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野、意志和品格”，任正非送给年轻人的三个词，何尝不是任正非自己身心历练多年的写照。
后任正非时代，华为何去何从？“不要总想着做第一，第二、第三，不要抢登山头，不要有赌博心理，喜马拉雅山顶寒冷地很，不容易活下来，华为的最低和最高战略都是如何活下来，你活的比别人长久，你就是成功者。“任正非说。
反对短期经济魔术
任正非在全球IT 企业普遍“常识迷失”的大背景下，拣起了“以客户为中心”这个老掉牙的真理，并长期视为圭臬。从美欧到中国，无数的高科技企业在资本力量和创始人快速致富的贪婪风气的推动下，纷纷搅入资本市场，并被资本意志所控制。华为却能以 10年为目标来规划“面向客户”的未来。
2010 年12 月，任正非曾给到华为取经的欧洲某大型电信企业的高管们上课，授课的题目是“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坚持艰苦奋斗”。他说：“这就是华为超越竞争对手的全部秘密，这就是华为由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三个根本保障’。”“我们提出的‘三个根本保障’并非先知先觉，而是对公司以往发展实践的总结。这三个方面，也是个铁三角，有内在联系，而且相互支撑。以客户为中心是长期坚持艰苦奋斗的方向；艰苦奋斗是实现以客户为中心的手段和途径；以奋斗者为本是驱动长期坚持艰苦奋斗的活力源泉，是保持以客户为中心的内在动力。”
华为一位高管举例：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的一批EMBA( 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 学员去英国兰开斯特大学交流访问，在考察了英国工业革命的辉煌历史后，再看今天的英国，感受到很大震撼。学员们向英国教授提到华为，对方教授评价道：华为不过是走在世界上一些曾经辉煌过的公司走过的路上。这些公司在达到顶峰之前也是客户导向的，也是不停奋斗的，但达到顶峰后它们开始变得故步自封，听不进客户的意见了，于是就衰落了。
2012 年7 月，在一份发言提纲中，任正非写道：“西方公司的兴衰，彰示了华为公司‘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坚持艰苦奋斗’的正确。”真理就这么简单和直白。 华为反对短期的经济魔术。当爱立信、思科、摩托罗拉这些竞争对手们都在以“财年、财季”的时点规划未来时，华为是在“以10年贵单位规划未来”。华为副董事长徐直军说，这正是华为能够追赶并超越对手的奥秘。
华为为什么不上市
任正非说，猪养得太肥了，连哼哼声都没了。科技企业是靠人才推动的，公司过早上市，就会有一批人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他们的工作激情就会衰退，这对华为不是好事，对员工本人也不见得是好事，华为会因此而增长缓慢，乃至于队伍涣散。
几年前，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 罗奇率领一个机构投资团队访问华为总部，任正非没出面会见，只派了负责研发的常务副总裁费敏接待。事后，罗奇有些失望地说：“他拒绝的可是一个3万亿美元的团队。”
任正非对此事的回应是：“他罗奇又不是客户，我为什么要见他？如果是客户的话，最小的我都会见。他带来机构投资者跟我有什么关系呀？我是卖设备的，就要找到买设备的人……”书中给出了答案：不是技术，亦不是资本，唯有客户才是华为走向持续成功的根本。华为要培育亲客户的文化，而非亲资本的文化。
佛典中所云：爱欲于人，犹如逆风执炬，必有烧手之患。华为能够存活20多年，没有堕入“流星”的行列，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远离资本力量的诱惑与控制。资本市场能够快速催肥一个企业和一批创业家，但也能够轻而易举地摧毁它和他们的“虚幻的成功”。
一杯咖啡撞击世界思想
在华为最近一次的常务董事会的民主生活会上，有人提议对任正非进行评价并投票：老板（任正非）懂技术吗？有 7 人投否定票；老板懂市场吗？又有 7 人投否定票；接着问，老板懂管理吗？有 1 人投否定票。投“老板懂管理”否定票的是华为副董事长徐直军。徐直军剥去了“老板的华丽外衣”，还原了真实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带有强烈任氏风格的任正非。
任正非对技术、市场乃至于企业管理并非都懂，只能算是“半瓶子醋”。但任正非的确是一位管理思想家，用任正非自己的话说：“我 20 多年主要是务虚，务虚占七成，务实占三成。”他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于：学习、思考、交流、传播，任正非说：“资源是会枯竭的，唯有文化生生不息。”
