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中国的崛起一样，这一场空前无比的反腐同样具有巨大的外溢效应。
首先是中共执政地位的合法性更加稳固和增强。中国传统上，政权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执政绩效的基础之上。所以反腐败在中国才会上升到政治安全的高度。
其次，这场反腐尽显新一代领导人的执政能力。也同样向世界展现了中共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的生命力。长久以来，不少海外汉学家和自由派人士，否定中国制度的一个理由是所谓的人才逆向淘汰。美国学者裴敏欣十八大前在美国《外交》杂志撰文阐述：中共为什么无法选择优秀的领导人。显然，十八大后中国领导人不到两年的表现，是对这些理论最好的回应。
第三，拥有稳固合法性的中共可以更有效地应对内外矛盾和冲突。从国内的角度讲，在中国改革进入所谓的深水区后，改革将会加速和深化，改革面临的难点和瓶颈也将会被突破。对外，一个更加团结、政治更加稳定的中国也将同样震撼和中国有领土冲突的国家，如日本、越南、菲律宾。对于努力重返亚太、遏制中国的美国，也同样是一个清晰的信号。
第四，反腐也让公务员这个一度令人羡慕的职业开始日渐失去光环。不仅国考人数大幅下降，更出现了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的另一波公务员下海潮。这一溢出效应效果如何，现在还难下定论。从积极的一面看，人才有了更多的选项，而更多的领域特别是商业领域也将拥有更多优秀人才。重官轻商一向是中国的传统，在市场经济下，人才都是跟着资源走的，这或许有助于人才的合理分配，有助于人才的纵向、横向流动。从消极的一面看，一向以吸纳了全国最优秀人才而著称的公务员队伍，恐怕将难再现昔日的盛景，其治理能力难免会受到影响。
最后，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周期下行阶段的到来，海外一片唱衰中国之声。甚至不少学者充当起了算命者，认为中国将在十年到十五年崩溃。其理由竟然是苏联共产党执政极限是75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71年，中国不可能打破这个极限。如此逻辑和推理，可见西方这些汉学家的学术水准，他们的学术被主观的立场所绑架。现在随着徐才厚、周永康等超级大老虎的落马，这些人的学术成果又必将成为世人的笑柄。
中国腐败的成因
周永康的落马，让笔者一下想到了曾任职于哈佛商学院的黄亚生教授。就在此前，他曾信心满满地说为什么看好印度、看衰中国。因为印度民间可以成立“我行贿了”网站，揭露印度的腐败。而在中国却行不通。可是黄亚生先生不知为何忽视或者回避一个事实：今天的印度远远比中国腐败（据德国“透明国际”组织历年腐败排名）。我还真期待黄亚生先生给出一个解释：何以一个既民主又司法独立，还有新闻自由，民间还可以建立“我行贿了”网站的国家，远远比中国腐败？
确实，根据西方的理论，只要不是多党竞选的社会，由于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和制约，将无法治理腐败。看来中国又一次挑战了西方的理论。
其实，西方太多的理论拿到中国后都出现了显著的失灵现象。比如它们声称市场经济只能和西方的民主制度兼容。但邓小平就不信这个邪，认为市场和计划都不过是手段而已。结果三十多年来，中国市场经济的表现居然还优于西方。当然，昔日的印度也不信这个邪，在“民主制度”下搞了四十多年的计划经济。
不仅中国的反腐败挑战了西方的理论，中国的腐败也同样挑战了西方的理论。西方一向认为，腐败会扭曲市场信号，错置资源和损害公平，必然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可是中国三十多年来，腐败一直很严重，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却一直很高速。尤其特别的是，越是经济发达地区，腐败越是严重，查处的官员越是众多。以至于美国学者魏德安写了本专著《双重悖论》，来解读中国特殊的现象。他的结论也很有趣，中国的腐败属于发展性腐败，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腐败日益商业化，这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刺激作用。而有些国家则是掠夺性腐败，蚕食了国民经济。不过魏德安的另一个结论也很重要：由于中国政府的反腐措施已发挥一定效力，使腐败得以控制而不至于对经济造成毁灭性的破坏。这不由令人想起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时，支持西方的学者们不断向世人重复一个词：创造性破坏。这大概和发展性腐败有一拼吧。
然而解读中国的腐败，不仅需要放眼人类共同的发展历史，还要回视自身的特殊因素。
确实，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在经济起飞阶段，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阶段，都发生了严重的腐败现象。十九世纪下半页的美国被称为“盗窃横行的时代”，政治体制充斥着唯利是图的企业主和政客。参选各方都需要依赖街头恶棍威胁选民、贿赂、舞弊。政治人物胜选后，立即给予回报。魏德安的结论则是：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似乎更类似于镀金时代的美国”。针对中国，还有更奇特的结论。美国《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发表题为《中国腐败程度不及美国当年》的署名文章。文章引述经济学家卡洛斯·拉米雷斯的研究成果称，剔除通货膨胀和物价差异，中国目前腐败程度可能跟同一发展阶段的美国差不多。按2005年的不变美元价格计算，在两国人均收入2800美元时（中国1996年，美国19世纪70年代初），美国腐败程度达到中国的七到九倍；到两国人均收入7500美元时（中国 2009年，美国1928年），两国腐败程度大致相当。
