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地说，滞胀应该是滞胀沫崩。稳拿经济学以货币总量分析经济过程，回避了经济之中货币的所有权，以及这些货币进入经济循环的目的，于是滞胀过程显得不可思议，除了把滞胀的责任推卸给政府以外，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分析。卢瑟经济学认为滞胀过程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第三种表现形式，是社会分配不公导致需求小于消费的必然结果，是经济长期停滞在政府干预下出现的一种变形。缓解经济危机，必须从改变分配结构入手，否则任何刺激政策或者治理行为都是无效的、顾此失彼的，或者使危机以一种新的形式爆发出来。滞胀，就是一种这样的新危机形势，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顾此失彼。
言归正传。
经济危机从未消失，只是不断变换马甲反复登场。资本主义经历了两次自我扬弃，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有了三种表现形式。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的形式为生产全面过剩，仿佛黑死病，来去匆匆。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的形式为长期萧条，仿佛严冬，一眼望不到头。实行凯恩斯主义后经济危机的形式为滞胀，萧条、通胀、泡沫和崩溃并存，甚至可能出现崩溃，整个过程仿佛海啸，波涛汹涌，异常诡异。这时的经济危机，表现为大规模的失业、长期的通胀、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产品滞销（甚至售价下跌）、垄断产品价格暴涨、虚拟资产价格剧烈波动、贫富差距分化、权贵资本获得统治地位以及政府面临财政危机。其它的表现还包括，刺激经济政策的作用不断弱化，负作用日益明显以及政局动荡。（为了避免政治动荡，所以不断刺激经济，不得已又压缩财政开支，进一步刺激政治动荡。）
分析滞胀问题首先需要简要回顾《生产与实现》和《垄断帝国》一章中的内容。垄断资本建立起垄断帝国以后，在垄断资本占主体的经济体内部，垄断资本对社会消费总量有全面的了解，对社会生产总量有强有力的影响力。劳动力向资本贡献剩余价值，小资本向大资本贡献利润，大资本向垄断资本贡献利润。垄断资本没有竞争对手，具有超强的博弈能力，占据社会顶端，利用限产和涨价，迅速征服了自己势力范围内的一切财富。扩张产能无利可图，搞研发创新很可能得不偿失，适当压缩产能利润更高，于是垄断资本便停止下来，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循环。由于不存在竞争压力，垄断资本完全可以把生产规模控制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下游企业受其影响，也把生产规模控制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这时，社会总产量和有支付能力需求基本吻合。因为来自垄断集团人数稀少，所以垄断资本超强的博弈能力，以聚敛为能事。另一方面，因为垄断集团人数太少，所以虽然穷奢极侈，却没有能力消费掉社会大生产条件下全社会的惊人的潜在产能。于是，产品过剩型经济危机基本消失了，变为长期的产能闲置和劳动力过剩。这就是经济危机的第二种变形，即长期的经济停滞。
此时，整个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的目的是为满足少数社会顶端的需求，而不是让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获得生存、劳动和发展的权利。雇用工人的数量由顶端的需求能力和每个工人贡献的剩余价值总量所决定，与劳动人口总量无关。由于社会顶端消费能力有限，大量产能被闲置。大批的失业人口虽然降低自己求职所要求的薪资水平，也无法找到足够的工作岗位。没有足够的订单，工人要求的工资再低，资本也不会养闲人，这是很显然的道理。与之类似，此时即使如何降息，也无法刺激企业扩张产能。没有对应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产品卖不出去，申请贷款扩张产能增加人手，就意味着更多的滞销产品。
“工人只得生活在他们的贫民区中，情况难以改变。这种生活正是滋长不满情绪的温床，萌发阶级仇恨的种子。工人们看到别人过着舒适、奢侈的生活时，就会油然产生出一种反对社会的愤怒情绪。因此，在工业化广泛扩张开来以后，每一个工业国家中都产生了一个不满的阶级。”在经济上升期，工人虽然地位低下，情绪尚且稳定。在经济萧条期，工人生活窘迫，不满情绪会发酵。由于工业社会劳动者大批聚集在核心都市，这种不满情绪可以迅速扩散弥漫。此时，资本主义外壳随时可能炸裂，（*维稳任务异常艰巨*星号内的部分请勿转载）。
从社会顶端的稳拿和他们豢养的经济学家的角度看，这不足为惧。卢瑟想造反，就让军队、警察、法庭和监狱去收拾他们。稳拿出钱养资产阶级政府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他们财产，维护他们挣钱有利的社会秩序的稳定。然而，当事人往往并不如局外人那样信心爆棚。从政府的角度看，这是很危险的：如果是民选政府，工人手中掌握相当数量的选票，执政党就面临选举失利的危险；如果是集权政府（比如沙俄），就面临无产阶级起义的风险。
对政府来说，这种情况其实并不难解决。事情的起因是垄断资本抢得太多了，自己又吃不了，于是导致全社会限产，引发大规模工人失业。只要对症下药，那么解决的方案就有了，让垄断资本少抢一点，或者把垄断资本抢过来的份额给饿肚子的人分散一下，社会总消费能力增强，一切就都解决了。问题是，这样的事情显然违背垄断资本的利益，垄断资本必然坚决不同意。对垄断资本来说，政府的刺激政策必须做到：第一不能触及现有的对稳拿有利的分配模式，第二不能触及稳拿现有的既得利益。政府不能触动稳拿的既得利益，调整贫富差距，又不能坐视失业率居高不下。于是，出现了凯恩斯主义的流行。既然社会上有支付能力的不足，那么就由政府开出订单，使社会生产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吸收大量的失业人口中的一部分。稳定社会，缓解压力。既然垄断资本吃不了那么多，就由政府吃掉一部分。垄断资本再额外发一笔财，没有工作的人暂时有份工作。短期看一切都是那么完美。长期看，垄断资本抢了更多，吃不了的部分更多。
刺激经济并不难，开订单就好了。难的是善后工作，即支付订单的法币是否能够在支出之后顺利地辗转回到政府手中。如果有去有回，那么这些货币便能周而复始地承担刺激经济的任务。如果这些法币能够陆续回来，流通中的法币总量先上升后下降，法币可以与金银不摘钩，或者短暂摘钩以后也能重新恢复稳定的兑换比率。物价会有向上的波动，但是很难持续稳定上涨。这样的话，只要按照刺激方案的规模发行国债就可以了。到时候，政府支付订单的法币辗转回到政府手中，政府还本付息债务归零。如果此时就业率仍然不理想，政府就可以开始新一轮刺激方案，周而复始。
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所选择的方案，因为是不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方案，必然是为稳拿提供利润的方案。所以，政府支付订单的货币中的一部分甚至全部，最终必将成为资本的利润有去无回（其中绝大部分由垄断资本获得）。于是，出现一面财政赤字增加，一面流通中货币数量不断上升，物价上涨、资产泡沫加剧的局面。如果把货币看为血液的话，血液的流动带动肌体新陈代谢。一部分肌体（比如内脏）吸收血液的能力过强，导致另一部分肌体（比如肢体）出现供血不足，新陈代谢停止，随时可能坏死危及生命。于是医生（政府）向肌体输血，让这部分肢体恢复新陈代谢。但是，医生输入的血液，很快就会被内脏吸收，在成为淤血。所以，医生一面向肢体输血，一面也要从内脏抽血。如果只能输血不能抽血，必然出现血库告急，内脏大面积淤血，甚至导致动脉瘤破裂，内脏溢血的局面。一旦大量溢血，同样危及生命。这时医生就会面临两难：不输血肢体坏死，输血内脏溢血。两者都能要命。只好一会儿输血，一会儿不输血，于是病人一会儿内脏溢血，一会儿肢体坏死。问题的关键不是肢体缺血，而是内脏不断从肢体中抽血。这时，如果不能改变内脏吸血能力超强的生理特点，或者从淤血的内脏抽血，便不可能同时实现“四肢不缺血，内脏不溢血”。“不缺血”或“不溢血”，两者之中，只能做到一点。这些内脏就是社会顶层控制垄断资本的少数稳拿，如果不触动资本主义的分配模式和稳拿的既得利益，一切矛盾就都会出现。
从另一个角度看，恰恰是一部分投资货币的有去无回，才增加了社会就业。在某种意义上说，政府在用财政开支买就业。如果这些财政开支最终由印钞解决，造成物价上涨、泡沫膨胀的话，就是用“通胀换就业”或者用“泡沫换就业”。需要注意的是，垄断企业获得的利润，并不是扔进自家地下室的金库之中。相反，是积极投入到经济循环之中。何况即使垄断资本自己把钱存在银行中，由于社会融资的出现，资本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脱离，这些货币资本（以及它们衍生出来的信用货币）也会出现在流通之中。某一时刻，这些货币可能在小企业手中流通，但是最终的所有权必然是属于社会顶层的稳拿的。（这就如同，流动中的货币所处的环节，和货币的最终所有权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工资处于工人手中，最终必然属于资本家。因为工人迟早会用这些工资向资本家购买各种生活用品支付各种开支。）与卢瑟的货币左手入右手出不同，货币离开稳拿的腰包是暂时的，必然重新回到稳拿的腰包，不但自己回去，还要带回更多的同伴。正是因为这些货币带着带回更多同伴的使命，辗转回到流通之中，却没有形成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不会扩张产能，所以才会出现物价上涨、资产泡沫加剧，也就是各种溢血的情况。
政府开出订单，承包商获得利润，工人获得工资，上游企业获得原料订单。承包商不会购买政府提供的产品，那些没有用来购买政府项目产品的工人工资，必然不断成为资本的利润。假设政府投资的项目是廉价房，建筑工人首先获得工资。建筑工人手中的工资可以购买廉价房，也可能购买衣物，成为服装厂老板的利润、服装工人的工资和购买原材料的资金。这些货币不断流动，每交易一次，其中的一部分便成为利润。建筑商、服装商和其它所有资本家雇用工人的原因在于能够获得利润。正因为不断有利润进入资本家的腰包，所以工人才有工作。如果社会的平均利润率是20%，工人每获得1万元的工资的前提，是资本能获得2500元的利润。随着政府支付订单的货币的不断流动，成为利润的部分不断上涨，与之对应的工人工资的部分则不断减少，工人的总支付能力不断下降。政府订单已经消失，来自工人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断下降，生产规模逐渐萎缩。成为利润的部分既不可能再回到政府手中，也不会再提出对消费品的需求。在高度竞争的情况下，开发商、服装商和其它资本家会用利润去添置新设备。但是在高度垄断的条件下，这种情况很难长期持续。垄断企业控制生产销售的关键环节，当社会生产规模扩大时，垄断资本会直接控制自身环节的产能，提高本环节的产品价格，推动物价上涨，把开发商、服装商和其他资本家新增的利润吞下去。由于存在利润向上转移的关系，众多大中小资本的利润中的绝大部分最终会成为垄断资本的利润。垄断资本获得这些利润之后，并不会用来扩大生产。政府投资的货币一旦成为垄断资本的利润就会脱离实际生产，转而进行投机。其它资本如果继续扩张产能，就会面临原材料涨价（如果垄断企业控制上游原材料）或者供货价格下跌（如果垄断企业控制下游销售渠道）的局面，必然无利可图，甚至亏损。众多资本家手中剩下有限的利润，若不是用于自我消费，就是“小猪跟着大猪跑”，学垄断资本的样子进行投机。这时，责备小猪的资本脱离实体产业，不如问问大猪在干什么。在大猪限制产能，提高原材料的价格或者压低小猪供货的价格的情况下，小猪继续进行实体生产没有足够的利润，继续扩张实体生产只能亏本。所以，既然大猪在提高各类生产要素的价格，小猪自然跟风投机，试图分一杯羹。（这个过程，与《贫民窟的金山》一小节之中大地主与二、三地主之间在土地投机过程之中的博弈关系大同小异。）资本量大的一方，决定市场的发展方向。资本量小的一方，处于博弈的劣势地位，必须顺应资本量占优势一方的意志，如此才能生存下去，任何违逆行为，都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希望政府一次注入有限的货币，一劳永逸地解决失业问题是不现实的。凯恩斯曾经认为只要注入有限的货币就能激发出一系列的消费能力，这是没错的。建筑工人会用工资购买服装，服装工人会用工资购买面包，如此可以无限递推循环。但是，也应该看到，随着货币不断流动，每轮交易激发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不断地下降，也就是循环规模越拉越小。社会利润率越高，垄断程度越高，下降速度越快。很显然，抑制垄断可以使刺激经济的效果事半功倍。但是，这必然是垄断资本和他们代言人强烈反对的。他们的宣传的理论是，只要政府不插手一切都会万事大吉。（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假设垄断资本属于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是私有垄断资本。如果垄断资本属于国家，是国有垄断资本，为全国多数人民利益所运转，则另当别论。）
换一个角度看，让资本运动起来就要给资本利润，为资本提供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如果要实现比较高的就业率，政府就要把资本找不到买主的（卖不出去的）商品买过来。政府提供了额外的需求，使资本有利可图，所以资本的产能才能被调动起来。如果社会平均利润率是20%，工人到手工资以后全部用于购买政府的项目所提供的服务和产品（比如廉价房）。那么政府投入1万亿，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即所有盖房的建筑工人都居无定所，全部工资一到手就购买了政府提供的廉价房），至少有2000亿无法收回。不过，如果建筑工人们直接用全部工资购买廉价房了，就没有后续对服装、食品等行业的刺激过程了。如果这些产品与社会底层的需求完全无关，则这1万亿可能完全无法收回。这些货币在实体产业的辗转流动会刺激就业。社会利润率相同的情况下，政府投资大部分回归时刺激就业的效果，不如多数货币无法回归时刺激就业的效果。资本雇佣劳动力的目的是获得利润，正是因为有这些货币无法回归成为资本的利润，资本才会雇佣劳动力。正常情况下，将有2000亿至1万亿的现金成为资本的利润滞留在经济循环中，与之对应的是政府出现2000亿至1万亿的财政赤字。只要存在利润，对应利润的部分就无法顺利回到政府手中——即使政府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全都是有需求却没有支付能力的。于是，整个过程简化为政府向经济注入货币，资本家为了获得这些货币雇佣工人劳动。一旦这些货币都成为资本家的囊中物，多余的工人就会重新被解雇。
垄断资本获得利润以后，选择之一是让这些货币沉积下来。如果货币是贵金属货币（或者银行券）的话，这种情况完全可能出现。比如把这些钱锁在自己的地下金库中。但是，随着政府财政赤字的增加，价值符号必然替代贵金属货币（或银行券）。随着政府不断向经济之中注入货币，必然出现物价上涨。（事实上，垄断商品正是推高通货膨胀的主要力量。）所以，让这些货币沉积下来就是不划算的事情。稳拿必然会把这些货币投入经济循环之中，让这些货币去带回更多的同伴。常见的方式包括投入金融业，进行资本兼并，投机紧缺物资，虚拟资本和土地。直接和常见的后果就是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当然，还可能把这些货币转移到海外，比如瑞士银行的账户中。这种情况，我们在后面有关崩溃的部分会谈。）
归根结蒂，一切的矛盾转化为政府刺激经济的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如果政府为了刺激经济的货币能顺利地回到政府手中，则一切问题都不存在。刺激经济所投入的货币辗转回到政府手中，可以再次刺激经济，既不存在政府缺钱的问题，也不存在经济流通中货币过多的问题。如果这些钱不能顺利回来，看似矛盾的两种现象就会同时存在。一面是流通中的法币总量不断上升，一面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东西卖不出去。于是，政府一面筹集资金刺激经济，一面治理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一面输血，一面治理内脏淤血（甚至溢血），左右互搏。事实上，只要政府改变内脏过强的吸血能力，或者把淤血部分的血抽出来，输入缺血的肢体，就可以维持正常的血液循环。但是，那样必然伤害稳拿的利益。垄断生产生活必需品获得最强博弈能力，是稳拿地位的基础。削弱他们在这方面的优势，必然动摇他们在经济之中的统治地位。于是，他们和他们豢养的经济学家会大声疾呼：“政府的干涉行为破坏了市场的公平和效率！损害了社会的繁荣！”他们会把自己的利益伪装成社会全体的利益，当然不会说自己利用垄断资源，压榨社会中其他人。对资本来说，经济行为存在的意义在于赚钱，如果赔钱就要交出生产指挥权。他们控制生产过程，雇用卢瑟的目的是为了让卢瑟挣钱，没有利润卢瑟就没有工作。反过来，他们赚到的利润也不会上缴给政府，弥补政府的赤字。把稳拿的利润收上来，用于刺激经济。相当于从稳拿的手中拿钱补贴卢瑟，是稳拿强烈反对的：“卢瑟没有工作，是他们要求的工资太高，是他们的个人问题，政府凭什么从我的口袋里收钱刺激经济，给他们找工作？从优秀分子口袋里敛钱补贴落后分子，社会公平和正义何在？社会上失业人口太多就把他们关进集中营，还不听话就枪毙！”对他们来说，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就是由国家机构依照他们制订的法律保护他们利用博弈优势在市场中压榨别人，并保护掠夺来的战利品。他们宁可花钱加强军队、警察、监狱和法庭，也不愿意出血解决就业问题——虽然这些钱转几圈之后，很快还会回称为利润到他们手中。肉食者鄙，不鄙就不叫稳拿了。（当然，大规模增强国家暴力机关也可以算为一种刺激经济行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获得就业机会。）由于稳拿在政府中有极大的发言权，甚至本身就是政府高官。所以，政府不会触动他们的利益。于是，政府只好一面不断地缓解病情，一面不断地制造病情。（*同时还要下大力气维稳。*括号内部分请勿转载）。
