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12年9月28日下午，全国政协西藏代表团在法国巴黎会见了旅法的学者以及华侨代表，并为在法华侨介绍西藏现状，同时也在当天举行的座谈会上听取了在法华人的看法。以下为出席座谈的嘉宾之一，宋鲁郑在座谈会上的发言稿(本文为作者修订后的发言稿)。这个发言既针对涉藏事务中如何处理一些敏感话题与事件，同样也对中国整体对外宣传做出思考。（作者发言稿原题为：中国如何回击西方的宣传?——宋鲁郑在政协西藏代表团巴黎座谈会上的发言）
中国对外文宣面对西方三个群体。
一是政治和经济精英。
这个群体，其实根本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他们不但什么都明白，而且完全是国家或者经济利益置上，都知道如何行动。四天前（9月24日），中国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现任总理埃罗亲自出席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非常荣幸和高兴与大家共享中国国庆的喜悦，也借此机会再次证明法中两国根植于共同历史和优秀文化的深厚友谊历久弥坚。他还高度赞扬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发展两国关系满怀抱负，希望将中法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愿在信任对等、互相尊重、坦诚对话、保持稳定以及尊重各自价值观的基础上，加强两国合作关系。
如此高规格，前所未有。尤其还是社会党人的埃罗。要知道埃罗在担任南特市长时，就是达赖喇嘛的无条件支持者。2008年，就在中法外交关系波涛汹涌的时候，埃罗在悬挂着西藏雪山狮子旗的南特市政府会见了达赖喇嘛，双方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分钟的会谈，埃罗向达赖喇嘛表示，在南特，达赖喇嘛就像是在自己的家中一样，达赖喇嘛捍卫藏人权益的斗争是正义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一向支持达赖喇嘛的原因。 可是一旦他当上总理，就立即变了。频频向中国示好。原因不外是法国的经济危机越来越恶化，8月份失业人口就超过三百万，达到十三年的新高。而中国经济总量已是法国的三倍，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可以出手救助的国家。
法国（也包括西方）政客多变的本色——而且是无原则、无底线、不择手段，体现在任何一个国家。2011年12月，法国一直坚定的支持本阿里，但当本阿里乘机要逃亡法国时，却在最后和最危急的一刻被拒绝、被抛弃。2007年卡扎菲访问法国时，也是破格、高规格接待。但翻脸时，却一定要置之于死地。
政治精英如此，经济精英也同样。还记得全球经济危机之前，西方对中国主权基金中投公司这样傲慢提出条件：只有中方放弃表决权，才可以购买这些公司的股权！中国当然一口回绝。当然，这也等于帮了中国。假如西方不这样傲慢，中国可能就要和西方一起共患难了。可是令西方想不到的是，转眼间经济危机就把他们逼到绝境，这时他们竟然还有脸面来找中投公司，声明绝无任何附加条件。
2008年中法冲突，曾引发抵制法国货的热潮。结果法国第一首富法国第一首富、家乐福第一大股东、路易威登集团主席Bernard Arnault急忙在法国第一大报《费加罗》报发表声明，公开支持北京奥运会，并表示“中国受到的攻击同样令人震惊”。今年这位首富更因为经济利益而加入比利时国国籍引发举国讨伐。试想，这样追求经济利益的人、一个连自己国籍都不在乎的人，怎么可能会为了西藏而得罪中国？
所以对于法国政客、经济精英，不需要多说什么。在他们的眼里只有利益，没有道义。只要中国强大和稳定发展，政客们就会一直对中国热情有加。而一旦他们不需要中国，或者中国自己出了问题，他们也只会落井下石，火中取栗。
二是知识精英。
