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冷战后预言西方的制度模式是人类最高、最后发展阶段的福山，在今天却说出这样一番感叹：“21世纪第一个十年则出现民主衰退。参与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中，约有五分之一，不是回到威权主义，就是看到其民主制度遭遇严重侵蚀”（《政治秩序的起源》，第4页）。
不过，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曾出现短暂的回光返照般的“阿拉伯之春”。但随后呈现给世人的则是埃及的军事政变、利比亚的无政府混乱、叙利亚和也门的内战、沙特组织的联军对巴林的镇压以及空前规模涌向欧洲的难民。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当东南亚国家缅甸举行历史上第一次公平、公正选举时，全球包括西方都显示了少有的冷静。美国虽然对缅甸的变化极为欢迎，但表态却极为谨慎。其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Daneial Russel）称，缅甸经历了50多年的军政府独裁统治，一场选举并不能重建民主。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Josh Earnest）更表示现在谈美国对缅甸的政策变化，还“为时过早”，也不会解除或减少对缅甸的各种制裁。
显然，民主化后的缅甸究竟走向何方，是如同韩国、台湾一样，还是会重蹈泰国、埃及、乌克兰等国家的覆辙，对世界来说仍然是个巨大的问号。
今天的缅甸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GDP刚过一千美元，基础设施落后，社会贫富差距很大，城市化率只有30%左右。其腐败程度全球倒数第二，仅好于无政府的索马里（随后则是年轻的民主国家伊拉克和老牌民主国家——民主了两百多年的海地）。更严重的还有激烈的民族冲突和国家认同挑战，各方内战长达几十年。
应该说，缅甸之所以走向民主，是因为实行了五十多年的军政府模式的失败，是希望通过民主来解决自身的问题。然而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表明，民主和促进经济发展并没有相关性，倒是经济发展之后再实行民主，则往往更为稳固。也就是说，对于成功的国家而言，民主不是经济发展的因，反而是它的果。
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有“两个凡是”规律：凡是成功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或地区，都是在工业化完成之后才实行普选民主的，无论老牌的民主国家英法美还是后起的韩国、台湾；凡是工业化完成之前就实行普选式民主的，没有一个成功的，不管是印度、菲律宾还是众多非洲国家，都是如此。当然，也有新加坡实现现代化后仍然一直坚持自己东亚特色模式的。也就是说实现工业化并非走向民主的充要条件。
显然，没有人会指望缅甸来打破世界近代以来已经证明了的铁律。原因也不难理解，虽然任何国家都可以搞普选民主制，但民主制度要想良好运转是有许多前提条件的。比如成型的国家制度，中产阶级为主体，良好的法治体系。西方就是先有法治后有民主的。但缅甸大选结果还没公布，民盟领导人昂山素季就已经声称：“如果民盟获胜，我的地位将会高于总统”。“民主之母”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人。
这里需要多说几句的是中产阶级。自从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提出“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它就成为西方民主化理论的金科玉律。确实，一个国家如果中产阶级占少数，由于害怕被穷人瓜分财产，反而倾向于反对民主。这就是泰国80多年的民主悲剧和闹剧的根源。在泰国城市中产阶级，构成了民主的反对力量。因为泰国的中产阶级占人口的30%，他们提出了极端荒谬的政治主张：70%的国会议员和官员靠任命，30%的靠选举。
今天的西方，民主之所以遇到挑战，从外部讲是中国的成功，内部看则是中产阶级的加速萎缩。福山在谈到民主的未来时，就曾忧虑地提出：“假如中产阶级逆转，开始萎缩，自由民主制将会怎样？”他进而指出这个过程在发达国家可能已经开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收入差距有大幅增加。最为显著的是美国，那里1%最富有家庭的收入在1970年占GDP的9%，到2007年则增加至23.5%。相反自1970年代以来，中产阶级的收入一直停滞不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办的《金融与发展》杂志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最富有的1%群体占有全国财富之比到2009年升至40%，而80%处在社会中下层群体仅享有全国财富的7%。Huffington在其专著《第三世界的美国》（Third World America）提到，每个月就有12万个家庭破产，美国的中产阶级正在消亡。
其他国家如德国根据经济研究所统计，从2000年至2007年，德国在收入中间值70%至150%范围内的中产阶级人口占比从62%降至54%。
当西方社会中产阶级逐渐成为少数之时，西方的民主制度就走进历史。民主的发源地前景都如此不妙，何况零起点的缅甸呢？
缅甸另外一个不可能成功的原因则源于它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且民族矛盾相当严重。
缅甸共有135个民族，其中缅族占人口总数的60%，各民族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先后涌现出几十股大大小小的少数民族武装，在边境地区与中央政府进行武装对抗，到现在民族之间的战争尚未平息。截止20世纪末，共有17支民族地方武装与缅甸军政府签订了和平协议，其中12支武装的辖区被编为“特区”。各少数民族地方武装“拥兵自重”，形成了“国中之国”的地方割据，导致缅甸国内政令不通，贸易难行，毒品泛滥，使“特区”实际上成为阻碍缅甸经济发展和影响政治稳定的重要障碍。