不能从淤血部位输血，仅仅是不断输血，血库总有告罄的时候。钱从哪里来？方案之一是加税。钱不够花就多敛一些。这是很简单的思路，如果不能从顶层的口袋里面掏钱，就要从底层的口袋里面掏。事实上，由于稳拿控制政府决策，税负十有八九要由社会底层承担。底层负担加重，消费能力必然更加不足，更容易动乱。淤血部位不能抽血，缺血坏死的部位抽不出血。这个方案并不可行。方案之二是向稳拿借钱，发行国债。这个迟早还是要偿还，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这些国债筹集来的资金迟早不能回到政府手中，而变成稳拿的利润。以10%的利息从稳拿手中借1万亿，解决了若干亿人的就业，大量资金离开投机市场，回到实体产业。短期看，一举两得。但是到还款付息的时候，这1万亿已经成为稳拿的利润不会再回来。这时，政府将面临1.1万亿的债务。政府可以不断借新还旧，但是利滚利迟早压垮政府。(比如太阳王死后路易十五即位时，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是1.45亿里佛尔，能灵活支配的财政收入只有300万里佛尔，而总债务达到20亿里佛尔，每年的利息是9000万里佛尔。此时的法国从会计角度看已经破产，只能不断借新还旧，拖欠利息。)何况，即使政府能偿还1.1万亿的债务，那么用于投机的资金也将达到2.1万亿。这样的方案显然也没有可持续性。方案之三是拍卖国有资产。政府不断用财政赤字创造就业，稳拿不断用利润购买国有资产，相当用政府用国有资产创造就业。砸锅卖铁总有卖光的时候，也不能长期持续。再说，这个过程中往往有巨额国有资产流失，加剧社会贫富分化。
如果政府不放弃以贵金属为基础的货币，那么迟早会面临“不加税即破产”的局面。政府不能凭空造出贵金属，只能用印刷机制造价值符号。所以，大规模的政府拉动经济的投资，必然对应价值符号替代贵金属货币。于是，法币失去稳定的币值，通货膨胀之门就此打开。
政府订单陆续到期以后，由政府提供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消失，生产规模再次下降，流通中的商品总量必然退回到原先甚至更低的水平。经济再次陷入停滞之中，失业率重新升高。短期看政府的订单凭空创造了一批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解决了一部分就业问题。长期看大量政府投资无法收回，法币不能顺利回笼，流通中货币总量上升，生产规模不能稳定扩张，流通中的商品总量变化不大（经济规模往往缩小），必然刺激通货膨胀。为了降低失业率，只能不断增加订单。使失业率保持在一个相对可以忍受的水平的代价，是货币总量不断上涨，导致连绵不断的通货膨胀和不断膨胀的资产泡沫。
于是，按下葫芦瓢起来，失业问题暂时缓解了，财政赤字（血库告急）、通货膨胀（内脏溢血）和资产泡沫（大面积淤血）同时冒出来了。
这就是滞胀的由来。事实上，滞胀只是政府刺激经济可能出现的后果之一。如果这些法币没有囤积紧缺物资，而是去囤积虚拟资本，坐庄金融市场，则完全可能出现滞“沫”现象，即经济停滞加资产泡沫高涨。此外，还可能出现经济停滞加通货膨胀加资产泡沫并存的现象，即滞胀“沫”现象（大量利润投机土地即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不仅如此，既然存在沫，就必然存在“崩”。一种虚拟资本崩溃时，完全可能出现另一种虚拟资本暴涨，“崩”和“沫”甚至可能并存。究竟出现停滞、滞胀、滞“沫”，还是滞胀“沫”或者滞胀“沫”“崩”完全看政府刺激经济的力度，以及投机哪种商品利润更高，垄断大资本将利润投向哪个方向。本文之中统一用滞胀来表述，只是为了适应多数人的习惯，并不是说明政府刺激经济的后遗症只有通货膨胀一种表现形式。
需要注意的是，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除了政府直接印钞支付订单还有几种变种。比如对中小企业减税。这无非是增加垄断企业的利润。中小企业少缴三五斗的税，垄断企业就要多收三五斗租。与之对应的，还有政府开支减少三五斗或者赤字增加三五斗。比如行业补贴，通过行政手段使某些行业利润率更高，于是会刺激垄断企业提高垄断价格。少数受补贴的行业毛利润上升，多数未受补贴的行业毛利润下降。个别行业利润增加，就业改善，多数未受补贴行业毛利润下降，就业下降。多补贴了三五斗，最终还是补贴了垄断企业。再比如政府用贷款支付订单，表面上看没有赤字，但是最终还是无法顺利回款。政府贷款还不上，如果不想推给银行，还是财政赤字。比如政府出面鼓励民间贷款，鼓励商业银行向中小企业贷款，结果还是相当于贷款给垄断企业。何况没有利润谁贷款？贷款的时候就意味着需要提供额外的订单，否则贷款的时候就意味着未来还不上。表面上看，一些中小企业有订单，却因为没有贷款而无法生产。实际上，如果贷款很容易获得，那么就会有大量产能被释放。于是，就不会有这么多订单。何况，即使这些订单对应增加，利润水平也会被压到更低。政府不提供有支付能力以外的需求，同样不能撇清自己。政府鼓励中小企业贷款，如果没有额外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最终必然有大量产品滞销导致大量坏账。如果不想让银行承担，最终还是财政赤字承担。与银行贷款有关的刺激方式，表面上看是民间行为，与印钞机无关。实际上，并没有创造出对应的消费能力，大规模的贷款之后，必然对应大批商品没有销路，贷款无法收回。这时，如果政府不希望银行破产进而诱发经济硬着陆的话，也将由财政承担（用印钞机弥补）刺激政策期间银行的不良贷款。实际上，还是政府购买了多余的产品，并用印钞机偿付。再比如给社会中下层提供各种免费的社会福利。这种方式刺激经济效率最好，但是如果不是通过向顶层加税的方式支付这些福利开支的话，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何况，即使加税的话，往往也是社会中层承担。几种变种，长期看都是财政收入下降，赤字上升，垄断利润上升。博弈关系不改变，几种方式大同小异，殊途同归，无非都是给产业资本一些利润，让产业资本额外雇佣劳动力，这些利润中的绝大多数最终都将属于垄断资本，而这些利润的根源都是辗转来自财政。说到底，都是政府输血，刺激产业资本扩产，垄断企业聚敛，整个经济体淤血。几种变种之间只有效率的差异，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本文只用政府订单一种方式分析。另外，我们在后面会看到，利用银行贷款推动凯恩斯主义的金融风险要比直接使用印钞机还大。
在滞胀期，虽然政府避免了高失业率导致的社会动荡，也不必破产，但是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压力不断增大。通货膨胀同样能摧毁经济，导致社会动荡，甚至崩溃。危机并没有消除，只不过变了一个方式而已。这时，失业率和通胀形成对应的两个痛苦指数，要么是“滞”（高失业率），要么是“涨”（高通胀率），要么连“滞”带“涨”（不太低的失业加不太低的通胀率）。反正哪个都不舒服。如果发展成滞“沫”或者滞胀“沫”，那么还酝酿着金融危机。于是，“滞”、“胀”、“沫”三者此消彼长。如果不希望出现“滞”，“胀”和“沫”就会比较高，如果也不希望“胀”高，“沫”就会更高。没有“沫”，“胀”会更严重。如果连“胀”也没有，那么“滞”必然达到一个惊人的水平。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控制生产过程，由于资本的主要目的是发财而不是消费，必然压低工人的消费能力，所以潜在产能和有效需求之间始终不能平衡。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最终的结果表现为大面积生产过剩，大量产品被销毁。在垄断的环境下，最终结果表现为实际产能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对应，远远低于潜在产能，直接表现为大批工人失业，大量生产资料闲置。国家的订单使部分闲置产能运转起来，于是产能与消费能力的不平衡消失了，转化为货币流动的不平衡。货币出现单向积累。持续增加、大量高速流动的货币资本始终是一个隐患，在经济中四处乱窜，寻找牟利的机会。因为资本不会主动扩大生产规模，所以这些货币资本注定带有投机的性质。大量的货币资本脱离实体经济，来回游荡，伺机投机，惹是生非。如果这些货币资本投机成功，它们的收益完全来自其它人的损失。如果这些货币资本投机失败，则可能造成金融危机，同样会导致社会底层严重的损失。资本是一种权利，这种权利在市场经济中至高无上，可以趋利避害，为自身谋求最大的利益。与之对应的，必然是底层的利益被压榨到最低限度。既不想触动经济顶层的腰包，又希望保护底层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是不可能的。
滞胀是最高级的危机形势，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特有的经济现象。因为经济高度垄断，所以陷入长期的“滞”。国家为了减轻“滞”，开订单刺激经济，引入了“胀”。滞胀是国家用通胀换就业的一种手段，类似“以空间换时间”，是一种拖延战术，希望新产业升级早日到来。遗憾的是，如《垄断帝国》中所述在垄断资本控制的经济中，垄断资本控制经济命脉，企业之间的竞争被压低到最低限度，所以新产业升级是很难的。滞胀需要的三个条件，经济高度垄断，政府试图采用宏观经济政策试图避免经济萧条和崩溃，垄断资本影响政府决策有能力否决消除过大贫富差距的经济政策。没有垄断企业不会有滞胀，而是周期性的全面生产过剩和产品价格暴跌。没有国家干预，也不会有滞胀，而是长期停滞。垄断资本不操纵政府决策，政府就可以选择削弱垄断资本博弈能力的投资方式，或者把垄断资本手中多余的利润不断征收上来，避免货币在垄断资本手中不断单向积累。一般来说，后发国家资本垄断程度低，生产技术相对落后，有广阔的产业升级空间，不容易发生滞胀，发生了只能说明经济结构未老先衰。此外，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生产资料公有，不是少数人敛财的工具，不能被少数人垄断，国家政策更不可能被少数垄断资本操纵，也根本不会发生滞胀。
弗里德曼认为国家不干涉就不会有滞胀，这是没错的。没有国家干预只会有停滞，不会有滞胀。不过，他没说如果国家不干预，在高度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停滞期，失业率会有多高。这样的大萧条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经历过一次，资本主义制度摇摇欲坠，所有经历过的人都刻骨铭心。此外，他也没有说，如果政府采取削弱稳拿均贫富的经济政策也不会发生滞胀。
因为政府的投资计划既不能触及现有的对稳拿有利的分配模式，也不能触及稳拿现有的既得利益，所以注定是效率低下，规模巨大，副作用惊人的。政府的投资很快就成为垄断资本的利润，被稳拿瓜分的一干二净，不再刺激就业而是刺激物价或泡沫。社会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就业率越低，为了实现一定的就业率需要的投资规模越大。垄断势力越强的国家，刺激经济规模的药剂越大，副作用越惊人。
我们首先分析对稳拿有利的分配模式在政府刺激经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需要简要分析滞胀的过程。
滞与胀的过程是同步发生，同步加重。通胀的过程我们在《飞舞的蝴蝶》中已经分析过，这里侧重分析停滞的过程。经济停滞期，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开出订单。假设政府的订单是修建一条铁路。政府订单的货币进入经济循环，一部分用于购买设备和原料，一部分变成建筑工人的工资，一部分变成铁路建筑公司的利润。前面的分析中，为了简便我们没有着重分析原料的作用，因为所有的政府投资最终都会变成工资和利润两部分，用于购买原料的部分也是如此。但是，在这部分的分析中，我们必须注意原料的部分，因为原料供应商是博弈的第三方。原料涨价完全可以把铁路公司的利润和筑路工人的工资压低到最低限度，直接推动物价上涨，阻碍相关环节产能扩张。
对于铁路公司对上游企业新增原料的要求，不同的企业会有不同的选择。如果上游企业是竞争激烈企业（比如钢铁公司、水泥公司），那么各个企业必然竞相扩张产能。这些企业必然也对上一级企业（比如铁矿石公司、能源巨头），提出新增产能的要求。上一级企业如果是垄断企业，就未必会扩张产能，而会控制产能，提高价格。各个环节扩张产能和涨价的能力与垄断能力正相关。越是竞争激烈的行业，扩张产能越激烈，越难涨价。相反，越是高度垄断的行业，扩张幅度越低，越容易涨价。
在前面的分析中，为了分析简便，我们一直假设政府提出一定量的订单，全社会的各个生产环节会等比例扩张，事实往往不是如此。增加同样订单总量，不同的企业会有不同的选择，刺激就业的能力完全不同。假设钢铁行业原有100个单位的订单和生产能力，铁路公司对钢铁公司新提出20个单位的订单，面对新增20个单位的钢铁需求，激烈竞争的钢铁企业会把生产能力提高到140个单位。（比如，甲钢铁公司和乙钢铁公司共有生产能力100个单位，却都想独占20个新增单位的需求，于是各自提供20个单位的产品，直接导致产品过剩。）每个中小企业都试图提高产能从同行手中抢一部分订单过来，结果就是新增产能的总量高于新增需求总量。上游垄断企业（假设为煤炭公司）的生产能力则可能只提高到10个单位，故意让10个单位的订单没有着落，人为制造一种短缺。如果新增订单比较少，垄断企业完全可以不提高产能，仅仅把一部份库存投入市场，甚至连库存都不提供，完全靠涨价获得利润。由于垄断企业不扩产，再上游的企业（比如采掘机制造业）也很难扩产。这时就会出现所谓某些行业（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原材料供应不足，物价开始出现上涨的苗头。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其它使用相同原料的相关行业（假设化工企业）就会出现亏损，这些行业中一部分企业会退出生产循环，剩下的企业由于博弈能力改善，会把产品销售价格涨上去。这时，市场价格涨跌互现，煤炭、化工产品上涨，钢铁价格下跌。不久，随着原材料（煤炭）价格的上涨，政府订单的减少，钢铁销售价格的下降，前期扩张产能的（钢铁）行业就会出现亏损。这时，一部分（钢铁）企业退出竞争，剩余幸存企业压缩产能，于是价格重新上涨。由于化工和钢铁行业产能全面下降，煤炭行业会进一步压缩产能。这时，随着化工产品和钢铁价格的上涨，各种商品的价格开始全面上涨。
垄断企业在抑制产能和刺激通胀方面起关键的作用。在前面的例子之中，由于煤炭企业控制产能，其它企业很难大幅度扩张产能。钢铁企业虽然会扩张产能，但是很快就会因为原料上涨，触碰利润的下限。没有接到政府订单的化工企业，则因为原材料供应不足，价格上涨，直接压缩产能。至于采掘机制造业，因为没有接到煤炭企业的订单，自然也不会扩张产能。垄断企业是整个社会化大生产过程的阀门，垄断企业的产量直接制约上下游所有企业的产量。一浪接一浪的扩产循环，一旦达到垄断企业这里就会被打断。另一方面，竞争激烈的行业的产品产量完全不受控制，均难以稳定提高价格，产品价格始终像过山车一样；垄断企业的产品产量控制在一家或少数几家企业手中，产品价格则稳步上涨很难下跌。其它行业由于竞争激烈，即使短期出现价格上涨，最终也会因为产能过剩出现价格下跌。（由于政府的订单新增了20个单位的需求，钢铁产能扩张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短期内钢铁价格必然上涨，但是随着新增产能的释放和订单消失，钢铁价格必然下跌。）如果不是垄断产品价格上涨，导致一部分企业退出竞争，这些行业产品的价格很难上涨。
随着货币的不断流动，政府支付订单的货币或迟或早都会经过垄断企业这一关。垄断产品是生产生活必需品，几乎所有生产生活行为都离不开。垄断企业控制着生产生活的关键物资，占据社会化大生产的关键节点，任何需求很快都会转变成对垄断产品的需求。钢铁公司向煤炭公司购买原材料的资金自不必说，就是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工人工资也是如此，因为工人也要烧煤取暖、做饭。实际上，工业化时代，即使青菜这样的农产品也离不开能源企业。政府刺激经济支付订单的货币之中越来越多的部分成为垄断企业的利润。这些货币在到达垄断企业之前，会不断刺激实体产业的生产过程，比如铁路公司的订单刺激钢铁公司，筑路工人的订单刺激服装厂，服装厂的订单刺激纺织厂。这些货币一旦成为垄断企业的利润，就与扩大产能无关了：一方面垄断企业往往只向下游企业增加有限的供给抑制下游企业扩张，一方面垄断企业不向上游发出新的订单。这时出现的情况是物价不断上涨，全社会订单总量却在逐步下降。
垄断企业的大量利润脱离实体经济，开始进行投机囤积。不同的企业对利润中扣除资本家消费以外的部分，处理方式完全不一样。对竞争激烈的小企业来说，倾向于用这部分利润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产能，抢占市场份额，以期在与同行的斗争中处于相对优势。中小企业的利润很快就会转化成为新的需求，刺激劳动力就业。对垄断企业来说，扩大产能步入制造短缺。所以，它们往往并不把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于囤积紧缺物资，土地，投机股票，资本兼并或者投入金融业。垄断企业获得利润以后并不急于增加实际产能（换句话说，并不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不扩张产能），而是尝试使用投机等方式获得更多货币。什么紧缺投机什么，什么不可再生囤积什么。它们购买这些商品的目的是为了以更高的价格卖出，直接推动价格上涨。它们的投机对象，一般是好垄断易涨价的生产生活必需品（比如大蒜）。这本身就意味着这些商品短期内增加供给的可能性不大。（需要注意的是，某些商品从长期看完全可能供给增加，比如大蒜，比如房产。这种情况下，这些投机本身也孕育了暴跌的种子。）这些商品价格上涨，反过来必然抑制下游行业的扩张。如果这些紧缺物资是生活必需品（比如食品、住房），那么将进一步推高劳动力成本。
