的全部面貌；也有人反对历史叙述中间的“政治挂帅”，转而高擎“社会史”的大旗，然而历史显然也不是平头百姓的家谱。在真实的历史过程中间，帝王将相固然不能够控制和掌握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平头百姓也显然不是完全消极与被动地作为历史背景。历史确实不是个人主导的，一切重大的历史过程都是有组织的力量在起作用的结果，历史上的英雄绝少是“孤胆英雄”，而是作为一支队伍中间的杰出奋斗者角色出现的。
自从大同社会崩溃之后，历史上也很少出现什么“自由人的联合”，人们组织起来进行奋斗，总是一种“非自然”的整合因素在起作用的结果。迄今为止，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间，最强大的整合因素足以推动历史进程的、广泛地把人们组织起来的强大整合力量是资本和权力。权力最后依托国家机器来直接起作用，而资本则通过间接方式去完成人力物力资源的整合。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他的对立面，都过分地高估了资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间的整合作用，在他们的叙事中间，常常有意或者无意地把资本作为唯一有效的、或者是唯一可以接受的整合力量看待。然而事实并非总是如此，资本确实在欧洲历史过程中间曾经是作为最强大的整合力量，并推动欧洲国家的中央集权建设进程，中国很早就具有完备的中央集权制政府存在，资本的整合作用从来都没有占据过优先地位，无论是宣称资本主义阶段无法超越，还是抨击国家政权的腐败和异化，都无法改变在中国现实中间资本至今无法取得优势地位的事实，解放前的“官僚资本”和改革后的“腐败”，都是资本依附权力的表征。欧洲历史上资本的主导地位这不仅体现在历史叙述中间，而是也作为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主导叙述线索，政治学中间的所谓“国家与社会”二元叙述，实际上不过是把资本和权力的整合作用进行有偏见的替代叙述，而经济学上强调的所谓“效率优先”则是绝对肯定资本积累过程必须顺利完成的意志。在中国研究本土历史过程中间，从前中国的知识精英一窝蜂去去寻找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今天则一窝蜂地去寻找“市民社会”的印记，虽然在这样的专案审查方式中间，也能够找到许多蛛丝马迹，然而殊不知中国并没有经历过欧洲那样的资本和资本家主导社会历史过程的经历，总是显得根据不足。
在国家机器的逐步走向强化的方向上，中国与欧洲是一致的。但是起点与方法是大不相同的，中华国家机器的强化过程，首先是服务于防御性质的公共安全目标，最后是在列国争霸过程中间陷入安全困境，最后为了降低安全成本而追求统一的；而欧洲近代国家的统一过程，则是服务于进攻性质的对外争霸的需要。在国家职能上，中华国家机器完善之后，首在缓和国内矛盾；而西方国家机器建设过程始终服务于把内部矛盾向外转嫁。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国家机器的对外竞争特色非常明显，是作为一个对外的竞争实体而存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逐步引入对外缓和阶层矛盾的职能。
在国家机器的建设与强化过程中间，欧洲是资本家群体和国王的合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的是内部市场的统一和外部争霸的需要，是新贵损害旧贵的利益建设新的利益格局。中国是诸侯和他周边的助手共同完成的，结果是通过实现政治统一来解脱安全困境，消除无价值的高安全成本，受益者是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
在近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间，特别是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使得国家政权成为一个最强有力的人力物力资源整合因素来起作用，是资本整合因素的强有力的对照。如果考虑这样的历史过程，那么西方学术界包括马克思都给予了资本家和资本积累过程过分的高估。在中国的学术界中间，无论是从前的资本主义萌芽说，还是今天的市民社会研究，乃至政治学领域里的国家社会的二元理论方式，都是过分高估资本作用的意识形态演绎。国家政权与资本都可以用以动员人力物力，据以发展经济，问题是资本整合方式受制于资本积累的规则，如果没有足够的利润激励则成本“非资本领域”，无法完成国计民生所需。非资本领域的存在是人均资源不足，资本积累布具备条件的结果，在第三世界国家，在穷国的弱势群体内部，要解决迫切的问题都无法依赖和等待资本的作用。