从全球历史来看，一个多民族国家在走向民主化的过程中必然分裂。就是已经建立成熟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也同样解决不了国家认同问题。英国统一三百多年了，苏格兰仍然要独立，加拿大的魁北克也是如此。
民主和国家统一的关系，多年来一直被公知彻底误导。比如什么大陆不民主，两岸不统一。但事实上，任何一种制度都解决不了多民族国家的认同问题。因为国家认同或者民族认同和制度无关。对于台独人士来讲，大陆实行什么制度都改变不了他们的独立立场。正如今天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一百多年来都在追求独立，不管国家是法西斯制度还是民主制度。
有的人或许会辩解说，民主固然无益于建立民族认同，无法维持国家统一，但至少可以和平分手。但这种案例仅限于有限的国家，如捷克和斯洛伐克。大多数国家要么是暴力统一要么是暴力独立。美国就是通过暴力实现独立也是通过暴力维持统一。上世纪末南斯拉夫则是在民族仇杀的血腥中解体。已经两次实行公投的加拿大，也没有放弃武力维护国家统一。1971年10月，当魁北克独立势力杀死两名官员后，特鲁多总理立即派军进入，并宣布戒严，逮捕大量的无辜民众。2003年前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Jean Chretien）的传记出版。在这本书中，前加拿大国防部长David Collenette就透露说，武力解决主权问题仍是加拿大政府最坏的打算。万一输了公投，联邦军队会以保护联邦政府在魁北克的资产为由进入。现在加拿大更规定魁北克独立需要联邦和其他省认可，公投不管结果如何，都必须得到联邦政府的批准。
缅甸实行民主化后，各民族会打着民族自决权的旗帜，更加公开和猛烈的追求独立，这往往又不被主体民族所接受，新生的民主恐怕将淹没于种族仇杀的血泊之中。
缅甸还有一个独特的因素：即军方的存在和昂山素季特殊的身份。双方如何互动，在这个基础上国家如何运作，也将决定着缅甸的民主命运。
缅甸军方长期执政，其权力和利益基础根深蒂固。虽然军方在国内外压力下走向民主，但仍然留下许多伏笔。比如缅甸军方不仅拥有不经选举即可产生的国会四分之一席位，对缅甸宪法修正及重大事务的一票否决权以及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权、缅甸国防部长、内政部长和边境事务部长的任命权。缅甸军方拥有宪法赋予的最终裁决权。而且事实上，缅甸国防和安全委员会被认为比议会拥有更大权限。凭借此种安排，它不仅可以保障自己的利益，也将在缅甸新政府运作和国家未来发展方向上有发言权和决定权。军方和民选政府如何互动，将考验着各自的政治智慧。不过，缅甸全国民主联盟中央执委会秘书长、民盟发言人那温（Nyan Win）此前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若在选举中取得大胜，民盟将推翻1988年以来军政府主导的所有法律。如此强硬，实非缅甸民主之福。
更重要的是，目前这种制度安排，将使任何一个政党都很难过半，单独执政。民盟在缅族人口占多数的缅甸核心区赢得绝大多数席位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想要在少数民族占多数的掸邦、克钦邦、钦邦、克伦邦、孟邦、克耶邦等地区大胜绝非易事。毕竟，在这里当地的少数民族政党也有着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这样最终出现的只能是联合政府——如果民盟不过半，甚至是军方主导的联合政府。西方和世界各地的经验也表明，联合政府极易解体，引发政治动荡。
昂山素季由于丈夫和两个儿子均是英国籍，根据现行宪法，她无法担任总统。假如日后想修宪，就必然要先过军方这一关。另外，民盟推出的领导人如何与想垂帘听政的昂山素季互动，同样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毕竟，以乌克兰为例，即使同一党执政，总统和总理也因利益和理念不同而常常反目成仇。
根据包升刚先生所著《民主崩溃的政治学》，如果一个国家选民政治分裂严重，民主制度则极易崩溃。很不幸，缅甸就属于这一种。
可以说，本来新生的民主就非常脆弱和不稳定，再加上缅甸特殊的政治生态、民族矛盾冲突、贫穷和经济困难，缅甸民主之路恐怕凶多吉少。
对于军方而言，渐进式的民主转型设计（2003年启动，七步走规划，长达十二年以及军方掌握四分之一的议席）固然是考虑到转型期的高风险，但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坐等民选政府出错或者无力解决国内尖锐而复杂的矛盾。等到民意发生变化，军方无论是通过政变、“选票”或者宪法规定（据现行缅甸宪法规定，缅甸军方有权力在特殊情况下接管国家政权），都将重返政权一线。就如同今天的泰国和埃及。届时西方出于现实以及对中国的遏制，也不得不予以接受。相信这一幕并不会久远。缅甸民主的命运，实质在启动的那一刻就已注定。缅甸将再一次以它的实践提醒世人，不畏艰难探索一条适合自己而不是惰性般地照搬他人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最后要说的是，缅甸一直是中国长期友好、关系密切的邻国，也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参与国，而且昂山素季对华的立场也十分务实，早就超越意识形态。所以中国自然希望缅甸稳定，能够渡过高风险的转型期。事实上，中国完全能够在缅甸的转型过程中发挥相当的正面作用。比如，已经有少数民族呼吁中国参与斡旋缅甸的民族和解谈判。而当矛盾激化时，中国则可以施加影响令各方保持克制，尤其是军方。然而，中国最重要的作用则在于帮助缅甸的经济发展。只要缅甸的经济持续得到改善，就能促进该国的稳定，进而顺利的度过转型期。从这个角度讲，在中国的帮助下，缅甸或许能创造一个奇迹。毕竟，历史虽然是必然的，但也充满了太多的偶然性。