我们经常看到垄断大资本大规模兼并土地的现象。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是财富之母。对土地的投机必然会推动物价上涨。房屋的价格无非是房产建筑成本加上长期地租的套现，其中长期地租的套现是最重要的部分。房产价格的上涨，必然反向影响地租价格的上涨。如果假设租户的选择包括按月支付房租和一次性支付房租的话，那么一次性支付房租的水平上升了，按月支付的水平房租也必然上升。通俗地说，一些人原先可以买房可以租房，现在房价上涨买不起了，只能租了。由于租户博弈能力下降，租金必然出现大幅度上涨。商业地产地租的上涨必然推动商品零售价格上涨。如此就不难理解，蔬菜价格大幅度上涨，菜农却没有获得好处。
随着垄断企业不断推高垄断产品价格，并把利润用于投机紧俏的生产生活必需品和土地，必然推动物价上涨。社会其它成员负担加重，垄断资本则从中牟取暴利。垄断企业在生活成本上涨的过程之中，起到双重作用：一是提高垄断产品价格，推高全社会价格水平；二是垄断资本获得利润之后，使用利润投机各类生产生活必需品，进一步推动物价上涨。随着各类商品价格的上涨，尤其是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劳动力价格也必然上涨。
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必然直接影响其它企业的生产。就业难和用工荒并存的原因，是劳动力成本价格上升，而企业利润本已微薄，实在无力支付足够的工资。如果工人的生活水平不变，那么企业就难以招收到足够的廉价劳动力。反之，如果工人不要求更高的工资，就难以维持生计。虽然工人的名义工资大幅度上涨了，但是因为各类衣食住行的生活成本激增，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很可能变化并不大，甚至下降。增加的工资并没有给工人带来实惠，而是成为垄断企业的利润。忽略生活成本上升，垄断企业获得的社会总产品份额不断上涨，谈论路易斯拐点是很可笑的。强调路易斯拐点，其实是在掩盖垄断企业获得超额利润的现实。
常见的现象是，政府的订单，提供了额外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激活了经济。中小企业扩产，垄断企业涨价，最终大部分利润归垄断企业所有。垄断企业获得利润以后，绝大部分的利润既不用于扩大生产，也不用于消费，而是用于投机紧缺商品、土地和虚拟资本。垄断企业控制生产销售的关键环节，直接提高本环节要素的价格，其它上下游环节如果继续扩张产能，必然无利可图。垄断资本投机的商品都不是短期内能大幅增加产能的商品——如果这些商品短期内能增加供给，垄断资本也不会把利润投向这些方向。总量不好增加，生产生活又离不开的商品才会成为投机的对象。对这些产品的需求，也不能形成新增的有效需求。随着物价上涨，订单不断减少，经济重新回到“滞”。这时以法币为单位的GDP可能很高，但实体产业的生产规模却随着原料价格上涨、需求下降，利润下降，而开始出现停滞甚至萎缩，就业量不断下滑。
不过，即使垄断企业不进行商品投机，而仅仅把利润用于虚拟资本投机、资本兼并或者金融扩张（比如烟草、能源巨头投资金融、保险、证券），这些利润也会成为贷款很快会重新进入经济循环之中，创造出对应的流动性。这些贷款由中小企业获得，反过来用于购买垄断资本手中的垄断资源。中小企业即使不需要贷款扩大产能，也需要贷款维持基本的资金流动。有些时候，垄断资本的利润甚至不经过公开、合法的金融机构，直接进入地下金融网络，成为中小企业高利贷的来源。垄断资本控制产能，推高自己控制的生产要素的价格，获得超额利润，中小企业把这些利润贷出来，购买这些价格上涨的垄断商品，受到双重压榨。
我们前面的假设之中，认为社会利润率不变。实际上，现实之中往往不是这样。随着额外订单出现的，不是整个社会生产水平的全部提高，而是中小企业生产水平提高超过政府订单量，垄断企业的生产水平提高幅度低于政府订单量。一面是较高的产量较低的利润，甚至是零利润；一面是较低的产量较高的利润，甚至是暴利。中小企业扩张产能，垄断企业趁机涨价。如果不是政府提供的额外的订单，中小企业任何扩张产能的举动都将是净亏损的。有了政府的订单，扩张产能才能实现。中小企业扩张产能，垄断企业乘机涨价。中小企业是垄断企业的工具，中小企业利润中的绝大部分被垄断企业通过涨价和投机一股脑吞下去。生产技术不变，中小企业的产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垄断企业提供多少原材料。原材料限量供应的条件下，希望中小企业继续扩张产能是不可能的。（如果垄断企业控制最下游，直接提供最终消费品也一样。垄断企业可能向上游中小企业适当增加一部分上游订单，甚至可能完全不增加。不提高产能，只是提高最终消费品或服务的价格。）随着原料的涨价，当中小企业由于政府订单而新增的利润被压榨干净的时候，生产扩张行为就停止了。订单没有了，但是前期扩张的产能还在，许多中小企业之间为了生存，不得不在原材料上涨的时候，搞各种促销，展开激烈的价格战，甚至亏本经营，希望挤倒对手——谁坚持最后五分钟，谁就是幸存者。最终，一部分中小企业彻底破产。整个过程之中，必然出现一部分原来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因为涨价而被挤掉的情况。如果垄断企业完全不增加供应，那么政府订单增加多少就业岗位，难免挤掉多少原有的就业岗位。不过，这种情况究竟应该责备政府为了创造就业提供额外的订单呢，还是应该责备垄断企业唯利是图呢？
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是一种超越市场的分配行为。在垄断资本操纵影响政府的国家，这种分配必然有利于垄断资本。政府投资刺激经济，注入额外的货币，垄断资本利用现有的分配优势迅速聚拢这些货币，然后利用这些货币资本去扩张、兼并。每次实行凯恩斯主义的过程，都是一次“垄断资本进，中小资本退”的过程。这种扩张的过程对中小资本非常不利，每次刺激经济政策都是对中小企业的一次灭绝。一部分中小企业破产，它们的资本被剥夺，成为垄断资本的利润。中小企业在竞争的压力下扩张产能，在成本上涨的压力中苟延残揣，在订单消失后倒掉。中小企业本身就有生产过剩的倾向，如果没有垄断企业的存在，由于竞争压力，社会产能会扩张到接近潜在生产能力的极限，然后因为供大于求而崩溃。这是典型的自由竞争时期的全面生产过剩式的经济危机。垄断企业抑制产能，推动了物价上涨，加速了中小企业崩溃的到来。（所以，即使没有垄断企业控制产能，中小企业也会因为过量生产然后倒掉。但是，如果没有垄断资本它们很容易复苏。）如果考虑到未来的治理通货膨胀，那么中小资本受到的损失更严重。后面会看到，中小资本是每次治理通胀过程中被大规模绞杀的对象，尽管它们不是推动物价上涨的罪魁祸首，却要因为资金量比较小，而代垄断资本受过。
此时以中小资本投资总量超过垄断资本投资总量判断中小资本的境遇好于垄断资本，否认“垄断资本进，中小资本退”的过程是非常荒谬的。中小资本增加投资的原因在于竞争的压力，垄断资本不增加投资的原因在于没有竞争的压力。在垄断资本控制市场的情况下，中小资本增加投资，彼此之间激烈竞争，垄断资本渔翁得利，恰恰说明中小资本的生存环境大大恶化了。
支付稳拿利润的是饱受通胀和失业之苦的人，而不是政府。这时，价格体系会发生变化。不同商品之间的价格上涨幅度完全不同。垄断程度越高的产品，上涨幅度越大，激烈自由竞争的产品则很难涨价。另一方面，消费体系也会变化。控制垄断资源的社会顶层的消费往往会扩张——发财了自然会多拿出一些来挥霍。豪宅、豪车、名表、名酒、珠宝和美女（一些来自社会中下层的美女为了改变命运，把自己当作商品出售）的消费量都会大幅迅速上升。社会底层的消费则往往进一步下降。尽管以货币计算，穷人的购买能力更强了。但是，按照实物购买力看，穷人的购买力注定是下降了。因为工资赶不上物价，储蓄在不断缩水。个别人认为只要自己持有与稳拿相同的资产就可以不但避免损失，而且可以获得收益。现实是残酷的。现实中，他们收入主要来源是相对固定的工资而不是利润，他们控制的主要生产要素是自己的劳动力而不是能源、土地，他们的主要财产是银行存款而不是房产，他们的财产量决定他们很难充分利用廉价的贷款。卢瑟模仿稳拿的经济行为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这就如同农民很难模仿地主出租土地一样。在这个过程之中，一部分中小资本也支付了对应的代价，他们生意破产，跌入卢瑟的行列。表面上看，政府通过印钞解决了稳拿的利润，卢瑟获得了纸面上的工资。实际上，政府并没有付出任何实物代价，稳拿却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卢瑟和中小资本支付了稳拿的物质利益。这些物质利益包括稳拿控制的生产生活要素和资产的实际价格上涨、各种产权的兼并、各类投机的丰厚收益以及贷款债务缩水，与之对应的是卢瑟的实际工资下降、房租上涨和存款缩水。（对于物价上涨，政府往往给予特殊群体一些补贴。但是，对存款的损失来说，有限的补贴实在是杯水车薪。）社会中下层支付了垄断资本的利润，不断刺激经济的过程，其实是中下层不断破产的过程。很显然，这样的过程不可能无限持续。
垄断资本、中小资本遭遇截然相反的原因，在于资本量不同，博弈能力悬殊。相比中小资本，卢瑟的博弈能力更差。由资本量决定资本之间的博弈能力是市场的基本规则。不触动市场的规则，或者说不触动垄断资本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博弈地位，希望改变中小资本和广大卢瑟的悲惨的命运是根本不可能的。
一个国家经济垄断程度直接决定政府刺激经济的效果。等量政府投资，投入垄断资本实力不同的国家，效果不同。垄断资本实力越强的国家，刺激经济效果越差，经济越难被激活，通货膨胀等后遗症越严重。
分析过稳拿掌握的博弈优势对刺激政策的影响，我们继续分析原有财富结构对刺激政策规模总量的影响。
即使不考虑资本集中导致社会各个阶级博弈地位悬殊，影响政府刺激经济政策的效果和后遗症的严重程度，我们也会发现垄断程度高的国家需要政府开出更大规模的订单刺激经济以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就业率。我们在《生产与实现》一章中已经谈过，一个国家的就业率决定于社会顶层的消费能力和社会底层被剥削的严重程度。社会顶层需要消费100个单位的产品，每个劳动者能贡献10个单位产品，那么需要10个劳动者就业。如果每个劳动者能贡献20个单位的产品，那么只要5个劳动者就够了。贫富差距越大的情况下，社会顶层数量越少，消费能力越差。社会底层数量越多，博弈越激烈，工资水平越低。假设两个国家生产技术水平类似，每个工人创造的价值总量接近，贫富差距大的国家的失业问题必然比贫富差距小的国家更严重。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往往和垄断程度正相关，垄断资本控制经济的能力越强，掌握垄断资本的人越能聚敛财富。垄断程度越高的国家，实际产能与潜在产能之间的差距越大，失业问题越严重，刺激政策规模越大，后遗症越严重。在此，我们有必要简单分析一下政府刺激经济政策的规模与贫富差距（垄断程度）之间的关系。
假设A、B两国劳动人口数量，生产技术发展水平相同，采用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实现类似的就业率。我们在《生产与实现》一章中已经提出，全社会的就业总量由统治阶级消费总量、每个工人创造的价值总量和工人平均工资决定：
全社会就业总量=统治阶级消费总量/每个工人为统治阶级贡献的剩余价值
=统治阶级消费总量/（每个工人创造价值总量-工人平均工资）
全社会失业人口=全社会劳动人口总量-全社会就业人口总量
=全社会劳动人口总量-统治阶级消费总量/（每个工人创造价值总量-工人平均工资）
如果A、B两个国家劳动人口总量相同，生产技术相同，那么全社会失业人口总量取决于两个变量，即统治阶级消费总量和工人平均工资。这两个变量都与社会贫富差距程度密切相关：一方面，统治阶级数量越少，消费总量越低；另一方面，统治阶级数量越少，博弈能力越强，工资水平越低。在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在停滞期失业问题越严重。
生产力水平相同，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为了解决一个工人的就业，要为资本提供的利润越多；需要安置的失业劳动力也越多。两者相乘，政府需要投入的资金越多。
全社会新增就业总量=政府投资总量/每个工人被统治阶级榨取的剩余价值
=政府投资总量/（每个工人创造价值总量-工人平均工资）
政府投资总量=全社会新增就业总量×（每个工人创造价值总量-工人平均工资）
如果要实现全员就业，那么全社会新增就业总量应该等于全社会失业人口总量，即全社会劳动人口总量减去已经就业的人口总量：全社会劳动人口总量-统治阶级消费总量/（每个工人创造价值总量-工人平均工资）
政府投资总量=[全社会劳动人口总量-统治阶级消费总量/（每个工人创造价值总量-工人平均工资）] ×（每个工人创造价值总量-工人平均工资）
=全社会劳动人口总量×（每个工人创造价值总量-工人平均工资）-统治阶级消费总量
=全社会劳动人口总量×每个工人提供的剩余价值-统治阶级消费总量
=全社会劳动人口提供总剩余价值-统治阶级消费总量
从这个公式中可以看出，要让整个经济全速运转起来，让所有的原意就业的劳动力都有工作，就要由政府出钱消费掉社会全速运转时期所能产生的全部剩余价值之中社会顶层不能主动消费的部分。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工人工资越低，可以榨取的总剩余价值越多，统治阶级消费总量越少，政府需要投入的资金越多。
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如果仅仅考虑投入资金的总量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政府只要开动印钞机就能支付帐单。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多余的资金在经济之中所造成的后遗症。在价值符号的时代，物价与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和流速正相关，与流通中的商品总量反相关。
按照费雪方程MV=PT, P=MV/T 其中P为物价水平，M为货币总量，V为交易流速，T为流通中商品总量。假设经济刺激政策前后商品流通速度不变，经济规模总量不变，刺激政策施行之前物价为P0，刺激经济政策实行之后物价为P1
物价水平上涨幅度=（P1-P0）/P0 =（M1V/T-M0V/T）/（M0V/T）=（M1-M0）/M0
假设A、B两国在政府刺激经济以前物价相同，货币流速相同。那么两国刺激经济前，流通中的货币总量与经济规模成正比。假设A、B两国货币总量分别为MA、MB，那么两国物价上涨幅度之间的比例关系为[（MA1-MA0）/MA0]/[（MB1-MB0）/MB0]，略加整理可以得到（MA1-MA0）MB0/（MB1-MB0）MA0。
按照我们在前面的分析，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刺激经济达到全面就业需要注入的货币总量越大，也就是说（MA1-MA0）/（MB1-MB0）〉1。另一方面，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越低，在刺激政策施行以前和刺激政策实效以后，实际经济规模越小，反之则越大，也就是MB0/MA0〉1。如此可以得出结论，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实现全面就业造成的通货膨胀越严重。这一方面是因为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经济规模越小，就业率越低，为了达到充分就业，需要注入经济体的货币越多，一方面是因为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经济规模越小，货币对应经济之中流动的商品总量越少。
按照前面的分析，刺激经济政策的药量、滞胀的痛苦程度与社会贫富差距、资本垄断程度正相关。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实际产能与潜在产能之间的差距越大，失业问题越严重，需要达到一定的就业率，刺激政策规模越大。反过来，这些刺激经济的货币，流转在一个规模比较小的循环之中，经济刺激政策的后遗症必然更严重。换句话说，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因为经济规模小，达到同样的潜在产能（即全面就业），需要付出双重的代价，越是这样的国家，越会出现滞胀双高。
需要注意的是，为了简便我们假设所有商品同步涨价，事实上垄断产品涨价幅度必然远远高于非垄断产品。其次，我们假设经济刺激政策施行前后经济规模不变，事实上如果以实际产能计算，经济规模往往萎缩了。这是因为由于控制垄断资本的稳拿获得了额外的货币资本，博弈能力进一步加强，社会中下层为垄断资本提供了利润，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导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进一步萎缩。
按照前面的分析，如果希望增强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效果减轻后遗症的严重程度，就要削弱垄断资本的博弈能力，或者分散控制垄断资本的稳拿掌握的既得财富。虚弱博弈能力需要拆分垄断，分散稳拿的财产需要有相应的财产税，两者都可以使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事半功倍。不过，这样做必然触动稳拿集团的既得利益。事实上，拆分垄断可以削弱垄断资本过强的博弈能力，利用财产税分散既得财富，两者都可以避免财富的高度集中，增强社会消费能力。所以，拆分垄断或分散财富之中的任何一种政策如果能够坚定实施，都不会出现停滞，也没有必要采用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