把国家政权和资本的作用，进行对照看待，作为互为替代的整合因素来看待是只要的视角。两者都有其积极之处和消极作用，并且资本的作用由于是一种间接的动员方式，要受制于是否具备宽松的资源条件足以支持资本积累的正常进行。所以选择直接的动员方式――国家主权，还是选择间接的动员方式――资本，不是一个可以任意替换的想当然。如果资源条件不够宽松，非资本领域就会大量广泛存在，无法达成社会发展目标。
在政权与资本之间，过分美化资本的作用，不论是在“市场”还是在“社会”面目底下的美化过程，都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服务于国际垄断资本的意识形态。这种言说不顾特定的资源条件，屏蔽掉历史与现实的视野，采用最常见的专案组手法，一味地宣传政权的消极面和资本的积极面。目的是为国际垄断资本扫除最强有力的限制因素，充分发挥垄断地位的作用。这与毛泽东时候知识精英过分突出资本的消极面，无限制地吹捧政权的积极面，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就是这样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变是自己的职业利益追求“低投入、低风险、高产出。”
需要在这样的真实历史背景下，重新解读西方国家的政治民主的历史作用，发现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精英群体的解读，基本上是在中国特定背景下去解读西方的一种想当然，所以对于西方启蒙以来的一切美丽语汇，其真实涵义都有重新审视的必要。而马克思根据欧洲历史进程总结出来的“五阶段论”，尤其不合适用来解释中国完全不同于欧洲的历史进程。
一、中华民族的重要历史过程回顾
与欧洲的历史面貌明显不同，中国并没有存在过所谓的奴隶制时代。中国的历史演进过程是直接从原始公社时代，在产生了社会分化的基础上，直接进入集权制国家阶段，中间也没有西方历史那种意义上的封建社会。
中华民族国家机器的建立和强化过程，与西方社会具有非常明显的分野。在新石器时代，今天已经发现的居民点已经超过7000处，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农业发展条件好，农业技术也相对比较发达的周部落，获得了一个推行其“全球化”的机会，结果是“三分天下有其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个影响力的建设过程，既不是基于商业利益垄断的殖民地拓展过程，也不是捉别人当奴隶的武力征服过程，最合理的解释是农业生产方式的推广与农业技术的普及过程，因为这样就有了一个彼此认同的基础。周代的建立与分封制的实施，实际上是一个利用旧有的影响力，再进行一次不那么受当地人讨厌的家族扩张过程。由于当时到处都是闲置的土地，农业生存所需要的地盘相对少，对于处于相对原始状态的渔猎和游牧部落而言，周人的到来不构成一个竞争，而是近距离展现了新的生活方式以及自己也可以模仿的可能性。
最初的国人和野人的区别，大概是因为农业部落迁移到新处所的人，害怕受到当地居民的疑忌和攻击，因此就为了安全而普遍地筑了土围子来保护自己。这样住在土围子里面的人就称为国人，住在土围子外面的人就称为野人，国人一般是从周部落的旧居地迁移出来的，主要是以农业为主，因为农业需要生产工具，还在土围子里从事手工业，这些手工业大概是集体所有制，历史上记载是“工商食官”，意思就是工匠和商人都是有公家给饭吃的，农业大概是已经搞了分田到户，是吃自己的。而野人大抵上还是停留在游牧或者渔猎状态，可能有时候也拿些东西来与国人交换，比如向国人交换金属工具和武器，还有粮食等等。后来野人看见农业生活比较稳定，也就逐步改而采用了农业生产方式，这样以农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全球化”就在野人主动接受的情况下完成了。