在作者的眼里，68 岁的任正非，思想始终处于高度开放的新鲜状态，他最大的爱好就是阅读和交流，他读的书涉猎很广，从政治、经济、社会，到人文、文艺等各方面，中外历史方面的书读得最多，而最少的则是小说和经营管理方面的书刊。
20 多年来，任正非走遍了全球绝大多数国家，从最落后到最发达；与全球数百位政治人物、商业巨子、学者、竞争对手、科学家乃至于艺术家、寺院中的僧侣等各色人物有过无数沟通、观点交流的任正非，无疑有着更广阔的视野。任正非大概是中国企业家中与全球各界人士交流最多、交流层次最高的第一人，这使得他成为中国最卓越的企业思想家之一。
任正非鼓励和要求华为的高层：要敢于一杯咖啡，与世界上的大人物撞击思想。地球村就是一个开放式大学，处处有学问。为什么是“咖啡”（这是一个形象的说法，是指会议中间休息时，端杯咖啡到处乱晃，不知道你会碰到什么人，交流几句），而不是茶？“茶 ”更具东方韵味 ，“咖啡”则是世界文化。
任正非的灰度哲学
任正非推崇灰度哲学，他信奉“合二为一”，而不是黑白不两立的“一分为二”；正是在灰度理论的支配下，任正非强调开放与妥协，反对“斗争哲学”，崇尚合作精神与建设性。
《华为基本法》充满了这样的段式：“我们既要如何，又要如何……”处处可见悖论，处处可见闭环。而20 多年来的任正非的文章与讲话，也常常充满互为对立但实则统一的言论，关键是在什么样的时空条件下。比如战略定位必须清晰，这样前后方作战的将士们才能有明确的目标与方向；但时空条件发生变化了，战略定位也会跟着发生调整；比如民主与权威的关系，前者代表活力与创造性，后者代表秩序，两者缺一不可，但如何拿捏分寸？既要有制度的制衡，又要有领导者集体的权变艺术。
治理企业不也如此吗？任正非说：“灰度是常态，黑与白是哲学上的假设，所以，我们反对在公司管理上走极端，提倡系统性思维。”“华为既反对经验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这是孙亚芳董事长在《小胜在智，大胜在德》的文章中的观点，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经验”只要不僵化成“经验主义”，“教条”只要不推进成“教条主义”，还是不能一概否定的。
任正非欣赏这样一段话：已经发生的一切是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和条件，持中并非无为，而是真正的智慧。这是对“历史经验”的肯定；在推进 IPD后固化，再优化。很显然，这是对“教条”—即流程规则、制度的大力尊崇。但“教条”不能演变到“教条主义”，“流程”不能扼制力量与奋斗精神。当流程变得失去弹性时，针对流程僵化的变革便又成为必须。因此，这两年，任正非时有极端之言：“《华为基本法》已经过时了，IBM那一套不见得全适应华为，它们的使命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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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是一个执行力极强的商业组织。所以尽管10 多年前在推行 IPD、ISC 变革时阻力重重，但一旦推行开了，便很容易走向僵化，而优化则要难得多。这是一支准军队风格的商业部队，正因此，才更要在高中级干部中大力倡导均衡思维。
任正非说：“未来公司需要什么样的干部，我认为未来公司需要的管理干部是对市场有深刻体验和宽文化背景的人，宽文化背景怎么理解，大杂烩，什么都懂一点。要成为高级干部都要有宽文化背景，干部要进行必要的循环，这是宽文化学习的好机会。”
读的书多了，杂了，文化背景深厚了，同时在实践中又时常面对和处理各种复杂情形，一般来说，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就会变得系统而多元，而不是简单和机械，不是形而上的黑白分明。领导者最可贵的思维品质是灰度思维。
任正非喜欢开车，至今也没有专职司机，在掌控车辆中他有乐趣；任正非喜好烹调手艺，据说，他善于用猛料，但也善于中和，这亦如他的管理风格：貌似极端，但很少产生极端的后果。
正面回击美国市场围剿
2010年，任正非突兀地将华为比喻为林志玲。原因何在？概缘于美国部分媒体和政客长期对华为的丑化。任语带调侃地说：“林志玲是美不是泼水就能否定的，华为也不是美国说怎样就怎样的。林志玲非常美丽，但永远美丽的是她的影像；华为也美丽，美丽的是曾经燃烧过的岁月，华为也会变老、变丑，直至死亡。”
“当然，华为也会变老，变丑，直至死亡。华为是会如美国媒体的愿望而消亡的，不过是很多年以后，而不是它们希望的马上。”任正非说。自2003年思科起诉华为以来的将近10年，美国的竞争对手们由对华为的戒惧，发展到近几年的全面围剿，从政府到企业到媒体，不断以各种借口阻挠华为进入美国市场，并以各种方式抹黑华为。华为除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抗争之外（比如对思科的应诉），更多情形下秉持的理念是：开放与妥协。