既不许治疗内脏吸血能力过强，也不许从淤血的内脏抽血，只是一味向缺血的肢体输血，病情自然愈发沉重了。
此外，我们假设政府廉洁高效，所有的政府支付订单的钱全部用于支付工程款，刺激经济。现实中，显然需要考虑跑冒滴漏，不能简单地用刺激政策的规模说明解决就业的情况。如果大量的政府订单经过无数次转包，那么刺激经济的效率就更差劲了。1亿元的工程，只有5000万用于施工解决就业，其余则成为转包商和官僚的红利，那么刺激就业的效果自然减半。最初被瓜分的货币越多，将来无法顺利回收的货币越多。或者说，将来的淤血越多。这种刺激经济的行为实际上相当于直接给社会顶层的稳拿发钱。在财政已经面临大规模赤字，流通中已经货币过剩的情况下这么做，后果可想而知。与垄断资本类似，官僚极其附庸获得这些黑色收入以后，也不会用于扩大再生产。他们获得这些收入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权力的套现，与真实生产过程无关。所以，他们获得收入以后，如果不是用于投机的话，就会试图获得更大的权力，以求获得更多的黑色收入。使用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的时期，往往也是卖官鬻爵盛行的时期。随着刺激力度的不断加大，各类官职的价格也迅速水涨船高。在这样的国家，官僚及其附庸有极高的积极性推动凯恩斯主义政策刺激经济。如此就不难理解，越腐败的政府使用凯恩斯主义的规模越大，刺激经济效果越差，而打击贪污腐败，则可以直接改善刺激经济的效果，减轻副作用。于是，有人提出“肉化在锅里”的理论，反正这些钱还是归全社会所有，不必在意。这些“肉”确实化在了“锅”里，不过不是所有人的“碗”里。这些“肉”并没给多数人带来好处，更没有解决就业，只是推动了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提出这种理论的人，如果不是贪污腐败的受益者的话，就是糊涂蛋。
如果高贫富差距、高垄断和政府腐败几种情况同时具备，那么为了达到一定就业率，经济刺激政策的规模必然远远超过同类国家。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何此类国家的广义货币增速远远超过类似国家。最终，这样的国家必然滞胀双高。
分析完“滞”与“胀”，还需要分析“沫”与“崩”。需要注意的是，本小节之中的“沫”与“崩”以虚拟资本市场的投机为主，偶尔兼顾大宗商品投机。这主要是因为大宗商品投机对经济的影响在“滞”与“胀”的部分已经有分析。此外，大宗商品投机造成的崩溃相比虚拟资本投机导致的崩溃更简单。
既然存在“滞”、“胀”、“沫”，就完全可能存在“滞”、“胀”、“沫”、“崩”。我们在《庞氏骗局》中分析过，任何大规模投机高潮最终都难逃崩溃。此外，我们在《海市蜃楼》中分析过，对虚拟资本来说“沫”本身就是一种不稳固的状态，是否崩溃完全看未来的收益兑现和利率情况。在经济萧条期，收益增长和利率较低并存不容易。刺激经济的初期，可能短期内实现，随着时间推移，越向后越难。所以，既然存在“沫”，就难免存在“崩”。与传统经济危机时期和萧条期虚拟资本价格暴跌然后长期低迷不同，在经济滞胀期中宏观经济可能出现“滞”、“ 胀”、“沫”、“崩”中的一种或数种，数种现象完全可能并存。即使是看似矛盾的“沫”与“崩”，也可能同时存在——一种虚拟资本价格的崩溃同时伴随另一种虚拟资本的飙升。“崩”有局部的“崩”和全局的“崩”。中小企业的扩张完全必然导致某些行业产能过剩，进而发生局部甚至全局的“崩”。这种现象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不再多言。局部崩溃的起因在于投机货币资本换庄，或者某些投机品价格上涨过快甚至超过投机货币涌入的速度。全面崩溃的原因则是政府停止货币刺激政策或者资本外逃等情况导致流通中货币资本大幅下降。这部分并不过多讨论局部下挫，因为只要货币总量不断增加，某种投机品下挫必然对应其它投机品的上涨。
政府使用凯恩斯主义政策刺激经济期间，特别容易诱发全民投机运动。这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由于采用价值符号替代金属货币，货币不再具有内在价值。货币的价值取决于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和流通中商品总量，本身具有高度波动性，可能像两个方向猛冲，极不稳定。在币值必然不断贬值的情况下，长期持有现金是不明智的。其次，稳拿持有大量货币资本既然不打算扩张产能，必然涌入虚拟资本市场（或者大宗商品市场）进行投机。垄断资本获得额外的利润以后，除了投机紧缺商品还可能进行资本扩张，有些扩张是向上下游进行的，比如控制原料生产基地或销售环节；有些则是跨行业的，比如能源、烟草巨头进军金融业。垄断资本的扩张行为，如果是在虚拟资本市场的话，很容易起到领头羊的作用。再次，中小企业获得利润以后往往小猪跟着大猪跑，还有一些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主动退出生产循环，也要考虑套现以后的货币资本怎么保值。最后，广大社会中下层的养老钱不断缩水，为了保值也学小猪的样子。我们在前面说过，成规模的全民投机运动，如同一个自锁的机构：“有了稳定的上涨，才能有货币稳定加入；有了货币稳定加入，才能有稳定的上涨。这是一个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关系。想启动这样的一个互相促进的循环却并不容易。这个过程是个自锁过程，如同‘鸡生蛋、蛋生鸡’，没有鸡就没有蛋，没有蛋哪里来的鸡？于是必须先有一枚外来的蛋，孵出第一只鸡，才能启动后面的循环。”要启动全民投机运动，往往需要有大量的货币注入经济体，凯恩斯主义恰恰符合这个要求。政府如果要利用虚拟资本（国有资产的垃圾股票、国有土地）回笼货币，有意推波助澜，那么事情往往会闹得更大，“密西西比骗局”就是例子。这样的全民投机运动必然发生崩溃：如果能不断稳定地注入货币，那么用于投机的货币难免不溢出，去囤积其它紧缺商品。如果不能不断稳定地注入货币，那么在吸收掉社会所有闲散资金以后，上涨过程就会发生停滞，于是部分人落袋为安，随后就是全面溃败。
这部分着重探讨，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陆续到期后出现崩溃的可能。刺激政策失效以后，经济规模也会逐渐萎缩。由于订单减少，各种需求下降，前期扩张的中小企业面临产品滞销的困境，多数会陷入债务危机。在虚拟资本和大宗商品市场，因为知道不会有外来新增货币注入，大投机者纷纷停止投机，获利平仓。后期跟风进入的投机者被严重套牢。前期大规模贷款的银行会陷入危机，后面的事情就是全社会大规模的欠债还钱了。经济规模会从刺激政策时较高的水平下降到实施刺激政策以前较低的水平。不过，相比政府靠贷款实施刺激政策后可能诱发的崩溃，这个过程相对平稳。如果政府刺激经济所投入的货币不是由中央政府指派直接印钱，而是以政府向商业银行贷款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形式发生的，这种现象会更严重，因为政府的投资多数注定收不回来。那么就可能出现全局的“崩”。即不但有逐步下挫，然后长期停滞的可能，还有在短时间内暴跌的可能。一项贷款三年期，贷款一旦到期，如果政府不继续借新还旧，必然出现大批信用货币湮灭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不打算继续借新还旧，难免出现压缩财政开支，增加税收，拍卖国有资产或者印钞几个选择。（当然，如果政府更无耻的话，可能提出政府破产，把损失完全推给银行。）另外，政府采用提高利率等方式治理通货膨胀，也会产生类似的效果。
这种情况一旦发生，除非政府印钞，否则必然会造成流通中的货币总量下降。经济规模不变，流通中的货币总量下降，必然伴随剧烈的物价下跌的过程。理论上，物价将回到接近刺激政策实施以前的水平。由于销售价格下跌，而且无力转嫁出去，许多中小企业会立即陷入财务困境之中。从有效需求的角度看，政府增加税收、压缩财政开支必然使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下降到一个新的水平，导致产能大于需求。前期刺激出来的需求，现在则要扣除掉。消费能力的下降甚至包括利息的部分。拍卖国有资产类似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导致资本品市场供给增加，各类资产价格下跌，银行控制的基础货币量下降，贷款减少利率上升，与加息殊途同归，直接打断所有涉及信用的现有的再生产循环。此时，整个经济立即进入结帐状态，这就是经济危机。换句话说，此时的经济会从一个简单再生产循环的水平下跌到一个更低的简单再生产循环的水平。这个过程与工人借贷消费以后，无力偿还债务大同小异。此时必然出现的现象是产品滞销，利率水平上升，资产价格下跌。（政府破产的情况会直接导致银行破产，那是对社会杀伤力最大的方式。一个正常政府，如果不想垮台，都不会选择。）
此时，虚拟资本的价格，面临双重的跌落，一方面是利率上升利润率下降，另一方面是房子和股票都必须经过拍卖才能抵债，此时，抵债的需求远远超过长期持有资本收利息的需求，不能直接用于支付债务欠债还钱，缓不济急。所以，虚拟资本的价格必然比理论价格更低一些。通俗一点的话，就是货币相对房产和股票有一个流动性“升水”。
此时剧烈下跌的不仅仅包括本国一切虚拟资本，还包括的法币。资本家有国籍，资本无祖国。一旦本国经济崩溃，资本会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寻找海外的避风港。资本外逃必然加剧崩溃的情况。个别爱国的资本家，阻挡不住资本自我保值增殖的洪流。大量货币资本在短时间内流出国境，如果是固定汇率的话，必然导致本国外汇储备迅速减少；如果是浮动汇率的话，必然导致本国法币汇率急剧下跌。国家可以采取货币政策增加或减少本国境内流通的法币的数量，却不能凭空增加外汇储备的数量。一个国家既不能忍受外汇储备急剧减少，也不能忍受本国法币汇率急剧下跌，所以往往是两种情况的混合。即外汇储备减少同时伴随本国法币汇率的下跌，两种情况同时发生，幅度均略有减轻。这个过程其实类似与本国政府拿出真金白银回收超发的货币。不过，这里的真金白银是本国的外汇储备。
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和生产力水平的暴跌，政府必须借新还旧或者直接印钞。借新还旧或印钞的规模至少要与不能顺利偿还银行的赤字规模相当。事实上，大多数政府都可以借新还旧或者印钞。使政府犹豫的原因绝不是道德原因，或者是银行的拒绝，而是此时往往通货膨胀的水平已经居高不下，而就业率却已经重新原形毕露。此外，某些财政开支受议会约束的国家往往也犹豫不决。
即使政府借新还旧或者印钞也未必能阻止资本外逃。“乱邦不入，危邦不居。”随着通货膨胀的上涨和失业率的高升，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国外资本此时往往犹豫是否要进入，本国资本则在考虑是否要换一个更安全的国度，保证资本的安全。此外，大批本国中小产业资本被垄断资本排挤出生产循环，也会考虑是否能在其它国家发现资本保值增值的途径。一旦资本外逃的风潮开始，只要是固定汇率制，本国货币总量必然下降，直接导致银行资金紧张，同业拆借利率上涨，银行停止放贷并催收贷款，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紧张，大批商品被迫打折减价出售以偿还银行的贷款，整个经济循环进入结账状态。于是，金融危机爆发。本币和本国资产价格同步迅猛下跌，银行坏账增加。如果是完全浮动汇率制，本国流通中的货币总量不变，但是本国汇率会迅猛暴跌，直接导致各种进口商品价格暴涨，推动本国通货膨胀。多数国家的汇率制度处于固定汇率制和完全浮动汇率制之间，于是两种现象兼而有之，严重程度略有减轻：一方面是处处头寸紧张，贷款困难，资产价格下跌，一方面是在进口商品价格推动下，物价迅速上涨。生产循环被打乱，经济规模萎缩，商品流通量下降，失业率增加，社会动荡。外国资本则通过各种手段扩大资本外逃的杀伤力，然后趁火打劫，趁机兼并。
实际上，即使政府采用直接印钞的方式，流通中货币数量不减少，也未必不会出现投机崩溃所导致的危机。大量货币资本四处高速流动，反复投机，导致泡沫高涨。高涨的泡沫随时可能因为后继乏力或者某种投机品数量供给迅猛增加（比如房产）而下跌。如果政府停止印钞，必然出现后继乏力。如果政府继续加紧印钞，也未必不出现溢出现象。崩溃的过程中，大量货币从虚拟资本市场中溢出，转入商品流动市场，直接刺激物价上涨。这是一个“沫”和“涨”的互动过程。
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直接影响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和货币流动方向与各类资本盈利情况，决定虚拟资本价格的大势。在虚拟资本的理论价格在真实利率为负的情况下为正无穷，实际价格则由交易货币总量和虚拟资本量决定。政府直接影响利率水平和货币供给情况，二者的轻微变化都可以造成虚拟资本价格剧烈变动。当政府决定启用新刺激经济政策时，必然意味着未来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增加。反之，则可能出现停滞甚至崩溃。政府的宏观决策往往要综合考虑就业、通胀、财政赤字规模、下属机构负债程度，以及控制政府的各个利益集团的意见（这点往往是最关键的）等各种参考因素。滞与胀两者互相冲突，当经过一轮经济刺激政策，停滞重新出现，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时候，“保增长”还是“反通胀”？最高层作决策两头为难。继续刺激经济必然加剧通胀，不刺激经济必然出现高失业。有些时候，还涉及到没有印钞权地方政府与控制印钞机的中央政府的之间的财政关系。（某种意义上讲，希腊就是欧元区的地方政府之一。这个地方政府既不愿意交出财政权受到约束，又希望欧元区其它国家替它买单，或者开动印钞机。）一群宏观经济政策决策者（央行行长、财政部长甚至各个国家领导人）闭门磋商，激烈博弈。既要保证宏观经济不要太难看以免社会动荡，又要平衡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种种顾虑和各方的利益参杂在一起，最后的决定往往是激烈讨论、互相妥协的结果，既是情理之中也是预料之外。此时，不要说局外人，就是与会各方在闭门磋商之前，也未必知道最终的结果。凯恩斯主义有若干种变种，国家宏观投资方向也有无数的变化，今天支持基础设施，明天支持军工房地产，后天大规模投入节能减排。病急乱投医，必然处处撒钱。所以，除了货币和财政政策，还有各种行业具体政策。这些政策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就业与赤字之间的关系，却可以直接影响某些具体行业的枯荣盛衰。
操纵市场的大资本掌握大量利润，投机方向具有极高主观性。对它们来说，选择投机那种资产（或者商品）完全取决于这种资产能获得多么高的收益。（所以，石油期货的价格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达到130美元一桶，也能跌落到30多美元一桶。）它们可能炒作某种商品，可能炒作某种虚拟资本，或者放高利贷，甚至可能提前退出投机市场，进行资本外逃。对大资本来说，暴露投机方向必然导致大批中小资本提前进入抢椅子。有必要利用各种手段制造种种假象，实行各种佯动，使中小投机者做出错误判断。这其中也包括操纵各种媒体和评级机构。当然，对大资本来说，如果大多数中小投机资本提前抢占了大资本的目标也无所谓，大资本转换投机目标就是了。垄断资本选择兼并对象的参考因素之一，就是兼并成本。如果兼并成本过高，完全可能换一个兼并对象。毕竟，从事同一非垄断行业的企业很多，垄断企业的选择往往有很大的灵活性。
对中小投机资本来说，准确判断大势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谁知道闭门会议中哪派的力量占上风？高层中的多数究竟是更担心大规模失业，还是大规模的通货膨胀？两者都可以政府垮台。何况，即使判明了大势，亦不容易判明大资本的主攻方向。他们处于被动的一方，只能提前埋伏，成功的前提是一起埋伏的中小资本不能太多。
此时，政府决策左右为难、犹豫不决；大投机者灵活多变、诡诈异常；中小投机者信息有限、稀里糊涂盲目跟风，三方行动均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一起博弈，结果自然无法预料。此时的虚拟资本市场的表现，必然异常波动，如同狂风暴雨之中的大海。投机的货币资本在大资本的带领下冲向哪个方向，必然推动该方向虚拟资本（或商品）的暴涨。一旦大资本获利平仓，便只剩下一片萧条。那些没有来得及退出的中小资本必然损失惨重，难免深陷其中。金融赌场之中，甲之收益来自乙之损失，小资本的损失就是大资本的利润。
事实上，无论宏观政策如何，垄断资本的利润在虚拟资本市场的扩张对社会中下层都是不利的。这种扩张很容易吸引跟风盘，制造泡沫。这种扩张如果顺利，虚拟资本能够获得对应的盈利能力，那么必然制造更强大的垄断资本，最终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在少数几个甚至一个托拉斯的控制之中。垄断资本加强博弈能力，必然不利于中小资本和劳动力。这种扩张如果失败，虚拟资本无法对应必要的利润，则必然造成严重的经济动荡，所有的人都将为垄断资本的扩张行为支付代价。
探讨过滞胀沫崩的过程，我们有必需要探讨凯恩斯主义的项目选择。政府投资行为并不是注定会制造滞胀沫崩，而是选择不触动既得垄断利益的项目，或者制造新的垄断的项目的时候，才会导致滞胀沫崩。
凯恩斯主义是政府主导的一种分配行为，政府的投资打破了原有的平衡，打乱原有的分配格局。如果以垄断资本为一方，社会其它阶级为另一方的话，政府的投资可以巩固垄断资本的统治地位，也可以增强社会其它阶级的博弈能力（换句话说就是削弱垄断资本的地位）。当然，政府投资也可以作为独立一方，替代民间垄断资本的地位，巩固自身博弈地位，民间垄断资本成为官方资本的下属，官方和民间成为博弈对立的双方。
因为政府可以削弱稳拿的经济地位，所以控制垄断资本的稳拿对此保持高度警惕。最常见的理论就是挤出效应，即政府投资会压缩民间投资。政府投资增加若干岗位，民间投资就会减少若干岗位，政府投资在做无用功，增加的甚至可能还没有挤掉的多。事实上，政府投资是否会发生挤出效应，完全取决于投资的行业。从增加就业的角度看，政府在某些行业投资很容易发生挤出效应，在有些行业则完全不会。从后遗症的角度看，政府在某些行业投资很容易造成严重的后遗症，在有些行业则不会。我们有必要研究凯恩斯主义投资项目方向选择对经济的影响，或者说政府的钱是怎么用掉，用于那些方面的。
