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阁

我并不讨厌孔子。一个死去两千年的老人，与我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反对过分拔高、宣扬孔子的思想。

回答这个问题，应该看看孔子思想的来源和五四运动的历史。

孔子的出生地鲁国，原先是周公的封地。

周公辅成王，是很有名的历史典故。周公时代，武王趁纣王主力出征东夷，国内空虚，伐纣成功，干了一把蛇吞象。

夺权之后，武王很快去世。怎么控制商纣故地，这是武王没来得及解决的问题。

周公大搞分封，商民迁徙分散，姬姓遍及天下，封地犬牙交错，通过联姻加强与异性贵族的联系，建立了家天下的格局。

通过大宗、小宗等家族制度，建立了以周天子为金字塔尖的树状社会结构，周天子——诸侯——贵族——平民，统治阶级内部逐层存在血缘关系。

这种树状结构之中，天子高于诸侯，诸侯高于贵族，贵族高于平民。一些人高另一些人一等，彼此之间等级森严，上级对下级存在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

然后，周公在血缘的基础上建立礼乐制度，层层控制，这是封建宗法的雏形。

周朝末期，诸侯之间血缘关系不断疏远，商地旧民造反的威胁性下降，周天子直接控制的领土萎缩，周天子军事实力下降，诸侯之间靠实力说话彼此吞并，礼乐制度自然土崩瓦解。

孔子生活在礼乐崩坏的时代。他认为，只要恢复礼乐制度，就能天下太平。他完全看不到，诸侯之间血缘疏远、商民威胁下降是因，诸侯之间彼此吞并、社会动荡、礼乐崩坏是果。希望本末倒置解决问题。

再次强调，法律也好，社会行为规范也好，不是法律规范社会行为，而是法律和社会行为规范反映社会现状。如果法律和社会行为规范与社会现状相冲突，被修正甚至被废掉的不是社会现状，而是法律。那时，法律如果没有被公开废止，也是一纸空文。礼乐就是这样。社会现状已经改变，礼乐自然崩坏。

孔子希望以一纸空文改变社会，自然是在做无用功。所以，他活着的时候，没人重用他。刘邦在打天下的时候，也是极度看不起儒生，曾经把他们的帽子当尿盆。

孔子死后，随着秦统一天下，刘邦消灭项羽，中国从分封制开始进入官僚制。秦朝实践证明，单纯依靠法家建立的官僚制，并不稳定，还需要封建血缘关系作为补充。一方面为了避免官僚集团在关键时刻集体反水，需要家天下维持稳定，另一方面是仅仅编户齐民、搞同坐、鼓励邻里告发还不够，还需要通过家天下的模式，把触角伸向基层。家天下内部，不适用法律，于是，开始强调封建宗法。

至此，儒家咸鱼翻身。先是刘邦启用叔孙通制订礼乐，后是汉武帝不择手段消灭诸侯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来经过若干代完善，宗法制度成为封建制度下，重要的统治手段。家族之外，有刑律；家族内部，有宗法；全国服从皇帝。法律管不到的地方，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君主对臣民，大宗对小宗，长辈对晚辈，有强有力的控制权。

儒家思想，就是这些封建宗法的理论依据，为其提供理论合法性。儒家思想存在严格的等级性，上级对下级有不能质疑的绝对权威——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不死，不亡，就是不忠，不孝。

需要注意的是，孝不仅仅包括孝敬自己的父母，也包括孝敬本族的老人，以及尊老，尊重三老，族长。家族是封建王朝的基层组织，三老和族长是封建王朝的基层触角。族长和多数家族成员的血缘关系可能已经很疏远了，但是仍然有权代表家族决策，仲裁家族内部纷争，控制家族公共资产，指导规范家族成员行为，举报家族内部不法分子，宣传教化落实封建王朝的重要精神……所以，仍然对家族成员有绝对控制权。比如，虽然赵太爷质疑阿桂的姓氏，但是实际上对阿桂有极强的控制力。赵太爷对阿桂的控制，源于封建宗法制度，合法性依据来自儒家思想。

而孔子思想，又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孔子的思想源于周公创立的家天下，族长管理家族的管理制度。这种制度之中，族长与家族成员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是不对等的。族长（乡贤）管理基层，统治者给族长（乡贤）撑腰。当然，族长（乡贤）在管理过程中，必然夹杂大量私货，顺手薅羊毛。支付代价的是倒霉的被管理者。当然，这也是统治者对族长（乡贤）的酬劳。

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孔子理论之中，权利和义务不对等，所以才能为以家族为基础的层级管理提供合法性。以孔子的思想为基础，很容易推导出皇权至上。所以，孔子的思想非常适合为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的管理制度提供合法性。每个封建帝王，只要不太傻，基本都能看到这一点。

反过来，如果人人生而平等（至少表面如此），那么族长凭什么管理家族成员，皇帝凭什么做皇帝？

这套思想及其支持的统治技术很适合封建中国，所以，不断修补完善，增强合法性，增加实施细则。从周公设立的等级制度、孔子思想、儒家思想，到最后进化出来的孔教，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日臻完善，用了两千多年。

但是这套社会管理模式和理论体系，在工业化时代就不好使了。

所谓，有孔教则无德先生。不论腐朽堕落反动万恶资本主义民主还是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都无法和孔教共存。

这不是说腐朽堕落反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是真民主，真正实现了人人平等民众共同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而是说如果有孔教存在，连腐朽堕落反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假民主都不会存在。

所以，袁世凯要搞封建复辟，要登基，要当皇帝，首先要祭孔。反过来，袁世凯一祭孔，马上引起国父的警惕。这不是国父神经过敏，事实证明，不久之后袁世凯就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复辟帝制。

说到这里，为什么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高呼打到孔家店，反对孔教支持德先生，就不用再赘言了。

考虑到袁世凯登基、张勋复辟，五四运动反对孔教，要求德先生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避免封建复辟。更重要的是为了粉碎大地主、封建官僚等残存封建势力等保守势力，继续统治社会的合法性。当然，青年学生反对孔教除了国家进步等原因之外，还有切身利益——家里的父母对他们有极强的控制力，在诸多问题上，他们没有自由，尤其是爱情和婚姻。我在《道德、婚姻、性交易与中国革命》之中，分析过这一点。

我们现在感觉不到孔教对我们的威胁，封建宗法制度的残酷，对人身自由的压抑和束缚，恰恰是因为当年投身五四运动的学生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推翻了孔教在中国意识形态之中的统治地位，剥夺以孔教为基础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统治的合法性。

一般来说，孔子的思想，作为历史上的统治思想之一，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之中，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不必妖魔化。但是，如果某些人在今天的社会生产关系条件下，过分拔高、宣扬孔子思想等适合封建等级社会统治的思想（或者其他打着传统文化幌子的思想，比如女德、比如弟子规、比如新儒家），甚至宣扬用尊孔替代德先生，那别人自然要怀疑他宣扬这些为等级制度提供合法性的思想的目的，警惕他的葫芦里准备卖什么药了。

来源：微信公众号“卢瑟经济学之安生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