但这并没有换来平等与容纳，相反围剿更加来势凶猛。华为被迫调整战略：由韬光养晦、妥协容让转向正面竞争。任正非和西方公司展开竞争的，而且竞争的战场遍及世界各大洲，包括西方公司的所在国：欧盟国家和美国。
某种意义上，在产品实力、技术实力相当的情况下，华为与西方公司的“掰手腕”，更多地表现在：谁更有危机意识和谁更有 自我批判精神。或者， 换种说法，华为能否比西方更“西方”，同时又拥有独特的东方思维：在斗牛运动和太极拳之间寻求一种灰度的融合，决定了华为的“下半场”。
来源：腾讯科技
1998年，华为成为中国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任正非意识到，公司规模的快速膨胀与发展，面临空前的危机和压力。任正非始终牢记华为的发展目标，他认为当时的华为“取得产品技术突破后，不仅不能打遍全世界，而且在家门口也未必有优势”。任正非说，“现在最多是在中国非主流市场上打了一场小胜仗。”
任正非一直希望了解世界大公司是如何管理的。从1992年开始，他先后到美国、欧洲国家以及日本等，走访了法国阿尔卡特、德国西门子等行业领先的跨国公司。任正非是一位善于观察和学习的管理者，这些海外访问，给了他很多触动和启示。在1997年圣诞节前后访问了美国休斯公司、IBM、贝尔实验室和惠普等4家公司后，任正非深思熟虑地对华为提出了一系列改造计划。
任正非重点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改造华为内部管理，其内容涵盖了方方面面。他甚至强调，“（干部）要把生命理解成一种灵魂和精神，要将这种灵魂和精神注入到管理中去。没有这种精神的干部都要下岗。”
一部起草3年的《华为基本法》在1998年正式实施，这是中国第一部总结企业战略、价值观和经营管理原则的“企业宪法”和制度体系。任正非开始寻找建立世界级企业的制度保证，他希望通过学习《华为基本法》这种方式，能够将存在于自己大脑之中的价值观有效“移植”到新的管理层大脑之中。
在《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文章中，他进一步指出：我们要逐步摆脱对技术的依赖，对人才的依赖，对资金的依赖，使企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建立起比较合理的管理机制。摆脱三个依赖，走向自由王国的关键是管理。我们起草基本法，就是要构建起一个平台和一个框架，使技术、人才和资金发挥最大的作用。
与许多中国制造企业关注规模经济效益不同，任正非坚信“大规模不能自动地带来低成本，低成本是管理产生的”。在《我们向美国人民学习什么》的文章中，任正非指出：规模小，面对的都是外部因素，是客观规律，是难以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必然扛不住风暴。因此，我们只有加强管理与服务，在这条不归路上，才有生存的基础。
任正非希望华为的未来发展能够超越对单一竞争要素——技术、人才和资本的依赖，而且不以盲目的低成本制造为立命之本。他希望华为能够成为一个富有战斗力的商业机构，进而成为世界级企业。在向目标努力的过程中，《华为基本法》确立了宏观管理的架构，任正非“通过一系列的子法对其进行描述，然后引进非常多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使管理目标能够真正实现”。
不过，任正非反对在管理问题上故步自封，他对跨国公司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倍加推崇，曾非常明确地指出：我坚决反对搞中国版的管理、华为特色的管理。所谓管理创新，在现阶段就是要去消化西方成熟的管理。
任正非较为欣赏IBM，他经常提及郭士纳领导IBM在20世纪90年代的转型，并对IBM的管理能力赞赏有加：IBM是一个具有80多年悠久历史的公司，而华为还只是一个学生娃，处于课本式的幼稚管理阶段。我们一直摸着石头过河，但不希望掉到河里去。我们应该看到，IBM已经站在相当高的高度，它的坐标是世界级的，所以IBM指出我们的问题，我们一定要理解。
华为在1998年将IBM锁定为自己通向世界级企业道路上的学习榜样和战略合作伙伴。华为首先确定业务模式由电信设备制造商向电信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和服务商转型，以充分发挥华为产品线齐全的整体优势。这样也可以借鉴IBM自1993年以来在业务模式转型过程中的知识和经验。接下来，大约50位IBM管理咨询顾问进驻华为。5年内，华为为此投入约5000万美元改造内部管理与业务流程。华为还组建了一个300人的管理工程部，以配合IBM顾问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