知识精英要分两类。一类是顽固反华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这些人，我们也不需要花费精力。他们根本看不到事实，缺乏学术操守，就是撞了南墙也不会回头。或者他们已经形成利益集团，成为自己利益的捍卫者。比如参议院西藏委员会今年3月举行研讨会，参加的学者都把西藏当成谋生、立命的手段，是根本不可能改变的。
另一类则是对中国或者不了解，或者对中国了解，也能较客观反映中国的学者。这个群体基本上都有较高的学术伦理，注重事实。对于这个群体，中国要向西方一样进行扶持。
在西方，任何站在中国对立面撰写西藏事物的书籍都是名利双收。美国的范普拉赫在写西藏应该独立的《西藏的地位》一书时，得到了西方四个基金会的支持：美国两家，英国一家，荷兰一家， 西方的学术机构、官方机构一律绿灯配合、支持。西方媒体对之更是大肆宣传，各种译本迅速出炉。而要站在客观立场上谈论西藏，则往往名利全无，遭到全社会的冷遇。比如贫病交加的徐明旭写西藏没有理由独立的《阴谋与虔诚》一书时，得不到任何基金会支持，西方媒体也封杀他。他一直想把这本书译成英文，也由于财力所限，无法完成。但很令人讽刺的是，他1979年批评大陆腐败现象的小说《调动》却主动被翻译成法文和日文！今年法国学者MAXIME VIVAS出版了《达赖喇嘛：并不这么禅》。据了解，他个人也是一无所获。
在今天西方的现实是，批评中国、反对中国的，就能得到狂热的支持，而客观表现中国的，则孤立无援。假如中国再不向西方学习，恐怕就永远处于被动境地而永远丧失话语权。
第三是大众百姓。
最有效影响大众的手段是媒体和影视。
现在西方媒体普遍处于亏损中而难以为继。倒闭的大报也已经不少。如法国的《论坛报》，美国的《新闻周刊》。虽然中国收购《新闻周刊》失败，但并不表示不可行。中国应该继续尝试。
另外，不要被西方新闻自由的借口所迷惑，其实它们对媒体管理的有效性远远超过中国。2004年中法俄德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又恰逢中法建交四十周年。当胡锦涛主席访问法国时，任何抗议人群都遇到警察极其粗暴的对待，然而所有的法国媒体都视而不见，沉默以对。
不仅新闻自由如此，就是西方认为最基本的人权：游行示威也一样。2008年奥运会前夜，藏独申请游行被巴黎警方拒绝，因为此时萨科奇总统正在北京出席奥运会开幕式。然而，奥运会当天发生格鲁吉亚与俄罗斯的战争，格鲁吉亚侨民到俄罗斯使馆门前的抗议立即得到批准。这个月，法国《查理周刊》刊登了反穆斯林漫画，引发穆斯林的抗议，但他们的游行申请一个都没有被警方批准。显然，只要涉及到国家利益，这个权利和新闻自由一样是随时可以剥夺的。所以，中国只要施加压力，完全是可以减少西方媒体对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歪曲报道。
除此之外，影视的作用，必须引起中国的高度注意。
目前西方针对藏独、台独、疆独都有影响广泛的影视作品。如表现西藏的《西藏七年》、表现达赖一生的《KUNDUN》（BBC的《西藏一年》还算是倾向性略差的纪录片）、支持台独的《被背叛的台湾》、支持疆独的《爱的十个条件》。西方的百姓就是通过这种歪曲事实、存在严重偏见的电影来理解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事件。所以他们认为1959年以前的西藏实行民主制度，西藏一直是独立的“国家”等，从而在民意上反过来给善变、多变的政治人物施加影响。
中国在影视方面显然还是远远不够，没有意识到它对西方社会的巨大影响力。
最后要说的是，中国的国际形象并不取决于中国的表现，而是取决于媒体。不妨看看西方媒体是如何对待发生在美国纽约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加拿大经济重心魁北克持续数个月的学潮、南非枪杀几十名矿工事件，而又是如何对待发生在中国村一级单位的事件。
中国和西方话语权的博弈，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捍卫中国的核心利益，更是中国能否和平崛起的关键。我们认为，只有了解西方宣传的手法，了解它们运作的机制，取长补短，在中国不断增强的国力基础上，才可以改变这种不对称现象，也才可以重新夺回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