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著名谏臣杨继盛有一句名言：“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李大钊先生改其一字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终生奉行，直至壮烈牺牲。道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终极性的概念。中国人对天道的尊奉，和西方人对上帝的信奉一样深入骨髓。西方人在应急状态下，总是会无意识地说出“God save me！”这样的话，而中国人则会说：“我的天！”这样的话。一种是对超自然人格的信仰和听从，一种是对宇宙大规则的遵循和顺从。就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从先秦以来，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法家、墨家，都毫无例外地把天道视为思想和言说的最高范畴。
当今知识界，关于知识分子社会功能的认识，很多人存在混沌和迷失。很多人倾向于宣扬这样一种观点：知识分子不能做喜鹊，要做乌鸦。言外之意是，知识分子主要担当对社会的批判责任。这句话猛一听是有道理的，甚至还颇能彰显文人风骨。但是，历史地看待这句话的来源，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种典型的自由主义新闻观。
知识分子这一提法，是舶来品。近代以来，在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发展的基础上，一批独立的具有专业学术积累，从事知识的教育、研究和传播的脑力劳动者，取代宗教神职人员的知识权威，成为时代精神的，他们是西方式知识分子的源头。西方知识分子是在激烈批判宗教蒙昧和封建专制的环境中诞生，在整个19世纪，他们总体上在激情满怀地呼唤自由、民主和博爱的新时代的诞生。但是随着19世纪末资本主义政权在全世界的普遍确立，西方知识分子消弭了对社会正面价值的关注和肯定，把自己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批判现实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病和问题。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的非理性主义哲学都是这种价值取向的精微而深刻的表达。
近现代以后，中国新型知识分子迅速兴起，他们和西方知识分子的显著区别在于，他们主要来源于没落士大夫阶层的疏离和背叛，他们一方面反对旧的顽固思想，另一方面，他们又直接地继承了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家的道义担当。正是这种道义感，使得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既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同时以更加热烈的天下情怀，更加明确的主体意识，站立在时代潮流的中心，辨析和阐扬社会的正面价值，强有力地引导和推动时代的发展。
当代中国，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正处于历史性的转折和跃升之中，知识分子尤其需要弘扬这一担当道义的光辉的民族传统，用广博的知识，丰富的智慧，缜密的逻辑，深邃的思想，开启人民的觉悟，提升人民的境界，凝练时代精神的精华，预见历史发展的未来，成为这个伟大时代的良知和脊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