在开始的时候，国人和野人可能仅仅具有经济关系，没有政治上的管辖关系，后来是因为偶然因素，使得国人要去管理或者联合野人。主要的起点大概就是齐桓公时期，当时管仲提出了“尊王攘夷”，这个时候的背景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大概是强盛起来了，或者完成了勾结过程，具有很大的力量，开始向中原进攻，侵略邢、卫等土围子，这一下住在土围子里人的国人都被打得立足不住，纷纷向南逃窜。这一下大家都感到紧张了，没有办法只好团结起来去争取胜利，管仲及时地举起“尊王攘夷”的大旗，号召国人和野人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搞“三郊三遂”政策。这个政策实际上要建立起国人与野人之间的政治管辖关系，原来国人是不在政治上和野人发生关系的，野人也可以不买国人的帐---我干吗要服你的管？这一下有强盗要来杀人放火，你们野人住在没有土围子的地方，比国人更加不安全，因此大家要联合起来，出兵出粮出枪，去打仗，这样就要求每个土围子开始对近郊的野人实施管理职能，国家机器的一些主要方面，如财政体系、兵役动员和管辖关系，在应付意外情况的时候慢慢地就开始完善与建立起来了。因为有组织能够胜过无组织，组织得好的能够胜过组织得差的，因此春秋五霸中间的第一个了不得的奢遮人物齐桓公就此诞生了。
书上说“建制立法，强国富人，是谓法家”，法家实际上就是适应强化国家机器的时代需要应运而生的那些人，管仲就是第一个法家。而中华国家机器的强化过程，首先是在应付外来侵略的公共安全目标中进行的，并非是为少数人利益最大化服务的。所以孔夫子对管仲还是持肯定态度的，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意思是如果没有管仲，我大概要和蛮夷一般打扮了），没有认为他是为精英阶层服务，帮助搞独裁和推行极权主义。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孔夫子对国家机器持肯定态度的一贯原因，政权是可以用来为多数人的利益和公共目标服务的。当时国家的兵力主要是用于对外的，不是用来对内的，有一个“吃瓜换班”的故事，很生动地再现了这一事实，说当时齐国有个国君，对外出戍边的将士许诺在第二年吃瓜的时候就换班，吃瓜的季节到了，外面的将士想家，就送了一些瓜给国君，提醒他该是换班的时候了，国君不高兴，没有费心去找人换班，结果外面的将士冲回来把国君给干掉了。这个时期国家的常备军，还没有作为政权的保护力量来起作用，大概这也是为什么春秋时代发生如此之多的政变的原因。
中华国家机器的强化与建设过程的完成，始终是伴随着法家的身影的。在战国时期，列国交征，天下攘攘，这个时候各国统治集团面临的头号关键问题，就是如何赢得生存下去的机会，这个生存机会也明显是决定于相对的人口、经济和军事优势。因此不仅要尽可能增强自己，还要尽可能去削弱竞争对手，自己固然要尽可能把人力物力动员起来，还要尽可能防止别人也实现了这样的军事动员。在这个过程中，法家诸子就忙着制订政策和策略，奖励“农”“战”，帮助各路诸侯提高综合国力，并通过有效措施保证把国民经济转入战争动员状态。
当时从地缘战略看，韩、魏、郑、宋、鲁诸国处于四战之地，难守易攻，防守成本高，遭遇进攻的风险大，而且地势无险可凭，想要参与竞争并取得最后胜利的条件是不好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燕、赵。从易守难攻和腹背稳定而言，齐、楚、秦三国的条件比较好，具有最终统一中原的机会。从国内实现人力物力整合与动员而言，齐的条件最好，人口殷实，土地肥沃，文化昌盛，而且长期开发之后，国内的民众认同感易于建立，但是齐长期陷入内部纷争，而且与周边国家长期陷入战争，国力虚耗严重，统治者没有雄图大略，因此最后国事糜烂，公元前222年齐王建不战而降。
与齐相比，楚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但是境内许多是新开发的地带，许多民众还处于游牧或者渔猎状态，而且境内有云梦泽这样的大面积无人地带，交通和往来都极为不便，要在这样的条件下实现国家力量总动员是最困难的。同时由于内部派系争斗激烈，楚地域广大，防御不周密，国防四处漏风，曾经被伍子胥带吴军从间道偷入郢都，有破国亡家之险，幸赖借来秦兵才得以复国。楚的国事绝对不是区区一个只会吟诗作赋的屈原所能够挽救得了的。