在我们前面的铁路公司修铁路例子之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政府投资推动钢铁企业扩大产能，由于煤炭企业，直接导致化工企业压缩产能。或者说，发生了挤出效应。发生挤出效应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政府投资导致对煤炭的需求增加，一方面是由于垄断企业为了谋求最大利润控制产能，两者结合推动煤炭价格上涨导致化工企业亏损。如果没有政府额外的订单，自然不会发生挤出效应。但是很显然，没有垄断企业控制产能，也不会发生挤出效应。事实上，此时生产规模的上限掌握在垄断企业手中。政府新增订单，发生或不发生挤出效应，完全看垄断企业是否扩张产能。垄断企业适当增加供应，那么挤出效应就不会很严重。如果垄断企业完全不增加供应，那么必然发生政府的订单新增多少需求，挤掉多少原有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情况，与之对应的就是原有工作岗位被新增工作岗位替代。
按照稳拿经济学的理论，政府举债扩张支出导致利率上升，利率上升抑制民间支出，特别是民间投资。或者说，政府的借贷行为导致民间资金紧张，于是发生挤出效应。总之按照稳拿经济学，政府借贷行为是罪魁祸首。这种解释在没有央行的时代是可能成立的，但是在央行时代还这么解释就是不顾现实了。有了现代意义的央行，就有了现代意义的印钞机，政府的投资行为完全可以靠印钞机支持，而与民间借贷无关。如果政府开动印钞机支付帐单，是不是就不会发生挤出效应呢？显然不是这样。这时，有限的不是民间货币的总量，而是垄断资本控制下的社会总产能。
这时，只要增加垄断品的供应就能把社会总产能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我们前面的分析之中已经指出，每个封闭经济体在停滞期的生产规模，由社会顶层对剩余价值的需求量与每个工人贡献的剩余价值量决定。具体来说，垄断品价格下降，下游商品价格不变的话，必然利润增加。这些利润在中小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分配，中小资本获得的剩余价值增加，每个工人被榨取的剩余价值下降。中小资本家可以增加消费，也可以扩大生产增雇工人，工人也可以要求更高的工资，增加自身消费。如果下游产品利润率不变的话（即这些利润全部转让给消费者），商品价格必然下降，中小资本家利润和工人工资实际购买力增强（或者说实际工资上涨），工人被榨取的剩余价值减少，必然直接导致全社会消费量增加。实际情况，是介于两者之间，垄断企业让出来的利润在下游企业、工人和消费者之间分配。最终，企业利润增加一部分，工人实际工资上涨一部分，下游商品价格下降一部分，全社会产能扩张一部分。一吨焦煤1500元下降到1000元，钢铁公司的成本就下降了500元，最终必然是钢铁价格下降，炼钢工人工资上涨，钢铁企业利润增加。至于直接与消费者有关的各类垄断商品价格下降，必然能刺激消费者（多数是工人）在其他方面增加开支。住房、能源价格下降，消费者就可以购买更宽敞一点的房子，添置汽车，购置更好的家具和电器，更好的装修住宅，有空也可以出去旅游。每个工人在消费过程中受到的压榨下降，贡献的剩余价值减少，社会总需求上涨，总产能自然会上升。这个过程其实是垄断产品提高价格抑制生产规模的逆过程。房租、能源价格上涨，企业必然经营困难，减员增效或者干脆停产，居民必然节衣缩食，压缩其它一切可以压缩的开销。垄断企业压缩产能，提高利润，直接导致本行业利润上涨，全社会总产能下降。反过来，垄断产品增加供应，必然导致垄断行业利润下降，中小资本家利润上涨，工人工资上升，全社会消费能力上升，总产能上升。是否会发生挤出效应，要看政府是在加强垄断行业的博弈优势，还是在削弱垄断行业的博弈优势。
正常情况下，有外来投资者加入一个行业的时候，这个行业的利润率都会下降。在垄断资本和社会其他阶级拉锯的情况下，政府投资加入哪一方，其实就是削弱这一方，增强另一方。表面上看，铁路公司修铁路的行为，并没有削弱社会其它阶级博弈能力。实际上，铁路公司对能源的需求加强了垄断能源企业（前文之中煤炭公司）的博弈能力，因为需求增加，供需平衡向有利于能源企业的一方发生了移动。于是化工企业的一部分就业岗位被排挤掉。反之，如果政府加入暴利行业，增加垄断品的供给，必然有利于改善上下游企业的博弈能力，增加上下游企业的利润。垄断企业的利润当然会下降，但是很难下降到亏损倒闭的地步。这时，就业出现纯增加，便不会发生挤出效应。如果政府的投资是增加能源供应（比如煤矿建设），那么必然使供需平衡向有利于社会大众的一方移动，因为供应增加了。当然，政府也可以成为独立第三方，控制独立的垄断资源。政府投资形成新的垄断行业，虽然不直接加入任何行业，但是向其它行业要求额外的利润，直接加重其它所有行业的负担，也会产生强烈的挤出效应。以修铁路为例，铁路公司为了解决自身财政困境，关停了其它的廉价路线，导致铁路运力相对紧张。铁路公司的收益上来了，但是相关行业的运输成本上升了。表面上看，铁路公司赚钱了，投资收回了，修筑铁路创造了若干就业机会。实际上，由于运输成本上升，必然导致相关行业的企业压缩产能，甚至破产倒闭，从全社会的角度看，解决了一部分就业问题的同时增加了一部分失业，总体效果并不像宣传的那么好，甚至可能诱发更严重停滞——如果政府投资的垄断程度，高于社会资本原有垄断程度的话。
政府刺激经济的资金有去无回导致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实际上也需要区别看待。直观地看，是否回款顺利，要看该行业的利润率水平，该行业的利润率水平越高，自然越容易回款。一种产品，有100%的毛利润，那么政府投资1万亿，那么只要售出其中的一半就可以全部回款了，就不存在财政赤字。一种产品，有10%的毛利润，那么政府投资1万亿，必须售出91%，才能全部回款。什么产品利润率最高呢？毫无疑问是垄断产品。如果政府投资增强了原有垄断巨头（煤炭公司）的博弈能力，那么政府投入经济的货币不断成为垄断资本的利润，肯定是难以收回的。反之，如果政府投资的项目是原有的暴利项目，则可以压缩原有既得利益。比如政府投资煤炭公司，增加垄断产品（煤炭）的供给，回收投资很容易。当然，如果政府自己投资新建了强有力的垄断企业，那么回收投资就一点问题也没有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某些情况下，那些由政府投资兴建的强有力的垄断企业实行独立核算。并不把利润上缴财政。这样的企业实际上和民营垄断资本一样，会不断吸收政府投入经济的货币，然后用这些货币进行投机或兼并。
如果我们综合政府投资方向对经济的影响就会发现，政府投资于加强原有垄断资本博弈能力的方向，将会造成严重的挤出效应和后遗症。政府投资也完全可能不发生挤出效应和后遗症，只要投资的效果是削弱垄断资本的博弈能力。如此考虑的话，政府投资进入垄断行业，增加垄断产品供应，减少垄断行业利润率水平，不易发生挤出效应。政府投资选择这样的行业，既有利于增加就业，也有利于政府收回投资。这里说到的政府投资进入垄断行业，增加垄断产品供应，是指进入原有的已经存在垄断行业，而不是政府利用权力创立新的垄断行业。至于政府创立新强有力的垄断资本，则可能导致严重的挤出效应，政府新创垄断行业，虽然回款顺利，但是必然挤压上下游产业。至于是否发生通胀，需要看这些国有垄断企业的利润是上缴国家财政，还是由这些企业自行安排。
对政府来说，刺激就业效率最高的项目，就是增加垄断产品的供应。这是后遗症最小的项目，也是增加垄断产品的供应。实际上，政府的投资如果是增加垄断产品的供给，那么将造成就业量的纯增长。反之，就会造成就业量的纯减少。如此，只要简单地判断政府提供的产品是削弱了垄断集团的博弈能力还是增强了垄断集团的博弈能力，就可以很容易地判断出对就业的影响和后遗症的严重程度。如果按照前面医生输血的比喻来看，投资这样的项目，直接削弱内脏从四肢抽血的能力。所以，自然是效率最高，后遗症最小的选择了。
当然，这也是垄断企业最反对的选择。我们在《统一战线》之中已经指出，在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必然和垄断资本建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关系。所以，在垄断资本控制影响政府决策的国家，削弱垄断资本的投资显然不能发生。因为政府的投资方向，注定被局限在有利于巩固垄断资本博弈地位的区域内。任何可能削弱垄断集团博弈能力的政府投资方案都会被否决。至于某些由政府控制垄断资本的国家或地区，则容易发生国有垄断资本不断加强的现象。总之，还会发生严重的挤出现象和后遗症。无论是垄断资本控制国家，还是国家控制垄断资本，都不会发生政府主动削弱垄断资本的现象。所以，垄断资本控制影响政府决策是发生滞胀的必要条件之一。
对垄断资本来讲，控制生产生活必需品（或者说有“刚需”的商品）的供应，才能卡住社会其他阶层的脖子，让他们老老实实把收入的绝大部分吐出来。政府如果试图增加这方面的商品供应是绝对不允许的。稳拿经济学家提出政府增加订单，私人就会减少订单，这是扯淡的。弗里德曼提出政府增加100美元的开支私人可能减少100美元的开支，比如政府出钱支付公园的门票，于是游览公园的人减少100美元的门票开支，甚至可能把100美元的结余用于储蓄。弗里德曼是民间垄断资本的代言人，他们酒足饭饱，有能力支付自己的需求，有充分的闲暇时光去游览公园。在弗里德曼的眼里，显然不存在各种生活必需品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社会中下层。弗里德曼精心挑选公园门票这种非生活必需品作为例子，如果我们把大骗子的例子之中的开支由可有可无的公园门票变成必不可少的住房，就会知道大骗子的谎言有多么荒谬，他的内心有多么无耻和冷酷。实际上，只要我们考虑到许多家庭几代人节衣缩食，为了买一套房子而奋斗，或者因为能源价格上涨导致许多需求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的话，就会知道弗里德曼是在骗人。社会底层不再被住房、能源等生活必需品压得喘不过气来，收入的结余增加了，自然会改善生活，增加其他开支。希望生活的舒适一点的，并不只有游手好闲的社会顶层。还有的稳拿经济学家提出来“给穷人盖房子不能修厕所”。理由是这样盖的房子会便宜那些社会上的有钱人。这明显是扯淡。稳拿经济学家自己是穷人还是有钱人？廉租房就是有独立的厕所，他会去住吗？他也是有钱人，他怎么不去住呢？申请廉租房解决自身住房的人，是有钱人吗？如果他们是有钱人，那么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便都是有钱人了。那些有若干套房子，住几室几厅，甚至住别墅的人是什么人呢？这里，这位稳拿经济学家偷换了有钱人的概念，把社会中下层也规划进了有钱人的范围。事实上，政府的廉租房往往地点和结构都不好，而且面积狭小，周边治安、卫生环境不佳。对社会顶层来说，这样的鸽子笼，是根本看不上眼的。那些收入相对较高，却申请廉租房的穷人，不过是被三类地主压榨到极限，为了省一点口粮钱而已。他们的居住条件与鸽子笼类似，本来就很局促，对鸽子笼的种种不便早已习以为常，所以不在乎鸽子笼的种种缺点。给穷人盖房子不修厕所，让鸽子笼变成猪圈，是为了让三类地主能够使用土地榨干净稍微有点钱的穷人的最后一个铜板。如果政府大规模提供廉租房，必然影响三类地主的利益。当然，稳拿经济学家不会说这么做是为了让地主更好地压榨租户，而会说这么做是为了住鸽子笼的穷人的利益，因为那些不太穷的人可能会抢更穷的穷人的鸽子笼。如果我们进一步问一句的话，既然担心住有人争夺鸽子笼，伤害那些只能住鸽子笼的穷人，为什么选择让鸽子笼变成猪圈，而不是增加鸽子笼的供应呢？难道一定要让穷人住进猪圈才能保护他们的利益吗？如果以土地资源有限为借口，不便于大规模增加鸽子笼，那么把那些空置的豪宅收上来，分发给住鸽子笼的人，不就能缓解住宅紧张吗？于是，这些稳拿经济学家就会站出来说这样不利于社会公平与正义。我们再问一句，难道三类地主垄断土地压榨租户的最后一个铜板就符合公平与正义吗？于是我们难免要问，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正义？或者说，谁的公平，谁的正义。最终我们会发现这些稳拿经济学家完全是在无耻地扯淡，在维护自私自利的稳拿无情剥削卢瑟的“公平与正义”。其实，稳拿经济学家的担心是完全杞人忧天。现实中，三类地主掌握丰富的政治资源，甚至直接就是政府高官（比如美国建国早期），政府采取的投资方案必然会充分考虑他们的要求。
那些与社会底层生活息息相关的商品，社会底层为了基本的生存条件不得不支付高昂的代价购买这些商品，增加这些商品的供应必然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如果有谁胆敢解决这些问题，难免会被冠以用政府赤字（或者债务）邀买人心之类的罪名。
反之，如果政府把这些钱用于轰炸伊拉克，那么控制垄断资本的稳拿完全可以通过提高地租、能源等垄断产品价格，把政府财政支出的大部分聚敛过来。此外，扩军备战还能获得额外的殖民地，对资本来说则是新的发财的机会。让失业的卢瑟去当炮灰，一举两得。刨垃圾坑与轰炸伊拉克异曲同工，既不触动稳拿的既得利益，也是稳拿发财的机会。不过，现实世界之中，显然不能明目张胆地刨垃圾坑，尤其是多数人吃得很糟，穿得很糟，住得很糟的时候。如果那样做，社会底层很可能会问，什么把这些人力物力浪费在无效的地方，而不给底层免费提供各种生活必需品。当然，统治阶级显然也不能回答，这些生活必需品是稳拿实行经济统治的媒介，供给不足是为了达到有效统治的必要手段。如果免费给社会底层提供生活必需品，社会底层便不再是稳拿的经济奴隶。民众的沉重负担必然对应稳拿丰厚的利润，必然有稳拿的利益在其中。只要能减轻民众沉重负担的项目，必然伤害稳拿的利益。对于这样的项目，稳拿必然强烈反对。
对统治阶级来讲，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的利益伪装成民众的利益。比如说，打击伊拉克是为了维护世界第一大国的国家安全。因为据可靠消息这个小国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该国领导人是个疯子。等到一切都既成事实以后，这个小国究竟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有谁关心呢？反正在增加稳拿利益的情况下，给失业的本国卢瑟找到了就业的机会。再比如，既然不好明目张胆地掏挖垃圾坑，就变成大规模搞基础设施建设——修桥补路不会削弱，只会加强任何现有的对稳拿有利的分配模式，任何人也难说这些行为与多数人的生活无关。其实，基础设施建设之中，超出民众需要的部分，就是在变相地“挖垃圾坑”做无用功。不过民众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的迫切程度往往不好评价，虽然名义上是为了民众的利益，但是民间发言权却很有限，即使听证会往往也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实际上往往由官僚集团和他们的附庸说了算，于是最终开出天价的大单。同样是民众的需求，对于能有效从社会中下层那里敛钱，有丰厚利润的垄断项目，往往是一毛不拔或者虚情假意，供应不足。这些项目是稳拿的禁脔，要靠市场解决。对于不能有效从中下层那里敛钱，不存在丰厚利润的项目则往往空前投入，大干快上，供应过剩。这些项目是稳拿捞外快的途径。这些项目的设计过程之中，往往是什么最贵设计什么，施工的时候，往往是什么最便宜用什么。这也不难理解，如果我们自己装修过住宅的话就知道，装修公司往往提出最宏伟的设计方案，施工的时候却总是偷工减料。一面是供应不足，一面是供应过剩。我们经常看到的是，迫切需要的能源和住所供应不足，与之对照的是各类基础设施宏伟气派。当然，这些基础设施也仅仅是看起来宏伟气派，实践之中往往是豆腐渣工程。财政明明足额（甚至超额）下拨了工程款，却往往拖欠施工建设费和材料费。看似荒谬，其实统一，最终都是为了稳拿的利益在运转。一面是稳拿从社会中下层敛钱，一面给是财政给稳拿发钱，两不耽误。当然，政府除了制造过剩，也可以创造新的垄断，制造新的供应不足。所以，这些项目究竟为了谁的利益，就看的很清楚了。这并不是说投资基础设施是不必要的，而是说民众的真实需求并不是政府考虑投资方向的决定因素，垄断资本或者官僚的利益才是真正的决定因素。
如此就不难理解政府在推行凯恩斯主义时，往往开出天价订单，但是其中真正减轻民众负担的却寥寥无几。如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有的国家可以拿出惊人的军费去轰炸多数国民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国，建造强大的航母战斗群，投资宏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却不能解决本国底层的住宅短缺问题。此外，垄断资本获得利润也会挑选中下层生活必需的薄弱环节进行投机，加重他们生存的负担。所以，大规模实施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的国家，民众为维持基本生存而承担的负担是加重而不是减轻。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规模越大，负担越重。
对于大多数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由于垄断资本控制、影响政府决策，政府决策往往由官僚决定，凯恩斯主义选择的项目必然兼顾垄断资本和官僚的利益，而忽视中下层以下各个阶级的诉求。凯恩斯主义虽然有三种投资方向，增强现有垄断，打破现有垄断，创造新的垄断，但是最终往往选择增强现有垄断或者创造新的垄断，而不是打破现有垄断。最终，实行凯恩斯主义所产生的效果，必然是加剧贫富差距。所以，本文之中的分析也是默认政府增强原有垄断，或者创造新的垄断。
看完了凯恩斯主义的项目的选择，再看看治理过程。我们会发现治理过程和项目选择一样，同样是对稳拿有利的。
