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老愚
Ａ朋友要我了解一下文革时期“道县屠杀事件”，道县属湘南，相离颇远，无时间精力调查，不便发表议论：几十年前神州大地上那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一度狂风席卷，波及每一个角落，亦难免会在某些地方产生过激行为，本不足为怪。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其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改造干部队伍；二是改造中国国民性。权力斗争固然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之间的斗争，即理想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之间的斗争。或者说是精神倡导者与物质崇拜者之间的争斗。这其实是贯穿整个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两大思想理念和行为理念的碰撞。
笔者虽历经文革期间，但属早年无知，还记得父亲曾被“打倒”，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全家老小一度十分困苦。有段日子甚至靠捡生产队秋收后土里剩下的红薯、土豆度日。对“文革”的认识，亦是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反感。然而对一段历史的审视，决不能简单地站在个人得失的立场看问题，必须跳出历史局限站在人性乃至人类学的角度去解剖，方有可能悟到本来面目。
任何一次重大社会变革，或新的政权建立，都是起因于财富占有及社会地位的巨大差别所产生的不平等。旧的不平衡一经打破，又将产生新的特权阶层和新的不平等，这就是人类历史的怪圈，没有一个历史上的巨人能走出这一怪圈。毛泽东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敢于向这一怪圈挑战。“文革”可视为毛泽东挑战历史怪圈的一次“尝试”。虽然失败，但却是悲壮的。
这一挑战的性质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毛泽东斗争的对象即是自己夺取，建立新政权时共同奋斗的战友。——他们已成为新的特权阶层，新生既得利益者。毛泽东称之为“走资派”。因为他们在不断地“变修”。我想毛泽东肯定敏感地意识到执政党一经进入和平年代其自身内部迅速出现蜕化变质，贪婪享受的趋向。这一趋向称作“资产阶级思想”侵蚀。
基于这一前提，我们就不难理解毛泽东的“阶段斗争”理论。毛泽东认为人性中勤奋、无私、利他、奉献的精神是无产阶段思想，而人性中贪婪、自私、懒惰、享乐、情情爱爱等成分被界定为资产阶级思想。所以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两种思想在起作用、在斗争。阶级斗争理论的实质是号召每个人“灵魂深处闹革命”。“要斗私批修”用自己灵魂深处的无产阶级思想战胜资产阶级思想。用人性的至善战胜人性的恶。以达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至高人身境界。其本质是一种彻底的无我利他精神。从这个意义上看，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确实是水火不相容。
遗憾的是许多歪嘴和尚念歪经，屈解圣意，或有它图。反反复复地把地主、富农子女抓来批斗。然后把这笔帐记在毛泽东头上，实属天大冤枉。尽管毛泽东反复强调“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这种混淆其实可以追溯到当时的中央高层。早在一九**年，毛泽东就提出阶级斗争的主攻方向是“党内当权派”，而刘少奇则反复强调是“地、富、反、坏、右”，这种高层不统一亦是造成基层行为错误的根本原因。故而文革中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企图转移斗争大方向。”（如果你尊重历史，认真反思，你会发现对地富子女的迫富是“刘少奇转移斗争大方向”的行为，曾被毛泽东指责）。
毛泽东把矛头指向“党内当权派”值得深思的是广大民众积极拥护，一呼而起。可见当时的政府机构已呈现官僚、腐化迹象（固然不可与今日相比），民众当有不满情绪。其结果是“毛泽东再度发动贫民对新特权阶层进行一次灵魂深处的洗涤”称作“反修防修”。实质上是防止执政党蜕化衰变的一次创举性尝试，这种不怕天下大乱而放手一搏的精神，无论如何都气魄惊人。没有巨大的个人威望和精神凝聚力是不可能收拾局面的。
这场运动中，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所有的党政部门全部被推翻，所有的“当权派”一夜间从“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文革术语）的地位打倒下来：戴高帽子游街、无休止地批斗、跪搓衣板、扫街挑大粪、贴大字报……（群运动难免不用过极手段）。很难想象巨大的地位落差给当时干部们的内心带来什么样的震动。恐怖、沮丧、失望、忏悔……实在无法惴度。可以肯定的是绝大多数干部无法理解这一行动。
如果认真考究古代帝王的“御官之术”或“驯官之术”或可寻出些端倪。一是“大字报”近似古代的“风闻言事”，从周朝开始即有“诽谤言官”（此外诽谤无贬义），即大众可捕风捉影公开参奏官员，其目的不在于究其罪过，而在于警醒官员。若被参罪十条只有两条属实；则其余八条在于防患于未然。二是改变其生存状态以磨砺观其心志。如罢官、充军、下狱。改变生存状态才能触及灵魂、改造灵魂。能适应不同的生存状态并真正反省自己在官位上的行为的官员才能堪当大任。