秦国的条件相比较而言最好，东面有函谷关之险，在与六国争雄的过程中，能够依托地利减少不少防守成本。西北灭国十二，开地千里，后方稳固。公元前317年，从金牛道入川兼并巴蜀。在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都陆续兴修了许多大型水利工程，使得农业收获稳定而且高产。公元前356前开始，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废井田、开阡陌、立什伍，还规定兄弟必须分家。总而言之，建立了一整套政治经济制度，成功地把国民经济转入战争动员状态，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方便动员起全国的人力物力用于对外军争。由于在竞争的双方中间，还很容易在弱势的一方内部出现比较严重的分化，因为弱势的一方面临着覆灭的危险，比较难以保障其成员的未来前途，因此就会出现更多的个人为了自己的当前利益，去出卖整体利益的情况，各国高层都有许多被秦人收买的间谍，就具体地体现了这一点。另外由于秦的强势决定了合纵的失败和连横的成功，这与今天大家争着向美国谄媚一样，西瓜靠大边和弱国无外交是千古不易的至理。
秦从孝公开始前后六代君王前赴后继，秣马厉兵，到秦始皇上台的时候，一统天下的基础已经非常牢靠了。李斯上书给秦始皇说，可以象拭去灶上的灰尘一样，轻而易举地把山东六国兼并掉。后来的军事兼并过程也表明，李斯并没有夸大，从公元前230年内史腾率军十万灭韩，到公元前221年灭楚，前后不过十年时间，从战争进程看，基本上是波澜不惊，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风险。从此以后，“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在这个意义上，虽然统一消灭了六国旧贵的优势地位，但是老百姓从此却再也不用参与和忍受“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那样没完没了的兼并战争了，人们在安全方面支付的成本与代价（包括财产和生命方面的代价），在中央集权制国家建立起来之后就急剧下降了。集权制国家机器的作用一是能够维持公共安全，第二是可以消除在安全方面由于排他性的政治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所带来的成本。
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使得老百姓有了一个相对安逸生活的条件。原来秦国按照与六国争雄相适应而建立的国家总动员体制，以及为强化管理而颁布的严刑峻法，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理应进行宽松的改革。特别是在新灭六国的条件下，各种矛盾与纠葛都在暗地里集中，更需要争取人心和民意的安抚工作。这个时候，秦始皇手下那帮子吃白饭儒生高参，并没有能够在这个关键方面给予适当的注意，而是围绕着要不要援用古老的惯例、适用什么样的礼仪而费尽口舌。原来秦是在内部认同感比较高的群体中搞严刑峻法的，特别是又有外面竞争条件的存在，因此人们能够适应和接受这些，现在内外部条件都变的，这些东西适足以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因素。特别是六国旧贵潜伏在暗处，正在待机而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蔓延和壮大，最后埋葬了秦王朝。
汉朝建立的时候，倒是听信了那些无知文人的分封建议，结果却埋下了七国之乱的祸根。到了汉武帝手上，才逐步把国家的对内管理职能建立与完善起来。核心内容就是要在思想格局建设上统一于内法外儒，注重通过教化方式来建设认同感，在国家行政管理上，注重人才的选拔过程，并在选拔人才的此过程中实现国内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阶层整体化，把认同感建设与思想统一推广过程，通过具体的政治利益分配过程来加以强化。然而如果仅仅如此，国家管理长治久安还是没有基础的，因此更重要是盐铁官卖---这实际上是相对公平地把税负摊消下去，同时也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以相当低的管理成本收上来。还有就是为了防止豪强势力的膨胀，避免商人祸害民生搞囤积居奇，还推行了均输平准之法。今天西方国家在货币市场上还常常使用的所谓公开市场业务，与平准没有什么不同。系统地以国家政权的力量，来防止精英阶层走极端，避免他们们坏民生条件和激化社会矛盾。从此之后，中国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管理方略，趋于大体稳定，没有什么原理上的创新与突破，有的只是一些手法上的变化。