随着政府刺激经济的货币逐渐成为垄断资本的利润，就业率重新开始下降，通货膨胀开始上升。这时，多数人生活水平下降，各种负担加重，不满情绪上涨。政府先开始往往装聋作哑，视而不见，顾左右言它，或者玩弄数字游戏，搞掩耳盗铃的把戏。其中，最常见的就是调整通货膨胀率和就业率的数据了。我们在《飞舞的蝴蝶》之中已经分析过，各种商品上涨的幅度和速率与垄断程度有关。物价上涨过程中，并不是所有商品价格平衡均摊上涨，而是某些高度垄断的生产生活必需品重点突破。这样的情况下，只要适当调整这些生产生活必需品在物价统计之中的权重，就不难得出物价只是温和波动或者只是季节影响之类的结果。当然，数据是不能当饭吃的。能糊弄一时，不能一直糊弄下去。政府渐渐地不住了，于是虚情假意地开始了各种死马当活马医的治理过程。
对付滞胀和对付通货膨胀的思路一样，就是在货币发行量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如何稳定物价。此外，还多了一些顾忌，就是失业率不能太难看。在高失业的情况下，完全停止政府订单消除“胀”，结果就会使失业率达到惊人的水平。为了支付政府订单的价值符号的发行量在不断上涨（而且这些价值符号还在流通中）就会有通胀。只要不能无偿地定向收回稳拿手中多余的货币资本，这些货币资本就会要求对应的收益，必然无法同时解决高失业、高通胀和高金融风险问题。不能有效地把淤血抽出来，必然不能同时缓解肢体坏死和内脏溢血。输血，肢体不会坏死，但是内脏要溢血。不输血，内脏不会溢血，但是肢体会坏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政府总是不死心，试图通过一些邪门歪道解决、缓解（或者至少掩盖）这个问题。在面临巨大政治压力的情况下，政府往往不得不反复做无用功。
把法币推到境外去，是善后方案之一。医生向肢体输血，血液汇聚到内脏，内脏向体外输血。法币的币值与法币总量、流通商品总量和流速密切相关。如果能让法币在更广泛的区域内流通，必然能有效对抗通货膨胀。此外，通过劫掠战败国，尤其是战败国央行金库，可以获得大批国有资产，有效回收货币。上世纪三十年代，全球都被经济危机折磨的时候，只有德国经济在纳粹领导下欣欣向荣。希特勒不是经济天才，而是在大规模采用政府订单备战。魏玛共和国因位于恶性通货膨胀崩溃，他才有上台的机会。他不是不知道这样做的后遗症，他计划通过侵略战争把后遗族转嫁给其它国家。扩军备战，解决失业问题，用军事扩张把通货膨胀的后遗症转嫁出去，建立千年帝国，这是希特勒的全部计划。如果整个欧洲大陆都使用帝国马克，那么帝国马克超发几倍甚至十来倍也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他自信能征服落后民族，所有敢于采用这样的刺激经济政策。不过，他在军事上失败了，这个计划也就夭折了。当然，如果能打出美军在二战之中的表现，这种治理方案是有效果的。以世界第一的压倒性军事实力为后盾，让本国央行充当全球央行，这种做法我们在后面还会谈。不过，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注定只有一个或几个国家。
试图通过本币国际化，把本币和平地退出去，是这个方案的变种。不过，让把本国的货币资本投向海外，必然对应向海外扩军。价值符号没有内在价值，如果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完全不可行。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体外必然拒绝外来的血液。再说，海外投资也需要本国军力的保护。价值符号本身就是暴力的符号，没有暴力的支持，价值符号不能有效流通，这是王莽的时代已经证明过的。甲国军事实力覆盖的范围，就是甲国法币流通的范围，超过这个范围，甲国法币就是商品。在甲国军事势覆盖范围以外的国家，如果接受甲国法币，不过是希望用这些法币套购甲国军事实力覆盖地区的物资或者套购甲国的外汇储备。价值符号的流行必须以暴力为后盾，希望本国军事实力不能有效覆盖的地区的国家或个人，稳定持有本国的价值符号是不现实的。放开自由兑换的窗口，无非是给国际资本做空本国法币提供了方便。在崩溃期，本国经济崩溃，生产力大幅度下降，外汇储备锐减，大量资本外逃，这样的窗口的作用才会真正显示出来。
所以，如果没有蒙古铁骑一样压倒性的军事实力，少琢磨自己印钱，然后把法币推出去的邪门歪道。当然，如果有蒙古铁骑一样的实力，直接争夺殖民地，向外扩张即可，没有必要采用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
既然政府提供的消费品稳拿不需要，不能有效从稳拿手中收回货币，那么政府提供的资本品呢？资本逐利而动，由政府提供资本品不就能稳定回收稳拿手中多余的货币吗？这个思路看起来可行，实际上经不起推敲。如果是不能赢利的项目对应的资产，那么这个思路其实是要求稳拿替代政府不断提供赤字，他们显然不会购买。如果是政府控制的垄断项目，这些资本确实可能有非常高的利润率，那么稳拿必然会踊跃购买。但是，把这些国有资产转移到稳拿的手中必然加剧贫富分化，使社会总消费能力进一步下挫。再说，这种模式其实国家用国有资产回收流通中多余的货币。抛开拿出这样的资产，国家心疼不说，如果国家真的能拿出这么多真金白银回收货币，当初何苦使用印钞机呢？
此时，政府往往耍花招，拿出一些看似能有丰厚利润，实际没有什么利润的资产回收多余的货币。所以，政府必然有意推这些资产的价格，一方面是为了吸引购买尽量多地回收货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政府确实拿不出真金白银回收多余的货币。最终，这些虚拟资产必然无法兑现允诺的利润。于是，这些资产的价格一落千丈，直接导致投机狂潮加金融危机，重创经济。事实上，路易十五的时代，摄政王支持约翰劳的“密西西比骗局”的初衷之一，就是为法国政府解决财政困难，回收当年太阳王时代积累下来的多达20亿里佛尔的国债。最终，国债持有人用国债购买了一文不值得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法国政府顺利收回了债券解除了债务危机，几乎所有法国人都破产了，跟风的卢瑟损失最重。约翰劳则承担了一切恶名，远走他乡。如果当时没有约翰劳这个替死鬼，法国大革命可能会提前发生。
某种意义上讲，约翰劳是凯恩斯之前的凯恩斯主义者。他发行超量纸币，刺激经济，然后试图使用没有利润的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回收纸币（和太阳王遗留下来的国债）。他甚至走在凯恩斯的前面，因为他的计划里面包括用虚拟资本回收过多货币，而凯恩斯的理论则不包括怎么善后，只是把一切交给通货膨胀。很显然约翰劳的计划不能无限延续，因为稳拿购买股票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而不是为了欣赏。一个国家可以无限增加纸币，却不可能无限提供对应的利润，甚至连对应的商品都无法提供（抛开商品需要经过销售才能提供利润不说，生产力是无法几何级数增长）。几何级数增长的利润，必然远远超过算数级数增长的现实生产力。所以，约翰劳的计划的最终结果，必然是以崩溃收场。约翰劳试图用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构建一个巨大的资产池，不断吸收自己增发的货币。现实中，这个资产池虽然短期存在，并且吸收了大量的货币，但是最终难逃崩溃的命运。大量纸币溢出，物价飞涨，大批金银硬币被转移出国境，法国经济崩溃。
用政府资产回收多余货币还有一个变形，就是池子理论——就是约翰劳的实践已经证明失败的理论。构建一个虚拟资本的池子，让稳拿多余的货币在里面反复投机不出来。政府开一个赌场，不断提供虚拟资本作筹码回收货币（当然，政府也可以不提供筹码而由社会提供）。让稳拿用不断获得的利润在里面赌博，梦想发财。按照设想，政府开动印钞机，不断向经济中注入资金，资金流入稳拿手中，稳拿用这些钱去虚拟资本市场赌博，政府不断利用赌场抽头儿回收货币。于是，就业率上升，物价波澜不惊，虚拟资本赌场惊涛骇浪。简单地说，其实就是用滞“沫”（或者滞胀“沫”）代替了滞胀。表面上看虽然物价变化不大，但是金融风险急剧上升。事实上，我们在《庞氏骗局》之中已经证明过这样的池子不可能稳定存在。稳拿不傻，见不到真金白银，迟早会退出虚拟资本市场。一旦池子崩溃，稳拿把货币转移向紧缺物资，在短期内造成惊人的通货膨胀，或者其它利润更高的方向。不仅如此，金融系统甚至整个经济循环也将难逃一劫。此时，还可能出现资本外逃的狂潮。与向国境线以外输出法币不同，此时流出国境的并不是本国的法币，而是本国央行的储备。——一个国家的金融已经崩溃，谁还会要该国的法币？持有本国法币的稳拿，此时抛弃本国法币，转而持有本国央行的储备（比如美元、黄金之类）。
有偿收回稳拿手中的货币资本，相当于向稳拿借钱，必然酝酿更大的通胀或者金融风险。虽然血液暂时能抽回来，但是迟早还是要流回去，回去的血液要超过前期抽走的血液。让稳拿手中货币主动离开商品投机市场，必须给他们更高的利润。这些利润如果能够实现，是实实在在的利润，一切回到起点，只是规模更大（从内脏抽出1000毫升的淤血，注回内脏1200毫升的鲜血）。如果不能实现，便会诱发金融危机，少数先入场的稳拿获得多数后入场的卢瑟用于养老和救急的积蓄。事实上，这些利润最终注定无法实现。“密西西比骗局”就是最好的范例。
如果提高利率，利用较高利率冻结一部分货币流动会如何呢？稳拿手中的利润拥有高流动性，极不稳定。让这些货币直接沉积在银行如何呢？加息对物价至少有两方面的抑制作用，一方面对稳拿来说，投机成增加，进行投机不如持有存款；对中小企业来说，则完全可能压断紧张的现金流。前一种作用并不影响就业，后一种效果直接影响社会就业情况。此时如果利率较低，必然无法有效冻结稳拿手中的货币。如果利率较高，大批苦苦挣扎的中小企业主必然关门大吉。各种市场利率中，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最高，这部分货币必然首先被冻结。对他们来说，既然继续经营，资金紧张，销路不畅，回款困难，利润极低，那么直接套现资产吃利息岂不更好？如此一来，虽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被有效地抑制了，却必然导致失业率迅猛上涨。
如果不考虑政府通过融资平台贷款实行凯恩斯主义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加息直接增加政府的债务，政府必然坚决反对加息），是否存在一个既能有效冻结稳拿利润，又能保证中小资本继续经营的有效中间利率呢？如果能找到这个利率，那么把利率定在这个范围不就既可以源源不断注入货币，又不会制造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了吗？绝大多数政府治理凯恩斯主义后遗症的货币政策都可以归结为这个问题，即在试图找到一个可以平衡的利率点。如果能够找到这个平衡点，那么凯恩斯主义就可以无限使用下去。资本主义就可以找到一条既不触动稳拿利益又避免大规模失业的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
事实上这一点是不存在的，由于存在利润向上转移，损失向下转移的关系。垄断帝国之中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中小企业总是向上下游的大企业贡献利润，它们的毛利润总是趋向于银行利率。银行利率的提升必然导致最底层的中小企业无以为继。如果假设社会平均利润率为20%，那么中小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必然低于这个利润率，垄断大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必然高于这个水平。如果社会存款利率是10%，贷款利率是15%，那么靠自有资金经营的中小企业的毛利润必然趋向于10%，靠贷款经营的毛利润必然趋近于15%。如果此时利率上升，假设存款上升到15%，贷款上升到20%。靠自有资金经营的会觉得存款更合算，靠贷款经营的会因为资金链成本上升立即出现亏损。两类中小企业的选择都是减产停产。于是，幸存的中小企业博弈状况改善，毛利润上升，接近15%和20%。（事实上，它们的纯利润很可能是下降的。）此时物价的下降，无论是垄断原材料的下降，还是消费品价格的下降，恰恰由于大批中小企业减产停产甚至倒闭，对原材料的需求下降，导致原材料价格下降。中小企业倒闭裁员，大批工人失业，导致消费品价格下降。物价下跌的绝大部分损失也将由幸存中小企业承担，因为它们的博弈能力弱于垄断大企业，那些不能承担损失的中小企业将退出竞争。靠贷款维持流动资金的中小企业高度依赖于银行贷款。一旦银行贷款利率上升，中小企业的生产成本必然上升。对中小企业来说，如果提高准备金，则问题更加严重。因为在提高利率的情况下，它们还有希望获得流动资金贷款。如果提高准备金比率，则可能完全无法获得贷款。这种情况下，对稳拿来说是则是放高利贷发财的好机会。
对获得绝大部分利润并将利润用于投机的垄断资本来说，受加息影响的敏感度远远低于中小企业。他们有比中小企业高得多的利润率，拥有大量的自有资金，而且拥有优先于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所以任何收紧的货币政策都很难使他们受到影响。当药剂足以影响垄断资本的时候，那么中小企业此时必然已经出现大规模的倒闭潮了。当大批中小企业已经关门的时候，垄断资本手中往往还有大量的闲散资金不知道投向何处。干旱来临，当小草和灌木已经枯萎的时候，大树往往还郁郁葱葱。
垄断资本推动通货膨胀获得大多数的利润，中小资本却首先吃药。这是因为中小企业数量众多博弈能力差，上下游议价能力差，利润率低，融资的成本高。垄断企业把它们的利润率压榨到最低。通货膨胀过程中，中小企业往往要为上下游大企业提供免费的贷款——要预付货款才能进货，往往要在交付商品三个月后才能获得货款。通货膨胀越严重，中小企业流动资金越紧张，不得不依赖贷款才能维持。惹祸的是强者，绞死的是弱者。每次放松贷款，垄断资本会把中小企业的毛利润压低到新水平，也会使中小企业更加依赖贷款提供流动资金。每次收紧货币，那些毛利润较低，更加依赖贷款的中小企业就会面临利润下降，流动资金不足的困境。此外，对中小企业来说，物价的任何波动都是有伤害性的：物价继续上涨，它们维持不下去；物价下跌，它们同样维持不下去。上下游的大企业完全可以通过要求中小企业预付原材料进货款，拖欠销售货款的方式把物价上涨或下跌的风险转移给中小企业：如果物价上涨，上游企业肯定会按照上涨后的价格提供原料；如果物价下跌，上游企业则会按照下跌前的价格提供原料。如果物价上涨，下游企业肯定会按照原有价格结算；如果物价下跌，下游企业肯定会要求按照现有价格结算。经济循环之中，只对顶层稳拿产生不利作用的政策是没有的，相反只对中下层手中的产生不利影响的政策却是有的。因为在自由市场交易中，资本量大小决定博弈的结果，所以稳拿有足够的能力趋利避害。
提高利率并不难，难的是不伤害中小企业。它们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主力，也是经济之中最脆弱的部分。所谓治理通胀的紧缩政策其实是对中小企业的反复绞杀，必然加剧失业情况。每次放松贷款过程，垄断资本有资格优先获得贷款，都能趁机攻城略地；每次收缩货币的时候，中小企业首先被绞死。于是，货币政策的每次一松一紧，都有无数中、小企业成为亡灵。（当然，某些情况下，不提高利率的原因绝不是顾及到中小企业，而是顾及到自身的债务。尤其是政府向银行贷款实行凯恩斯主义的时候。）何况，即使所有企业的利润率相同，也无法使用利率等货币手段长期冻结利润。货币长期在帐户之中坐享高额利息，却不到实体经济的流通中来是不可想象的。只要允许货币自由流动，必然出现币值下降的现象。如果不允许货币自由流动则意味着计划（行政命令）代替市场（自由竞价）。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它常见的局部治理手段。比如政府投资的项目反复亏损，便采用创造新的垄断的方法获得表面上的盈利，同时加剧失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支付能力有需求（也就是有利润）的项目却没有人开发，是不可想象的。资金不够，可以利用金融市场融资。只要有利润，铁路这样的项目都可以通过股份公司融资的方式修建起来。利用社会融资为BOT模式搞基础设施建设筹集资金，是投行的重要业务之一。只要该项目能够产生足够的利润，BOT模式就是可行的：大不了提高相关项目的收费，比如过路费、水费、电费、乘车费，压榨能产生经济效益的其它相关行业的剩余价值。没有这条铁路以前相关行业每年的利润是1亿元，有了这条铁路以后相关行业每年的利润是2亿元，于是每年理论上就可以获得最高1亿元的运费。按照年息5%计算，这条铁路的造价低于20亿元，修铁路就是合算的。如果铁路的造价超过20亿，那么民间就不会投资这条铁路。这时，新建铁路如果要避免亏损甚至赢利，必须加强垄断压榨相关行业的原有的利润。在经济停滞期，垄断资本停下来而不继续扩张，表明以民间垄断资本的力量已经不能继续压榨相关利润。政府花费30亿修筑了这条铁路。每年利息亏损5000万。为了获得盈利，关停其它路线，这时铁路便可以盈利。于是，运费的收入达到了每年1.5亿。支付代价的是沿线企业，这些企业的利润下降5000万。如果这条铁路靠贷款修建，建成以后负债累累的话，这样做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是，用创造新垄断的方式解决亏损（或回收货币），必然加重上下游企业的负担，影响就业。这种方案类似于前面说的用向中下层加税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必然导致更严重的消费不足。此外，铁路公司也可以用这条铁路发行股票。这种解决方式，实际上是前面提到的政府用资本品回收多余货币。这些资本品本来没有对应的利润，政府加强垄断以后，这些资本品升值了。