古代帝王只不过驯化小部门官员采取“帝王之术”。毛泽东要改造的是全国所有的官员，这件事只能发动全部民众阶层起来帮助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失为一大创举。但民众运动又是最难把握驾驭的。其行为过激，其产生的破坏性亦是无法控制的。但不论怎样夸大其破坏性也无法抹去那段时间出现于中国的匪夷所思般的建设成就，包括原子弹、氢弹爆炸、地球卫星上天、支柳、川黔、成昆铁路开通、杂交水稻的研试成功，还有遍及全国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我始终认为去争议破坏性大小不是文革的本质。
如果你没有掌握过权利，你就是很难体会权利对人性的巨大浸染力。它不仅使你产生强烈的支配欲和占有欲，还会迅速溶入你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中去，并产生极强的虚荣心理。这点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尤盛。直至周边的恭维，巴结成为你的生活所必需。在当权的氛围里能保持清醒的人其实极少，而要改变其心态极难。最好的办法就是改变其生存状态。使之从高高在上掉下来体会低下的民众生存状态。
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从中央到地方可分上、中、下三层。依照文革后期某些报刊上的观点，干部改造情况大致亦分三类。一类是跳楼自杀的，被称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这类人应该属于从心理上只能适当高高在上的状态，不能适应巨大的身份落差（不包括群众过激整死者）。这种情况绝不到百分之一。第二类是被打倒下放改造，但心怀不满，图谋再起，这种人占百分之二十，被称作“牛鬼蛇神”。第三类据说是大多数百分之八十以上。通过群众运动，下放劳动改造以后，能从“灵魂深处改造自己世界观”的人。称作“改造好的干部”大都于七十年代初复职，在各条战线上“为人民服务”。当时的主流思想是要人民群众提高警惕，防止“牛鬼蛇神心不死”而翻案。因为“牛鬼蛇神”大都来自上层。如今再度回顾，忽觉十分有趣。这其实有某种人性学道理。越是上层大官，既得利益越多，对权利的依赖性强，自然就“难以改造了”。或者说，如果人性的占有欲和贪欲随着官位上升而跟着膨胀的话，则必须反省官吏体制和教化体制了。
当今世界对人性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追求成了主流思潮。许多学者从中推波助澜；他们不懂得人性中有善、恶两面。怎样采取有效手段压制人性恶的膨胀，推动人性善的张扬才是创造和谐社会的前提。古人云：“世道人心。”没听说过，世道金钱、物质、美女。再就是混淆了“自由的思想”与“绝对的精神”之间的区别。在此特划分一下：思想是方法论，是手段，是知识领域。而精神是绝对的善、恶理念。绝对的至善精神是不容亵渎、诋毁的。崇尚资本主义体制的人很少懂得资本主义精神，很少有人去研究代表资本主义精神的路德和开尔文。他们鼓吹资本主义的自由思想可以公开骂议会、骂总统，可他们不问一下谁公开骂“上帝”骂“耶酥”。因为代表绝对至善精神的上帝是不容诋毁的。
“文革”中的毛泽东，事实上已充当了一代中国民众的精神偶像。成了完美无缺的道德象征（这种角色通常只能由挑不出毛病的神来担任）。人性中本来就存在一种对至善精神的企盼，向往乃至皈依的属性。所以一个时期中，谁敢诋毁毛泽东，必遭民众坚决批斗，行为十分过激。这其实是大众的自动行为亦有些下级官吏贪图邀功。远在北京的毛泽东并未有此提倡，反而再三反对个人崇拜。事实上不是毛泽东想当神；而是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神，失去了神必然是群魔乱舞！
站到人类学的高度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存在一个精神与物质的矛盾，似乎生产力的进步必须付出人性堕落的代价。如果我们能进一步认识生产力的本质，又将发现影响生产力的因素除了外在工具还有内在人性为潜在动力，人性中的私欲，贪婪是最强的推动力，但它是邪恶的背离绝对至善精神的。人性中的利他、奉献是健康正确的动力但它脆弱而难以恒常，非长期有效的人性改造工程不能激发出来。正统资本主义被工业化和启蒙运动推入了激烈的竞争机制中。为了抑制这种机制下所释放出来的人性恶的膨胀，在采取有效的监督体制的同时，他们选择了宗教作为其精神系统。寻找到某种暂时的平衡。但这种平衡迟早将为激烈的竞争所打破。
回顾毛泽东晚期的思想，你会发现他已完全脱出于马克思主义框架。马克思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为了“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个“日益增长的需求”恰恰是人性的“私欲”。贪欲是不可能满足的，所谓“欲壑难填”。毛泽东提出“狠斗私字一闪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已经挑战人性。他号召他的国民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种至善不染的精神倡导，本质上更接近于大乘佛学的菩萨道精神。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代中国民众的精神支柱无疑地是崩塌了，同时也宣告理想主义的破灭、现实主义的胜利。也许现实主义更顺应世界潮流和发展趋势。但决不等于这个潮流代表了公正、合理。（说不定它正迅速奔地狱而去）。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勇于为民众创造一个正确理念和精神家园的人，是真正的“圣贤”、“哲人“。而那些浑身绑满炸药，雷管挑战神圣，炸碎一切至善精神，当面对一遍精神的荒漠却又无所适从的斗士们其实是思想诈骗犯。他们还将继续作出愤世嫉俗之状、玩世不恭之状不断地喧众取宠败坏世风。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任意选择有利于本民族的机制、方法、手段，可以学习其它民族的知识系统。唯独精神，不能随意取舍，他必须体现一个民族的传统性、特征性。说穿了，它要凝聚一个民族的魂魄。如何重新创建民族的精神，这一课题，我们无疑地需要认真面对，无可遁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