从春秋战国的长期战乱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经过了数百年的苦难历程；从秦统一六国到汉武帝把国家管理的总框架定下来，大约又经过了80年的时间，中间又经过了大规模的战乱和黄老之学的曲折，最后又是在匈奴的军事威胁下重新认识到国家机器确实不能弱化，为什么认识过程总是要在失败中，在人们付出了惨重的生命财产代价之后才能完成积累经验的过程呢？那些总是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号称真理在握的中国历代知识精英，他们的主张老是象打摆子一样忽左忽右，他们到底有没有能力让人们少犯错误和减少牺牲、从而帮助人们及时完成至关重要的认识过程呢？
这个中央集权制国家机器的建设过程，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由于单一权力中心的存在，而且又长期有意识地抑制豪强，采取各种方式避免社会矛盾激化，使得中国社会矛盾的激化速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许多王朝都延续了几百年之久。由于中央集权制国家消灭了西方国家那样的强大贵族阶层，因此中国社会的底层民众，与西方的封建社会相比没有贵族的直接压迫和奴役，具有相对多的人身权利保障和自由，而且没有西方那种广泛存在的人身依附关系存在。梁漱溟说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李泽厚说“血缘基础”，费孝通调查的结果显示了所谓的“差序格局”，都是这样一个中央集权制政治权力带来的后果，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孔学名高实秕糠”是非常深刻的，那些拿着孔夫子混饭吃的人，都是些一文不值的家伙，他们的所谓学术基本上都是些瞎说。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方相比所造成的差异，根本不是按照孔夫子的学说设计的结果。而是因为秦始皇削平封建山头，一统天下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制政府，这个政府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长期执行抑制豪强的政策，因为豪强坐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会破坏民众的生存条件，激化社会矛盾，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毛泽东说“百代多行秦政法”恐怕就是这个意思。
实际上正是在这个中央集权制政府的抑制与刻意打击之下，欧洲中世纪那种对农民维持广泛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伴之以超经济强制的“领主庄园制”在中国没有发展，这种制度中人与人关系模式，原本是游牧部落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常态，一直保留到了游牧部落实现农业化之后，这其实就是欧洲封建制的来源。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存在，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有利于下层社会群体的，最明显的就是中国没有欧洲那个腐朽没落的领主贵族阶层骑在农民头上，这使得中国历史上农民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比欧洲的农奴状况要好得多，这也许是中国农民愿意认同皇帝，而中国精英阶层却拼命抨击皇帝的根本原因，毕竟是皇帝消灭了“中间阶层”却因此改善了农民的生存状况。而精英阶层原本可以指望的可以稳定控制和继承的贵族优势地位，就是建立在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强制基础之上的，结果被皇帝消灭了。