常见的治理方案大致包括把多余货币资本推出去，有偿回收（利用利润）稳拿手中多余的货币资本，使用货币政策强行冻结一部分流通中的货币，加强政府投资的垄断性增加政府投资的效益等等。第一种治理方案成功与否与军事实力密切相关，暂不考虑。后三种治理方案都是在封闭系统之中运行，都会造成严重的后遗症。无限穷举的话，我们还会发现很多类似的死马当活马医的治疗方案。这些方案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对每一种不适都有一定疗效，却都有严重的副作用（或者有不能实现的前提条件）。一幅药下去，头不疼了，脚又疼了。再来一幅药，脚不疼了，头又疼了。能同时保证就业稳定增长或者保持在较高水平，而物价不涨、泡沫不胀的方案却没有。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在自由市场条件下，“滞”、“胀”、“沫”三者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可以消除其中的一种或两种，但是同时消除，则不可能。增加就业需要扩张产能。因为垄断企业天然具有压缩产能谋求最大利润的倾向，所以中小企业是扩张产能的主体。中小企业的利润被垄断企业压到最低，或者说抑制产能扩张的力量压倒产能扩张的力量。如果政府不向经济体注入货币，那么就不能有效形成投资高潮，即使出现民间的投资潮，也不过是中小资本向垄断资本贡献利润，中小资本被垄断资本吞并的过程。这种吞并过程是单向的，必然加剧垄断的集中程度。如果没有外来资金成为中小资本的利润，中小资本扩张的运动很快就会停下来，否则它们就会因为原料涨价、销售不畅陆续破产。这样的情况下，虽然不会导致“胀”或“沫”，但是必然出现“滞”。消除滞的前提是注入货币，让中小资本有能力扩张，垄断资本获得这些货币必然寻求更大的利益。缓解滞的过程中，中小资本获得额外的利润，这些利润很快成垄断资本的利润。垄断资本获得了额外的货币资本，然后用这些货币资本脱离实体产业，四处逐利流动，如果这些货币进入商品市场，就是胀，如果进入虚拟资本市场，就是沫。这个过程需要三点假设和一个条件。三点假设，一是中小资本向垄断资本贡献利润，二是垄断资本不利用这些利润扩大生产或者全部消费这些利润于是产生脱离实体产业的货币资本，三是垄断资本使用这些货币资本谋求更大利益。这三个假设都是固有规律：第一个是垄断资本的博弈优势地位的必然结果，第二个是垄断资本抑制产能人为制造短缺谋求最大利润的本能的必然结果，第三个是是资本逐利性的必然结果。这个条件就是自由市场。商品持有者可以随时出售自己愿意出售的产品，货币持有者可以随时购买自己要求购买的产品。这是所有卖者和所有买者一起参加的拍卖活动，出价高者优先购买，卖者对买主的唯一要求就是货币，除此以外，对买主购买商品的数量和用途没有任何限制。拍卖，是自由市场的基本规则。如果实行限购或者政府限价的话，有钱没票也买不到商品，就不会发生投机，比如希特勒时代对绝大多数商品实行严格的配给供应，所以纳粹德国并没有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然而那样的市场显然不是自由市场，货币的地位被削弱，让位于行政命令（比如配发的票证，比如对垄断资本下达的生产指标）。所以，只要在自由市场的平台上，就无法阻止物价上涨和资产泡沫
滞胀的整个过程可以归结为政府为刺激经济开出订单并用印钞机支付订单，中小资本雇佣工人获得利润，垄断资本利用涨价获得中小资本的利润，垄断资本没有把利润用于实体经济导致生产规模回缩，垄断资本把利润用于投机或放高利贷推动通货膨胀或资产泡沫。（如果政府向银行贷款支付订单，那么最终如果不开动印钞机的话，不仅会出现滞胀现象，还会出现经济崩溃。）整个过程分为若干步骤，一步一步环环相扣。只要其中的一环缺失，就不会出现滞胀现象：政府通过向顶层收税补贴底层的方式刺激经济，就不会出现滞胀。政府的投资投向原有垄断，垄断资本的博弈能力被削弱，中小资本的利润不会汇聚到垄断资本那里，也不会出现滞胀。无偿剥夺垄断资本多余的利润的话，既能弥补政府财政赤字，也能治理滞胀。对购买行为进行限制，打击投机的话，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如果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对生产、生活用品实行配给，则根本不会出现通货膨胀。）然而，打断其中任何一环，都必然触动垄断资本的利益。由于政府决不会触动垄断资本的利益，既不能阻止垄断资本利用博弈优势聚敛这些货币，又不能在不干扰正常生产资金循环的情况下阻止垄断资本把这些货币注入经济循环。所以只要政府试图减少失业以维护社会稳定，滞胀的最终结果就无法避免。这里出现了第四个假设，即假设政府不触动垄断资本的利益。我们在《统一战线》已经说过，垄断资本必然和政府建立紧密的联系，两者之中必有一方是另一方的附庸，否则垄断资本必然被强行拆分。无论谁是谁的附庸，政府都不会对自己的主子或者亲随开刀。所以，现存政权不触动现有垄断的假设完全可以成立，或者说政府的政策取向均以不针对垄断资本，不伤害垄断资本的利益为前提。
政府的刺激经济政策或者治理通胀的政策，都可以归结为用利润刺激资本运动，用损失遏制资本运动。表面上，多是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实际上，不针对垄断资本的政策，就是针对社会中下层的政策。由于垄断资本具有的博弈优势，选择的主导权在垄断资本手中，可以有效地趋利避害，所以这些政策的实践效果永远是有利于强者而对弱者开刀的。（当然，在某些垄断资本与政府结合异常紧密，中下层政治权利异常微弱的国家，甚至连表面上的一视同仁都做不到。政府的财政政策，往往尤其明显偏袒稳拿：增加的税负，往往最终要由社会中下层承担，而减少的支出，则往往直接减少与中下层利益密切相关的开支。）任何一视同仁的刺激或治理政策都会因为垄断资本具有博弈优势而失去预期的目的。市场经济中，货币是同质的，交易是不限量的、自由的，垄断资本的涨价、投机行为与正常商品流通是混在一起的。稳拿盈利行为自始至终都是自由市场交易的一部分，无论是通过限产提高产品售价聚敛货币资本，还是把货币资本脱离实体产业。任何人也不能命令出售者应该提供多少商品，提供商品的具体数量是卖者的自由。即使社会舆论质疑，生产者也可以用亏损、机器检修等理由搪塞。任何人也不能命令出售者把销售的利润以什么方式用于何方。买者究竟购买多少商品，用于什么目的，是买者的自由，无论他们是用于正常生产生活还是投机。自由市场之中一切行为均以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的，通货膨胀、资产泡沫和大规模失业等问题根本就不是资本考虑的范围。只要在自由市场中，掌握垄断资本的稳拿可以把一切谋利的行为与正常商品流通混在一起，通过“自愿”的交易就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这时，如果有人揪住垄断资本涨价和投机行为不放的话，就会有稳拿经济学家站出来替垄断资本说话——不要干涉自由选择的权利和正常的市场交易，影响公平和效率。自由市场之中，垄断资本的运动过程，类似物理的熵增原理，必然对应财富向垄断资本的汇聚和集中，以及风险和损失的转移。任何促进中小企业扩张生产规模的过程，必然成为促进垄断资本积累的过程，而试图冻结稳拿控制的货币资本的行为，则必然影响其它的资金流动，影响中小企业的正常经营和现有经济循环。于是，治疗“滞”的药方，推动资本运动，如果有效的话，短期内必然对应增加中小企业的利润，中长期必然出现利润向垄断资本移动，增加垄断资本的利润，进而刺激更大的通胀或泡沫；治理通胀过程中，治疗“胀”的药方，抑制资本运动，损失向中下层移动，必然首先压缩中小企业的利润和正常生产经营，导致更严重的失业或其它问题，加重“滞”。各种政策只要不直接触动垄断资本利益，不触动自由市场规则，希望利用一视同仁的政策对垄断资本产生抑制作用的同时，对中小资本产生刺激作用（即同时消除“滞”、“胀”、“沫”），是不可完成的任务。所以，每次刺激政策和随后的治理过程，从资本量来看，是垄断资本趁机扩张，中小资本受到抑制；从产业结构来看，是用于投机的资本不断扩张，实体产业资本先扩张随后受到抑制；从物价的角度看，是物价不断上升，垄断产品物价上涨最快，竞争激烈的商品缓慢“补涨”；从解决就业角度看，先是增加一部分就业，随后失业问题更加严重。
扩张产能，发展生产的是中小资本；抑制产能，限产涨价，进行投机的是垄断资本。所以，采用一视同仁的政策刺激生产扩张同时抑制物价上涨或者资产泡沫，所需要的潜在假设是，中小资本比垄断资本有更强的博弈能力，不是垄断资本向中小资本要求利润、转嫁损失，而是相反。只有这样，中小资本受到刺激的同时，垄断资本才能受到抑制。在我们前面的分析中，如果垄断资本不具有先天博弈优势，就不会出现刺激经济过程中，实业向投机贡献资本，而是投机向实业贡献资本，垄断资本聚敛利润并把这些利润脱离实体产业用来投机的结果；也不会出现在治理通胀过程中，推动涨价搞投机的垄断资本毫发无伤，而搞实体产业中小资本躺着也中枪的结果。很显然，这样的假设与事实规律相违背，是不能成立的。自由市场之中，中小资本不可能有比垄断资本更强的博弈能力。理论上，如果这样的假设成立，那么中小资本扩张生产的力量就将压倒垄断抑制生产的力量，那么政府便没有必要采用刺激经济政策了。进一步推论的话，如果中小资本比垄断资本有更强的博弈能力，那么财富就不是不断向垄断资本集中，而是不断从垄断资本向外发散。财富从垄断资本手中发散到中小资本手中，从中小资本手中发散到工人手中。稳拿手中的财富不断自发地、自动地向卢瑟手中转移。如此一来，财富便不再是分配的依据而是累赘，便不会再为人们所追捧。很显然，这样的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
然而，政府却在不断尝试既不违背垄断资本的利益，不违背自由市场的游戏规则的前提下，试图通过刺激经济治理通胀，保持社会经济稳定。这样不断做无用功既是因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也是因为稳拿经济学为了掩盖社会阶级分层和压榨，一直回避垄断资本对中小资本具有先天博弈优势的客观规律（如果承认垄断资本对中小资本有博弈优势必然推论出资本对劳动力有博弈优势，进一步就可以推论出所谓的人人自由的社会其实是存在强烈压迫关系的社会）。
经济停滞的原因是少数人博弈能力太强，多数人博弈能力太差，导致少数人分配配额太高，多数人分配配额太低。大饼规模由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决定，所以远远小于实际能够产出的大小。一面是大批人吃不到大饼，一面是大批做大饼的人被闲置。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并不打算改变这种不利于底层的分配格局，而是由政府用订单扩张经济规模，试图用增大大饼的方式让那些被闲置的人参与做饼，并解决他们吃不到大饼的问题。由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迟早重新萎缩，所以大饼必将重新萎缩。政府投入经济支付帐单的货币，最终将被资本获得，变成新增的货币资本，少数人获得了这些额外的货币资本，博弈能力增强。垄断资本本身就有压倒性的优势，获得这些额外的货币资本以后，必然如虎添翼。
人类社会之中，财富总是自动聚集的。在自由市场之中，资本天生就有自我扩张、吞噬一切的野性。垄断资本必然不断剥夺其他社会成员的分配的份额，自我扩张。垄断资本的任何行为，不论是限产涨价也好，用利润投机也好，放高利贷也好，最终的目的都是不断扩张。随着刺激政策失效，生产规模逐步回缩，下层获得的大饼总量必然下降。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之中引入了新增的货币资本，增加了新的分配要素，必然打破原有的博弈平衡，形成新的分配格局。由于社会总产品的大饼变化不大，甚至缩小，必然导致没有得到额外资本的其它各方获得的总大饼份额缩减，与之对应的就是多数人生活水平下降。如果不想定向剥夺少数人手中新增的货币资本，就不能抑制他们增强的博弈能力，必然无法有效保护中下层的利益。
大饼被人为增大的时候，中下层能吃到一点渣子，当大饼缩回去的时候，中下层不但连一点渣子也吃不上，还要吐出来一部分。每次刺激政策必然改变原有分配结构，使之更利于社会顶层。中层的代价往往是自己控制的资本失去资本功能，成为社会顶层资本的一部分，他们个人则退出生产循环，加入社会底层的行列。他们的员工则失去工作。底层支付的代价包括工资下降、存款缩水和投机失败。
整个凯恩斯主义和其后治理方案可以简化为试图用增加大饼的方式改善下层吃不到大饼的问题，用压缩大饼总量的方式控制上层分配份额的过度扩张的问题。因为贫富差距导致的问题，不从分配结构下手，却向总量下手。试图通过调整总量，改变分配结构失衡所引起的问题。这样的解决方式，短期是扬汤止沸，掩盖社会矛盾，长期则是抱薪救火，必然使被掩盖的矛盾更尖锐地爆发出来。每次实行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的时候，就注定了社会中下层获得的大饼份额的比例必然下降。既不想干涉资本运行的自由（维持自由的市场经济），也不想削弱资本的博弈优势（剥夺少数人手中多余的资本），必然不能改变社会底层分配总额太少的问题，就难以保护其他社会成员的分配份额。因为垄断资本过度集中所引发的经济问题，用进一步促进集中的方式去治理，最终必然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随着不断实行凯恩斯主义，社会中下层的分配权被压缩到最低，显然凯恩斯主义不能无限实行下去。垄断资本主义的停滞期是不折腾直接僵死，凯恩斯主义是反复折腾，越折腾越糟糕。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药剂越来越大，副作用越来越大，滞与涨同时上涨，政策选择的灵活性也是越来越窄。开始时，是走独木桥，后来就是走钢丝。于是宏观调控，变得异常惊心动魄，充满了刺激。
在我们前面的分析之中，我们假设垄断资本属于个人。于是国家不断注入经济体的法币不断成为私人的利润。一面是国家的财政赤字不断上升，一面是垄断资本通过提高垄断产品价格抑制生产聚敛这些货币，然后这些货币流入经济循环制造无数的麻烦，社会底层处境恶化。如果这些垄断资本属于国家，那么国有垄断资本就不会利用优势地位抑制生产规模制造通胀，注入的货币不断成为国有垄断资本的利润，国家不断回收这些利润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如此国家不存在财政赤字，经济不存在过多的货币。这就如同医生不断向四肢输血，血液不断向内脏聚积，内脏则不断把多余的血液反馈血库，实现圆满循环。这是美好的方案，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即使抛开资本兼并的因素，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垄断也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是现代工业社会，必然会出现垄断。随着分工的细化，工业生产过程日益标准化，产品整齐划一。各类生产要素生产过程日益规范化，规模化。一两家企业几套设备，几条流水线的产能可能满足一个地区甚至全国家的需求。控制这些基本生产要素生产的资本，最终必然是垄断资本。
在我们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由于存在利润向垄断企业转移的关系，只要垄断、控制几项有限的生产生活要素，便可以把整个经济之中绝大多数的剩余价值通过交易的方式隐性化、“和平”地征收上来。如果由唯利是图的私人控制这样的垄断企业，则必然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显然是不恰当的。如果这样的企业由国家来控制，将一部分剩余价值转移给社会底层的卢瑟，那么就可以避免过度的贫富分化，成为调节贫富差距的工具。但是，这样做显然违背资本的意志，必须保证劳动人民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否则必然制造另一批稳拿。某种意义上讲，利用国家垄断资本对社会财富进行调节，是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列宁曾经预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事实上，如同央行垄断货币发行一样，国有垄断资本垄断生产生活必需品，控制着围城中的面包。理论上，只要在本国生产力水平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扣除维持再生产循环必需不断补偿的折旧，国有垄断资本想谋求多少利润，都不成问题。国有垄断资本不能是唯利是图的企业，而应该是经济的调节器，不应为利润而运转。这就如同，如果央行为少数人利益运转的话，这些人想获得多少法币都不成问题，所以央行绝不能唯利是图地为利润运转一样。如果国家不能有效利用这些垄断企业，为实现有利于多数公民的宏观经济目标服务，那么这些企业便可能演化为私人致富的工具，帮助少数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这些资本不但不能扶危济困，而且将助纣为虐，不但不能有效调节社会贫富差距，而且可能制造更严重的贫富差距。由于有国家暴力支撑，私人资本完全不是对手。“一切属于国家，那么国家属于谁？”——这是乌拉圭加莱亚诺在《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中提到的问题。我们这里所探讨的，不是宪法的字眼或者公开的名义上的说法，而是国家的分配作用事实上究竟为谁服务，明确地说就是国家执行分配功能时，从谁那里获得剩余价值，并分给了谁。是从稳拿那里获得剩余价值分给卢瑟，还是恰恰相反？在国有垄断资本掌握经济主导命脉的国家中，使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刺激经济副作用程度的大小，在于国家的属性。同样刺激经济的政策，国家属性不同，副作用的强度完全不同。如果国有垄断资本不断从社会顶层那里吸收剩余价值反哺低层，那么经济就具有可持续性。反之，如果这些剩余价值落入少数人的腰包，国家垄断资本堕落为少数人完成原始积累的工具。这时，经济会迅速恶化，矛盾会在短时间内激化。坚持关键生产要素由国家垄断，国家属于多数国民，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反之，则很难稳定。
事实上，如果这些垄断资本真正属于国家的话，而国有垄断资本的运转的最高目标不是获得尽量多的利润，而是满足社会上多数人对工作和生活的需求的话，就不会发生长期的停滞。作为经济核心，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控制垄断资本控制生产规模和物价水平，也完全可以利用垄断资本的利润实现财富调节。一面是垄断资本抑制生产，垄断产品价格居高不下，一面是少数人利用垄断资本高度聚敛，一面是多数人没有消费能力，一面是社会生产在低水平循环，大批人口失业的情况根本就不会发生。