这种共同的历史现象并不难理解，转型期缺乏规则，工业化带来的巨大财富也给腐败创造了条件。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腐败的成本增加，同时再加上法律的完善，腐败终于被控制到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程度——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令腐败绝迹。
事实上，腐败的根源在贫困。根据“透明国际”的排名，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一个国家越贫穷就越腐败，廉洁国家都是富裕国家，这和制度无关。不管是廉洁还是腐败国家的行列中，什么制度的国家都存在。
这个结论同样可以解释中国在“透明国际”的排名一直处于提升状态，这和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态势是一致的。这同样也是为什么“透明国际”认为中国是这个排名发布以来进步最快的国家。
然而除了腐败的共性因素，中国则还有其特殊性：超大规模和文化。
看一下德国透明国际的排名，就会发现，富裕国家中，国家（地区）规模越小，清廉度越高。比如排名前十五位的丹麦、芬兰、 新西兰、瑞典、新加坡、瑞士、澳大利亚、挪威、加拿大、荷兰、冰岛、卢森堡、德国、香港、巴巴多斯。这些国家人口要么只有几万、几十万、几百万，过千万的只有德国和加拿大。
之所以如此，就是规模越大，治理腐败的成本和难度越高。中国是拥有十三亿人的超大型国家，而且还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所以中国出现大量的腐败，并不令人意外。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透明国际”排名中是最廉洁的国家，仅次于巴西。从中也可见中国反腐败的有效性和打击的力度。
文化上的原因则要归于人情社会。人情社会不仅放大了腐败的程度，而且增加了反腐败的难度。许多贪官在自诉中都提到迫于人情而不得不受贿的心态。这一点，如果观察一下台湾这个号称唯一一个华人民主社会的地方，或许有更清楚的认识。根据西方的理论，贿选一般都发生在贫穷国家或地区。但台湾却是一个例外：即使台湾早已是发达经济体，但贿选却仍然十分普遍和严重。这里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情社会这一文化因素导致的。
可以说，发展阶段、超大规模以及人情社会，是中国产生腐败的三大根本原因。
中国有效反腐的原因
在西方看来，中国是一个非民主国家，然而却能够有效的打击腐败，其表现甚至远远优于很多民主国家，实在无法理解，可谓又一次挑战了西方的定律。大家可能还记得新兴民主国家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就非常羡慕中国的反腐败能力，认为中国可以将罪犯绳之以法，而乌克兰只能清谈，束手无策。
中国能够有效反腐，首先要归于中国的政治传统。即“民本主义”（民为贵，君为轻，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和“天命”理论。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为民和执政的有效性，一旦违背，其合法性即丧失，被取代就是合理的。如果看一下中国政治发展史，这个理念一直是主线。反观西方政治学史，强调的是国体、政体的划分，何人执政，主权在谁以及三权分立、制衡等等。
西方之所以要三权分立，要实行民主，是和专制为祸之烈有关。而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类似的政治现象，则和民本主义的政治传统有关。中国没有产生，是因为没有必要。东西方分别有写给帝王如何执政的专著。中国的《资治通鉴》强调的是吸取历代教训，更好的治理国家，如何赢得人民的爱戴。而西方的《君主论》则是注重的帝王之术，其名言是令人恐惧胜过令人爱戴。东西方政治传统的区别可以从这两本书得到充分的表现。
有许多学者把西方的道路视为普世价值，显然没有看到西方出现这种政治现象和发展的背景。
此外，这一轮反腐的深度和广度远胜于往昔，其原因有二。一是今天的中国正进入“三期叠加”：经济下行周期、结构调整期以及刺激政策的负面影响期。此时的中国社会对腐败的不满更为强烈，更难以接受。也直接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和中国的政治稳定。二是中国今天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已经具备了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这一阶段，发展和效率已经不是最为迫切的。相反公平、公正和消除社会消极现象已成为现阶段的首要任务。而且反腐败虽有成本，现在的中国已完全可以承受这样的成本。
随着周永康的落马，西方又开始解读中国的反腐败能走多远以及反腐前景。且不管西方这种瞎人摸象式的解读，我本人还是非常乐观。这不仅仅是由于此次反腐令人意外的“刑上常委”，更是由于中共本身对反腐败的清醒认识。主导此轮反腐败的常委王歧山，在行动之初就已经声明先治标，再治本，以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而治本的方法就在即将举行的四中全会上。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以依法治国为主轴的全会。显然，中国不仅有反腐败的决心、能力和清醒的判断，更有正确的反腐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