因此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人际关系上伦理和血缘关系比较突出，应该不是一个原生态的设计，而是一个“水落石出”式的派生性后果，因为政治关系（包括超经济强制和人身依附）不突出，经济关系不突出（也因为是处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必然地血缘关系和邻里关系就占据了重要地位。这才是伦理本位和血缘基础的决定性因素。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存在，显然对于精英阶层的短期利益最大化有很大的抑制，具有更好的关注长远利益和稳定的意愿，能够主动抑制精英阶层走极端，因此带来中国社会底层政治经济地位的相对宽松（与欧洲相比）。
二、从欧洲真实历史演进过程看“民主”的真实面目
也正是因为中国历史与西方如此不同，五四之后西方学术的传入，在很多方面出现无法与中国的现实进行观照，成为空洞的屠龙学术，特别是在政治方面。例如所谓的公民（CITIZEN）概念，在中国就很费解，在西方就非常好理解，因为中世纪欧洲人身依附关系是非常普遍，只有在庄园外面的少数城镇，人们才不受人身依附关系的制约，所谓的西方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还有就是由于欧洲农奴的生活与现实处境极为无望，经济上的剥夺和人身压迫极为严重，因此欧洲迫切需要一种适应于在低文化水平人群中也能够快速被接受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就是为什么基督教在欧洲如此兴盛的原因，因为基督教实际上帮助领主更好地从思想上禁锢农奴，让农奴在今生无望的生活中觉得生活容易忍受一点。中国也有宗教，但是没有流行到西方那样的程度，这其实就是中国的精英阶层没有走西方那样极端的缘故，因此宗教禁锢方式没有得到他们的刻意推广和运用。而所谓的启蒙之说，在中国也一样是牛头不对马嘴，中国本没有这样的宗教禁锢，也就没有这样的东西需要推倒。
而所谓的民主是为限制权力而诞生的，乃是中国知识精英编造的一个最大的谎言。恰恰相反，民主是西方国家在一盘散沙的封建主中间，通过政治协商的方式来建设和强化中央集权的过程。西方现代民主的起源，许多人都把它上推到13世纪英国的大宪章和法国的三级会议，一些中国的白痴学者如秦晖，说这是国王主动招集纳税人会议，与他们进行协商，这是极端无耻的捏造。实际上情况是，西方的国王本来一个挂名的职位，本质上不过是众多封建主中比较有名望的一个，本来是没有权力对封建主进行摊派或者收税的。这两个国家的所谓民主，历史背景是当时因为在进行的十字军东征过程中，英国和法国的王权得到加强，国王慢慢地想要把这个地位长期化，因此就想要通过建立常设的政治协商机构，来寻求压倒一切封建主的地位，这个过程实际上进展并不大，直到海盗行为兴起之后，英国国王通过出售特许权和爵位等方式，实现了与资本家阶级的勾结，慢慢地才强化了自身的力量，后来又和资本家合伙，利用强大的力量，通过取消封建土围子的税卡等，先是在经济上后在政治上逐步削弱了封建土围子的势力，逐步地实现了真正的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政府的建立。从那个时候到今天，西方国家由一盘散沙的封建庄园，到建立起统一的中央政府，政府控制社会的能力和程度也一直是在逐步加深之中，国家财政在GNP中所占的比重也是从零开始直线上升，直到今天已经达到1/3左右。西方几百年的民主进程和历史，实际上就是一个这样的强化政治权力的作用与地位的过程，根本不是什么用来限制权力的。
欧洲的所谓国家，在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前，主要是一个地域概念，不是什么统一的政治实体。英国的统一实际上在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逐步完成的，法国实际上在在拿破仑手上完成国家统一的，法国人至今给予拿破仑很高的评价，实际上就是因为拿破仑就是法国的秦始皇。而德国统一的最后完成，实际上是在俾斯麦手上通过普丹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来完成的，在此之前，德国实际上不过是象“一口袋马铃薯”那样互不相关的封建土围子，各自占据的一块互相接壤的地盘而已。