对于坚持生产资料私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则有必要实行反垄断法，以法律的形式强行限制单一资本在某一行业份额超过一定比例。避免少数人控制垄断资本榨取惊人的利润，奴役其它国民。这样显然是不利于规模化生产，降低成本的。但是，对于社会大众来说，单一资本控制某一商品操纵经济的危害性，要远大于更多资本以更高的成本生产同一商品的危害性。这是美国通过《谢尔曼法》，强行拆分标准石油的根本原因。实际上，虽然此类商品的生产成本上升了，但是售价往往更便宜。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标准石油和微软会被强行拆分。如果一个国家既不能保证垄断资本为全国多数人民的利益运转，又不强行拆分垄断资本，必然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
如果国家并不控制核心垄断资本，不能不断从经济中不断汲取剩余价值反哺社会底层，那么国家实行凯恩斯主义必然带来激烈的两极分化。这时，政府投资方向、承包公司的选择，甚至利润水平往往都由官僚集团和他们的附庸决定，国有垄断资本也往往成为少数人致富的工具。于是，社会中各类资本的积累情况，完全取决于官僚集团的意志，由资本所有者与官僚集团关系的远近亲疏决定。政府权力超过资本总量，成为决定积累的关键因素。这时的稳拿集团的领袖发生更迭，民间大资本家让位于官僚资本家。有弗里德曼那样的大骗子在，官僚权贵资本主义难以一统天下。弗里德曼与凯恩斯理论的争论究竟谁是谁非并不重要，因为两者的背后是民间资本决斗官僚资本，争夺稳拿集团领导权。弗里德曼为首的自由主义反对的不是垄断资本，而是由政府建立或支持的垄断资本。这就如同属于第三等级的吉伦特派反对僧侣和官僚组成的一、二等级，但是仅仅反对僧侣、官僚垄断剩余价值分配权，而不反对剥削制度本身。所以，一旦僧侣、官僚和吉伦特派达成妥协，就能建立巩固的联盟，共同对付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劳动者。吉伦特派曾经激烈抨击宫廷，也曾加入路易十六的政府。出尔反尔。看似前后矛盾，其实是统一的。
国有垄断资本私有化，只要不触动对垄断资本有利的分配方式，不征收社会顶端的稳拿超额利润，不对民间垄断资本进行强制拆分，就不能解决垄断资本引发的经济问题。“只要交易是双方自愿的，就是互利互惠的。”——这是弗里德曼反复宣扬的教条之一。垄断资本控制土地、能源等生产生活必需品，其他社会成员不自愿向他们屈服，又能怎么样？自绝于工业化社会吗？国有垄断资本成为官僚谋求私人利益的工具。并不比官僚高尚的资本家，难道就能让私人垄断资本成为公益的工具？难道私人资本控制垄断产品之后，就不会限产涨价？弗里德曼越是拍胸脯，打保票，便越让人怀疑。仔细推敲的话，我们会产生无限的疑问。在大资本宣扬的自由主义理论之中，除了狡诈和贪婪，看不到更多的东西。民间垄断资本不满国有垄断资本占据统治地位，觊觎丰厚的利润，想分一杯羹甚至完全抢过来独吞，却没有机会，于是急得上蹿下跳。俄罗斯的实践也证明由私人控制国有资本以后，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寡头往往比贪婪的官僚有更加肆无忌惮，因为他们除了利润别无他求，没有其它任何顾忌或制约。
每次滞胀期都是政局动荡时期。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经济危机是无解的，迟早演化为政治危机。当数量足够多的人不能用经济手段改善自己极端不利的分配地位的时候，必然诉诸于政治手段。当政治手段仍然不能解决的时候，就会进一步升级为暴力冲突。
即使采用超大规模的刺激政策获得了短期的繁荣，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沾沾自喜的。国家开出的订单规模大一些，失业率就下降得多一些，代价就是未来的通胀和泡沫必然更高一些。一下子开出总量若干万亿美元的惊人的大订单，所有的闲置产能都被调动起来，必然出现各地热火朝天，经济欣欣向荣的假象。全世界经济萧条，示威抗议游行，只有某些国家或地区经济企稳、回暖、向好，一片和谐社会。其实，不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经济、政治结构特殊，而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的领导人不懂经济，负责经济的高官胆子比较大而已。
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是短期扬汤止沸，长期抱薪救火的政策，综合看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政策。经济刚刚陷入停滞的初期，开出天价的订单，往往能糊弄过去。但是，随着刺激政策逐渐失效，一切原形毕露，经济情况比刺激之前更糟糕，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一般情况下，各国领导人必然慎用这种政策。不过，有些领导人任期将尽连任无望时（比如美国总统第二届任期），往往采用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因为他们完全无须考虑自己下台以后洪水滔天。当然，也有很多人喜欢凯恩斯主义的刺激经济政策，甚至主动推动，因为发财的机会来了。不过，在自己的任期内大幅度增加政府赤字的人（比如小布什），必定给后任留下一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在后任的任期内，经济刺激政策失效，后遗症暴露出来，失业率和通货膨胀双高。
这时就会有所谓“全球都在印钱，为了避免吃亏所以抢先印钱”的奇谈怪论，为政府实行大规模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开脱。这完全是抢先洗劫自己老百姓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编造这种奇谈怪论的人，十有八九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受益者，用这样的谎话迷惑受害者。历史上，国民党、日寇和后来的汪伪政权比赛印钱，国统区和沦陷区的百姓深受折磨，日寇可以不管中国百姓的死活，国民党政府可以把责任推卸给日寇和汪伪政权，但是却不能掩盖双方均在印钞比赛中谋求私利的现实。
奇谈怪论即使发挥作用，也不过很短的时间。当绝大多数人饿得要死，极少数人撑得要吐的时候，靠忽悠是不管用的。还是要拿出具体有效的经济政策，如果拿不出来，当权政府难免垮台。政府却要在无解的情况下，藻饰太平努力维持歌舞升平。一般来说，政府先是反复使用各种手段刺激经济，避免大批劳动力失业造成社会动乱，然后再死马当活马医地治疗后遗症，焦头烂额，顾此失彼。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反复攀升，财政赤字日益扩大，资产泡沫不断膨胀，各种经济矛盾按下葫芦瓢起来。
无论是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还是凯恩斯主义的后遗症，起因都是社会分配严重失衡。由于博弈能力差距的存在，政府的各种努力都只会加大贫富差距，只有削弱稳拿占优势的博弈地位或者消除贫富差距才能缓解经济困境。但是，代表稳拿利益的政府却决不会触动顶层的既得利益和占优势的博弈地位——那样便意味动摇稳拿统治多数人的经济基础。政府既不能解决经济问题，也不能改善多数人的现状，只能开出各类扬汤止沸的药方。结果必然是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尖锐对立。
这时，社会中下层必然严重不满。他们的存款、工资不断缩水，为了避免通胀的损失试图加入投机保值结果注定吃亏，工作朝不保夕，养老、医疗和教育水平下降，大批人口长期失业，随时可能因为自己失去工作、生意破产或者国家采取紧缩政策而陷入债务危机；许多中小资产阶级苦苦挣扎，最终小生意破产，加入卢瑟的行列；由于通货膨胀和压缩财政开支，一些国家机器的螺丝钉也被推入卢瑟集团；稳拿集团不断在政府刺激经济的过程中获得巨大的好处，一幅暴发户的样子：穷奢极侈，晒富炫富，为富不仁。中下层看到自己经济地位不断下降，稳拿投机获得暴利，自然对现存分配制度忿忿不平。这样的情况下，发生激烈的政府更迭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政局的动荡直接加剧市场的动荡，新政府组阁以后是否还会采用原有经济政策？如果继续采用，钱从哪里来，流到哪里去？是否还会支持原有的稳拿集团，还是会扶持新一代稳拿集团？这些问题都是未知数。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有稳拿集团很可能采取落袋为安，转移资产的策略，由此引发的资本外逃往往直接造成金融市场和经济循环的全面、迅猛崩溃。
对新政权来说，如果要避免法币崩溃，就要控制货币发行总量，也就是要压缩财政开支，增加财政收入。因为政府被稳拿所控制，向顶层加税的法案往往搁浅。所以经常出现的选择就是减少底层的福利，增加底层的负担。具体的政策往往是削减养老金，公费医疗、公费教育和各种针对底层的补贴，增加各种针对底层的税收。对顶层来说，他们不需要养老金、公费医疗和教育，但是对社会底层来说，这些公共开支很重要。顶层提出是底层懒惰、无能，所以不能自行解决养老、医疗和教育。底层则针锋相对，提出正是由于顶层垄断了各种资源才导致社会分配严重不公，底层的收入被压缩到极限，所以没有能力自行解决养老、医疗和教育。在物价上涨、就业困难的时期，社会底层开支增加，收入下降，越发窘迫。各种社会保障是他们的最后一点稳定的经济来源和保障，是他们的救命稻草。这时压缩这方面的开支会有什么后果，可想而知。不仅如此，由于通货膨胀和压缩财政开支，大批中下层官僚和军官的处境急剧恶化。最先出现的往往是物价上涨，薪饷缩水，随后就会出现裁汰冗员。此时的裁汰过程往往并不与能力挂钩，裁汰下来的往往不是冗员或者无能之辈，而是与上层官僚关系比较疏远的没有背景的“疏员”。在全社会就业困难的情况下，上层官僚自然不会把自己家的亲属裁汰下来，让他们去喝西北风。再说，多余的位置还可以私下出售，明码标价，童叟无欺，那些“疏员”如果想保住饭碗就要花钱。那些保不住饭碗的人，就要加入卢瑟的行列。这些人具有组织才能和军事才能，成为卢瑟的领导。如果我们知道，刘邦、萧何、曹参都来自秦朝基层组织，明末裁汰驿卒的前因后果，就会这道这样做的危害性。稳拿为了扩大自身利益不择手段，于是把越来越多的人剥夺干净，被剥夺干净的人成为他们的对手。稳拿掌握的财富越多，他们的对立集团就越强大。稳拿自我强化的过程也是自我毁灭的过程。
于是，各种示威游行骚乱此起彼伏，比如席卷全球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对于新政权来说，有旧政权垮台的前车之鉴，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问题，那么很快也会走上前政权的覆辙。但是，即让底层满意，又让顶层满意的经济方案是没有的。顶层占有大多数财产在经济博弈之中本身就占尽优势，任何不削弱顶层财产的经济方案无非是加强这种优势。我们经常看到，新政权上台之前踌躇满志，豪言震天，上台以后却裹足不前，瞻前顾后，左右为难。由于完美的制衡，稳拿虽然失去政治主导权，不能推行对自己有利的政策，却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否决任何对自己不利的政策。最近的例子包括奥巴马推动向顶层增税的法案受阻。新政权不触动稳拿的利益就无法平衡各方利益，触动稳拿的利益需要打破现有的政治制衡。所以，各种经济政策必然无能而低效。如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罗斯福要求接近独裁的权力。
如果没有外来力量的介入，财富的汇聚与集中是自发的不可逆的过程。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也就是农民不斗地主就要饿死的状态。这时，社会总大饼不变，垄断资本扩张到极限，工人的份额被压缩到极限。这时，被压迫阶级必然使用一切手段试图改善自身不利的博弈地位。这些手段可以是和平的议会斗争，可以是无政府的骚乱，也可以是暴力的武装起义。个别人则采取了反社会的恐怖袭击，他们知道社会制度对自己不利，也知道自己无力改变于是在绝望中选择了极端的手段。社会底层试图改变现有社会分配模式的行为必然遭到社会顶层的强烈反抗。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博弈行为的依据是各方占有的生产要素，具有同类生产要素的人，属于同一个阶级。如果要削弱一个阶级在某种生产要素方面占有的优势，或者剥夺这个阶级利用这种优势获得的过于丰盛的产品，实际上就是在经济上消灭一个阶级。对此，可能被削弱或者被剥夺的统治阶级必然竭力反抗，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保护现有既得利益和未来的收益。这种反抗的手段包括议会斗争和军事叛乱。民选政府理论上应该代表全部公民，但是此时全部公民已经以财产为依据，分裂成若干阵营。受压迫的卢瑟为一方，垄断大资本及其附庸为另一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双方剑拔弩张，先是唇枪舌剑，后是议会斗争，最后直接武斗。于是，民选政府如同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向左一步，必然遭到稳拿的反抗，尤其是稳拿控制议会的时候；向右一步，则会面临主要大城市骚乱甚至起义的风险。政府的根基已经土崩，自然大厦将倾，所以出现频繁的政府更迭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只要经济危机无法缓解，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残存的政治制衡迟早被打破，最终必然出现经济问题政治解决，无非三个选择：打破原有的社会生产之中由私人控制垄断资本的局面，由国家控制垄断资本，以国有垄断资本的利润反哺社会底层。资本主导生产，政府主导分配。国有垄断资本获得利润，政府征收上来，再分给底层，周而复始反复循环。垄断资本主义本身就孕育着社会主义，这条路是社会主义的起点。不过，这条路很可能走上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是第一条路。不触动或者基本不触动社会既得利益格局，整合全社会的生产力，统一政治、经济资源，全力向外扩张。用军费实现充分就业，用扩张消除经济后遗症。整个经济仍然为利润所运转，但是向外要求额外的利润。这条路是法西斯主义的起点。这是第二条路。彻底抛弃为利润而生产，行政指令替代利润，计划替代市场，由生产计划替代市场需求。彻底放弃市场和利润，由全面生产过剩转化为全面短缺。这是第三条路。第三条道路可以算第一条道路的变种。三条道路，一条是让利润循环起来，一条是向外要求利润，一条是彻底放弃利润。无论那条，都离不开政府的干预。
资本主义改良，也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变种。强行拆分垄断资本，直接削弱资本博弈能力。高累进的财产税和遗产税，用征收上来的税款补贴社会底层，增强底层的消费能力。高累进的直接税和针对底层的各类补贴所起到作用接近国家控制垄断资本反哺社会底层。需要注意的是累进的幅度和顶层避税的能力，常见的情况往往是累进幅度不够或者顶层可以轻易避税。如果没有完善的个人收入信用体系，便无法确定个人收入和财产水平。于是，只能对公开的收入收税，而无法对各种非公开收入征收。最终，这些本意是调节收入水平的税收，成为针对中下层的税收，直接加重中下层的负担。稳拿的收入不纳税，卢瑟的收入纳税，出于调节贫富差距的本意所设立的税收，直接拉大贫富差距。如果是大资本产阶级控制政府，则可能把累进税率定的非常低，或者如同小布什那样，直接给社会顶层减税。此外，如果政府贪污腐败严重，则可能出现对民间财产征税对官僚财产不征税，甚至补贴官僚的情况，这样类似政府制造新的垄断。民间稳拿破产，官办稳拿做大。拥有权力的官僚集中财富，没有权力的民间势力积聚人手和不满情绪。最终的后果，可能直接导致类似法国大革命或者明末农民起义那样的天翻地覆。如此就不难理解雍正推行财产税，必须结合官绅一体纳粮当差。
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至于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宣扬的“政府放任自流，资本当家作主，经济自然改善”，当作戏说可以，若真实行，则难免诱发无产阶级革命——广大无产阶级长期失业，不甘心饿死，最终走上武装对抗资本主义产权制度的道路。为利润而运转，无利润而不动，是资本的本能。这种本能与全社会充分就业的目标并不兼容。在工业化时代，全国主要人口聚集在大城市。这些人口中的大多数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无法自我就业，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为了社会稳定，如果不能把多数失业人口关进集中营（英国曾经实践的那样），就必须保持一个尽量高的就业率。追逐利润不能保证充分就业，造成社会动荡，是垄断资本主义无法继续存在的致命弱点。暴力重新参与分配，大规模采用凯恩斯主义，宣告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已经穷途末路。
任何事物发展到极限，便会走向自己的灭亡，自由市场下资本的自我扩张、兼并也是如此。凯恩斯主义迈出了政府大幅度干预经济的第一步，但是并没有触及垄断资本的根基，回避了问题的关键。事情并不会到此为止。对一个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劳动者、资本家与官僚之间进行激烈的博弈，前面提到的三种选择都可能出现。纳粹德国和红色苏联分别是后两种选择的产物。三条道路看似尖锐对立，互不兼容，其实完全存在互相转化的可能。不论哪种选择，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将一去不复返，国家权力都会迅速扩张。无论是走向社会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自由市场下的垄断资本主义都离自己的灭亡更近一些。
作者：MRand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