西班牙的女王在内部政变中被推翻后逃到法国寻求支持，而西班牙的封建主为了对抗法国的入侵，就特意推举要德国霍亨索伦家族的人来担任西班牙国王，以争取德国的支持，而这个事件就是俾斯麦发动普法战争的借口。欧洲的许多国王在19世纪末期，仍然只是一个外交上的象征地位，没有真正的行政权力，所以王位可以这样轻而易举地用来做交易。实际上欧洲“封建制”的尾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割得比较干净，虽然至今还留下许多遗迹。在这个真实的社会场景上，再回头去看待卢梭、洛克和霍布斯鼓吹的“社会契约论”，这就显然不是针对具有无上权力的国王（欧洲当时没有这样的国王和中央权力存在），而发出的有利于底层百姓的呼声；而是针对“一口袋马铃薯”那样的欧洲封建主，希望在他们之间通过政治协商方式建立起有机的联系，寻求建设中央集权制的道路。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在当时西方的商业和国家海盗政策（最典型的如英国的航海法）兴起之后，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是一个有力量的对外竞争实体。民主和社会契约理论在西方的历史背景里，是为了建设强有力的国家集权，主张在内部通过政治协商方式，实现精英阶层的整体化，这样才能够团结足够的力量一致对外。
五四之后中国的主流知识精英群体，把欧洲所谓的启蒙学说解说为纯粹的为老百姓作想的“民权”理论，是属于典型的“郢书燕说”。主要原因可能是当时中国政府已经停止了科举，知识精英群体失去了曾经非常通达的进入政权体系的坦途，出现了普遍的怨妇心态，要借此来破口大骂政府独裁、说当官的都不是好东西来出一口鸟气。后来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他们也借用这样的舆论资源和民主旗帜，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多数人利益进行言说和动员。结果两方面共同造就了这一历史性曲解---在道义上和事实上都过分美化了西方的所谓启蒙历史，高估了番邦蛮夷那些意识形态学术的价值。以至于后来中国在对于“民主”的理解上，长期存在两种主要的分歧：一方是要求通过广泛的政治协商实现精英阶层整体化，另一方则要真的把民主认真地落实为多数人的利益，前者注重形式追求少数人力量的凝聚和利益最大化，后者注重内容。今天的中国主流知识精英呼吁民主，还是为了象西方历史过程那样，要在中国实现更高程度的精英阶层整体化，这样才有更大的力量与合法性资源，在中国对多数人的利益份额继续进行蚕食，把精英主义继续向前推进到极致；而毛泽东向来把民主分为多数人的民主和少数人的民主，主张多数人的民主，反对把精英阶层整体化去共同压迫老百姓，真的要把民主在政治上经济上落实为真正的“民权”，结果当然就妨碍了少数人短期利益最大化，就被中国精英主义者抨击为“多数人的暴政”。
所谓的西方历史在近代的跳跃前进，实际上不过是陷在“五阶段论“里面没有自拔而已，一样是无关乎民主，无关乎法制，无关乎文化传统。英国的工业革命实际上就是在通过奴隶贸易、鸦片贸易和海盗行为的基础上，集中了大量的技术上可资利用的资源，在英国支持了几个象样的城市和产业群体，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协作，通过长期在固定场所生产带来的经验积累，逐步实现了工作母机和动力机械的改进，最后在200年的漫长过程逐步推进其工业革命进程的。工业革命的成就，实际上不过是一个资源集中之后必然就要发生的技术进步过程而已，称不上什么制度有益的证据。而且这个资源集中过程之所以能够完成，是因为全球当时各国包括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文明古国，都没有能够顺利发展起国家竞争意识和保护手段，因此英国本身在实力有限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样一个狼偷鼠窃的过程，得以在低风险低成本几乎没有遭遇到象样的反抗的情况下，轻易完成了，今天已经不可能有下一个了。
后来英国在政治上完成的所谓光荣革命，更不是什么西方人善于协商和妥协，本质上就是把内部矛盾转嫁出去了，避免了矛盾在国内激化并引发革命前途。而原始积累带来的大量财富在英国国内造就了一个新的庞大新贵阶层和政治力量，这股政治力量的兴起和状大，没有伴随对国内原有的统治阶级的经济地位的削弱和剥夺过程。从长远和全局看，实际上没有什么文化或者制度起作用的证据，最关键的避免革命因素是：在英国圈地运动过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能够顺利地大量移居国外。不然的话，这些农民如果长期集聚在本土，没有出路，是一定要爆发革命的。当然失去土地的农民也可能有几十个几百个去自杀，但是从1714---1820年，英国被圈占的土地达600万英亩至多，几百万失去土地的农民是绝对不可能一齐去自杀的，他们一定会基于基本生存权要求举行起义或者革命的，而且他们如果革命也一定是会成功的。那样就肯定没有英国后来的封建主通过圈地顺利变成农场主和资本家的过程，国家统治阶层不可能实现顺利转换与和平过渡。革命的结果一定是要叫封建主无法顺利成为资本家，要这个原始积累过程从终点回到起点。
把欧洲经济上率先完成的工业革命和政治变革过程，说成是制度或者文化的作用，实际上是西方学术界粉饰自己的祖先和历史，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的手段，这是地道的西方中心论和典型的“阿Q精神胜利法”，马克思在历史观上一样没有摆脱这个西方中心论。反过来法国因为其贵族顺利转化为农场主的机会太少，农民对外移民的不多，其革命过程就出现多次反复与争夺过程，根本原因仍然是对垒的各方没有多少缓冲余地，矛盾和斗争就非常激烈，竞争的各方都是尽力挣扎，或者说组织起来搞竞争---竞争内容就是到底是由什么阶层或者群体在政治上主导法国，并借以解决在法国本土经济资源分配中谁占据最大份额的问题。
今天在西方国家，民主协商政治和法律对社会大众相对有利，并不是因为这样一个政治制度中存在什么对群众天然有利的构架，恰恰相反，是因为西方社会在20世纪实现了社会阶层力量对比的相对均衡，精英阶层失去了走极端的机会，在已经实现普及大学教育（文化资源掌握方面的均衡）、实现了普遍富裕（经济力量上的均衡）和组织起强大工会组织（政治力量上的均衡）的工人面前，没有能力面对工人继续推进他们的利益边界了，这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同时也由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沉重打击，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引发了西方知识精英群体的深刻反省，在惨痛的血写的教训面前，战后法国80%的知识分子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出现了一个全球性的思想界向左转风潮，深刻地质疑把少数人利益放在中心位置的精英主义制度所的合理性，这也使得其他精英群体为了避免最坏的结果出现，不得不采取后退政策去退守最后防线，同意采取福利国家和累进税制度这样一些对下层社会相对有利的制度，在政治上也真正实现了普选权。这些惨重的血泪教训今天虽然淡化了不少，也还是能够使部分清醒的西方精英，看到走极端的危险，为避免最坏的情况出现，他们也有一点意愿，倾向于采取让步政策，具有了支付“保险费”的部分意愿。然而到了1970年代，这样一代具有丰富战争记忆的人，逐步地退出了历史舞台，血的教训被时间和生命上的新陈代谢所淡化，西方国家的精英主义思潮又开始抬头，利用资本全球化给精英阶层带来的有利谈判地位，对本国工人政治经济地位的进攻又开始了。与此相对应，在三四十年代的西方知识界曾经声名狼藉的哈耶克，于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相比较而言，由于中国革命过程主要是底层群众付出生命代价的结果，中国的知识精英在解放初就对这样一份血写的遗产不那么买帐，后来他们与毛泽东的长期纠葛就是他们拒绝接受中国革命血写的精神遗产，这与西方国家知识精英及其亲戚朋友直接上过战场，具有丰富的参加杀人或者被杀的惨痛经历不同，比如英国的汤因比就因为自己身边的同事和朋友差不多有一半死于战争，因此他对毛泽东的艰难探索历程的看法就与中国精英主义者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的良知是最少的，今天中国知识精英群体的主流，也仍然是全世界最右的或者最反动最无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